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灵魂
永恒的灵魂
我第一次见到索尔·贝娄是在1983年10月第四个星期。为了给伦敦的《观察者》写篇有关他的稿子，我去芝加哥见他。进入正题之前，我提到：
报道作家这回事，要比最后的成果通常肯承认的来得更微妙。作为一名粉丝和读者，你希望你的偶像真的能激发梦想。作为一名记者，你希望看到失常、怨毒、可叹的不当之处，在采访中途来一段全面的精神崩溃。作为一个人，你又渴望开始一段讨人喜欢的友谊。这些都令我羞愧万分，我一边想着，一边越过暗乎乎的芝加哥河，双眼在矿物质的风中流着泪。
贝尔法斯特的一位年轻作家，问我怎么能忍受在一篇新闻稿中，浪费“矿物质的风”这样的描写。我不记得自己是坦承了真相：反正是从索尔·贝娄那儿抄来的。现在我知道了引用自己说过的话，看起来有多急于卖弄，不过我的确继续写了相关的话：
西方文学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无可逃避的“高级自传”阶段，极度的自审。这一阶段起始于自白主义（美国诗歌：洛厄尔等人）的余风，但已稳住了步子，存留了下来。不再编故事：作者越来越致力于私己。各种各样的笨拙、粗糙不平的边缘、非同寻常的拓展，又才识俱备、博古通今、幽默机智，与其他在世的作家相比，贝娄让他的经历激起的回声更令人难以忘怀。
他经历的重点不是在多次离婚也不是文学政见的争斗，而是作为一名移民的经历，更是在现代背景中永恒灵魂的经历。
高级自传：我仍旧相信，在二十世纪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起伏变化。而我所处的位置也利于观察……小说何时在经历进化中的变动，总是能辨别出来：非常高产——虽然不一定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小说评论者开始起了怨言。(1)许多人都抱怨过高级自传。我也抱怨过。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一路追赶菲利普·罗斯，经过了他那些“祖克曼系列”小说的年头。罗斯自然是做到极致的，他也是位后现代作家。写作家，写写作：我感觉，他强迫性地自己绕圈子，这压抑了他的能量和喜剧性。有什么东西缺失了：其他人。(2)这里我们提一笔，贝娄或许是个现代作家，但从来不是个后现代作家。他的讲故事方式，作为故事来说，过于急迫，少了游戏。他唯一的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冥想式的现实主义，或许可称作内心现实主义。
贝娄有次问准备写他传记的作家，“还有什么我没有写过的自己，你能剖露出来？”我觉得高级自传背后有种假定：在这个变得越来越这个越来越那个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各种介入的世界里，你唯一能信任的是直抵自己经历的路线。因此重点往内心转移，作家能够感受到从第三人称转成第一人称时聚焦慢慢推近的过程。(3)1983年，我正在写《金钱》的收尾部分，这是由一个叫约翰·赛尔夫的人物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如果我把《金钱》称作是自传性的，那可是对马丁·艾米斯（碰巧他也是书中的一个小人物）严重的诽谤中伤。这本书肯定不是高级自传。但我现在明白了这个故事启发了我自己的当务之急：单身是件累人的事；害怕无孩会让你变得孩子气。(4)
当年眼看着父亲背离初衷，背离以前的做法，背离声称的原则，而走向高级自传这条路，我明白这一做法有可能是暂时的，但是真的不可避免。他本不想往那儿去，但他一路走下去了。在我眼中，就像是看着他光着身子四处在走。索尔·贝娄从灵魂——永恒的灵魂——这一视角写自我，进一步加深了他精神上的与世隔绝。这一视角可以在父亲的诗中找到，但不出现在他的小说中。他的小说是真真切切地有关社会生活、凡俗日常，句行段落都有停顿。他的世界，用一句一直转悠在我脑海里的约翰·厄普代克的话来说，“人性得令人窒息”。《杰依克的东西》的结尾是主人公滔滔不绝地否认女人，令人目瞪口呆。简之后的小说《斯丹利和女人》的开头则更加激进：作者取消了自己艺术上的双性同体。这本书接下来表现出来的恐女症是如此的有结构有组织，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一家美国出版社。(5)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有了这事：在写《斯丹利和女人》之前，金斯利半途放弃了一本在写的小说。他耐心地解释给我听，他放弃是因为担心高级自传会导致名声败坏：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个同性恋。(6)
我现在觉察到，1985年去芝加哥时，我内心作为儿子的焦虑发生了转移。我没有在探找一位新的父亲，但对现任的那位极其担心。他的生活就外在的表现来看，算是够稳定了。是他才华的状态困扰着我。父亲坐在打字机前时在做些什么，我大致总是知道的。他曾暗示过，写《和姑娘们的困难》而半途而废的那一年像是沿着下水道行进。写《斯丹利和女人》时朝哪个方向在走，他是给了我一幅清晰的图景的。在面向公众的事上，他一向都喜欢反着干，喜欢追求非大众化。这下他想把他的艺术拽入论坛中。如果他的灵魂不开心（当时确实是不开心），那么就不可能是他的错。是世界的错。是女人的错。这是新的神权政体。政教无需再分开。
我担心他可能已经完结了。诗歌像是快蒸发殆尽，而小说听起来像是准备进入长夜的争论。(7)我觉得他的策略是，越接近死亡，越要释放情绪。因而，无法抛下的价值、浪漫的爱情都得被当做是幻象来揭露。“就在弗兰克《D小调交响曲》(8)的当中/‘那个黏答答的曲子’我说道，得到一阵笑声。”这是《半音经过音》的开头几行（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诗接下去又说那个曲子并非一向都是这么虚情假意的。在诗人的年轻时代，这首曲子听起来像是“典范”之作：
没错，我现在懂了，或说有了不同的认识。
没有什么意象：只不过是缓冲，糖浆，拐杖。
“黏答答”是失望时一声愤怒的责骂。
而这便是我准备好，从现在开始要聆听的。一声长长的愤怒的责骂。
1983年，索尔·贝娄六十八岁。三次婚姻，三个儿子，现在进入第四次婚姻。这次婚姻后来也会结束。但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令我兴奋不已的是写作。米兰·昆德拉说过，所有有生以来的日子，我们不断地成为孩子，因为在我们的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一套新规则，需要解码。在不同的阶段，你以为你以前对现实了解了一半，突然间那辛辛苦苦得来的知识变得全然没有用处。对贝娄来说，孩子的视界是至高无上、决定一切的。但是同一个小孩，而不是一系列随机应变、权宜之计的自我。(9)在小说的展开过程中，我们会见到一个人（我们见到一个意识）睁着眼睛昂着头颅走向死亡……我小的时候，有时候在夜间会听到父亲——他恐惧的喘气声——音调及响度逐渐平稳上升。母亲会领着他到我的房间来。灯亮了。我的父母走过来坐下。要求我谈谈这一天，学校的事，玩过的游戏。他虚弱地倾听着，但怀着爱意和赞赏。他的嘴张开着哆嗦着，像是要挤出个笑容。到了早上，我问母亲，她非常直截了当。“这样会让他镇静下来，因为他知道在你面前不能被吓着了。”被什么吓着了？“他梦见自己离开了躯体。”这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夜深不睡，滔滔不绝说上一番，来治疗一个成年男人：我的父亲。这让我们紧密相连。但我一直都知道他和死亡的关系，他如何把死亡当做是针对他的事，他又是如何本能地惧怕死亡、憎恨死亡。
超越单纯的牙科领域
有人——很可能是奥拉西奥·马丁内斯——给我寄了篇《牙科历史公报》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牙科学》，作者是奥拉西奥·马丁内斯。文章的副标题按次序是，“乔伊斯关注牙科健康”，“乔伊斯痛恨牙科疾病”，“乔伊斯倡议牙科预防”，“乔伊斯重视牙科治疗”和“乔伊斯遵守牙科习惯”。不过我感觉自己在冤枉牙科博士奥拉西奥·马丁内斯。他确实说了诸如此类的话：“在牙科专业人士中推广乔伊斯是当务之急”，“书中有丰厚的内容，超越单纯的牙科领域”。我像是让他成了个拘泥于字面意思的读者，但他不是。他显然从《尤利西斯》中获取了相宜的阅读乐趣。尽管有其不偏离中心的特点——我想也是免不了得这样，他引用的句子，确实总能让人读了开心：“他这一套上好的牙齿，让我看着就觉得饥饿起来”；“他从马夹口袋里掏出一卷牙线，扯断了一截，砰地一声轻响，熟练地插在了有共鸣声的没有刷过的牙齿间”；“他的呼吸像鸟鸣那样甜美，他引以为豪的一口好牙之间，以长笛般的声音唱出哀愁苦恼。”(10)布卢姆在药房：“气味就几乎把你治好了，就像是牙医的门铃。”这句话马丁内斯先生加了句评论：“很多人的恐惧超过了疼痛和理性的认识，乔伊斯可能是其中一个。”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总的说来，我要为这位牙科大师的阅读反应鼓掌喝彩。而且我还要鼓动迈克·萨巴图拉和我的口腔颌面外科医师托德·贝尔曼就这部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品写出同样充满感情的文章来。
1994年（但没多久就换年份了），在飞机上我们到了那个阶段：旅行（或是换乘）该有的兴奋都已经蒸发了，连带着体内所有的液体。饮料、餐点还有电影（对所有这些都心怀感激）都已经享用过并撤走了，还有五分钟一次的短睡。现在我们正在闷闷不乐地填写着美国入境卡。哦，对不起，我得在机舱上部的行李架上掏一番找出文件，以便填写护照号码、航班信息和签证发放日期。在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我看到贾妮斯·贝娄从加勒比新近寄来的一封信，开心地告诉了我一些事。其中一桩是索尔原来有个特别“敏感的胃”，被邻居家烧菜的气味弄得要发疯。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是嗅觉上的幻觉：是某个生理灾难的第一征象，这灾难的后果尚不清楚……行程进入了第七个小时：我们面临着补充水分的大任务。在机舱里，我们的呼吸相互渗透着，像是做急救呼吸似的吸着别人的哈欠，各自成了别人打嗝、叹息和喷嚏的排污口子。我到纽约来，是与迈克和托德有着一系列的约会。特别是托德，他会给我的下颌做一次手术。我的上颌在我的旅行手提袋里。事实上，我带着钳套到了机场，直到了出发口候机室的厕所里才戴上，但那只是怕万一安检时手提行李被翻转了才戴上的。我的嘴也是个不错的安放的地方：连脱衣搜查也搜不出什么来。事实上是，没了钳套，我看起来顺眼得多，感觉也舒适得多（还吃起来更香）。只是因为米莉温柔的指令（口腔“培训”）还一直盘旋在脑际，敦促我戴着那钳套。“你的牙齿现在看起来又好了，爸爸，”路易斯说，完整无缺的爱又回来了。可是，我却在想哪个牙齿？看来我什么都没透露出来。我的上唇还是实打实地下垂着，完全是由于二十五年都不开口笑而萎缩了……英航航站楼外面有一阵碾压的泥泞声。每个人都鼓了起来，臃肿了，累累赘赘地挂上了各种负重，冬天的外套，夹了棉絮的，充了空气的，占据了不少空间，都有了金斯利的块头，不断地撞上别人。
奥拉西奥·马丁内斯是什么时候寄给我《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牙科学》那篇文章的？我记不得了。但天真的读者会在想，他为什么要寄给我这篇文章。眼下，奥拉西奥正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我们招手。我打出这一段文字是在1999年，我已经和伊恩·麦克尤恩一道公开庆祝过博尔赫斯的百年诞辰（正如下周，我去纽约庆祝纳博科夫的百年诞辰）。“奥拉西奥·马丁内斯”……或许是我被卷入了一个博尔赫斯的迷宫，是单一的还是环形的？马丁内斯事实上是不是博尔赫斯某个合作者或是文学后代的笔名——比如说，他那位机智的合作者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答案是，都不是。奥拉西奥·马丁内斯确有其人。而我在西方每个牙医的通信录上。
我到了未来岳母在格林威治村(11)的宅子，给在家的你打了电话。然后，打了索尔·贝娄的波士顿电话，同他的岳母（比他年轻）索尼娅通了话。消息是体现了谨慎的乐观。他仍旧处于重症看护中，但用药已经降了下来。他还在挣扎着……很好。索尔的小儿子丹尼尔说过，自从他上了七十的父亲在佛蒙特一条泥路上，从自行车车把上栽了下来：你就是一个强硬的老头子。而这正是他所擅长的，挣扎着，战斗着，工作着，工作着，工作着。
所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笑话
1975年前后，金斯利在某个夏日的夜晚说：
“我要去搞把枪。”
“……为什么，爸爸？”他的一个儿子问道。
他一字一顿地慢慢说道，重音放在结尾，像是一首诗：
“有谁敢进入这里
企图拿走我的东西
日了他。”
他在哈德利林地宅子的三英亩地的园子里。可能是近晚时分，他正绕着园子的边界在散步。唯有在天气不错的日子，散一会儿步这是他的常规体能训练。这很可能是二战以来他第一次定期的锻炼。
“你要去弄把枪来……”
“我要去弄把枪……有谁进入这里……企图拿走我的东西……要不弄死他，要不日了他……”
沿着三大片向下倾斜的草坪走，草坪的大小和坡度稍有不同（头一片也是最大的一片的草坪尽头有一棵自给自足无比巨大的黎巴嫩雪松）；然后往左走下一段长满黑刺莓的狭窄小路，到了一扇有五道铁栏的大门旁，门外是一片五英亩的草地。草地也是宅子的一部分，但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无偿地租借给两个稍稍有点淫荡却不会调情的当地姑娘和她们的两匹马。这两个乡下姑娘，带着乡村的口音。但这儿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这是近郊，巴尼特区，地铁北线尽头的居住区域——越过马匹，越过草地，它躺在那儿，看起来善良、正派、通情达理（或者按金斯利在《姑娘二十》中的话来说，“越过远处的树顶看起来，非常的严肃，像是有某个人曾经在教堂外面被砍了头，或是那儿曾经制作过某种绝无仅有的玻璃制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近郊像是挂上了一副力不从心的表情，对所有这些开始有了自觉的意识，花园里的小矮人雕像，有着诸如黑赞赫兹和邓若阿敏(12)这类名字的灰泥卵石涂层的半独立屋，全是雅利安人的高尔夫俱乐部……看过小城后，我们会走上宽阔的林荫道，经过由官方登记入册“保护建筑”的谷仓（“尽是些空硬纸盒，还有一些曾经为了做什么而割成某种形状的木条”：出自《姑娘二十》），再经过温室进入铺了路的园子——外屋，碎石的车道，管家的小屋，以及莱蒙斯主屋——乔治王朝时代的主流建筑，两道楼梯，二十来个房间。整个大宅子里最彰显有钱有势的物件是割草机：有两盏头灯，还有一个按钮式的打火机。所以，在那个大肆抗议、擅自占用房屋和学生运动的年代，金斯利觉得他有很多需要保护——宅子、妻子，还有一种特有的形式。这种形式让他在1969年至1974年期间创作了多部作品，包括《我现在就要》、《绿人》、《姑娘二十》、《河边别墅谋杀案》和《结局》，再加数量可观的诗歌。
这种上层资产阶级的辉煌对他有多重要？在他们婚姻的晚期，简写了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说她的丈夫是她所有见过的人中对钱财或是周围环境最不在意的人——“也确实可以说，对任何形式的拥有都不在意”。对此我同意，不过事实要比这一说法更复杂。金斯利·艾米斯《回忆录》的读者以及书评人对他性格特征的这一说法提出质疑，是可以原谅的。那本书把各种各样的熟人从默默无闻的角落拽了出来，为着没有分摊的饭店账单甚至还有在酒吧没有买的酒水而谴责他们。(13)“不可能单单是因为钱吧？”伊恩·汉密尔顿在《伦敦书评》的文章中问道。是，不是钱的缘故，或者是，肯定不单单是因为钱。但这是他越来越在意的事。后来，隔了很长时间的后来（是我们在比阿吉的最后几顿晚餐之一，很可能是在1994年），我失去了耐心，就此批判了他。他盼望着和一位年长的密友一起吃午餐有两三个星期了，金斯利说，这人从来不付账单，还从中获得乐趣。同一天晚上，他无精打采地走进饭店。我心想，他有股子烦躁阴郁的神色。这事在我心中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怎么辩论这事也已经想好了。我说，
“看看你——你真他妈的一副破落样。谁付了午餐？”
“我付的。”
“然后你就让这事毒害你一整天。一整个星期。而不是享受和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太不值得了，爸爸。你付了钱，再不高兴，那是双倍的失去。我和罗伯一起出去时，什么都是我付的。他说，‘就当我是个小妞儿好了。’我付了所有的钱，还再给二十镑的出租车费。我都不介意。”
“没错，可是罗伯就是想付也没能力付啊。”
“那又怎么样？就像是以前和希钦斯在一起，他老说，‘该轮到谁替我付钱了？’有些朋友就是享受不付账单。你应该做的是要纵容他们。无论什么都要比你堕入折磨来得好。看看你自己，天哪。你对钱的态度从某个角度看，和你朋友的一样恶心。”
他的脑袋哆嗦着，声音哆嗦着，食指指甲找寻着大拇指的角质，他带着真真切切的蔑视说道，
“……早料到了你会说这番话。”
在他的眼中，这是因为我年轻、现代、无知、腐败，因为我不尊重甚至都没认识到他自小被塑造的种种价值（到了老年，这些价值又重新捡了起来）。金斯利是新教的工作伦理熏陶出来的孩子。(14)躲避该付出的那部分会让你成了懒人、吝啬鬼。不过，还不仅仅如此，这也是世俗生活中的悖理行为。会让你显得不像个男人。
那天晚上我们象征性地通过付账单而重归于好。（我们总是能重归于好的。）金斯利要付钱，虽然这次不是轮到他。我的信用卡坚定而温柔地赢了。
现在看来，父亲能熬过这顿中饭，算是运气。在《老魔怪》的高潮场景中，主人公艾伦·韦弗在一个叫加思·庞弗里的朋友家中参加聚会。第一轮的酒水已经分送给大家了，然后主人拿出个便携式计算器来。艾伦嘲讽地说道：
“记得别忘了加上第一轮的费用。”
听到这句话，加思把计算器推到一旁，虽说也不算太远。“我认为这一说毫无必要，艾伦，要还不算是完全的没道理，”他用一种沉痛的声调说道，“头一轮的酒水根本不是‘轮’，是我款待你们免费赠送的。天呐，朋友，你把我当做是个吝啬鬼了？”
很快艾伦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加水呛着了。他剧烈地咳嗽着，抖索着把酒杯放在了酒柜上，走了一两步，随即手脚张开地瘫倒了，上半身大部分搭在了一个沙发上，两条腿张开在薄地毯上。即使在他看来，对一个因气愤或厌恶瘫倒的人彻头彻尾地模仿到这个地步，也够不同寻常了。
艾伦通过嘴大声地深深呼吸着，喉咙里冒出的声音相当于在打鼾了。他的双眼大睁着，但无论是查理、彼得，连加思俯身看他时，视线也没落在他们脸上。他低声简洁地说了一两个毫无意义的词，嘴巴动了起来。随后，他的眼皮耷拉了下来，什么动作也没有了。
很多年来，我都觉得金斯利让简丢了脸——也让自己丢了脸。他修正了自己对她的感情的分量。他想重写过去，化解这个人，化解这份爱情，但你不能那样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看过他早期给简的信，谈到最初被吸引时的威力，至少在两层意义上，优美得让人嫉妒。(15)那是让世界瞬间涂满五颜六色的雷电。在《反死亡同盟》（1966）和《我现在就要》（1969）中所唤起的爱之生理机能至少让一位读者自愧不如、满怀崇敬地嘟哝道，“天呐，老爸确实对她一片痴情啊。”(16)有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家庭围绕着一个富有活力的婚姻，满是信心和幽默的开明。在迈达谷，我们总是聚在主卧一起吃早饭（此外，还能在那儿抽烟）。有时候我哥哥或是我往里瞧得太早了，我们的父亲正好在做爱，吓了一跳。那样子菲利普以前能模仿得惟妙惟肖：牙齿自然是因为用力而紧咬着下唇，但嗓音却是完全的镇定——“就再等一会儿，行吗，小伙子？”
我曾经写过爱有两个对立面，到现在也仍旧相信如此。一个是恨；一个是死亡。这一念头很可能是由《反死亡同盟》种下的。这本书大幅度地直面了这一事实：爱情会让你重新认识死亡、所有的磨难和人世间的不公。这不是一本匀称的书（太多的情节，太多的对话，太多的繁文缛节）；但让一首诗带动整部小说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妙计。写诗的人匿名，把这首颠覆性的诗寄给了一位部队里的牧师，艾斯丘上校。牧师当时驻扎在一个专门部署生物武器的秘密基地。诗的题目是《致一个出生时没有四肢的婴儿》，叙述者是上帝：
这就是为了让你看看这儿谁说了算。
可以说是，让你脚不沾地，
可以说是，让你脚踏实地，
可以说是，让你来展示你的心灵手巧。
你可以像个勇者一样来面对，
也可以哼哼唧唧哀哀戚戚像个小娃儿。
由你来决定。和我无关。
如果你以正确的精神来对待这事儿，
你的这一辈子可会是精彩纷呈，
收获勇气带来的丰富的馈赠，
还有接受命运安排的美好。
再想想这对你的妈妈和爸爸有多好，
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停止了自以为是，不再志得意满。
不过，必须让他们给你洗个礼，
万一哪个杀人的混蛋，
决定要让你迅速离开世间，
直接一脚跨入地狱的边境，哈哈哈。
不过，就在你的耳边说句话，如果你还有一只的话。
记得一定要用正确的精神来对待这事儿，
对我，在你的脑瓜中也要记得用礼貌的词。
因为要是你做不到，
我的手中多的是别的各种花招，
白血病还有小儿麻痹症，
（任何时候你要取用，都极受欢迎，
你要用什么样的精神也都一任随你。）
我已经给了你一记爱的轻拍，对吧？
你可不想再要来一记。
所以，注意点吧，杰克。
这里一些故意的文字错误(17)在小说中是烟雾弹，可以解释的（部分是作者想掩饰自己的身份）。但我也认为这是戏剧独白固有的风格特征，让这首诗成了金斯利最好的诗作之一。这儿我们听到全能的魔鬼的声音，同时也是残暴的声音，说着残忍的玩笑和笨拙的双关语。这儿我们看到有个“杀人的混蛋”，连字都拼不对，句子都理不顺，根本不会写(18)……或许，父亲说过最能说明问题的话是回答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19)的问题（剑桥国王学院小教堂，1962年），“你不信有神？”他答道：“嗯，没错，不过我更恨他。”(20)金斯利永远无法分享索尔·贝娄的理想，“与死亡”建立“清醒、体面的关系”（死亡是“我们若想看清任何东西，镜子所需的黑色涂层”）。他不仅仅是惧怕死亡；他憎恨死亡，因为死亡是爱的对立面和敌人。
我们搬进哈德利林地后不久，死亡就降临在我们家。简的母亲基特和我们一起住了些年头了，那时候，她基本就出不了一楼的卧室了。在这间卧室里基特心脏病发作过世了。那天晚上，为了比比谁更大胆（我们想要这个对我们来说全新的经历），我和女朋友塔玛辛悄悄溜进去看遗体。我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基特，金斯利肯定也一样。他以前总是要扭来扭去、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好一阵子才能让自己准备好例行去她的床边（这叫做“给基特请安”），但他确实天天去看她。我认为她势利，脾气又坏，觉得她是个严酷的母亲，特别是对我那个性格温和的继舅舅科林。基特让我想起了《说吧，记忆》中的家庭教师（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纳博科夫写了这一段告别词：
她一生都在感受苦难；这种苦难是她天生的特性；只有它的起伏、它多变的深度给了她在运动着和生活着的印象。使我不安的是，只有苦难感而没有别的，是不足以造就一个永久的灵魂的。我的孤僻的大块头女士在人世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永恒就不可能了。
我想基特在人世间还算过得去。而她永恒的灵魂，如果有的话，现在肯定是不在了。她看起来完全被掏空了……死亡是一个复杂的符号，而我们对其的反应也很复杂。塔玛辛和我哈哈大笑，又咕咕地傻笑，我们颤抖的双手伸向了对方。即使在那一刻，我也感觉到有一种审判悬在我们上方。然后它落了下来：随后没多久塔玛辛的父亲，塞西尔·戴·刘易斯，当时的桂冠诗人，死在了这间屋里，这张床上。
这间卧室对死亡了解得非常通透，而且装备齐全（我记得卧室带的卫生间里有繁复而吓人的扶手）。外面是院子和花园，可是这间卧室对死亡了解得非常通透。戴·刘易斯和他的妻子吉尔·鲍尔肯去那间屋子像是去临终医院：不会有两样的结局。1972年4月，金斯利写信给拉金(21)：“可怜的塞西尔·戴·刘易斯，他病得很重，事实上是奄奄一息了，他会在这儿和我们一起住，直到死去。他非常的虚弱，但完全镇定，挺乐呵的（天啊）……当然，没有谁能说还有多长时间，但看来挺可能是在一周和一个月之间。”结果是一个月。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修女和士兵》中有个人物说：“我真的希望好好地死去。但怎么能做得到呢？”与狄兰·托马斯所说的正相反，要温顺地走进那安息的长夜(22)。塞西尔是温顺地走的。我仰慕过他早期更为浪漫的诗歌（有段时间还模仿过）（“短瞬，短瞬的时光”），仰慕过他用古怪有趣的口语诗体翻译的《埃涅阿斯纪》——也是他女儿众所周知的情人。我绕着临死的戴·刘易斯走着。但他的平和、静止将我拉得更近了。那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展示。他告诉你，怎么样能够保持镇定自若，直到最后一刻；你仍旧拥有你那永恒的灵魂。塔玛辛进来。丹尼尔也进来了。死的过程完结了。这是他最后的一首诗《在莱蒙斯》的最后几行：
盛放的
玉兰吟唱着她的安魂曲，
欢迎的气氛。很好。
我接受我的虚弱，有我朋友的
善意每日给我的病房增添甜蜜。
诗的前面部分，戴·刘易斯提到“充满爱的屋子所滋养的平静”。他是好好地死去的，这对他、对吉尔、塔玛辛和丹尼尔都是一种致意。(23)而我们可以如此毫无摩擦地接受吸纳这件事，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件事更清晰地告诉我这整幢屋子的爱有多浓厚。
所以说，我父亲在那些年有许多需要他捍卫的东西。他对周围的环境漠不关心，对获取的东西毫不在意，但这一大片的宅邸，我说可能是同他的父亲这场永远不会结束的争论里，给出的明确回答。对金斯利而言，也是对其他所有我认识的作家而言，富裕不说明什么，但证明了才智的健康，读者的支持。富裕不是刻意求得，没有也照样可以生活。(24)就我记忆所及（金斯利会觉得那个说法挺僵硬的，但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则之一，我们间的争论也会以这些形式持续下去），只有一次他试图表现得高傲、自负，结果被淋了一头。要描写现实生活中的闹剧非常不容易（要不让你哈哈大笑，要不让你找不到笑点），但我努力来留住那一刻中自我调整的水准……厨房里大家闹哄哄地在吃中饭，大概有十来个人，金斯利正在经受着一次非同寻常的困难：让别人听到他。我看着他，一次又一次，他伸着脑袋，过了几秒钟，又夸张地垂了下去。这样坚持了差不多一分半钟。然后，一听没开罐的啤酒砸在了桌子上，这让一桌子的人迅速地静了下来，刀叉跳了起来。他骄傲地，狠狠地，冷冷地，扫视了一圈收敛了的听众。开口说话之前，他伸手拉开喜力的拉环。一注啤酒喷薄而出，喷了他一脸。整间屋子又闹开了，满是笑声。我心想，两种走向都有可能。但他看到了好笑的一面。对他并没有另一面。他做了件违背本性的事。他这一辈子就一次做得毫无幽默感，而幽默即刻纠正了他……瓦奥莱特·鲍威尔夫人(25)说，还记得那些年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所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笑话”。是啊，正是如此，瓦奥莱特：所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笑话。而金斯利就在所有这些的中心，就像是一架发动机。
“你刚说什么来着，爸爸？你要去……？”
“……我要去搞把大枪。”
“哦，这下是大枪了。”
“我要去搞把大枪……有谁进入这里……企图拿走我的东西……要不弄死他，搞残他，也要日了他……”
当然，他没有真的去搞把枪。而大房子消失了，爱情也消失了。
(1) 目前的怨言我已经听过不少次了，是这么说来着：那些有关科学的小说，请让我们歇一歇吧！当然，“有关”科学的小说，是没得歇了。这是小说前行的方向，或许是为了填补这两桩留下的空白——其姊妹学科“哲学科学”的没落，及科学家对这一学科的漠视不屑。科学家不在乎小说到底说了什么。不过，随着急速发展、难以控制的科技之力兼并着越来越多的人类空间，小说家几乎完全可以肯定也得往这个方向进驻。
(2) 提醒一下，在《波特诺的怨诉》（1969）中，是人事机构助理专员，而不是作家，被发现在舞女的公寓里成了一具无头尸。贝娄的主人公有时候是作家，但这些作家靠语词铺陈而不是想象虚构来写作。他们是思想者、教师、读者。查理·西特林算是个剧作家，但这并不真正影响这一点。——原文注
查理·西特林为贝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作家。
(3) 我那本出版于1981年的小说《他人：谜样的故事》用第三人称从一个女人的视角来写（《伦敦场地》很大一部分也是）。《夜车》（1997）则用第一人称从一个女人的视角来写。很快，从开头的第一个词（“我”），我就觉得头顶上有什么收拢起来。我知道自己在更深层的地方了。——原文注
(4) 书出版的那天，我结婚了，我这下觉得这日子凑得简直有点粗鄙了。我的大儿子路易斯于四个月后出世。——原文注
(5) 当时对这事，有过一阵子对“审查制度”叫嚷、嘟哝，闹腾了一下，动静不大。我当然是支持金斯利的，但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上的热忱。我不喜欢他对“女性”的新态度。在此，我应当加一句，我认为这两本小说，尤其是《杰依克的东西》，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章节。——原文注
(6) 他特别担心的是——在我看来挺荒谬的——他俱乐部里的“那些人会怎么说”。我并不相信。这应该才是金斯利·艾米斯的观点：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让我搞搞明白，”我说，把论据理清了。“就因为加里克俱乐部那几个老家伙，有可能——错误地——以为你是搞基的，你就放弃整整一年的工作？他们很可能以为你是个北佬（《幸运的吉姆》）、肥猪（《那种不安感》）呢。他们没读过几本书，也全然不顾所有其他书的证据。”“……是啊，说得对，”他答道。那本书只有书名留存了下来，即《和姑娘们的困难》，用在了后来的一本书上（《爱上你这样的姑娘》的续篇）。后来我读过原稿的一些片段。不是全然没有趣味和识见，但有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或许贝特曼卡通式的幻想只是为了掩饰金斯利·艾米斯艺术上的不自在。反正他后来还是会回到同性恋的主题。——原文注
加里克俱乐部成立于1831年，位于伦敦西区及剧院区的中心地带。
亨利·贝特曼（Henry Bateman，1887—1970），英国幽默艺术家和卡通画家，擅长夸张描绘上层社会人士的举止。
(7) 《俄罗斯迷藏》之所以不成功，一部分是因为这部小说指出了令人焦虑的妖魔：既是想象虚构，也是“警示”。这一具体有所指的煽动由来已久。注意，为五十岁生日写的诗《献给我的颂诗》中的温情如何被俄罗斯妖怪破坏了。——原文注
(8) 塞扎尔·弗兰克（César Franck，1822—1890），比利时裔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D小调交响曲》是其著作之一。
(9) “领会这一神秘之处，领会这个世界，是难以把握的挑战。你从无人知道的地方，从不存在或原初的空无状态，进入一个充分发展且相互联接的真实存在。之前，你从未见识过生活。在你等待出生时的黑暗，与其后接纳你的死亡的黑暗之间，有一段光明的间隙。在这间隙中，你必须尽可能地去理解那个高度发展了的现实状态。为了见到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几千年。”出自即将出版的《拉维尔斯坦》。（今天——1999年6月10日，作者84岁生日。他很快会接到召唤。）同拉金相比，在《老傻瓜》里：“那不过是空无，没错：/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但总归会结束，/接着是与独一无二的努力混合/让此时此地的这朵花/绽放万万千千的花瓣。”但诗歌接下来与贝娄的观点相反——或者说是超过了后者：“下一次你不能再装/会有其他的什么。”——原文注
出版于2000年的《拉维尔斯坦》是贝娄最后一部小说，当时贝娄八十五岁。小说以著名学者艾伦·布鲁姆为原型，讲述了学者拉维尔斯坦和作家齐克之间的友谊和对话，涉及了性、爱欲、死亡和精英政治等多个命题。
《老傻瓜》一诗写于1973年，当时拉金五十岁。
(10) 这条脚注是专为乔伊斯研究者和牙医准备的。马丁内斯写道，“有趣的是，当乔伊斯提到一些不那么可爱的人物时，他也会指出他们的牙齿，但像是动物的牙齿——这些动物分别具有杂食人类的三种咀嚼功能：啮齿类，食草类及食肉类……我们连着在三个地方读到：‘他露出了老鼠般的牙齿，咕哝道……’，‘……她笑着露出了食草类动物般的牙齿……’，还有‘他愤愤地露出了黄鼠狼似的黄牙……’”分别见249页、433页和476页（新美国图书馆版）。——原文注
(11) 位于纽约城曼哈顿下城的西侧。
(12) 英格兰人喜欢给他们的房子取名。房子的名字能突显房主的特色，有时只是申请名字的主人一时兴起。此处的“黑赞赫兹”很难辨别意思，而“邓若阿敏”的意思是“云游过世界了”。
(13) 比如说（不记上这个我会遗憾的）：“酒水上来了，（小说家安德鲁）辛克莱（已经欠他一杯了）很有信心地把手插入外套的内袋。我像是在梦中，眼看着那自信在瞬间消失了，迅速换上了疑惑、不信、惊愕。很快，他像是效仿一个自由落体的跳伞者，手忙脚乱想找到没有打开的开伞索。终于，动作慢了下来，停住，羞愧笼罩了他。‘我一定是放在另一件外套的口袋里了，’他说。”——原文注
(14) “我不好声称自己比大多数人更诚实、更有责任感、更节俭、更勤奋，但设若我是在教堂的阴影之外的地方长大成人，我挺肯定自己在这些方面不会做得那么出色”（《回忆录》）。我刚刚记起了下面这件小事，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在一家烟杂店里买了包烟，少付了不少钱。听到我夸耀这事，父亲把我带回那家店，盯着我补上该付的钱。我认为这种虔诚荒唐得很，便迁就了他。现在，我赞叹的不是虔诚，而是背后的能量。——原文注
(15) 信中有一个段落，金斯利描绘了1963年他如何在剑桥的某次聚会中，让整个屋子里的人鸦雀无声。每个在场的人被要求列举在他们的生命中，最没有让他们觉得失望的事。别人提到了孩子、工作、旅行。轮到金斯利时，他说，“爱情。”——原文注
(16) 凯瑟琳下了车，站到街上：“穿着白色裙子戴着白色发带的她看起来漂亮极了，那一瞬间，丘吉尔真心纳闷周遭的人怎么竟然能无动于衷。路人继续往前赶着；对面的农夫还是爬上了马车，没有换个方向爬下来，一路跑过来趴在她的脚下；理发店屋顶上铺石板的工人仍旧高高地待在上面。丘吉尔张开手臂抱住了凯瑟琳，吻了她”（《反死亡同盟》）。——原文注
(17) 原诗中有一些拼写、语法和标点的错误，以表现作者是个半文盲。译文以一些错别字来替代。
(18) 《反死亡同盟》中的牧师艾斯丘上校不是寻常的上帝的仆人。他暴露了自己是某类深受折磨的摩尼教徒。例如，他宣称“对基督教的上帝或是任何一个仁善的神深信不疑，都是对人类体面和智慧的羞辱”。但这都不妨碍他精神上的饥渴。快结尾的时候，艾斯丘替一位病重的朋友（凯瑟琳）祈祷，或是说请求宽恕。“之前他祈祷的时候，就像是对着一间空屋子说话，或是对着另一头没有人的电话说话。”不过，这一次，他觉得电话的另一头有人在接听了，“什么都不说，一点说的意思都没有，但那人在接听。这挺让他害怕的。”在最后一页，艾斯丘深爱的阿尔萨斯母狗在教堂外面，脱开了狗绳，“对街对面的什么东西太感兴趣”而没有注意到迎面过来的卡车。这条狗叫做南希。它就是南希，写它的这一段又清楚又有见地。——原文注
(19)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1933—2017），俄罗斯诗人，也是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编剧等。
(20) 见《回忆录》中“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一节。——原文注
(21) 拉金在他最后一首出色的诗歌《晨诗》（“邮递员和医生一样，挨家挨户地走过去”）中写道：“勇气毫无用处：/这是为了不吓着别人。/鼓足的勇气/不会将人带离坟墓。/无论啼啼哭哭还是坚忍不作声，面对死亡并无二致。”——原文注
(22) 指狄兰·托马斯描写死亡的名诗《不要温顺地走进那安息的长夜》。
(23) 丹尼尔当然就是那位伟大的演员，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有诗意的演员（尤其是《最后的莫西干人》）。我经常想——当然肯定不及丹尼尔想的那么多——塞西尔在上天的过程中享受到的乐趣。十五岁的丹尼尔（我二十二岁），他让我想到我的表弟戴维。不过，这个阶段的丹尼尔，他那咄咄英气被青春痘抹杀了。他喜欢吃糖果和浇糖汁的面包。我记得塔玛辛宠他，会给他运这些吃食。——原文注
(24) 而我也早已这么认为了。我正在成长，渐渐变得不那么愚蠢。奥斯力克，就像基特、塞西尔那样，已经成了过去，消失了。1974年，我辞了在《泰晤士文学增刊》的工作，开始替《新政治家周刊》的后一半文学部分工作。这是左派的喉舌，最知名的编辑碰巧叫做金斯利·马丁。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詹姆斯·芬顿这两个我的同龄人是积极鼓吹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周六早上在伦敦西北基尔伯恩的主街上卖《社会主义工人报》。我转向了中偏左的自由派。所以我父亲和我进入了我们的“金斯利·马丁”阶段，或者称“金斯利-马丁”阶段。每一件事，都会根据党派的政治立场有不同的观点。这永远也不会改变了。1999年的这一刻，我仍旧还在和他争论。——原文注
(25) 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的妻子。信是给扎卡里·利德的，金斯利·艾米斯《书信集》的编辑。——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