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之缺失

宽容之缺失

六岁的雅各布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从来没见过金斯利挪动过。”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从来没见金斯利挪动过。”

“挪动?”

“是的,挪动。”

“瞎说。每次我们在那儿吃中饭时,他要挪动的。至少要上一次厕所。”

“那没错。”雅各布承认。

“还有上次你封他为骑士的时候?他那时挪动了,是不是?”

“……那没错。”

金斯利就封爵一事一字不提,无疑是打算在晚餐时宣布的:我们等他七点到。但消息先从收音机里传来了,我们准备好了等他……那是在1990年。我那个时期的生活,现在看来简单得简直不像是真的。我结婚很晚。那时我四十岁,和妻子及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住在拉德布罗克路(1)边上的一幢高而窄的房子里。长篇小说《伦敦场地》已经出版抛在了身后,中篇小说《时间箭》尚在前方等待动笔。我父亲每周一次来吃晚饭。

七点整,门铃响了——金斯利之准时,和奈保尔可以一比。我把门刷地打开,露出了两个男孩。他们穿着混乱搭在一起的各式塑料护甲,戴着臂铠和维京海盗的麋鹿角,慢慢地抬起了灰色的塑料剑。金斯利默不作声,在门垫上单膝跪下(这可不是件小事),两个男孩,也同样地默不作声,目光专注地轮流拿剑在他的肩上点了一下。

一分钟之后,金斯利由安东尼娅领着下楼喝第一杯酒:冷藏杜松子酒加腌泡洋葱。雅各布跟了进来,仍旧装着点样子(好像还提着长矛),但路易斯多留了一会儿,不耐烦地扔掉了护腿、护膝。这些东西都是从一只很旧的箱子里淘出来的。连这两孩子都得深挖一阵子才能找出来。

“他为什么是个爵士?”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骑士了。没有什么需要骑士来的事了。”

我很替父亲高兴(他会去王宫,会有那些和“可姬”一起的温柔的绮梦)(2),但我必须得承认我同意儿子的问题。

当时,我没有多想,以为金斯利对封爵一事满足得不得了,不过眼下,我想不起有什么明显的迹象。当作家想要荣誉称号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彻头彻尾地去求索:据说有小说家,能把斯德哥尔摩每个官员家中的猫猫狗狗的名字都叫得出来。他从来没有讨论过成为爵士的事(而我们也从来不讨论文学奖、预支稿费、书卖了多少)。有一次,我提到费丁南德·芒特(3)的例子,他不用他的贵族称号,认为这是拖累,旧时代的事,金斯利只是耸耸肩,点了点头。封爵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太了。(4)我希望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从中得到了一点喜悦。他的家庭背景(中下阶级,不再笃信的浸信会教徒,努力勤奋的信条)决定了他的一些追求。成为一名爵士,一定满足了这些追求中的一些残余部分。而且这一定让他的父亲的声音永久消停了。这声音一直都没歇过,“写作这游戏挺好挺高大的,但总有一天,你知道,你得控制一下自己,找一份正当的……”新被提升了身份的金斯利在他的俱乐部行走时,或许高了那么几寸。此外,他终于能在三角家庭里抬起头了——在他和我继父(基尔马诺克男爵)、母亲(基尔马诺克男爵夫人)同住的家里(5)。十几岁的杰米没有封号,那只是因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他是婚外出生的,因此只好没有这荣誉性的“殿下”称号,费力地过下去。

爱德华·厄普沃德(6)说过,当他经历“种种宽容的小缺失”时,他感觉到这是年老的过程。嗯,金斯利从来都不是个会刻意培植宽容的人,而且他的欠缺是大欠缺。他上了六十时,简直和潜水艇一般重;等快接近七十时,我父亲经历了一系列起伏波动的内心创伤。他的表达有时候含糊不清;他会身体前倾,脸上挂着“我被打扰了的”怪相,像是带着疼痛的微笑,用那只听力好的耳朵对着你,他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肉身所有的信任和自在(为了一百米的路,他会叫上一辆出租车,因为他腿疼)。金斯利从来不提所有这些头脑的破裂和堵塞,这些衰老的小症状,你也是不该提及的(也不该注意到)。这些事发生时,会令他转身背对世界。对他来说,六十八岁的年纪,处在某些情绪中,令天地万物看起来一文不值:而且因此(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直觉,认为自己从来不会出错)天地万物就是一文不值,可以被彻底地否定掉。金斯利以一种完全是不偏不倚的态度,总是拒绝容忍,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视同仁。

另外还有一种考虑。下面一段摘自《老魔怪》(1986):

威廉启动了车。“安全带,爸爸。”

“对不起。”

“我看得出只要有可能,你就不想系上安全带。你知道自己肥胖巨大,对吧?从来没这么胖过?实实在在的胖?你当然知道了。你没法儿不知道的。我猜大多是酒吧,对吧?提一下,我不是说想要责怪你。”

“喝酒,还有吃下去的……电视都结束了,我还坐着,开始胡吃海塞。大多是蛋糕。空心甜饼、白兰地脆饼。任何蘸着奶油、果酱、巧克力酱的东西。

父亲不曾想过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体重的变化,过去的几年间,体重几乎翻了一番。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克莱夫·詹姆斯对我说过一句话,一直萦绕在脑际:“发胖并不是你获得了脂肪添了重。有一天,你的整个肉身就会变成脂肪。”但金斯利并不是这样的。对他来说,获得脂肪发胖更像是一项工程。1980年的冬天,从简离开他的那天起可怕地启动了。这将是深夜碳水化合物大宴的时代。金斯利开始两个小时的超级点心时间,抚慰他,麻木他,直至他睡去。现在看来,他的这一味觉方式明显是怪异的,像是应当与世隔绝才做的;但我当时的反应,是不假思索的孝顺——你就接受这新现实。像是为了能够成功地冬眠起来,他会以两倍于能消化的速度,在脸颊里塞满各种甜点。“天哪,爸,”我有一次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脸和一只篮球一般大了。”他要花上十分钟的时间咀嚼,才能回答我。“这样似乎能让我平静下来,”他说,又开始塞了起来。他吃是为了求安慰;淀粉和糖分带来的安定效果能减轻恐惧。但我现在明白,他夜间的胡吃海塞是一种复杂的症状,是退步的、自我隔离的。这让他在性方面不再有机会。就像是说都结束了:对爱的追寻,对爱之重要性的信仰。

1984年,《斯丹利和女人》出版后不久,他对我说,

“我终于弄明白为什么我不喜欢美国人了。”

我等着。

“因为那儿的每个人不是犹太人就是乡巴佬。”

“……轻微反犹是什么样的?”

“没怎么样。”

“不对。轻微反犹是什么样的感觉?描述一下。”

《斯丹利和女人》,该说是斯丹利这人,被指责有反犹倾向(而且还有厌女倾向,这一点的理由更多一些),根据是一些与主题无甚关系的第一人称的话,比如下面一句:“我出门,招了一辆出租车。那车子刚送了客人去主教街那几家犹太佬中的某一家。”但反犹在《斯丹利和女人》中是结构上的:叙述者继承下来的未被检视的偏见与他儿子斯蒂夫暴力的胡说乱涂(“邪恶生活卑贱利维”(7))形成对比。斯蒂夫堕落于精神分裂症信奉的那一套陈腐得可悲的体系。而那确实是一套体系,一个不幸的小菱形:犹太人,间谍,局外人,电击……

“什么样的感觉?嗯,就像你说的,轻微的。如果我在看某个新的艺术节目的片尾字幕,或许会注意到犹太人的名字,心想,啊,又来了一个。或者是,哦,看,又有一个。”

“那就是全部感觉了?”

“差不多吧。你就是会注意到他们。你不想有谁去做点什么。那会把你吓坏的。”

“有意思。你有没有看《纽约客》上登的约翰·厄普代克给《杰依克的东西》写的书评。”

“没看。”

他说:“你对女人所有的反对可用《窈窕淑女》中希金斯教授说的话来总结:‘唉,为什么女人不能像我们一样?’”

“是啊,”金斯利放慢了语速强调道,“那说得很对。”

八年之后,1992年,星期天的午餐时间,我们等着金斯利到来:我得承认,那等候没有太多的热切……在平日的谈话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得到一个有关社会和家庭行为的小结论。表现得高高兴兴的,那是道德的职责。表现得高高兴兴的,那也是严肃的职责。可是,就在最近,金斯利没有在履行这一职责。他的低落情绪以咄咄逼人的好斗形式表现了出来:先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多元文化正确性的忠臣孝子,然后试图以他粗野的异端邪说来污蔑我。这一套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对付起来容易一点——在被酒精和疲倦麻木了之后。事实上,金斯利来吃午餐而不是晚餐,这本身就是守旧派的小胜利。我们就这事死争过几句:“我憎厌午餐,”我说。“瞎扯。”“我憎厌所有的午餐。我憎厌在中午喝酒。”“怎么会有人去憎厌午餐呢?”“你听起来像是不相信我说的。”“我爱死了午餐。”“我不相信你。”“你疯了。”“我爱死了晚餐。我憎厌午餐。”“好了,在我这个年龄,午餐就是晚餐。”好吧,但在我的年龄,午餐还是午餐,和你待上三个小时,老兄,还不能喝上几杯够有劲的酒,又没有在9点45分出现的出租车这令人欣慰的前景……

门铃响了。我正在楼下的厨房里——男孩们会让他进门的。我把书放在一边,把金斯利要喝的鸡尾酒的配料给准备好了,确认他的大啤酒杯在冰箱里和他那一大罐淡啤酒——嘉士伯特酿——放在一起。然后我听到了楼梯顶部谨慎的嘎吱嘎吱声。

“嗨,爸。”我说,我们拥抱了一下。

“……你在看什么书?某个犹太人的?”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一直没再转过身来。提到的书是普利莫·利维(8)的《如果这是一个人》……没几个月前,我那部有关反犹大屠杀的小说《时间箭》出版了,我被指责为反犹。(9)就这个话题,随便瞎扯扯的,我一个字都不想要了。因此,我一边准备着父亲的酒,杜松子酒,白洋葱,一边一直低着头说道:

“其实我是要告诉你的。男女间确确凿凿地有一点差别。他被法西斯民兵捉住了后,带到一个巨大的拘留营,在意大利的北边,我记得。在那儿,犹太人被挑出来,告知第二天遣送他们去奥斯威辛。最后一个晚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喝酒、找女人上床、打架,所有的女人都在给孩子们洗澡、洗孩子们的衣服、准备食物。他这么写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像是敌人的同盟,拘留营带钩刺的铁丝网上挂满了孩子们的衣服,在风中吹干。”

终于我转过身,手里握着酒。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去拿厨房用纸。他哪儿来的时间哭成这样?他静止不动的脸罩着一层恣意流淌的泪水。他语调平稳地说道:

“这是随着我年岁越来越老,感觉越来越深的事。我们不要再把女人和孩童捉起来。不要再翻过山,把邻镇的人都折腾死。那样的事,我们一桩也不要再做了。”

* * *

尽管有些不够宽容的事,金斯利喜欢来拉德布罗克路边上的屋子:他说,“那是极少几处我有把握不会出错的地方。”但是,1993年的春天,在那儿度过了十年之后,我搬出了那幢屋子——新事态的发展(一次大动荡,一次可怕的失足)是不受踏入七十二岁的金斯利欢迎的。不过他没有过问便认定了新的现实,母亲也是如此,我们所有人的婚姻都一个接一个地破裂,这又是一个第二代的婚姻失败……我仍旧带男孩们去金斯利那儿吃星期日午餐——樱草花山的那个三角家庭。不过,星期中段的会面,我们会去饭店,大理石拱门那一带一家叫比阿吉的意大利店。这个店我们和不同的人进进出出,已经来了有三十年。

就是在这儿,1966年,周围是长颈的玻璃瓶和渔网,六英尺长的胡椒研磨机和躺在柳条筐里的基安蒂红葡萄酒(这地方现在简单多了),我结束了年轻时代最奇特的夜晚之一。我发现自己是在一家饭店,而不是在监狱;在比阿吉,而不是在普列克斯顿(10),惶恐不安,继而在奢华的晚餐中,放下心来。我从“学校”溜回家的时候,是晚上七点钟。事实上,那一整天我都在逃学,有罗伯的陪伴:先是去博彩店(通过累计下赌注和双赌法,我们事实上还赢了点钱);下一步是去酒吧(我们试图想喝酒,但一如往日喝得很衰:连半杯掺了柠檬汁的啤酒都让我们背痛得动不了);再接下来是一个前景非常美好的下午,和两个世故的姑娘一起听听唱片。这两人有自己的公寓,而且还有自己的毒品。我迈过那个前门时,我已经整个儿被哈希什彻底麻翻了。(11)我的打算是下楼去厨房里吃点淀粉和糖分组成的超级点心。可是,就在那时一声低沉传唤把我拖进了客厅。在那儿,父亲、继母、继舅舅都无疑排好了队来阻挡我的自由……金斯利确实有让我害怕的威力,不过这张牌他只是在母亲的激发下才打(发怒很费力:和工作可以一比)。此时他正在做他该做的事:皱着眉头怒视着我,不过在这三个大人的联合战线上,我感觉到霍华德是其中的头脑。简而言之,我被逮住了。不是因为吸了毒逃学,单是因为吸毒。被逮住了,还被禁止外出。更让人吃惊的是,因为这天晚上大人们的动作,哥哥菲利普(只比我大了375天)(12)已经离家了。在他一个衣物抽屉里,找到了毒品。找到菲利普的毒品,算不上什么侦查的壮举,因为就放在一个盒子里,上面用引人注目的各种颜色的大写字母写着“菲尔的毒品”。而我哥哥,一向都比我叛逆、一意孤行,才不肯被禁止外出。“我们知道你在吸毒。”金斯利拖长了声调说道。“菲尔称你没有,”简说,“还想为你辩护。但这事他还不够擅长,败露了。”之后,我们讨论了一下法律上的规定,要不要“叫警察”……“猫王”去见尼克松总统的时候,自荐成为反毒战争名义上的领袖。但他不在最佳状态:自己早已是海洛因上瘾,和总统谈着反毒的时候,自己就在吸毒。而我,也头脑不清醒,我东拉西扯地说着,假装痛心疾首,又吓得目瞪口呆。可是,那个夜晚堕落成(或是升华成)魔幻现实主义,不合逻辑。金斯利带我到比阿吉饭店吃晚餐,还一直想说服我,贩卖大麻和哈希什的国际走私是“共产主义的阴谋”,目的是想“削弱战场上的士兵”——更具体一点说,是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士兵。所有这些观点,在白天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他以后还会进一步辩解和阐发。当时,我只是低着头,吃着鲜虾色拉、牛排和薯条。那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揭开被子,看到哥哥留给我的条子,上面写着:我的,他们知道了,但他们不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被骗了:这是经历。但更大的现实是我隔壁一模一样的房间现在空了:这是实实在在的。

我想着菲利普,带着不安,带着感叹,带着妒忌。他可不会流落街头。他会在罗伯家里,躺在迷人的神经质的简(罗伯的姐姐)的臂弯里,安详地抽着一根长达一英尺分三叉的大麻卷,这是罗伯当时最擅长卷的。但我满是焦虑。菲力(13)做了我要等五年之后才会做的一件事。而且他再也没回来过。他回来时是以另一种形式,作为一个成人。但他再也没作为家中的孩子回来过。他永远离开了。

那时,金斯利四十四岁,1966年。

我现在四十四岁,1993年。我离开了家——一个不同的家。

而他七十一岁了。越战已经在二十年前结束了。要说走私哈希什是共产党的阴谋,那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共产主义也没有成功。再说,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菲利普和我经常在父亲面前抽大麻。他稍稍有点避嫌,带着点迷信的忌讳,但他表达的谴责也是常规的那些。由此我走进屋子,菲利普问候(这是我们之间常见的方式)我说:“有烟吗,马特?”我告诉他我当然有了。“没错,”金斯利说,“你一进来,我就能感觉出你有哪儿不对劲。”我们都大笑起来。仅此而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他似乎真诚而古怪。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提到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悲剧”时,他还是会热泪盈眶;我们能安全度过冷战,他把自己最卑微的感激献给了核武器;没错,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让他短缺了几个明显的恶棍和憎恨的对象,直到难以置信地他把曼德拉当成了这个对象。读了《书信集》后,我简直想得出结论:很多时候,他只是想故意惹恼我,因为他大多的通信中并没有什么能明显引起他情绪的愚蠢的事端。可是,我们仍旧继续为这些事争论,而且争得很厉害。不过,现在不争了:到了1993年已经不争了。好多年好多个月以来,每一个星期促使我们争起来的是更靠近家的事。

十年之前,他曾写过,(14)“停止婚姻关系,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一件极其暴力的事,非常不容易全盘接受,而且永远如此。”他知道,这一段日子,我正在吸纳这句话所揭示的真理性和威力。他也知道,整个过程不可能软和一点,速度也不可能加快一点。你能做的,只是挨过去活下来。而这挨过去活下来的可能,是他以己为例,告诉我的。但他做的,还不止这些。他促使自己做了更多。“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你不想说就不说”:这句话,在我身心俱疲的混沌状态中,听起来像是文明的光。想说多少就说多少,不想说就不说……我说了很多。只有对着他,我才能坦白我感觉有多糟,身体上的疲累,内心的茫然、惶惑、麻木,感觉不像是正常人,一旦想努力让我的脸看起来诚实、善良、清醒,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退缩发抖。只有对着他,我才能谈论我的所作所为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他对我这么做过。

他应答了,他画完了那个圆圈:完成了他最后的作为父亲的职责。

他那本题名为《回忆录》(15)的“他传”(写别人的事)已经出版两年了。该书以一首诗结尾(以此替代尾声),这儿摘录这首诗的首尾两节:

献给H.(16)

I

1932年,我十岁那年

在坎伯维尔我祖母的花园

我看到一只坎伯维尔美女蝴蝶

停落在一丛紫菀花上。

我认得出来因为我见过画片

展示着它棕色的翅膀带着乳白的边缘

那是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

在一个男孩的画纸上或是烟卡上。

我记得自己在思忖,

你还期望别的什么?每个人都知道

坎伯维尔美女蝴蝶来自坎伯维尔;

那也是它们名字的来源。没错,我那时十岁。

III

1946年,我二十四,

我遇上了一个没有害人之心、没有防范之心的姑娘,

直到那个时候,她内心完整未经世事;

笨拙、温柔、健康,挺直的背脊,

有人跟她说话,她开口应答,

开心之时,她爽朗大笑;

什么事出了错,她担忧是她的错,

她的双眸我再也无法挪离,

哦,是啊,她还是那么的美丽。

嗯,女人之极致该是那样了,

我心想,又开始继续寻寻觅觅。

没有什么来比较,我们怎么能明了?

“漂亮女人”

保罗·泰鲁(17)写过一部有关奈保尔(18)的回忆录——《维迪亚爵士的阴影》。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本书有偏见。书的最后一页描写了那位年长的作家在伦敦的街上,匆匆地从他身旁逃开。哦,我一看到就知道什么是“匆匆逃开”。1963年夏天,我父亲离开剑桥马丁利街的屋子时,肯定是沿着碎石子的车道“匆匆逃开”的。他提着个行李箱。一辆出租车正等着……我要比父亲矮三四英寸,但身材不成比例这点却相像,重心很低:“站着和坐着是差不多的高度,”金斯利在《那种不安感》(1955)中这么描述,还加了一句这类身材在威尔士人中不算不常见(19)。那样的短腿就是为了“匆匆逃开”创造的。他正在从一种现实进入另一种现实的旅程中;那辆出租车是通往另一个不同世界的一段隧道。我在窗口望着他。那一刻,我还不知道我会遗传他的体型(到目前为止,尚未遗传他自己造成的肥胖);当然,也不会知道我注定也会有自己的“匆匆逃开”。

不久以前(1998年12月初),我在一次很不错的聚会上遇到了另一位戏剧界的爵士,理查德·埃尔爵士(20)。聚会是另一位戏剧界的爵士汤姆·斯托帕德(21)为了向捷克的哲学之王哈维尔(22)致敬而举办的。理查德爵士和我各自带着妻子四人一起离开了聚会。我们记起了他曾是金斯利在剑桥期间的学生。马丁利街上的屋子和城里其他学监的屋子都不一样:这屋子里能见得到学生,经常如此。他们留宿过夜。他们开这家人的车。他们在园子里看书打盹。他们做的饭我吃过几顿。我喜欢他们的存在。有三个是我真正的朋友,特别是其中一位,比尔·鲁凯泽(23),是我非同寻常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男的;金斯利的学生都是男的。也有些年轻女人出没:我能记得有一些慷慨大方、香气迷人的女性,但我分不清楚,记不得单独的一位,显然是我未开化状态的佐证。当十五年后我们再一次在美国见到时,比尔·鲁凯泽让我明白了马丁利街九号在1961年到1963年期间,是不少性活动的场地,但我既没亲眼见到也没注意到有这回事。不消说,整个氛围是无规无矩欢乐得乱糟糟的,而且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天真无邪的。(比如说)见到我妈和我们家庭的朋友提奥·里奇蒙德(24)已经笑得没了力气,一起骑着我们的宠物驴子德比穿过其中一间客厅,那可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德比每天早上,会将头伸进厨房的窗子,随着卡洛琳音乐电台的音乐嘶鸣。

我们朝车子走去,我对理查德说,

“我们那时候一定遇上过。”

“嗯,是的。你郁郁寡欢。”

“……是吗?”

“你太郁郁寡欢了。”

真是这样吗?我正处于不幸的十三岁,肥而矮:我长到了少年时期那个堵滞难行的点上。孩提时代(我的孩提时代挺快乐的,甚至是田园诗般的美好)无疑是到了尽头,然而还没有另一种存在的模式,甚至都没有可能有另一种方式。这是逗留在卫生间和镜子前的年岁,是在学校的淋浴房里眼睛一时发怔又赶紧挪开的年岁,是讨厌的比较、可怕的预测的年岁。那个小小的声音仍旧被囚禁在身体里,却在叛逆地快速成长……“你穿那套制服太胖了,马特,”1963年夏天,一个学生对我说。话说得没错,却令人惊心。在那一年之前,我没有想要穿西装的欲望,没有想要穿西装的自我意识和具体想法,一直都对付过去了,甚至为了能穿我哥的旧衣服对付而觉得骄傲。不过,这下成为奥斯力克的过程已经启动上路了。在马丁利路屋子的门廊里,我刚脱下短款的雨衣,向家里人展示在波顿男装店定制的新西装。尺寸都是我自己给的,因此,整套西装真的是惨不忍睹,裤子紧得同紧身裤一般,上装毫不留情地不带一点人类的形状,两粒大金扣,没有驳头,也没有领子,只有脖颈后面有一圈黑色的丝绒(很快就成了一沟槽亮闪闪的头皮屑)。这件上装还有一点是,只及我的腰长:这个缺点重要极了。因为那时候,我对非常简单的事有一种难解的情结。哥哥(他又高又瘦,跨过了那个点,到了另一头)从寄宿学校回来过复活节假期,他在日记里这么写道:

妈妈告诉我,她看到马特晚上为了他屁股的大小在哭。我真是替他觉得难受,可是,第一,那确实是硕大无比;第二,也永远不会消失。

对第二点,我尤其记得清楚。(25)

所以,没错,就我的年龄来说,可能是平均水平的不快乐。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安全感的。我父母的婚姻,我当时深信,就像是半透明的地平线包围着我们的世界——这一信念在前一年的夏天,在马略卡岛的德阿小镇上,我爸又确认了一遍,难以忘记。他(得承认那时已经夜深了)对哥哥和我说:“永远不要怀疑我爱不爱你妈妈。永远不要不怀疑我们是不是会一直在一起……”我没有怀疑。

* * *

或许理查德·埃尔记得的我是在马丁利街的最后几个星期:是在厨房餐桌边下述对话后的某个时候:

“你知道你父亲在伦敦有个漂亮女人(26),对吧?”

“不,我不知道。”

告诉我这消息的是伊娃·加西亚。伊娃·加西亚是真正的威尔士人,正宗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她的丈夫乔也是。乔,善良,半文盲,立方形的体型,长期辛苦劳作。他是真的在坐下时要比站起来时还高。伊娃是恐怖的伊娃也是伟大的伊娃。她是我童年时代的神祇之一,所以,我想,由她用那句凶险的话一举结束我的童年,也挺合适的……伟大的伊娃:在斯旺西时的有些日子,我从学校回家,会看到她正替我准备晚饭,一边引吭高歌,在矫形鞋(因为早年的小儿麻痹症)的硬底上优雅地旋转着,甩一甩头发,她的西班牙眼睛里闪烁着由衷的快乐。恐怖的伊娃:有些日子,你会看到她脸色苍白地靠着厨房的墙站着,一手托着脸颊,眉骨处扎了一条红头巾。小鬼头们要准备好迎接一个晚上的沉默,甚至还有神思恍惚、动弹不得,这是伊娃成了头痛病的牺牲品。这样的时候,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她会用越来越有力的声音讲述她的同龄人遭受过的各种各样的灾难。没有什么能比念及别人的痛苦能让伊娃清醒得更快的。

三十年之后,我提出“Schadenfreude”(从别人的遭遇或失败获得快乐;幸灾乐祸)这个词不是从德语而是从威尔士语来的,我想到的是伊娃(27)。有一次,我们全家沿着海岸在开车,遇上了严重事故引起的交通堵塞。车子里出现一阵焦虑的低语,怕那时两三岁的萨丽看到什么可怕的现象。终于我们靠近了十字路口,路沿上有一个溅满鲜血扭动着的躯体,一件旧外套遮住了一半。我们快要安全通过这一地点时,伊娃把萨丽从后座上竖了起来,说,“看,萨尔。他在痛苦地扭动着呢。”(28)

“不,我不知道。”

伊娃是独自从斯旺西过来看我们的。在这难过的时候,她想做点什么。这一刻,隔着厨房餐桌我遇上了她的注视。即便在那个时候,我都很清楚不会有人授权给她,让她把这事告诉我的。我也知道对伊娃来说,传播坏消息不是什么迫不得已的坏事,而是需要争取的特权。她热心这事儿,那会不会夸大了事实?我说,

“他真有么?”

她眯起眼睛微笑着打量我,这神情我自儿时在威尔士时就记得。她苍凉地说,

“唉,是啊。”

第二天早上,或许是隔一天的早上,母亲和我照常去剑桥男子高等学校。当我们快接近最后一个十字路口时,她就事论事地告诉我,她和父亲打算分居(没有提到“漂亮女人”)。母亲眼睛直视着前面的路——毕竟是在开车,一边抽着一支“领事”牌薄荷烟。母亲一直都在抽这种烟,但在我看来,她不是真正的烟民:她吸一口,马上就吐了出来,像是要抽完了事。甚至在十三岁时,我就觉得自己要比妈更算是个烟民……不过,这个早上,她需要她的“领事”。我看得清楚。她问我明白了吗,我想我说了我明白。我下了车。阳光下,我在校门前停了一会儿。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的计划是,乘我没法多想的时候,把这一消息告诉我。这计划进展得挺好。学校就在面前,还有校园里粉笔的咏叹、职责、游戏、磨难、朋友和恐惧。抛下轻飘飘零重力的童年,感受到世界真正的体积,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我想着,“好吧,容易的部分过去了。容易的部分我做完了。”一边提着书包和校帽走进了校园。

我再见到父亲的时候,是十一月:冬天的午夜,在伦敦。门廊里,他穿着睡衣大为吃惊的身形往后退了一步。

“你知道我不是一人独住的……”

他的身后,穿着白色睡袍的是长发及腰的“漂亮女人”。

都不知道‘精致’是什么意思!”

母亲猛然转过来对着我。我得重复一遍:我出生的时候她二十一岁。我从来也没有比她小很多,而她也从来没有比我大很多。另一次去学校的路上:在斯旺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

“哦,我当然知道‘精致’是什么意思!”

“不,你不知道。不知道这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的。”

“那你说,这词是什么意思?”

这一刻,我能看到母亲的侧脸,因全神贯注而稍稍皱着点眉头,她列举了和“精致”相关的一些更吸引人的特征——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从伯克郡来的害羞的乡下姑娘所向往追求的。我说,

“这些都不是这个词真正的意思。”

“那好吧。这个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腐败。”

我母亲天真无邪。然后经历降临,她亲身体验了。之后,她又恢复了天真无邪。我至今还不明白她是怎么做到的。


(1) 伦敦西北肯辛顿和切尔西区上的一条街。

(2) 金斯利做的有关女王的梦,都对她相当的尊敬,而且几乎完全纯洁无邪。金:昨晚上,我又做了个关于可姬的梦。马:你那些有关可姬的梦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喜欢叫她可姬。我以为有段时间这一绰号用的很广泛,但我不论在布鲁尔的俚语词典还是在乔纳森·格林的俚语词典里都查不到。)金:噢,没怎么着。我吻了她一会儿,对她说,‘来,我们找个地方去。’她只是说道,‘金斯利,我不能’或是‘不行,金斯利,我们不能这么做’……和可姬就到这个程度了。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金斯利通常要更深入一点。——原文注

(3) 小说家,准男爵,《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主编。——原文注

(4) 小说家得到这一荣誉又少又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而且通常他们得到这一荣誉不是因为他们的小说,而是为了其他什么事。比如,为笔会作出的贡献(V.S.普里切特),为伦敦动物园作出的贡献(安格斯·威尔逊)。我猜想,金斯利得到这一荣誉部分是因为他大力谈论、书写右翼也叫做保守党/君主主义者的立场。同样有趣的是,剧作家得到这一荣誉又早又频繁。每次碰到我的同代人戴维·黑尔爵士,他都让我乐不可支,我总免不了想,他为什么没有为“戴维·黑尔(兔)爵士”这一称号而乐一乐呢。这称号太滑稽可笑了,和约翰尼·罗顿(“烂”)爵士或维雪斯(“恶毒”)爵士可一比。为什么这样一位严厉责难建制的人物突然会想要成为英帝国的爵士呢?不过或许,剧作家可能也是为其他什么事得到这一称号的:或许为旅游业作出的贡献,或许是为保护小型公交车司机和大型游览车司机的工会作出的贡献。我为我的语调再次道歉(我不想要封爵),不过,我也借此机会重复我的观点:同小说和诗歌相比,戏剧轻轻松松要低级得多。影响力超过一个世纪的剧作家除了莎士比亚——还有谁?很快有人会想到那个阴森森的挪威人。来,同英语诗歌及其长存不朽伟大的浪潮比较一下。莎士比亚是个剧作家,我同意这事滑稽极了。我总是就此尖声大笑。这是上帝最好的笑话之一。——原文注

“黑尔”在英语中同“野兔”。

(5) 我母亲从来都不像个贵妇人。她说过,每次在超市用支票本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是假冒的,像个偷东西的拾荒女人。但有一次,她让我大吃一惊,大笑不已。我挺自以为是地问她:“那对你的吸引不大,是吧,妈妈?艾利斯泰尔是个男爵这事儿。”她深深地皱了皱眉头,说道:“哦,大极了。”——原文注

(6) 爱德华·厄普沃德(Edward Upward,1903—2009),英国小说家,以短篇小说知名。

(7) 原文:EVIL LIVE VILE LEVI,这四个词在英语中为L、E、V、I四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利维”为常见犹太名。

(8) 普利莫·利维(1919—1987),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小说家。《如果这是一个人》记录他在集中营的生活。

(9) 起初是《旁观者》杂志中的一篇书评(说我为了“赚钱”而转向奥斯威辛。)杂志继而刊登了我的驳斥。写书评的是詹姆斯·布肯,也是写小说的,一个毫无幽默感的知名人士。说他毫无幽默感,我是想对他的正经严肃表示怀疑,直截了当地:这样的人必须得无中生有地给自己搭个德行的架子。(顺便提一句:我不知道布肯先生是不是个当爸的,不过我时常琢磨,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怎么养孩子。养孩子这事,没有幽默感怎么做得成呢?)唉,这事儿在英国的出版界引发了小小的争论。出版界“中立”的传统让相左的观点都有公平的表达机会。小说在美国出版时,我预计会有更多的敌意:错了。一点都没有。后来在德国在以色列也都没有遭遇敌意。不过,在英国,反犹的诽谤显然不是那么严重,可以和其他东西一道顺手牵来就用。布肯在回我的私人邮件中,四处洒满了耄耋老人用的大感叹号,令人安慰,这让我放心确实如此。——原文注

(10) 伦敦的一所男监。

(11) 哈希什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什么勇气(我要质疑一下“暗杀”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词源:是食哈希什者的间接复数形式)。这个毒品新近让我对解括约肌失去控制:那个所有肌肉中的小王子。我正沿着格罗斯特路走着,吐词不清地唱着一支披头士的歌,人行道在我脚下突然变得湿漉漉黏答答的。铺地工人铺好的水泥刚被我毁了(我这下看到了,是有个标示说“水泥未干”)。他直起身冲到我面前。“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小傻逼,”他说,边把丁字镐在头顶上方挥舞着。我举起僵硬的手臂,想求他息怒也是自我防卫。但出现这一对峙形势的缘由早已明白不过——我的黑色喇叭裤里有一注暖乎乎的水流。那条有着特地缝上去的褶子的黑色喇叭裤。终于,我被允许穿着这裤子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原文注

(12) 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关菲利普和我的关系,我经常拿下面的对话折磨金斯利。“爸爸。”“……嗯?”“我们是双胞胎吗?”“……不是的。”这企图扩大血亲关系的劲头,我在我同母异父的弟弟杰米身上也能看到。他总是拒绝称那些他一起长大的西班牙男孩(他们没有亲戚关系)为“表兄弟”。他们是他的兄弟,他坚持这么说。——原文注

(13) 菲力是菲利普的昵称。

(14) 出自《斯丹利》(1984)。我查证日期的时候,有点诧异地看到这本小说是题献给我母亲的:献给希拉里。《金钱》(献给我的妻子)是同年出版的。“今天我买了你的书,”海兰·博科(路易斯的教父,非裔美国人)说。“我也买了你爸爸的书。”金斯利高兴极了,加了一句:“全世界的历史上,这句话只会被说过一次。”——原文注

(15) 题献给希拉里,还有菲利普、马丁、萨丽、杰米和艾利。——原文注

艾利指艾利斯泰尔,基尔马诺克伯爵,希拉里的第三任丈夫。

(16) H为希拉里的首写字母。

(17) 保罗·泰鲁(Paul Theroux,1941— ),美国作家。《维迪亚爵士的阴影》记述了与奈保尔的交往。

(18) 我自己和这位伟人的交往比较少,但有几次你来我往的令人愉快的交往。我后文会提及。——原文注

(19) 尽管媒体顽固的错误,尽管我妹妹出生在威尔士的斯旺西还有个威尔士语的中间名(蜜繁维),尽管有我俩儿子的嘲笑(“彻头彻尾是个威尔士人,出生在威尔士的腹地,父母双方也都是威尔士人,能将威尔士的血统追溯到……”),尽管有两条短腿,我都不能称自己哪怕有一滴的威尔士血液。金斯利对短腿这事挺敏感的。在《爱上你这样的姑娘》(1960)中,这是詹妮和帕特里克在观看一场板球比赛:“啊,我太想见到你戴着护腿的样子了。”“……你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见我戴护腿?”“那两条小短腿戴着小护腿就会有新的模样哩。你有没有定制短护腿?还是从初中生那儿借一副?”帕特里克觉得受了冒犯(“你说什么,你这个调皮恶毒的小女人”),然后花上大半页的篇幅毫无幽默地替自己的短腿辩护。——原文注

(20) 理查德·埃尔爵士(Richard Eyre,1943— ),英国电影电视、戏剧歌剧导演。

(21) 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 ),捷克出生的英籍剧作家。

(22) 长久的监禁、衰败的健康和失去的权力令哈维尔(Vaclav Havel)看起来稍稍有点不平衡,但我觉得他还是个令人愉快而印象深刻的人物。而且我也喜欢他那位饱受争议的新妻子:黑尔佳。她年轻得多,金发,圆脸,蓬蓬的头发,看起来像是在早年某个电视有奖竞猜节目中转时钟的。她在举止中表现的对丈夫的关心,也带着索尔·贝娄所称的“电视的光亮”。你想要他们一切美满幸福,但随着哈维尔的势力退到了边缘,你可以想见这在捷克共和国看起来是怎样的。——原文注

(23) 现在是著名的播音员和金融分析家,有一段时间任《金钱》杂志的编辑。——原文注

时代出版公司旗下的一家杂志。《金钱》于1972年开始发行,内容包括个人投资理财、税务问题、家庭财政规划等。

(24) 《科宁》(1995年)的作者。《科宁》是一部令人敬畏的纪念犹太人的丰碑式作品。——原文注

里奇蒙德在书中追索犹太人居住地波兰小城科宁的兴衰始末。

(25) 但确实是消失了。我感受到它消失的那一刻:那是在六年之后。我母亲在隆达的房子里聚集里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那天晚上我们进城去,架在峡谷上方的宽阔的街道上,一排女孩跟在一排男孩身后。我们到了镇上主广场的酒吧时,一个女性的声音(谁的呢?谁的呢?)在我耳边说道:“我们一路都在比较你们几个,并且我们投了票,你得了最佳屁股。”我释放出最后一声尖叫,难解的情结在西班牙的夜空中蒸发无踪了。——原文注

(26) 即“情妇”(这儿带着庸俗、肤浅等的言外之意)。——原文注

(27) 见小说《夜行火车》。书中的威尔士人叫丽安纳,这是向《老魔怪》中的女主角致意。

(28) “伊娃,我想喝着牛奶吃中饭,行吗?”她正陷在灶头旁的椅子里,我看到她的腿抬起来想借力,随即又放了下去。她原是想说“好的”,但现在她说“不行”了。“不行啊,”她坚定地说。“哦,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我知道有个人,他喝着牛奶吃中饭……,后来死了。”我很肯定这是胡说,而且还是瞎敷衍的胡说:她只是这一刻懒得站起来而已。尽管如此,我成人之前都不在午餐时间喝牛奶,万一我真死了呢?而等我成人,就不再有喝着牛奶吃中饭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