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乡村
城市和乡村
在露西·帕汀顿的纪念会上，有一位叫萨拉·博厄斯的发言人，很有意思地这么介绍自己：“我叫萨拉，我的母亲是露西的爸爸……我是说是露西的爸爸的姐姐。这开头不错，是吧？”(1)也就是说，萨拉是露西父亲这边的亲戚，而我是露西母亲这边的亲戚。我和露西是姨表兄妹，有同一对外祖父母，伦纳德·巴德韦尔和马热丽·巴德韦尔——他们俩也是姨表兄妹。我十来岁时，要求露西的姐姐玛丽安做我的新娘，她接受了。这秘密的婚约要是修成正果，那么戴维就会（终于）成为了我的哥哥，而露西会是我的妹妹。不是表妹，而是妻妹。
有一次我不是想嘲弄而是想试探一下，这么对戴维说，
“你是乡下的土包子，我是光鲜的城里人。”
“不对，”他说，“你是城里的土包子，我是光鲜的乡下人。”
我觉得十岁的戴维，不仅道出真相还有急智。不过，这一直都没变：艾米斯家的人是属于城里的，帕汀顿家的人是属于乡村的。他们要比我们更天真。我去和他们待上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耳濡目染帕汀顿的天真。他们住在葛雷屯（我以前总是在信封上弯弯扭扭地写上“靠近温什科姆”），和格罗斯特郡切尔滕纳姆温泉挺近的。据说，意大利的表亲比爱尔兰的孪生同胞还亲。很多年来，戴维和我绝对是意大利的表亲。当伊娃·加西亚（“你父亲在伦敦有个漂亮女人……唉，是啊。”）于1963年在剑桥一举把我拽出了童年，我和戴维的亲密关系就结束了，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也随之结束了。我记得是那前一年的夏天，戴维最后一次来马丁利街的房子做客。
中间有一天，他受到委派来告诉我一条大家深爱的狗（南希是一条温柔的阿尔萨斯狗）被安乐死了。(2)他敲门走进我的也是我们的房间，说道，“马特，很遗憾，我得告诉你……”他没有支支吾吾，而是又严肃又鼓励地朝我点了一下头，就让我独自面对悲痛。南希最近生了一大窝小崽，有八九个。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待在黑漆漆的棚屋里，和失去了母亲的小狗们待在一起。任它们在我身上爬来爬去，全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我想安慰它们，也想从它们身上寻求安慰。所以说，在城里也有狗有猫有驴子。也有很多很多的天真。但我不如帕汀顿家的人天真。
《幸运的吉姆》中那著名的醉酒演讲一幕快结束时，主人公开始贬斥他被要求去唱赞歌的那种社会特性：所谓“快乐的英格兰”的民间文化。吉姆在讲台上昏倒之前说的最后几句是：“不过是用家制陶具的一帮人，搞搞有机养殖业的一帮人，吹吹竖笛的一帮人，学学世界语……”这多多少少是金斯利岳父母巴德韦尔二老的特性：玛丽安、戴维、露西和马克的外祖父母，我的外祖父母。马热丽·巴德韦尔和小说中的韦尔奇太太一样，有点钱：那是维多利亚时代商人遗留下来的财富（她把其中一半给了癌症研究。她的父母去中国传过教）。伦纳德·巴德韦尔以前是公务员，是个温和的怪人，极其喜欢流行艺术。他们是天真的，他们俩都是天真的。我的外祖父不会说世界语，这一点我挺肯定的。但他费劲地掌握了三门不怎么有用的语言：瑞典语、威尔士语和罗曼什语（只有在瑞士格劳宾登州能听到这种语言），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他懂吉卜赛语还有巡回修补匠的语言。他还业余演奏音乐、跳莫里斯舞——舞者挂着彩带和铃铛，蹦蹦跳跳地变换着队形。(3)我非常爱他，而他也尽力让我开心，为此花的精力总是让我惊叹不已。他行动迅捷灵活又兴奋不安，这对任何年龄段的男人来说都是少见的。我注意到他有时甚至比我还兴奋，比如他给我看在折起来的纸上画画的绝技。巴家老爹(4)常年穿着门房的那种蓝色哔叽制服，一头轻薄的白发，牙齿没剩几颗，声调高而多变。在给菲利普·拉金的一封信中，金斯利把他描绘成像个“喜欢音乐的厕所管理员”——妈妈，对不起，我的写作天性让我不会走眼弄错。事实上，巴家老爹在《书信集》里是个出色的喜剧人物，对加在他身上的敌意他都高高兴兴地以自立自足来对付。(5)金斯利对他的岳父表现出一种夸张不实的怨恨，事实上是他恼怒巴家老爹的天真。我们会看到，我爸经常恼怒别人的天真。而巴德韦尔家的人是如此的天真，我才六岁都看得出来。
我对巴家老妈最后的记忆，现在想起来染上了惭愧的色彩——虽然在当时不过是件令人难堪的荒唐事罢了。那年（1970）我是个本科生，说话拖长了声音，穿着丝绒西服和蛇皮纹的靴子：奥斯力克还做得挺欢（但已经慢慢地变得不那么蠢了）。巴家老妈当时已经守了寡，非常不明智地答应请我在牛津的兰道夫饭店吃饭（战后那几年，金斯利经常在那儿和布鲁斯·蒙高马利(6)、肯尼斯·泰南这些慷慨大方的朋友一起喝酒吃饭）。巴家老妈进门的那一刻，就明显看出那地方的规模让她觉得不知所措——完全被这阵势压倒了。她之前至少来过一次。1948年1月21日，为了庆祝我父母的婚礼，在这儿举行了一次家庭成员的下午茶。巴家老妈要让艾家老妈又哄又拉地才来参加庆祝，巴家老爹和艾家老爹之间也一样。呃，我妈当时十九岁，怀着菲利普。是罗莎·艾米斯让另外三个不要再像他们那个年代的机器人……不是兰道夫饭店在巴家老妈上一次来过以后扩建了，是巴家老妈收缩了。她看起来像是和餐桌差不多高，而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伴随着从容漫步的外孙走进餐厅，脸上挂着痛苦的羞怯和自卑（还闪过几次未加掩饰的害怕）。头十几分钟，她一点也没听到我跟她说的话，只是咕哝着同一句话。这句话是：“我们本该去德贝纳姆(7)的。”巴家老妈觉得自己太老了，坐在这个地方不妥了——岁数太大，个子太小，耳朵也太聋了。我提高了嗓音，还得不断地高上去，而她的恐慌也渐渐让她精疲力竭。过了一阵子，我的嗓音差不多达到了最大音量的四分之三。整顿午餐，我不断地喊叫着有关我父母、兄妹和表兄妹的健康、现状的各种问答，餐厅里一片静寂，所有的头都朝着我们。我应该做得更得当一点，我应该带她去德贝纳姆的。巴家老妈第二年去世了。
巴德韦尔二老在孩子到了二十一岁生日前后把遗产分给他们。我妈妈拿到的足够她以2400英镑买下我家的第一座房子，靠近奎姆冬金公园（靠近奎姆冬金路，狄兰·托马斯自称为“奎姆冬金路的兰波”）。这或许是超乎寻常的早年记忆，或许是家中一遍遍回顾的故事，我能看到金斯利和希拉里在斯旺西厄普兰兹镇格罗夫街24号，大声叫着喊着，庆祝他们新拥有的空间和自由。
连我也在二十一岁生日前后从巴德韦尔二老处继承了一笔钱，我的兄妹和所有的表兄弟姐妹也都一样：1000英镑。我的母亲还继承了天真，我相信姨妈可能还有几个舅舅（对他们我从来不是很熟悉）也同样继承了天真。
姓帕汀顿的孩子们也继承了一些。姓艾米斯的孩子们也继承了一些——但可能不太多。我们身上还有金斯利的因子。(8)他们属于乡村，我们属于城市。
* * *
天真和裸身，就像亚当和夏娃，早先是息息相关的。“以裸身自有的光彩/披在庄重的裸体上，仿佛是万物之灵长，”弥尔顿在《失乐园》第四卷中写道。(9)在第九卷中，蛇把夏娃引到“知识的禁果”树前。她吃了果子，又敦促亚当也吃（“亚当啊，放心吃吧”）：
他们对视着，
逐渐觉得自己的眼睛明亮了，
自己的心神却暗淡起来了，
像面纱盖住他们而不知罪恶的天真
离去了；原有的正义和羞耻心仍残留着；
感到赤身裸体的羞耻……
因而引起了亚当的悲叹：
松树、香柏树啊，
遮盖我吧，用你无数枝桠将我
隐藏吧……
拉丁文“Nuditas virtualis”指人类堕落之前高洁的裸身。让人吃惊的是，每年我们仍旧能在自己身上看到类似的情形。度假时，不管是在内尔斯(10)还是上得了广告画册的“天堂”，我们都经历了逐渐对自己的身体不那么羞愧的几个阶段。第一天早上，当死灰色的哆嗦着的脚插入沙子的时候，你只是会想到自己不见阳光的皮肤可怕极了——剥落了遮掩的生物，多么的苍白，多么的干枯。过了一阵子，身体成了自我陶醉的焦点，小心呵护。人们是怎样在身上抹着各种油膏，让它准备接受砂砾、盐水和烈日的粗暴……裸身当然只是局部的（上帝知道，高洁也一样是局部的），但在海边的小伊甸园里，我们仍然能看到高洁和裸身之间的联系。(11)
在友谊的早期，戴维在斯旺西的海滩上光着身子，让我大吃一惊。吃惊的并非是他光着身子，而是他对此不以为意。他只是跪在那儿，挖起沙子，塑成沙堡，再拿手拍实，双眼认真严肃。我意识到自己早在几个夏天前已经失去了那种自在。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某个事，在他还是空白。他属于乡村，我属于城市。仅此而已吗？……在格罗斯特郡葛雷屯的某个令人悸动的夏日，玛丽安表演了刺激的裸跑：跑出了屋子，在花园里绕了一圈。四个男孩——我，戴维，我的哥哥菲利普，还有一个不太熟悉的表亲或是表表亲——站在那儿，咯咯地笑着。她要水喉对准了她。我记得她边跳边叫的身影。我记得她背脊的曲线和水注的弧线。有一次，深夜，在格兰莫路59号（我们在斯旺西的第二幢房子）的顶层，玛丽安和我脱了睡衣，在床上躺下。这时是天真的，纯洁的。(12)事后（这个词要带上一对双引号），我们在黑暗中躺着，轻声絮絮叨叨地聊了很长时间。我问她，
“嫁给我好吗？”
“……好的。”
挺好。我心想，嗯，有点儿早——不过把这些事先解决了也挺好的。
我说过我的童年田园诗般的美好（而我和帕汀顿一家度过的时光更是世外桃源般美好。狮子在羊羔旁躺下，玫瑰盛开而没有尖刺）。但一想到露西·帕汀顿的命运，就会记起有绿草的地方就必然会有毒蛇。(13)
天真会吸引两个主要的对立面：经历和罪过。“高洁的裸身”吸引神学上的对应面，“罪孽的裸身”。比如，娈童癖想从孩子处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形体上的美好；只有孩子才能满足他们对暴力的极端兴趣。那时我还年轻，而世界也更年轻，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年轻，可是总是有这些恶人，看到天真纯洁就想要摧毁。
再打他，戴
我闲荡着，玩着八岁孩子觉得特别好玩的事。有块圆鼓鼓的卵石夹在下水道盖栏的两条钢筋间，我穿着凉鞋的脚想把卵石踢下去，听到它加入城市内脏般排水系统时“咕咚”一声令人满足的响声。
“嘿！你！你在对下水道盖栏做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只是……”
他大概十五岁左右，黑黝黝的肤色，卷发，那双闪着欺诈的绿色眼睛破坏了他的漂亮容貌。天黑蒙蒙的，又在下雨——但斯旺西的冬天，人们呼吸的就是这样墨汁般的细雨丝。“四点，灯光亮起/又一年的年末，”拉金写道，远在我们北面的赫尔。不过他需要单音节的词，合乎音韵的协调。他没法儿说“两点半”。不过，记忆还是告诉我，那时已经太晚了。我不应该为这块卵石、下水道还有这个绿眼男孩拖延时间。
我们站在格兰莫路忙碌而路灯明亮的坡底。这时我们开始一起朝越来越陡峭的黑暗走去。这男孩在卵石和下水道的事上放过了我后，用一种熟练而迂回的方法问我，能不能考虑帮他一个忙。“什么忙？”我问。他说，要是我照做的话，他会给我一颗巧克力太妃糖，焦糖夹心巧克力的——“也可能两颗”。“做什么呢？”我问。“噢，花不了一分钟时间。你就给我看看……你的小鸡鸡。”
我停下了脚步，胸口感到泪水的压力。很奇怪：我们知道孩子会因为恐惧而哭泣，但这一刻更像是失去了什么的悲痛。我穿过了马路。我爬上陡坡时，他一直都看着我。回到家，我对母亲什么都没说。
一两个星期后，我又碰到了绿眼男孩。我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经过一条偏街（那儿有条不错的泥路，到了另一头可以抄近路），离家一个街区。又是黑蒙蒙湿漉漉的天，时辰也晚了。
“嘿，你在我的路上做什么？”
他身旁有个伴，一个矮墩墩的男孩，比我小不少也矮不少，这让我放心了点。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个讨厌的乳臭未干的小子叫戴维，有威尔士叫法的小名。
“你在我的路上做什么？”
“你的路上？”
“他的，戴的。”
就像一个眼疾手快的投球手把球松开的刹那，戴嚯地把握紧的拳头挥向了我的前额，带着爆发性的敏捷。我不知道那样个子的男孩能打得那么狠。不过有两件事我知道。首先这是报复我上一次的拒绝；第二，那个小戴，至少开始时享受了成卷的焦糖夹心巧克力。但天知道他们俩成了什么，这一对。天知道他们的孩子成了什么。
“谁说的，你可以从我的屋子前走过？”
“我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再打他，戴。”
如此这般过了差不多十分钟，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我到家后，告诉母亲我的脸是怎么肿的。我只是把表面的事实告诉她，没告诉她潜在的故事。她立即牵上三条大狗：当然有南希，还有弗洛希？和贝希？我既担忧又崇拜地看着母亲朝山下走去，就像查尔登·海斯顿或斯蒂夫·里维斯(14)挥起战车的缰绳。狗和它们的女主人一样义愤填膺，拽着牵绳几乎直起了身子。
半小时之后她回来了，仍旧怒火中烧，仇恨未平。
我正从操场走回班级教室。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剑桥男子高等学校。1962年10月22日到28日的这一周，我十三岁生日的两个月之后。
古巴导弹危机对我造成的影响远远要超过我接下去要描述的相对较小的侵犯，这点我很确定，而且这侵犯本身可能也是由危机造成的。在我的记忆中(15)，这是长长的一段阴冷潮湿的半明半暮时光，日光微弱地闪着：午时的黑暗，日食，一个犹如冰岛冬日的早晨。星球上的孩子们遭受了这次危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他们无声地受着折磨，可怜巴巴地一声不吭。危机过了之后，我可以谈论这事（比如，和戴维谈），但当时我一个字都没和朋友说。我也不记得从我母亲或父亲处得到什么保证（或者说是任何有效的保证）。电视上介绍导弹射杀的目标、同心圆的范围，预测核弹辐射时，我猛地从房间里逃了出去。在学校，我们有核战逃身训练。我再说一遍，我们被要求去相信课桌盖能把我们从世界末日中拯救出来。对这样一种看法，我们该做什么呢？而这种看法又对我们造成了什么影响呢？(16)这些原子时代的孩子，我觉得，在爱的能力上被削弱了。当你得鼓起勇气振奋精神去承受核战的冲击力时，爱成了件难事。当你爱的人可能在任何瞬间，同其他人一道化成鲜血烈焰，爱成了件难事。
我正从操场走回时，一群比我大的男孩扑到了我的身上，把我拉进了一间教室。某种严重的疏忽（或许，这也是同危机有关）造成了学校的一幢附属建筑整整一个下午都没人照看——反正没人照看的时段够长，足以让十八到二十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受到我正面临的待遇。我作出的最大程度的抵抗是出于原始的恐惧，我被粗暴地脱光了衣服，四肢展开搁在老师的办公桌上，不时的拳头和威胁也没让我顺服。黑板上有人用粉笔列着某种单子。我起初以为是学校作息表，但其实是计分表，把每个受害者的姓名、年龄、年级和性发育的状态（如果开始发育的话）写在上面。在此备个案，我的这一栏写着：极小。完全无毛……好吧，这个我能受得了。我一手攥着皮带一手拎着一只鞋跑开时想着，那不算是什么世界末日。如果恐惧是极度盼望某件事尽快结束，那么，那天我确实是真的被吓坏了。被他们歇斯底里、自我煽动的群氓的力量，还有唾沫四溅的说话和咧着嘴的笑容吓坏了。这其中是不是有些虚无主义？有谁在乎呢？我们反正都死了。但最重要的也是控诉的要点是，暴力施加的束缚以及给精神带来的后果。
某个明亮的夏日晚上，我躺在床上。我们不是在城里也不是在乡村。我们在纽泽西普林斯顿的近郊：埃杰斯托恩路，这是一排单栋的平房，背靠着树林和小山坡……我父母正举行着一次聚会，就像是带上了男中音的校园操场，隔了几堵墙，也听得到声响。有时候，我和哥哥在这些聚会中充当有偿服务的侍者：某次有名的场合，每人得了三美元。虽说屋子里感觉满是白日的光亮，我也离梦乡隔了很远的距离，但显然这个时候还不睡觉对我来说太迟了。这是1959年，我快满十岁了——暂时完全成了个美国人：口音、平头、配着白轮胎和电铃的变速自行车……
房门开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自信地微笑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黑发的女人。她穿着灰色丝衬衣，套了件黑色外套，有着艺术气质的骨骼，漂亮得甚至可以说是出众。一看到我，她的脸就“亮了起来”：就像是说“瞧，是谁在这儿啊”，那种不知道怎么对付孩子（在较为正常的情形下，他们会蹑手蹑脚地走过来，用那种傻叽叽的唱歌调子跟你说话）的大人的表情。整个过程，她一直靠在打开的门旁，一手握着鸡尾酒杯，另一只手平搭在胸骨上。那男人走到床边，在床脚坐下。他先泛泛地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介绍自己是个医生，让他检查一下我的身体对我有好处。我挺高兴有点儿事可做，便倏地把睡衣脱了下来。
回头想想，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在我之前、之后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不知道这事深入到什么地步。在我身上发生的，通常被称作“爱抚”，虽说这个词既不恰当也是对这个词的侮辱，好像这个男人是带着“爱”来触碰我的（他不是爱人，是禽兽）。更何况，这到底算是什么“使命”，到一个朋友或是同事的家里来，找到一个独自待着的男孩，不顾一切风险地来背叛孩子的信任？
在露西·帕汀顿尸体被发掘之后，这第三次侵犯在我的脑子里中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这也涉及了成人以及“二联性精神病”。(17)我对那个男人的记忆很空洞——形状、声调、轮廓。但我对那女人的记忆却是细实且完整的。她是怎么倚靠在打开的门上，每隔几秒钟就回头看一下走廊，保持着猎兽警觉的、示意“没有情况”的微笑。当时我一定注意到了她在朝走廊看，还有看的频率、企图遮掩的鬼鬼祟祟。所有这些都得化了开来流经我的身体。
当时我没感觉到这是不愉快的经历，但无疑这确实是不愉快的经历。我为什么没在第二天早上或是任何一个早上和母亲提起，在早餐桌上或是去学校的路上天真地聊起来？就像其他发生的事一样，我保持着沉默，有责任自己去搞懂这件事。这些事是侮辱，是偷盗。他们夺走的东西你再也不能要回来。
“娈童癖”(18)的意思是“偏爱孩子”。有娈童癖的人会说他们做的不过是：偏爱孩子。就像自杀一样，娈童癖是一个不好把握的话题，对其了解也极少。但有些数据能指出某种倾向。比如，侵犯女童，娈童癖会明显喜欢鸡奸。而那些经历了娈童癖侵犯的很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更不消说对孩子器官“难以言说的伤害”）。第二，对孩子来说，受到这些额外的痛击，年龄越小，危险越大。嗯，年龄越小……这告诉我些什么。还有这事也告诉我些什么。我在照看我的小婴儿的时候，有过离谱的念头，是由他们的美好和天真带来的念头。这念头感觉上和性有关，但本质上是暴力。如果以任何形式付诸行动，就像是把裸露着的小身躯扔在浴室的地板上。娈童癖憎恨孩子。他们憎恨孩子是因为他们憎恨天真，而孩子就是天真。看看他们。他们赤条条地来到世上——也不尽然是赤条条。在健康的双眼看来，他们来临时“以裸身自有的光彩”全身披挂。
近日点
这是个顿悟之地。圣戴维斯位于威尔士半岛的最西面、下端的爪尖(19)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座世界上最小的城市，静静地远播着声名。这是有主教堂的村庄。这既是城市也是村庄。
有年夏天，我跟着米姬姨妈和她的四个孩子——玛丽安、戴维、露西和马克——一起去露营。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是长长的一段没有被打断的快乐时光，就像是喉咙里海水的咸味不断地被冰淇淋的甘甜盖过了。我们在大帐篷里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像是卸去了城里的淤泥和复杂，进入了一个平静的宇宙，比我（最终）得回归的那个宇宙更宁和安详。米姬姨妈是我的母亲又不是我真正的母亲。戴维是我的弟弟，又不是我真正的弟弟。他们都是我的家人，又不是我真正的家人。夜晚就在帐篷的圆锥顶之外，但我完完全全地受到了保护。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提及他的舅舅，寥寥数词却优美地表达了孩子第二层次的安全感，或者说额外的安全感：“万事都是各自本该有的模样，什么都不会变，谁都不会死去。”
某种怪异的“近日点”让太阳在近晚时分挂得异常的低。一只网球能投下差不多两码的阴影。戴维和我想吃些夜点心，去找营地新认识的朋友，也是招待我们的主人。这两个男人背朝着我们围着火坐着，隔着四十英尺就大声招呼我们。我们长得多快啊。对着高大的影子，我们骄傲极了。
回去的时候到了，这两个新朋友答应开车把我送回斯旺西。“我们大概会在午餐时间到你的住处，马丁，”其中一个说道。“我们大概会在人们吃中饭的时候到你住的屋子，”另一个说道。伟大的伊娃·加西亚事先得到了通知。
整段路程，我坐在后座上俯身朝前，祈祷着伊娃处在最佳状态，而不要从红色的头巾下瞪着一双惨兮兮的眼睛。我们到了格罗夫街24号（这幢房子不知怎么由加西亚家接了手）。伊娃的欢迎热烈到了像调情的地步。她欢笑着慷慨地给我们端上她的拿手主菜：煎蛋、薯条、吐司面包和茶。伊娃做的煎蛋：蛋黄犹如惨淡的太阳，蛋白黏湿多汁。
1963年在剑桥，伊娃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这当然不是她的错，而是她独一无二的威尔士特权。第一幕结束了。“你知道你父亲……？”只有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这简短的句子中，我失去了有多少，坠落得有多深。童年、外祖父母、帕汀顿家、乡村、动物、花园、天真、甚至还有伊娃她自己：统统都被抹去不见了。
而我的父亲也同样。他已经离开，或者说是快离开了。
直到临死，金斯利一直都是这个说法：“当时的想法”是他会和简一起度个假，之后就回到家人身旁（接下来尽量找机会去看她）。不过，他知道对母亲来说，他已经越线了。他确实回过马丁利街的房子。我能想象，发现房子空荡荡的，没有了动物、孩子、妻子，他一定是非常害怕。他本就不喜欢空荡荡的房子。房子里什么都没有，连一张字条也没有。
我们逃去了马略卡岛的索列尔港。家里早在那儿租了一幢别墅，想尝试着在海外过一年。我记不清了，没法描述这幢别墅——金色的墙，小橘林，很多的阳光，很重的阴暗。埃里克·雅各布斯的传记(20)里有不少有用的信息，但啰嗦得不可思议。他写道：
他们的婚姻可能不是因为有意计划而是误打误算而解散的，至少在艾米斯这一方肯定没有这种企图。他或许想，希拉里去了马略卡岛，是为了给他点颜色看看，私下以为他会满怀悔意地赶紧尾随她而来，断绝和简的联系。如果真是这样，她就大错特错了。
这么说不对。我母亲也越线了。金斯利会“赶紧尾随她”到西班牙这想法是天方夜谭。如果妈妈带着我们去米姬姨妈家（就像米姬曾经来到她家一样），我父亲还可能费一把劲赶到葛雷屯去。可是去索列尔港？到索列尔港，他需要：有人帮他订好所有的票，有人送他去南安普顿，有人肯在船上和他同住一个船舱，有人会带他从帕尔马到索列尔再一直送到我们的门口。完成这一任务唯一一位可能的人选是伊丽莎白·简·霍华德。反正这事没发生。婚姻还远远没到了无爱的地步，但我母亲已经作了一个决定。她现在告诉我，她想象过金斯利“赶紧尾随她”到西班牙，但从来没有指望过。我母亲理解“性格即命运”这句老话（也是个说了等于白说的同义反复）的力量。当然，和过往的既成事实争执是枉费精神的，想着要是父亲和母亲待在一起就好了，这也是枉费精神的。离婚就像革命一样：都是既成的事实。但事情发展的对称性也让我惊奇不已：同样的恐惧、同样的神经质的胆怯，在1963年让他们分开，在1981年却让他们又住在了一起。
在索列尔住了几个星期后，哥哥和我形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常规。吃完早饭，就穿过橘子林到铁门边，坐在墙头等着。我们等着邮递员。等着来自父亲那儿的东西——是他偶尔的几封短信和明信片所未能带来的某种东西：这些短信和明信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轻薄无力，完全同我们的等待不成比例。是什么让我们每天早上到那儿去呢？我们需要了解些什么呢？等待，变得越来越苍白。我们很少说话。橘子橙黄，树叶浓绿。邮递员的红摩托车。白色或是棕色的信封，五颜六色的明信片。但我看不见这些颜色。压抑的状态不像是源自我的内心：是世界在搞鬼，把万物清晰的色彩给滤去了。我们俩由母亲送上飞机时，几乎是昏昏沉沉不知所往的。
这一刻，我能看到金斯利，穿着条纹睡衣，惊愕地连连往后退去。伦敦，午夜，尖利的门铃声。飞机误点，通知的电报没有收到。看到我们，他不仅仅是惊讶，而是惊骇。他的罪行，被我们逮了正着……对于他的生活安排，母亲的说法很简洁（但她从来不曾有过批评）。而伊娃所说的有关这个“漂亮女人”的种种（身上各种披挂、胸沟和抓人眼球的红发）是她自己的想象，未曾证实，也早在我脑海里淡去了。我们当时的理解是，金斯利住在一个“单身公寓”里。分离的四个月中后几个星期，我想到父亲，就把他想象成一个不可能的角色，一个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为之骄傲的单身男人：金斯利热了一份晚餐，平静地在电视机前吃着;金斯利皱着眉头擦着锅子里一块顽固的污渍；金斯利在熨一件衬衣……这是他开口对菲利普和我说的第一句话：“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觉得这话组织得挺好的（甚至在当时我也这么想的）。
兄弟俩灰头灰脸，又忿忿不平，装酷耸了耸肩，进了门。
他的后面出现了简的身影，白色的毛巾浴袍，金色的长发及腰，高挑严肃，老练世故——她已经在忙着煎蛋煎培根，忙着给客房的床铺备好床单和毯子。要我承认其他女人比我母亲更美，那是不可能的异端邪说。但我当即看得出来，简也很美丽，但肯定要有经历得多。(21)经历能够解释年长的女性对年轻男人的久经证实的吸引力。这不仅仅是性经历。年长的女性带着度过的岁月的光彩和神秘——碰到过的人，领略过的地方，经历过的经历。简已经行走这些年了，而且还在挺高的层次上——比我父亲的层次高。无需挣扎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吸引力，而我也没因此觉得对我母亲不忠。
那个星期过去了，享受了各种上规格的待遇——耍噱头的餐馆，莱斯特广场的影院里才刚公映的《北京五十五天》(22)，哈罗德百货的鲜榨果汁柜，每人一张新黑胶唱片（我的是《见到寻觅者》，其中有《九号爱情魔药》一曲）——另一面是父子间漫长的支支吾吾的谈话，而且（对我们来说）免不了要流泪。金斯利表面看起来平静而且不同寻常地轻声细语，开始向我们解释婚姻是怎么解体的。我们说什么，他都接受了，菲利普甚至说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话说回来，他是哭着蹦出这句话的），“你这个死逼。”这些谈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虽然目的并不在于解释清楚。从金斯利这一边来看，我能记得的就是他可笑地把中国茶的事提了又提——爸爸是怎么喜欢中国茶，而妈妈从来不记得买上一些。而现在，他心满意足地喝着一杯又一杯的伯爵红茶……我们探访他快结束的时候，记者乔治·盖尔(23)来吃晚饭。没过多久，他就穿上了外套往舰船街(24)走了。刚才电话铃响了。现实世界来的电话。“啊，不！”我父亲对着话筒嚷道。简哭了起来。我听到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枪杀肯尼迪总统的消息，我就在那儿，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们一回到西班牙，就进入了学校的漩涡——学校是在帕尔马。这座学校由一个学究得夸张的约克郡人操持，轻松随意，有世界各地来的人，最重要的是还男女同校，多的是商贾和外交官的女儿：这些年轻的女子漂亮出挑，令人畏怯，还高冷得不可思议。虽说西班牙当时是佛朗哥法西斯专政，又是天主教为主，但对年轻人却宽松得很。菲利普和我开始喜欢上了各种新的自由。母亲为了安慰我们，给我们买了煤渣路上骑的摩托车，我们每天都摔上七八次。我们还能在放学后，在城中心广场的咖啡店里点上一杯啤酒；还有一次，和一个朋友一道在上学前每人喝了一杯白兰地（那之后，我们在学校就以“白兰地三兄弟”(25)知名了）。西班牙的影院没有分级制度，胡乱配音的希区柯克的《惊魂记》(26)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有个十六岁的女孩经常和我们坐在同一列索列尔到帕尔马的通勤火车上。有一次她嘴唇微张着吻在我的唇上，说这是一个试验。我心想：这真是太美妙了，但这不是应该发生在菲利普身上吗？(27)
我们乘坐的火车分等级，而且规定很严格。头等车厢像是可移动的客厅，铺了厚地毯的闺房，有沙发、挂画和晃悠着的枝形吊灯。二等车厢是个小资的理发店，有皮椅、镜子和布罩。我一个人坐火车时，我总是选择有着光秃秃木头的三等车厢，其中原因至今仍让我觉得有点狡猾不地道。在那些拥挤、安静、有序的车厢里，有更好的机会看到在新教为主的北部绝对看不到的景象：哺乳的母亲。虽说婴儿的后脑勺也够好看，我得坦承我更喜欢出现在后脑勺之前和之后的那一部分。没有其他人在看，没有其他人注意到。在这个穿比基尼的游客会被顶着枪逮捕的国家，仍旧有着这高洁的裸身，所有其他人都视而不见，只除了这个想法已不再纯净的偷偷摸摸的外国年轻人。
哥哥和我正经历着成为男人时所要经历的整体考验，但我们已经不再是深深的不快乐了。在后期的一次访谈中，金斯利提及这段时期，他说他能保全下来，一部分要归功于孩子的原谅。但原谅若是意味着完全重新接纳，这从来不是个问题。菲利普和我知道，我们的父亲，虽然不和我们在一起，也不再是母亲的丈夫，还是我们的父亲。
晚春时节，我们回到了英国。从那时起，就全是城市，全是伦敦，全是世事经历了。
每每回到童年的核心处，露西·帕汀顿总是在我记忆中视野所及处的边缘。我总是想，要是我能将头挪一寸，变换一下角度，我就能看到她的全部。一如比我大一年的玛丽安在我的脑海中放大了尺寸，比我小两年半的露西额外减小了尺寸（小马克不过是穿着短裤的两条腿，跑向他要去的地方）。只有戴维我能看得真真切切……唉，有些人的生死不留一丝踪迹。他们降生离世，全无踪迹。好歹这不是露西的命运。
她到一边去，她总是到一边去，带着一本书、一个想法、一个方案或是一个大项目。也可能是带着一只动物。那儿到处都是动物——就像是《红色大农场》(28)，再加上几个人。总是接连不断地有大大小小的马、赛马会、得奖的大红花。我记得玛丽安在花园外的草地上练习腾跃。我记得露西全身骑马装扮，丝绒头盔下戴着眼镜的脸满满的笑容。每天下午，孩子们乡里乡气地唱着“哞哞，牛牛来了”，奶牛真的来了，像是慢动作的西班牙奔牛节，几十头奶牛，脊背连绵滚动着推挤着，沿街走来，将小路沾上了它们热气腾腾的鼻息和热气腾腾的屎堆。对这一小群每天紧紧盯着它们看的孩子，奶牛瞟都不瞟一眼。和其他巴德韦尔家的人一样——比如说我母亲，露西·帕汀顿理解动物的天真和神秘。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写动物就极具观察力。她在我脑海中最清晰的影像，是她穿过马厩和住所之间的小院子，头朝下看，偷偷地暗自笑着。我知道她的口袋里有只小老鼠，她像是和它在分享一个笑话。
而我，大体上是个温和的小男孩，轻轻松松就是艾米斯家小一辈中“最容易相处的”。我爱我的妹妹萨丽，总觉得自己是她的指定守护人。(29)她一不开心，我就会同情地掉下眼泪。但艾米斯小一辈从组合上来看，是粗放的男孩—男孩—女孩（帕汀顿家完美的理想组合是女孩—男孩—女孩—男孩，正好相反）。因此，菲利普把他的意愿强加给马丁，而马丁接着把他的意愿强加给萨丽。我对萨丽做了一些很坏的事，(30)经常是和菲利普一起干的。所以，作为一个十岁的男孩，我可能把露西（七岁半）看做是我可以嘲弄或操纵的人。但这样的冲动，戴维没有，也随即在我身上消失了。这是明白不过的事：你根本就不敢。你不敢和露西纠缠，不仅仅是你会害怕她的正直她的机智。她的存在仿佛是无比的自足，自立。她充满力量而自成一体。侵占她的世界的念头，至今仍让我发颤。想到露西被绑住受到束缚，我的神经枝枝梢梢都能感受到她的道德力量，以及要求被释放的呼吁。这一点，再加上攻击她的人不会有勇气来抵制她的力量，给了我最好的理由，让自己炽烈的希望成了和信仰无异的东西，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还有一些照片。1974年3月4日，在露西的二十二岁生日——她消失的三个来月之后，她写的诗和文章被集了起来。小册子《诗和文》的最后一页，我们看到作者（八岁）和她的外婆（巴家老妈）坐在帆布躺椅上，沐浴在二月的阳光中。露西穿着雨靴和花格裤。她的膝盖上放着练习簿。小老鼠雪花儿窝在她白色高领毛衣的弯折处，几乎完全和毛衣混为一色。死亡已经降临在照片中的三个生灵上。我的表妹和我的外婆都戴着眼镜，挂着同样的笑容。我熟悉那个笑容。
我的书房里也有一帧照片（也戴着眼镜，打着校服的领带：“不受欢迎的外星人”），背后是另一帧照片：一个穿着凉鞋和花裙子的两岁女孩，我的女儿，迪莱拉·西尔。
还有一帧照片，是所有相关的书上都能看到的。那张微笑的脸，夹在众多被谋杀的姑娘微笑的脸中。那个巴家的微笑，我早从母亲二十一岁时的一张照片中熟悉了。在靠近牛津的马里纳宅子外面，她和金斯利坐在一起（还有叫曼迪的狗）——肚子里怀着我。
(1) 开头很不错，结尾也很不错：“……我听到有不少人说露西明智有头脑，我记得，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和露西聊天，说到她多有头脑。她跟我说，‘嗯，可事实上我喜欢同我周边的人在做的事反其道行之。’”——原文注
(2) 几个星期前，南希被汽车撞了。她的右前腿断了，脚爪开始感染发炎……有一次在南非去参观一个自然保护区，儿子们和我仔细看了一条在丛林中经历了迈克·萨巴图拉手术的鳄鱼：它的整个上颚（差不多是它头部的三分之一）在某次鳄鱼群架中被撕断了。它躺在那儿，冒着热气，咕咕地吐着水，散发着臭味，最重要的是（对一个爬行动物来说），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对它来说，等待着一桶食物倒在舌头上）。我觉得动物不能够感知到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失去了那法语中称作“无以名状的生活乐趣”……不幸的是，南希不一样。它很勇敢，竭力地想跳着走，可我一直想着，在它蹙着的眉头里、热烘烘的棕色眼睛里，我看到了悲伤、迷惑甚至还有羞耻。车祸之后，我和她更亲近了。她被放在电视间的一张垫子上，每天晚上我得劝说它，在那儿撒尿没关系。让它愿意这么做花了很长时间。还是那双眼睛，和眼睛里透着的忧虑。——原文注
(3) 六十年代晚期，某个周六，我和罗伯两人在国王路上邋邋遢遢地闲逛着。在一块公园的空地上，我看到一队莫里斯舞者在表演。“我外公以前玩这个的，”我说道，一边有个穿着莫里斯舞服的人把传单塞进我的手里。我打开一看：上面是已经过世的巴家老爹的照片，全副装扮，正欢快地为艾宾顿队领着舞。——原文注
(4) 我父母把巴德韦尔家的两位老人称作“巴家老爹”和“巴家老妈”，把艾米斯家的两位老人称作“艾家老爹”和“艾家老妈”。——原文注
(5) 举个例子吧，下面的故事中谁是胜者呢（这封信也是写给拉金的）？
要说最好的时光，是我躺在一个半满的浴缸里，他在楼下的房间里用钢琴伴奏着留声机里放着的民歌，一边用脚有节奏地打着拍子，两种声音来源之间差了约莫三分之一的音高。当一支单调不变、了无生气的曲子结束而另一支开始时，我发现热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冷水，我爬出浴缸，擦干了身体。
我挺理解他的，但我投票给那只打拍子的脚。金斯利的描绘也有更为温和亲善的时候。有一次，他宽宏地说老头子“一点没坏心眼”。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和老头子对应的小说人物，《幸运的吉姆》里的韦尔奇教授对烫破了的床单的反应，既和蔼可亲又不失体面（拉金看完后写道，“可怜的巴家老爹。”）。还是给拉金的信（我喜欢信里自甘失败的语调）：“做爸的为什么在孩子十一岁时，给几个先令把他们扔出家门，我这下算是明白了。我家那几个会欣喜不已地欢叫着朝他（巴家老爹）跑去。”——原文注
《幸运的吉姆》中的主人公吉姆在聚会上醉酒，点着烟睡着了，把床单、毯子、地毯和桌子都烫坏了。
(6) 布鲁斯·蒙高马利是我的教父，非常大方——特别是同我哥哥那个同名的教父相比：简朴的拉金。布鲁斯是个不算出名的作曲家。他也以埃德蒙·克里斯平的笔名写和编犯罪小说集子。——原文注
(7) 德贝纳姆是英国大型连锁商场，内有小餐厅。
(8) 此处我不想犯错。我父亲拥有成为小说家所需的天真，还有成为诗人所需的更伟大的天真。但他对所经历的人事反应强烈。经历搅浑了他的内心，也搅浑了我们的内心。——原文注
(9) 顺便提一句，金斯利和我都认为《失乐园》最后的四十来行是英语非戏剧诗中最伟大的，无出其右。——原文注
(10) 内尔斯是英格兰萨默赛特郡的滨海小城，在布里斯托西南。
(11) 两年前，在威尼斯机场，我被一只灰白色的阿尔萨斯狗彻底嗅了一遍后（南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又被要求脱衣搜查毒品。“这狗绝不会出错的，”穿着帅气利落的便衣警察说道。他一身诱捕套狼的装扮，戴着耳环挂着颈链。我被带入后间。第一眼就看到一个男人弯曲着手指戴上一只竖起来的橡皮手套，我心想——不，你不会真这么做吧，啊？我想说：你还真找对人了，但弄错了趟次。（再也没机会弄对趟次了，经历了这次之后再也不会了。）伊莎贝尔也在。我开始脱掉衣服。等脱到只剩内裤的时候，他告诉我拉下一点。我照着做了，随后就被不屑地放走了。感觉像是被要求着去犯了这猥亵暴露罪。不过，还有一点是，我的裸身证实了我的清白，没有堕落。这算是勉强有点儿联系。——原文注
(12) 从技术上来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大失败。内在身体结构上的失败：我们在要求对方年龄增大一倍。没有出声的责怪。我也没必要躺在那儿，一只手无力地搭在前额上，唠叨着家庭作业和那时代八岁孩子面临的压力。——原文注
(13) 弗雷德里克·韦斯特起初是属于乡村的，后来属于城市。他早年把村氓的残暴施加在动物身上，这不奇怪。——原文注
(14) 查尔登·海斯顿（1923—2008），常在战争片中出演军人和英雄。斯蒂夫·里维斯（1926—2000），美国职业健美运动员和演员，出演过赫拉克拉斯、哥利亚等角色。
(15) 我们都记得。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置换了角色的话切中肯綮。照他的话来说：和其他每个人一样，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肯尼迪总统几乎把我杀死的那一刻，我站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只是那不只是一刹那，不只是一个星期。这从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次测试就开始了，持续了四十年。——原文注
(16) 唐·德里罗的小说《地下世界》（1997）对这个问题作了八百页的思考。学校里的孩子们被发到了狗牌：
这些牌子是为了便于救援人员在原子战爆发后辨认走失的、失踪的、受伤的、断了肢体的、伤残严重的、昏迷的或死亡的孩子……（孩子们）等着集训，做一次闪避并掩护的训练。收到牌子之前，他们已经练过一次。这下他们有了牌子，名字刻在了细薄的金属片上，这集训不再是和他们不甚相关的练习，而是全然事关他们，原子战也由此和他们密切相关。——原文注
唐·德里罗（1936— ），美国作家。小说探讨电视、核武器、冷战等话题，代表作有《白色噪音》、《地下世界》等。
(17) 弗雷德里克·韦斯特和罗斯玛丽·韦斯特一样，都有娈童癖。他强奸并性折磨自己的孩子，杀害了其中两个。“你的头生孩子应该是你爸的，”他总是这么对女儿们说——这句话像是穴居人的振振有词（你可以想象这句话用在乡下愚夫愚妇说教套话的开头上：头生的孩子得是你爸的……）。面对女儿们的抗议，他会这么说，“我造了你，我就能碰你。”在《走出阴影》这本凄凉痛苦的回忆录中，韦斯特的大女儿安·玛丽（和弗吉尼亚·希尔合著）揭露，她父亲在她十五岁时，成功地让她怀了孕。这异常的胚胎用手术除掉了。安·玛丽被告知手术是“同她的月经有关”。她接下来的两次妊娠也有多种问题，二十三岁时做了全子宫切除术。她看到了医疗记录后，质问她的父亲。“你不能对孩子做这样的事。我当时只是一个孩子。那时我爱你。你糟蹋了我，糟蹋了我对你的爱，”她对他说，还提到其他种种。韦斯特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只是说：“你要把这些事都拿出来说说的话——好吧，你该死的就不是我女儿。”他接着又说他不想听“这些他妈的废话”，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屋子。1994年，安·玛丽把鲜花放在克伦威尔街二十五号的门前，还有给她被杀害的妹妹的信：“给我的妹妹希瑟，我寻寻觅觅，我哭泣祈祷，希望我们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重逢。非常非常想你。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致以我所有最深切的爱，大姐，安·玛丽。”我快写完这本书时，玛丽安·帕汀顿告诉我，安·玛丽（换了名字）和她有联系，刚幸运地从一次自杀企图中活了下来。玛丽安对她非常同情，我也是。——原文注
(18) 原文“Paedophilia”由“paedo”（孩子）和“philia”（偏好，癖好）构成。
(19) 威尔士以红龙为象征，圣戴维斯位于威尔士的西端。
(20) 《金斯利·艾米斯传记》（1995）。又见后文附录。
(21) 简其实要比我母亲大几岁——和我父亲的年龄接近（当时是四十一岁）。菲利普和我分别刚过了十五岁和十四岁的生日。——原文注
(22) 过了一会儿，每当艾娃·加德纳出现在银幕上，金斯利就从座位上跳下来，在地上躺倒。在影片中，艾娃·加德纳和查尔登·海斯顿演对手戏。根据我的《哈利维尔电影指南》，《北京五十五天》时长154分钟。统共加起来，金斯利在我们的鞋子上度过了半个小时。——原文注
《北京五十五天》（1963）由尼古拉斯·雷导演，艾娃·加德纳和查尔登·海斯顿主演，故事背景为八国联军围攻北京。
(23) 乔治·盖尔（George Gale）又叫乔治·G.爱尔（英语中“啤酒”的意思）。——原文注
(24) 伦敦舰船街为当时英国主要报业的所在地。
(25) 原文为西班牙语。
(26) 这是给我父亲带来明显影响的另一部电影。一年前在剑桥和母亲有过这次对话后，我对这部电影满怀期待：
“妈妈。为什么爸爸老跟着你，去卫生间也让你跟着他？”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看了一场很可怕的电影。”
“电影讲的是什么？”
“……讲一个男人，他以为自己是他的母亲。”
她的答案让我满意。我心想：哦，那部电影可真会让他变成这样子的。——原文注
(27) 不消说，这事的确是发生在菲利普身上了，还很彻底，是和另一个姑娘。也是个较他年长的女性。他告诉我这事时，我都没法相信他的运气。我只比他晚生了一年，这没错，可是那个时候，一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不是回忆中的那几个午后，昙花一现的几个瞬间。——原文注
(28) 《红色大农场》是经典幼儿童书，讲述农场里动物的生活，后文亦有提及。
(29) 萨丽于1954年1月17日出生在格罗夫街24号。没过多久，我就被允许进入现场。对这个生下来一个小时的妹妹，我有着极其光辉灿烂的——也极其荒谬不堪的——记忆，她有着种种天使般的特征，金色的卷发垂挂在肩上。当然，她其实和其他的艾米斯家的新生儿一模一样：一只哇哇大哭的比萨饼。拉金为了庆贺她的降生，写了《昨日出生》。萨丽在她的一生中，经常重写这首诗第一行。“紧紧裹卷的花苞……”在某个时候成了间接直白的“胖胖的豆荚……”诸如此类的。——原文注
(30) 这是最坏的一桩。有一次，萨丽在睡觉，我从床上把一把小剪刀对着她或是朝着她那个方向扔了过去。剪刀头砸到了她的前额——但她还继续睡着。直等到我去擦流出的几滴血，她才动了起来。“你在干什么？”她问。“擦擦你的额头。”然后，她说了永远也忘不了的话，“手绢。”她叹了口气，又继续睡了过去。——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