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一：迪莱拉·西尔
事件一：迪莱拉·西尔
1995年晚春，我刚从北美回来，做了一次为时三周的售书巡回活动。做这样的巡回活动，借用伊恩·麦克尤恩的话，你感觉自己像是“以前那个自己的雇员”，因为这下书在市场上了，得保驾护航，推进支持，而你自己已经前行了。呃，我的书《情报》（以及其诸种事端）还和我在一起，纠缠难行，开始如此，后来亦是。不过，对售书巡回活动，我没有什么可再抱怨的了。有些作家比另外一些作家更倾向于觉得这是另一自我降低身份/孤军无援/无聊乏味/奔波疲累；有些作家不容易分身有术，而且非得藏身在有护城河、铁刺网护卫的地方不可。(1)售书巡回已经不再是让人不齿的新鲜事了，如今已被认可为生活的一部分，职业道路的必走程序。到了每一座城市，将自己呈现给当地的媒体。之后到了晚上，“被媒体过了”的你，出现在某家书店开始表演。这时候会发生令人得益的好事，因为你面对的是你最无价的财富：你的读者。“读者见面”会对作者大有好处。有时候在排队签名的队伍中，我会看到一双眼睛静静地告诉我，曾经发生过的思想情感的共融合一，而我也感受到相应比例的渗透输入。
那个春天的早上，我是坐夜航班机到的。我的飞机还偏离航线去北极停了一下，晚到了四五个小时。我感觉，售书巡回后总是伴随着极度的时差综合征。要不算是极度的，但那状态和极度时差综合征也很难区分开来。那分身的两人清洗过之后，作家（那个不太脆弱的家伙）现在得卸去按日程行事的自我，重新回到之前的自我。那是个星期天。我和我的鬼魂单独待在公寓里。我们俩喝了咖啡——或者说，我泡了咖啡，我的鬼魂喝了咖啡。他洗了个澡，清洗了所有那些装束，而我也感觉好多了。我们一边传着一支烟抽着，我一边查看信件。有一封信，读了第一句的一半，就让我突然跌坐下来。我可能低声对我的鬼魂说，这估计是写给你的……
那天晚上，我的胸袋里揣着那封信，陪伊莎贝尔去诺丁山门的影院看《奇大无比的冒险》——是根据贝丽尔·贝恩布里奇的小说改编的。贝丽尔，真是抱歉极了，大多数时候我都睡着了（断断续续地睡得很沉），然后就离开了。我们就在附近街上的披萨意面店会合一起吃晚饭。餐单上有一道可以翻译成“出自祖母的手袋”的菜。早先有一次来的时候，伊莎贝尔问过“金赤”他想不想要来一盘发叉和补牙膏。我把信从胸袋里取了出来，递到桌子的对面。
伊莎贝尔读完了，说，
“……好。”
“没有什么理由说这不是件好事，对吧？”
“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让她的脑子转回到了二十年前。她立即说道，
“照片还在我这儿。”
“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妈妈？”
“就在这儿，梳妆台上，”她说。
现在，这张照片就在书房的架子上，离我的书桌一臂之远。
* * *
我觉得要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来讲这个故事，这一点很重要。毕竟，我的对话人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岁：老大路易斯，老二雅各布。为了这件事，我把两个男孩带到一家叫“香料市场”的中国饭店。当时他们很推崇这家饭店，自助餐尽可吃饱，而且还有嗞嗞乱爆的蒙古烤肉。我打算要告诉他们的是一件家里的事，一件私人的事，但我知道不能一直只是我的私事。和我亲近的人普遍觉得我应该再等等，对这一消息，“俩男孩还没准备好”。但在我看来，我别无选择。再强调一点：我并不能完全依循我的自由意志。新闻媒体可不会在意男孩们是不是准备好了。(2)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认为当时男孩们已经准备好了，向来都准备好了。我深信我的儿子们的道德正义感。
“以前，有个小女孩，”我说。
我说，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以前，有个小姑娘，叫迪莱拉。她有个弟弟，有个妈妈，有个爸爸。她两岁的时候，妈妈死了。妈妈自己杀了自己。她上吊了。迪莱拉和弟弟一起长大。是爸爸把他们带大的，他又找了个妻子。她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得知她的父亲并不是她的生身父亲。所以，突然间，她似乎没有爸爸妈妈了。
路易斯和雅各布异口同声地说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都会异口同声地一齐说。
“好可怜啊，”他们说。
“呃，儿子，生身父亲……是我。”
“很好，”他们说。
我们继续聊了下去。
很好，很好——似乎不错。
会面安排在晚上七点钟，在骑士桥的一家“伦勃朗饭店”的酒吧。对要画人脸肖像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富有威力的名字，富有挑战的精神。很快，两张人脸就会对上了，就像在镜中一样，带着前所未有的好奇相互对望着。我早到了二十分钟，由必不可少的伊莎贝尔陪着。我的双手抖得厉害。它们总是在发抖的，我的那双手，但那天晚上它们像是和我分离了开来。手中的茶杯和茶碟听起来像成了一副响板，一杯冰饮像是成了沙球。我们坐在沙发上，四周围着灯盏、矮桌、小饰巾、椅套。我盯着门。她知道我长得什么样。我知道她十九岁，整点钟声敲响时她会到来。
前一天的这个时候，在同一家饭店的同一个酒吧里，我和迪莱拉的父亲，或者称“联席父亲”——帕特里克·西尔，长谈了一次，他是位才艺多样，颇有声望的人物：文学经纪人、艺术品商人、驻国外通讯员和中东问题专家。他是数部著述的作者；他也是我外套口袋中的那封信的作者。在这次会面中，他的态度和他的信一样，直截了当，无懈可击。帕特里克告诉我，他原先的计划是等到迪莱拉二十一岁时，把一切都告诉她。由于家庭政治的介入（有个继母，还另有两个孩子），这下迪莱拉知道了。她已经知道有几个月了。那她的反应如何？帕特里克描绘了这一过程：始于痛苦悲伤，此后逐渐更能适应。以他超级朝前打算的方式，他给了迪莱拉一盒子我的书（像是某种工具）再加上一小时长的访谈录像带。出现在她面前的我，部分是通过其他的介质，由我自己——还有其他人来传递：迪莱拉估计会知道我抛弃了两个儿子去纽约和一个富家女住到了一起，稍微好一点的是挥霍了大把的预付稿酬买了个李伯拉斯(3)式的露齿微笑……但这是第二层或是第三层的事。她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对我的身份（更不消说外在的壳子）肯定是全然无视的。我试着想象那一刻，看到她在失去联系的惊慌中扑腾着。联系——同她的父亲、弟弟——看似断裂了，但事实上并没有。而这儿另有一层关系正等待着接上头。我也想到了，这个夏日的晚上，她鼓起了勇气，踏上台阶推开了门。
她走了进来。
“是你吧，”伊莎贝尔问。
然后是拥抱亲吻了这个有着我的长相的女孩。
第二天的电话上，帕特里克和我的交谈彬彬有礼地像是超现实。感觉这些说出的句子闻所未闻。我祝贺他有这么好的女儿；他祝贺我有这么好的女儿。
“好可怜啊，”两个男孩听完她的故事后，异口同声地说。“很好，”我告诉他们谁是生身父亲时，他们说道。“你们这么接受这件事，我很高兴，也非常为你们骄傲。”还大大松了口气，我可能还这么加了一句——不过我不觉得像是卸下负重，因为我从来没觉得为此事担心过。这两人组皱着眉，又来了一次奇异的合唱，“没什么理由我们要不高兴呀？”是呀，的确如此。没什么理由要不高兴。一两天后，迪莱拉初次来吃饭。门铃一响，两男孩就蹦起来，跑着去开门请她进来。
六个星期之后，路易斯上完一堂吉他课，我去接他（嗨：那些吉他课上到哪儿去了？），我们去报刊店看看买一本漫画或是足球杂志。《每日快报》的头版上登着迪莱拉和我的照片。我不太用这个副词“挖苦地”，但他就是用这种口气说的：
“坏事又上报了哈，爸？”
“我不知道。可能不是坏事呢。”
就冷酷无情和感伤多情之间的对应一致关系，我不提名字，引用了他祖父的话。
“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我说，“我想这一次他们会编一出暖心暖肺的。”
“天呐。可还是。”
“就是这么说呢。”
迪莱拉在一处安全的地方，至少算是遥远的地方，而且会不在三个月。可《每日快报》还是派了记者追踪她——一路去了厄瓜多尔的基多。迪莱拉配合了（配合是我们的策略，帕特里克设计的），接下来的文章就挂上了副宽宏的笑容。所有相关的报导都差不多：对我们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微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迪莱拉的青春——她坦坦荡荡的天真和脆弱——让媒体的情绪软和了下来。我非常高兴他们没有想要伤害她。不过，我挨过这一段就像是挨过（一边数着自己值得庆幸的事）某个臭名昭著发酒疯的醉鬼的一段哭哭啼啼。我们的故事在日报上转了一圈，又被周末的报纸作了话题，多些体贴慎重地念叨了一遍。随后又来了一桩真相大白的事件。
G.K.切斯特顿(4)在他那篇有关《老古玩店》的文章中提到，有一种批评或是评论能让作家“惊得从靴子里蹦了出来”。这样的情形越来越稀少了。我猜想，十分之九的作家一辈子都不会碰到过一次。但确实是有，而且发生在我身上了。在周末报《观察者》上，小说家莫林·福利列(5)直截了当地回顾了我的小说，指出这一连串人物的准时到达——失去的女儿、流浪的女儿还有被指认的父亲、逃遁的父亲，刚好凑上我第三部小说《成功》（1978）。而且，所有这些形象在之后的每一本书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对这一分析诊断，我无法辩驳。这正好应了我们第一次通话时，帕特里克说的话：“我估计这事一直在你的脑海深处。”是的，一点不错：在脑海深处。你的书写源自脑海深处，想法尚未成形，忧虑尚未出声。那正是书写的源头：沉默的忧虑。对福利列阐释的简洁显明，我觉着简直有点令人尴尬。但这也深深地安慰了我，因为这说明在精神上我已经和迪莱拉在一起很久了，远远超过我所知道的。
这一阐释还不完整。至少还有一个鬼魂的存在，另一个让人理想化且又为之忧惧的鬼魂。离我右肩一尺远的地方摆着个透明的相框，相框里背对背放着两张照片（它们是怎么一起在那儿的呢？）。一个是迪莱拉·西尔（两岁，穿着印花的裙子和凉鞋），另一个露西·帕汀顿，戴着眼镜，穿着校服，坐在一个拉上帘子的摄影室里……还有第三人的存在，也是缺席的第三人：迪莱拉的母亲拉蒙娜，她于1978年上吊自杀。
我发现自己写了不少有关自杀或是围绕自杀的文字。自杀，所有话题中最为阴郁的——最为悲哀的故事。它唤醒了我心中的恐惧和悲悯，但同时也驱使着我，驱使着我写字的手。或许是因为我整日在做的事，同自杀者瞬间做的事，处在对立的两端。切斯特顿（又是他）说过，自杀比谋杀更为沉重。谋杀者杀害的不过是一个人。自杀者杀害的是每一个人。昨天还有什么其他潜意识的记忆让我走下楼，找出某一本小说，翻过十三页之后，看到了这一段：
我现在明白了……以前对自杀前专注的念头的认识有多么的老套。决定毁灭自我的人是远离日常琐碎的种种的；在那一刻，他坐下来写遗书这一举动就像是给手表上发条一样荒唐。因为，自杀者被摧毁的时候，整个世界也一道被摧毁了；最后一封信即刻成了灰烬，还连带着所有的邮递员；而留给不存在的后裔的财产，也像青烟一般消失了。(6)
“所有的邮递员”：那是天才的话。对切斯特顿精彩的说法中的刻薄严厉，我一向感到强烈的抵制。纳博科夫讲究道德但不因循守旧，更有鞭辟入里的说服力。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他也展示了作家是自杀者的对立面，一直都是在为生命喝彩，而且还创造生命，赋予“不存在的后裔”生命的气息和脉动。杀害自己即是杀害所有。但我无心对此作出判断。这超越道德的范畴。人类的历史中，自杀一直努力地摆脱人类的指责：各种各样的诅咒和惩罚，未被教堂认可的地块上乱石堆的坟茔，被污损的尸骨。一如乔伊斯所知，他们的心早已破碎，何必再来钉上一根木桩？
在小说《夜车》中，我让我的女性叙述者作了如下的评说：“以前总说——还不算很久之前，每一次自杀给撒旦带来特别的愉悦。我不觉得真的是这样——除非‘魔鬼是位绅士’这话也不是真的。”但魔鬼不是一位绅士。是绅士就会悲痛。在《失乐园》中，撒旦从万魔殿（所有魔鬼的住所）中提出这是他的任务：“烧光上帝全部的造物”，
把人类连根铲除，
使大地和地狱混成一起……
自杀者也是杀害整个世界的人；在那一关键时刻，他们就是普通的男男女女。但无关归咎责难。如果她受的折磨尚可忍受，她就会继续忍受。
迪莱拉两岁，站在楼梯上。她的哥哥奥兰多走在前面，看得到挂着的躯体。是帕特里克走了进去，“把她放了下来”。自然，上面那片空洞的世界才是迪莱拉幼时及后来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事实，而不是“失而复得的父亲”那则小小的神秘事件，这是好事，很好，单是件好事。没了母亲，但有了不止一位的父亲——还有其他许多。还有一连串呢。迪莱拉得知真相时，失去了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生理意义上的血缘关系。但还有两个，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又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像一支预备队伍似的等待着。一如他们等着门铃响起，跑着去开门请她进来。
“你怎么想呢，妈妈？”我说。她一把从我手中抢过了照片。
“……确确凿凿啊。”
“我该怎么办呢？”
“别做什么。什么也别做，亲爱的。”
我一直就想要个女儿，突然间，她出现了，在伦勃朗饭店，像是在镜中看到了自己。整整十七年，我一直在脑海深处替她担忧。时间，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会需要我们做很多事，但结果并非如此。爱汩汩而至（而且很快作了表白）。这下，她和我可以异口同声地说：没什么理由不是那样的呀。
(1) J.D.塞林格是个显见的例子。只有一个记者进去了，她花了好多年才得以出来。1975年，戈尔·维达尔告诉我，他听说塞林格住的地方“非常冷”：言下之意极其精妙，这位伟大的作家在酒精中求温暖。不过，一位作家的笔下如果有个人物问另一个有没有吃了饭时，说“Jeat jet?”（Did you eat yet?），你没法不爱上这位作家。这些文学的幽灵并不总是像看起来那么无法捉摸。萨曼·拉什迪和唐·德里罗去看过棒球赛。伊恩·麦克尤恩有段时间经常和托马斯·品钦一起吃午饭。——原文注
塞林格的引文出自《九故事》中的《就在与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37— ），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其代表作有《V.》、《万有引力之虹》。
(2) 没多久，我会坐在公寓里，有个穿棕色雨衣的女人每隔二十秒就来摁一下门铃，而我会耐心真诚地说：“滚！”——原文注
(3) 李伯拉斯（Wladziu Valentino Liberace，1919—1987），美国钢琴家、歌手、演员。
(4) G.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神学家。此处的引文指切斯特顿认为评论的功能在于指出作者潜在的意识。
(5) 莫林·福利列（Maureen Freely，1952— ）,英国华威大学教授、小说家、文学翻译。
(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眼睛》（1930/1965）。过去十五年，我都没去看过这本书。——原文注
《眼睛》写于1930年，为纳博科夫的第四部小说，由其儿子迪米特里·纳博科夫译成英语，于196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