后记：1995年，波兰
后记：1995年，波兰
父亲去世三周之后，我独自一人去了华沙。出版社的亚历山德拉和英国文化协会的杰夫来机场接我。入城的一路上，烟雾中洇着落日，像是车流耗的油产生的直接效果。在某个地下室的酒吧里，有一场记者招待会，还有官方口译者和亚历山德拉之间的一场争吵——前者译过后，后者又不断地再重新来过。有一位记者对我的丧父之痛表示了同情。我发现自己第一次能在家庭成员圈外自在地讨论父亲了。我说这必定是极其的可怕：语词的背叛。对金斯利来说，这一定是内心死亡的一刻……接下来是在一家书店里签名售书（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一样的痛苦），不含朗读。之后是晚宴。看了那么多有关我牙齿的报道，亚历山德拉将菜单上有点硬的食物都去除了（出于同情，她展露了一下她自己弯弯曲曲的上牙龈）。这么做她非常细心周到，可没能给寡淡无味的鲤鱼冻添上点滋味（再说，现在我能吃一大块牛排）。那儿的人我都喜欢，也喜欢他们用英语的方式：“你知我知，灯柱儿知。”“替我们说句好话。”(1)再下来是泽特电台(2)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以民意测试的结果开场，说明在波兰没有人听说过我。因此，当我被问到“您对波兰的看法如何？”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波兰——虽说我当然听说过波兰，也思考过有关波兰的几件事。我觉得，她是地球上最受误解的国家之一。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眼神，你都能感觉在暗示着这一点。第二天早上，我和老朋友兹别格涅夫碰了面。他现在是华沙的商人，以其完美的英语（口头交流和专业用语俱佳）很受器重。以前他是在伦敦赚外快的木匠。(3)兹别格涅夫替我做了诺丁山公寓的书架。这公寓按他的说法（他脑子里想着的是吧台、飞镖板和弹球机）是“他妈的天堂”。那天早上，我们喝了点咖啡，之后，先去参观了华沙起义纪念碑。壮观而时新的社会主义雕塑是为了纪念1944年7月31日这一时刻（纳粹撤退，华沙成了“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城市留给了苏联红军）。之后去参观了尼古拉·哥白尼的黑色大理石雕像。他打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他说太阳不是我们的行星，认为“太阳是我们的行星”这一幻象其实是错觉。他是启蒙运动的原动力。我和出版社工作人员、译者一起吃了午饭，做了一个讲座（关于《洛丽塔》）……那天晚上在酒店妓院似的酒吧里，我坐在金属椅子上放松了一把。已经有人警告过我，对这些女人要小心：从大堂租好门卡，她们会自行进入你的房间，开始和已经上了床睡觉的你讨价还价。(4)兹别格涅夫告诉过我，华沙现在成了个“钱城”。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波兰成了人手一册的《商业周刊》的封面俊男。旅店的酒吧也可以提供一个版本：随着穿着皮夹克的大腹便便的商人的到来，他们能变出市场力，也必然会变出穿着粉色连体裤的金发女郎。与此同时，音响设备播放的音乐里传播着自由的爱：花盆男人乐队的《让我们一起去旧金山吧》。(5)
我去了克拉科夫，又去了奥斯威辛。
我十岁时第一次看到这些图像：铁轨，烟囱。
“妈妈，谁是希特勒？”
“不要担心希特勒。你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要在希特勒那年代，他会喜欢你的。”
三十年之后，我写了一部小说。我经常想到，这部小说源起于第一次击中心脏的疼痛感，是由这次对话以及对话给我带来的卑劣的放松感形成的：由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来讲述大屠杀的小说。我的小说部分背景是在奥斯威辛，但我之前从来没来过这儿。
到了小城：奥斯威辛（距离一公里）。这儿是火车站。在它最繁忙的时节，和伦敦维多利亚站、巴黎北站和纽约中央火车站一般大小，也有咖啡店、旅店。我的导游在等我。那是一个名叫多维塔的年轻女人。
你被杀害的梦和你杀害别人（或是唆使了杀人者，是杀人者的好友、主人）的梦，哪一类的梦更让你拼命想清醒过来？第一类的梦可能更会让你害怕得发抖，但第二类的会滞留更久。奥斯威辛现在成了个博物馆，记忆的纪念碑，没有生命。它没有生命，但继续给德国造成致命的羞愧感，给波兰造成无休止的耻辱。
提到这点时，我的导游说，
“波兰曾经停止存在了。”
是的，一点不错。而且不止一次。1939年：雅利安化了，苏联化了；希特勒化了，斯大林化了。战争结束时，波兰发现自己变小了（往西挪移）；首都几乎被夷为平地；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波兰剩下的是奥斯威辛，还有其他各处的集中营……我的导游叫多维塔：健壮优雅，声音温柔，不温不火。她仔仔细细地化了妆，皮肤像上了一层釉彩。但她的双眼没有蒙上尘埃，仍旧清新，没有倦怠。
“我们碰到过到这儿来的人，”她说道，“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搭起来骗他们的。不单单从德国来的有人这么想。也有从荷兰来的，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他们认定这儿什么都没发生，大屠杀不过是个神话而已。”
她是怎么应对那些人的？
“我集中在证据上。一点又一点地讲。但他们否定了。他们不相信。”
不得不承认奥斯威辛-比克瑙营区很难让人相信。但没有躲避开去的心仍旧能感觉到这块地方凶狠的节奏。奥斯威辛本身近距离得让人恶心（霍斯(6)的屋子就窝在绞刑架后面，他的妻儿以前就在那儿的园子里玩），比克瑙营区大得令人恶心。蔑视不屑很难让人相信，相比之下，冷酷残暴更容易让人相信。还有，整个计划中毫无底线的一字不漏地照做不误（所有在欧洲的犹太人？连在爱尔兰的犹太人也被上了名单——所有的布鲁姆们和赫索格们）能让人相信吗？那高效和节俭的色泽能让人相信吗？一个营房的苦工持续干三个月（一向都是三个月。你不是马上被杀，就是设法活命。否则，一向都是三个月）能让人相信吗？那一堆堆的牙刷、一列列堆满了人发的疯狂的火车，其成本之低效益之高能让人相信吗？战争期间，德意志研究会有过一个气象学部门，专事“证明”雅利安种族是从时间之初就在据说已经沉入了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陆地上，在积年陈冰中保存下来的，未被进化混入杂质。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小报式的夸张渲染，慷慨激昂的鼓吹，这些都是在那个层次上的——一个由会说话的动物、起死回生的名人、灵丹仙药、外星绑架、双头婴儿所构成的世界。而另一端是奥斯威辛-比克瑙营区，意识形态成了行动指南。神志不清的自言自语者、站在牛奶箱上晃动着眼珠演讲的家伙——他们的头脑在这儿被演成这一出正儿八经的反乌托邦。
在这个主题上，任何严肃的涉足都会带你经过几个阶段。我发现有这几个：难以置信，哪怕之前对一些事实情况有多熟悉，都会全然重新再一次觉得难以置信；无以发泄的愤怒，身体四下搜寻着，想找到什么方法让世界感知这种愤怒；可憎的谩骂、诅咒和流泪、咒骂、抽泣、想着死者；一种厌恶的感觉，像是有害虫在横行；一种类似（但不代表）悔罪到了极点的恶心（或许这是一种作为同族类的羞耻感）；然后到了最后，停止了抵抗，不得已而同意。终于你辛辛苦苦地一路从不相信到相信。或者说，是头脑经历了这番征程。而躯体，我怀疑需要更长的时间投降，默默地挣扎着走到这一步。这一缓慢的过程在夜间进行：翻滚着，锤碾着，拉扯着。或许这也是一种身体上的共情，或说是在试图寻找这种身体上的共情。内部的重新调整总是突然把我惊醒。那时的感觉就像是一整天坐在超速行驶的车上或是颠簸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躯体致力于与颠动的状态相合，一边又在紧张地抵制……在克拉科夫旅店的床上，我难以入睡。这一过程，我以前已经经历过了，一路上的每一个站点我都认识。
此刻我想起了和表弟戴维·帕汀顿的那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无法看到“西”这个词（“西方”、“西南”、“西边的”中的“西”）而不感到恐怖（“西”-韦斯特：一个人的集中营(7)）。他告诉我，他抬着妹妹的棺材时，感激带子摩擦着他的手——感激痛感，以及痛感不断地持续、提示这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因为痛感的持续，玛丽安去看了并抚摸了妹妹的骸骨……戴维告诉过我他曾连着几个小时的诅咒、哭泣。又如何半夜时起来诅咒、哭泣。我当时觉得是暴行造成的。当这事切身相关，就像戴维那样，要做到的不是接受，而只是要相信这事的发生。暴行一边挑衅着人类的相信，一边又迫害着人类的相信，索求绝不会自愿给予的：接受相信。露西·帕汀顿是我母亲姐姐的孩子。她是我的表妹，不是我的同胞手足，不是我的女儿。从来没有谁让我去相信某件真的是难以置信的事。对一个五十岁的人来说，需要相信的只不过是寻常的那几条（而这些看起来已经很难相信的了）：父母要离开了，孩子们会继续留下去，而我在中间的某个地方。
(1) 两句都是英语习语说法。后句原文有语言错误。
(2) 波兰商业广播电台，于1990年建立，是华沙的第一家私人广播电台。
(3) 看了杰奇·斯克里莫斯基的电影《披星戴月》（1982）之后，兹别格涅夫对杰里米·艾恩斯是波兰人深信不疑，而且艾恩斯其实是个在伦敦兼职打零工的波兰人。我给他看了电视版《故园风雨后》的几个片段，艾恩斯在剧中出演查尔斯·莱德，在整部剧中一直傻傻地笑着。——原文注
(4) 不是直接相关，但已经上了床或是准备上床睡觉这一条让我想起了威廉·巴勒斯的《裸露的午餐》，书中提到替人堕胎者，住在偏街小巷里，穷困不堪。他说，日子是如此的难以为继，他堕落到上街去推搡怀孕的妇女。——原文注
(5) 创建于1967年的英国流行音乐乐队，以《让我们一起去旧金山吧》一曲知名。此处艾米斯似与另一首同一时代的流行歌曲《如果你去旧金山》混淆。
(6) 集中营指挥官（1940—1943），德国党卫队中校。
(7) 韦斯特的姓与“西”（West）是同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