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二：再轻轻抱一个
事件二：再轻轻抱一个
开始
在我失去一位父亲之前，我找到了一个孩子……
这是从跌跤的消息开始的。听到金斯利跌跤的消息时，我没有担忧，因为金斯利时不时会跌上一跤。他这辈子就做过跌倒这么件事（以前我老这么说他）。有缓慢而壮观的沉陷，比如由我在埃奇威尔路上操持的那一出（见下）。还有其他形式的绊倒、摔倒、跌倒，通常是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上演，由住在楼下带花园的公寓里的母亲和继父监控着。听我母亲说起来，有些跌跤像是从飞机上扔下来一个五斗柜。“完全把人给震聋了。但你是不好提这些事的。次数太多了，我们都不上去看了。除非他被卡住了。他会砰砰地敲楼板，我就让艾利上去。”所以说，跌跤的消息没什么让人担忧的：消息本身（per se）(1)并不让人担忧。
不过，我听到这事时，感觉到的不是不祥的预兆，而是预兆之前的什么：光线中添了色彩，有了变化。父亲在石阶上摔倒了。他是在南威尔士的斯旺西，每年八月他都要自己去那儿待上几个星期。他郁郁不乐，谁都看得出来，他清楚自己是勉力做着这事儿。那儿留他住宿的朋友（托马斯夫妇，拉什夫妇），他都怀有深厚的友情，而且他还喜欢所有那些聊天喝酒，(2)不过到了这时候，这不是一年一度的习惯了。他的习惯已经成了每天每小时，而且他害怕任何的中断。他去威尔士，我们得要明白这是他迫于家庭压力，让希拉里休息一下。虽说在他看来，她不需要什么休息。有一项活动是他承认特别享受的：乘坐小巴士旅行。小巴士旅行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回忆录》中，有一张金斯利和伙伴们的照片，是在卡马森郡一小村子的酒吧外。接下来一页，在南威尔士一处小村子外，我们看到他很配合地跪在地上，头和手都搁在枷锁中。枷锁上方的支架上写了句“你这老蠢的乡巴佬”，完全看得出是假冒的，金斯利配合（极妙）地摆出一副绝望无助、走投无路的脸。对坐小巴士旅行这事，他对我说起来时，稍稍有一点不好意思：这事实上就是坐着车子逛酒吧，不过能去看几处地方，还要穿越威尔士起起伏伏的山地。让他不自在的并不是逛酒吧这事儿，而是因为别的——那让他觉得像是巴家老爹（他对威尔士了解深透，说起来滔滔不绝，金斯利知道这一点）。说起自己是多么喜欢这些小巴士旅行时，他的举止却像是在说，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这一点没错。不过，我并不是不赞同。我喜欢看到他的活力精神……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某次小巴士旅行途中跌倒的。我确实知道这事发生在中饭之后。“他撞了头，”母亲告诉我。他撞了头。
我前面说过，金斯利每年都要自己去一趟斯旺西，不过这儿用的反身动词误导读者。(3)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放放心心地一个人旅行过。连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都需要有人陪伴。有个孩子——一个婴儿——在一旁（我想到了《书信集》中一封特别洋洋得意的信，记录了和我一岁的哥哥一次短暂但成功的火车之行），能让他惭愧得鼓起了旅行的勇气。我还记得晚上他被搀着进入我房间的时候，在突然间感觉丧失了自我之后。我还记得1959年全家去帝国大厦楼顶参观，他说道，有他的孩子在场才让他没有尖叫出来……那些日子，是萨丽带他西行，穿过奥法堤(4)，之后在车站的咖啡室里喝过一杯咖啡后，萨丽会再坐上火车回帕丁顿。三个星期过后，她会再去把他带回来。不过这年他的回程不按计划，像是突发的紧急事件。我当时的了解不及现在的多：他在阶梯上往后滑倒，脑袋撞在了水泥硬地上，又开始感觉前所未有的糟糕。得知有位在近旁的朋友能开车送他回伦敦，我如释重负，又感激不尽。这位朋友是金斯利的传记作者。(5)
那是八月末，家人各自度假回来，又聚在一起了。我听到消息的那天，金斯利将要回到城里，准备入住富勒姆路上的那家切尔西和西敏寺医院。我母亲对她前夫的种种伤疤惧怕无所不知，没有惊慌，说得有条不紊：金斯利又“摔倒”了，“受了惊”，会“被观察一阵子”。那天晚上，我安排了去打台球，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孝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我给朋友打了电话，让他等着，一边开始给医院打电话。七点左右，电话打通了。
“爸。”
我死活记不得他回答我时说的几个词——唯有的印象是这几个词不太对劲。你要想记得孩童编造出来的词，得赶紧写下来：它们就像炖了一锅字母的汤，无从辨析意思，也无从记忆。父亲听起来像是瞌睡蒙眬地努力打个招呼，“是你啊”，或许，或是“哦是你”。他到底说了什么呢？“那是你”？“你在哪”？
“我过来。”
他说了下去，清清楚楚地。
“不用。我情愿你明天来，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你确定。”
“我确定。”
听了这话，我就出门去波多贝罗健身俱乐部打台球了，混在其他同样脸色苍白、懒懒散散、萎靡不振的人中间。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那天早些时候，传记作者坐在一辆不知品牌却非常高能的车子里，沿四号高速公路急速东行。这本是我指望自己去做的事。我的感激因愧疚而加倍。这愧疚也不全然得当，因为这位传记作者去威尔士，不是专程去接金斯利，而是去拜访他：他早已在那儿了。换句话说，我挺高兴自己没必要特地开车去威尔士。我加入的那个“帕丁顿体育”健身俱乐部，有个叫雷·吉布斯的真汉子，有次被人扫了一眼，像是怀疑他的体格。他从椅子上立起身来，一路跑到了威尔士。雷六十岁。那天晚上，我的躯体打着台球，集中肌肉、俯下身来，击出球去。打得不那么好，比平时差了很多，我的躯体不断地在想：该我去的。该由我开车去威尔士的。父亲说的是什么呢？“哦是你。”还是：“是你啊。”这听起来像是在回答《反死亡同盟》里那个有关爱的问题。1994、1995这两个年头可没有费力让我去相信，灾难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人生的主要大事谁都免不了。一种预感偷偷地抓住了我，穿越了我的全身，这不是爱的预感，而是它的对立面。到时间了吗？是他吗？
夏天，我好几次想象金斯利和迪莱拉的第一次见面。她还在南美，和别人一道坐了一辆面包车南南北北地来回。这会让他们有点话题聊聊：坐面包车旅行。我知道把迪莱拉介绍给母亲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还暖人心脾；但父亲就不好说了。(6)我挺有把握他会喜欢她的笑，她的笑声，笑声中夹着的呼吸和冲劲。这是很要紧的。他会想要听到更多那样的笑声。他会使着劲来激起那样的笑声的。
早先有一次跌跤或是小车祸（经常伴随着一次梗塞、血栓：小中风）之后，留下来后遗症，父亲暂时性精神失常。他在一篇非常出色的小文章叫做《在扭结处偷偷瞥上一眼》（《回忆录》的非韵文部分，以此篇作结）中写了这事，所有的清新、详尽源自复原后明晰的头脑。幻觉、妄想(7)、自发的幻象、突发的精神异常时想象出来的力量。当时他住了院——应该说早住了院，因为断了腿。我们去看他时，他看起来多多少少还不错。但有点儿不一样。他告诉我听到这些声音：
“有个小女孩叫我老法西斯。”
“但她并没有真的这么叫。”
“……没有。”
“就像是平弗尔德。(8)怎么说来着？当然了，你知道他是个搞基的。犹太人总是那样的。”
金斯利警惕地皱了皱眉头。我们继续聊了下去。又来了位探望的，显然是金斯利以前的学生从报刊上看到他出了事赶来。新来的人身上带着股让人不安的气息（他喝醉了吗？）。金斯利声调柔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离开，这听起来并不奇怪——只是直白得奇怪。学生走了。父亲和我继续聊了下去。他的头脑看起来没问题，但有点儿不一样了。我终于确定了是什么，这让我惶恐。
眼下我想起了《斯丹利和女人》，当时他正在写这本书。想起了书中年长的精神病学家纳什对疯病令人毛骨悚然的探讨，最后的结论是：“头脑清醒的好处或许没有很多，但其中一样是知道什么是好笑的。那是问题的一个结局。”
富勒姆路上
这两处都专事到达和离开，所以医院令人要拿机场来比较。不过，切尔西和西敏寺医院似乎攀比得过头了。底楼出租给商家店铺——尽是图利的生意。四下看看，想找到家免税店……周六早上。周六早上是继着周五晚上而来，这家医院做着医院的本分之事，因此某个地方估计会有为脑瓜上插着斧子的兄弟会成员准备的候诊室和包扎室，更不消说有越来越多为老人准备的病房；但这些你一点也看不到，没有二等舱，也没有大统舱。金斯利在楼上的私人医护部，“俱乐部世界”。他等在电梯的另一头。
如果父亲在玩他的副词游戏（再一次从《斯丹利和女人》借一句），这儿要用的副词是“正常地”。他正常地接受了我吻他，也正常地回吻了我。他正常地小口喝着果汁或是苏打水，他正常地在《每日邮报》的文章中穿行。他说得不多，但说得很清晰。然后，他说他想要回家……菲利普也在：我们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个我们打小、襁褓时代就使上的眼色——像是谨慎地退开一步，半开玩笑地说，“这下该怎么着？”萨丽也在。她在打电话，订一份鲜虾色拉送到房间。当时我们就在那儿：在机场旅店某个较为高级的房间里。只有卫生间里的金属把手、带着八爪鱼吸盘的塑胶垫子才暴露了能力丧失之后的随身行李。艾米斯家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日子可还得照样过啊）到了吸烟室这个烟味十足的坑洞里，坐到了一个穿着睡袍发着抖的幽灵身旁。这幽灵因狡猾的故意烧伤被好心绑了起来……
一个医生进来了，高得不得了，被他的条纹西装又拉长了几分，殷勤得和高档区梅费尔的房产经纪一个样。医生。谁是这些医生啊？(9)这位医生说，金斯利爵士“受了点刺激”，“需要休息”。父亲配合地比之前更烦躁不安了，直到医生离开房间才歇了下来。接下来的下午，就像是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在我们面前懒洋洋地散了开来。
我们管这事叫“看管老爹”。他自己也这么叫的。在过去的几年来，和爸爸在一起，给他做做伴，这项活动，或称经历，变得越来越不遮不掩地懒懒散散了。他看他的报纸。你看你的。他常常会冒出一句奇怪的评论，抱怨识字率低下、野蛮的行径，还会给标题来个一语双关。但不是今天。老年对他来说，就像是隐私，在他的四周越来越厚，越来越深。
“这个，爸爸。帮我一下。”
我把手中的《独立报》递给他。报纸折了四折，把有奖填字游戏分了出来。做个填字游戏，金斯利自然极有水准，但这些年下来没了兴趣，说他感觉被出题的人“操来操去的”。(10)另一层的反对是填字游戏“太像工作了”。对象棋，他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一次在普林斯顿（我九岁吧），他设法四步就输了棋。这不是传统的“两步将死”，这种下法需要对方在知道的情况下合作。“两步将死”只有“两”步。在稍稍拖长了的版本中，黑棋只是无视对国王和主教士兵的夹攻。这本是无法忽视的，手法也老套得令人惭愧。（1.P-K4……2.Q-KB3……3.B-B4）。“将，”我吃了一惊说道，有一刻我想着他肯定会回攻的。但就是那样了，他懊悔地站起身来（回到书房）。不，他是真的不喜欢象棋，我心想。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下象棋……在帝国大厦的顶楼（那一天以其前所未有的高额消费知名：100美金），我往底下的曼哈顿看去，心里充满了至尊无上成就无限的感觉。而这一大片闪烁的灯光只是激发了父亲的恐惧，这相异之处对我来说令人痛苦。我替他难受，但又觉得迷惑，我原以为成人都已经超越了害怕。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了递给他的《独立报》和有奖填字游戏（奖品是一本牛津出版的参考书：当然是一只值得追寻的圣杯）。我看着他：抿起了的嘴唇，稍稍有点着恼和不耐烦；鼻孔中重重地呼出气来；准备摇一摇头，一边又不情不愿地集中了注意力。我理解他的抱怨：更多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要对付。而且这对付还毫无意义，因为某些填字游戏的书呆子(11)早在你前面领先了（某个其他什么事都不需做的人），你永远也赢不了那本《英国文学指南》或是《语录词典》。再说这两本书他已经有了，且他已被收录在其中了……但金斯利一般还是会帮我一把的。星期天的午餐时间，他会带点儿烦躁却又轻松得由不得人不佩服，把我带来的周六字谜填上六七个——当两个男孩在看《猫和老鼠》，或是《外星人》的录像时。
他把《独立报》还给了我（他可已经受够了），说，
“横八是‘stop’。”
我心想是“stop”。四个字母组成，有两个缩写，一个与策略相关的同义词。线索可能是：“Prevent roadwork（4）”（阻止道路施工）（road=st.，work=op.,prevent=stop）。
“谢谢，爸爸。”
很快，再回头看这一刻时，我会满心崇拜，就像一个叛教者记起信仰时的涂油礼和热情。
他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虽说他最想要见的、最需要的是我母亲，几个孩子也大致轮流当值。我来来回回了许多次。
拉金似乎已经过世很久了。《建筑物》（1972）是一首有关医院的重要诗歌。他在诗的开首写道：
比最漂亮的酒店还高大
闪亮的顶尖远在数英里外就能看到，但看，
它的四周，紧密交织的街道起起伏伏
就像是上个世纪留下来一声长叹。
富勒姆路不像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声长叹。倒像是下个世纪发出的一声长叹——不是，不是叹息，而是一首小曲，一首短诗。这一区域正经历着富豪化、意大利化（仿的是米兰，而不是佛罗伦萨或是罗马），特色取自切尔西足球俱乐部里的人物——迪马特、佐拉、维亚利(12)。街上的每个人都打扮得找不到瑕疵，鞋子漂亮，腰细如蜂，穿着皮夹克。他们看起来都像是每周挣三万英镑，每天吃三顿意面。而他们的心脏从从容容地，一小时跳动一次。
我们以前住在这儿，往东两个街区，富勒姆路128号：我，哥哥，妹妹，母亲。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在婚姻解体之后，在马略卡岛索列尔港一段没有父亲的日子之后。我上了河对面巴特西区的一所文法学校（母亲后来在巴特西动物园工作。她年轻时曾经做过养狗场的工作人员，还养过很多马）。菲利普回到了他那所以剑桥为轴心的寄宿学校。假期里，和不同的朋友一起，以不同的组合，我们整天四下闲逛(13)，整晚地玩拼字游戏(14)。1963年，母亲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希拉里离家去休养。难以解释的是，连着几天，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还更长，任由孩子们胡闹。有一天下午，乔治·盖尔摁响了门铃。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去，一脸的严肃和惊愕，每打开一个壁柜，必看到里面有个十四岁的姑娘。金斯利和简过来住。简把家事抓了起来，把屋子的波希米亚风从低档的换成了中档的（那之前，前门都是极少关的）。简的一位朋友进来喝了杯茶。他是电影导演亚历山大·麦肯德里克（导过《荒岛酒池》、《贵妇杀手》、《成功的滋味》）。几个星期后，我带着母亲坐着英航海外航线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度了两个月的假。不但假期免费赠送，而且还有挺高的收入。我一个星期五十镑，她作为我的监护人得到二十镑（我们在南肯辛顿区四层房子的租金是四十八镑一个月）。(15)在麦肯德里克改编的理查德·休斯的小说《牙买加飓风》(16)中，我毫无才华地出演了其中一个孩子。萨丽也来了，做了个忙碌的龙套。我和我的合演者安东尼·奎因一起下棋，他自始至终都像是慈爱的长者。另一位合演者是和蔼的詹姆斯，他美得像天使的女儿丽萨·可伯恩爱上了我。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甚至跟着我到了旅店游泳池的深水处。我也爱她，但我想要些片刻的自由。她七岁。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姑娘叫德博拉·巴克斯特，她演我的妹妹。我的眼睛（但不是嘴唇也不是两手）黏上了她的姐姐：贝弗利·巴克斯特。我最小的妹妹（一共有三个，中间那个，罗伯塔·托维又在《神秘博士和戴立克》的剧集中继续出演）叫做卡伦·弗莱克。她比丽萨·可伯恩还小。希拉里和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对方卡伦有朝一日会成为大明星的。我们俩的母亲和主要演员、特技演员进城里去的时候，我会照看她。他们离开时，卡伦已经睡着了。“和卡伦上那大床去睡去，”我母亲说，“等到你大了，你可以说，你和卡伦·弗莱克睡过觉了。”这话可不像我妈说的，更像是我爸说的。不过我们俩都知道这只是说笑而已。在牙买加时，我和母亲很爱笑，不再为了她的精神崩溃焦虑不堪。（在伦敦的那天晚上，我被禁止进入她躺着的那个房间。）旅行快结束时，她踩到了岩石上一个伸展着触须的海葵，我指望她不要被吓坏了，她确实很有勇气：既没有自哀自怜，也没有闹出一场戏来。和其他的孩子相比，我演的人物挺轻松的，因为刚过了一半我就死了。为了看楼下广场上血淋淋的斗鸡，从莱拉·凯德洛娃开的妓院的窗子里掉了下来……我们飞回了英格兰（二等舱：母亲把机票换了钱），这个夏天就是在片场和伦敦之间来来回回，直到电影拍摄完毕。(17)新学年的第一天，我穿着一件簇新的外套，回到了位于巴特西的文法学校——马上就被开除了（因为常年逃学）。这让人吃惊极了，而且还可笑得很。沃尔特·圣约翰是一所暴力的学校，学生是，职员也是。在我看来，在那儿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等着被课后留校一个小时就够了。我去了诺丁山的一座乱糟糟的应试填鸭学校，又回到了白天瞎逛晚上玩填字游戏的日子。“他们和那些姑娘睡觉吗？”来我家做客的米姬姨妈问我妈。“没，”希拉里说。好吧，菲利普睡了，我没有。然后就在同一天，经过漫长的搂搂抱抱和恳求后，我失去了处子之身，对方是早些时候在一家酒吧碰到的姑娘。我十五岁。我的情色生涯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突然间消失了。而我的学术生涯，就像之前提到过的那样，开始形成了一种模式：每隔一年考一次O级。我没有什么时间花在看书上，但我真的看书时，看的是漫画，看完了，就再看一遍。我母亲朝楼上大声嚷嚷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静静地，不急不躁地，不碍着别人地发着臭。她嚷着我的A级考试：“你不及格。”我起身，这一天接下来的时光，花在把一只袜子从房间的一头运送到另一头。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哥哥和我搬去同金斯利、简一起住。母亲再婚，搬去密歇根州的安娜堡，萨丽也跟着她去了。
我去切尔西和西敏寺医院时，没想要顺道去老房子看看。因为我一直都时不时经过那儿的。现在这地方可成了精品，成了高档的住宅。时髦富人的门面闪着珍珠般的光泽。我难以相信，在那背后，曾经有过这么多坦坦然然的杂乱无章。电视机和收音机，几只猫几位房客，起了几次火又水淹了几次——还有毒品，超速行车。(18)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机能完全迟钝无力。我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更高层次的什么东西，和灵魂有关。灵魂是时不时会被讨论一下的品质，更确切点说，是以哥哥和我两人理解的意思来讨论的。看人看事（特别是姑娘），灵魂都是首先要找的特性。此外，我的确告诉过自己，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19)那所有的时间我又在做什么呢？我梦想了吗？涂涂写写了吗？看书了吗？祈祷了吗？一件都没做。我摸索着走回房间的另一头，寻找着另一只袜子。
1963年母亲精神崩溃，最糟糕的一次是她无意中用药过量：安眠药。她躺在一个拉上了窗帘的房间里。我朝里看去，能看到床头灯和粉红色的灯罩。有人——一个大人——不让我进去。她恢复得很快也很彻底。后来和我说到这件事时，她说她抑郁了很久，因为她仍旧爱着父亲。
到了1995年，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一点怎么重复都不够。一切都反了过来。到了这时候，我母亲仍旧在考虑死亡，以此来逃离对金斯利的感情——但这次是反着方向逃跑的。“我巴望着来一场心脏病突发都好多年了，”她告诉我。不过，离她真是这个意思的时候，还有好多日子，好多星期。虽说一向都很艰难，而最近几乎不可能，金斯利正朝着令人难以相信的方向行去。“勇气……意味着不要吓着了别人。”父亲在不吓着自己孩子的这事上做得很不错：帝国大厦顶楼的效果。但他没有想到不要吓着母亲。对现在的他来说，她就是全部：完整的母亲意象。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按着我们的叫法来叫她的。他叫她妈妈，这一直让我吃惊，也让我不安。
9月6日，自他跌跤后刚过了一个星期，希拉里和萨丽去医院把他领回了家。
海鸥
我首先要知道的是他那边的桌上发生了什么。所有其他的都随之而来。
我和母亲一起在楼下的客厅。客厅门朝向一个不规则的小花园。往年的夏天，那儿有园子里的午餐和水管喷洒下的孙儿们。金斯利在楼上，和朋友一起。
“他坐在红色的椅子里。”
这话说得带点不祥的色彩。这把茄红的真皮扶手椅一直放在金斯利的书房里。椅子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放在写字的这一边。红扶手椅是他不写字的时候坐的地方。
“在看书？”
“是的，可能是想看点书吧……”
我所听到的（或是说散布到我这个方向来的）诊断，仍旧是一串让人安心的老说法。金斯利（一）刚和这阵子的厄运搏斗了一阵子，活了下来，但还没有全然恢复，差了一点，状态还不是很好，脸色有点苍白，不过如果（二）他好好照看自己，不急着去做这做那的，安安静静地过一阵子，给自己画条线，不做过度的事，那么他就会（三）是的，很快就是他那老样子了。他那老样子。
楼上，各种人声——传记作者的大笑声。
“爸爸在喝酒，是吧？”
“当然在喝呢。他等不及回加里克俱乐部呢。一分钟都等不及呢。”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他去加里克俱乐部吃了一顿全天的午餐。
“他喝醉了吗？”
“喔，酩酊大醉……我喜欢打字机的声音。对我来说，那就像是天然的背景声音。”
她没注意到。任是谁都会错过，过了几乎半个世纪后（除了1963年—1981年这一段空窗期，母亲的其他几任丈夫也都是作家）。所有那些小说、诗歌、信函。金斯利用两个指头打字，极快。指甲在几个经常使用的键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横向裂痕。打字机没有响声，让母亲有点不安。那就像车声消失了，鸟儿也不再歌唱。
“这事希拉里藏在肚子里很久了。”她说，
“他一直打着‘海鸥’这个词。”
“海鸥？”
“海鸥。”
这事在那时看起来要比现在更令人诧异。现在我就住在父亲的街上。在不太冷的月份里，海鸥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被附近的运河吸引，摄政公园路上的天空飞满了海鸥。这些海鸥胖而笨拙，还自负傲慢，成群结队地飞到我书房外面遍布鸟粪的阳台上。它们整天整天地尖叫高鸣，练习着廉价的口琴，变形的卡祖笛。一只海鸥妈妈在烟囱里做了窝。她那黄色的喙叩问着阳台门上的玻璃。有一次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屋：和鸵鸟差不多大小。
“他打着‘i’和‘o’。”
“什么？”
“他早上五点起来，打‘i’和‘o’两个字母。”
一个星期之后。我没见到金斯利三天，突然间，他比我矮了。那四英寸到哪儿去了？被地心引力吞食了。要再过一个星期，我才能接受这一事实。
他看起来像是回收汽车刚经历了半场压缩：纵向的压缩已经完成了，还得来一回横向的。我走过去在他的床上躺下，他在对面的矮扶手椅上蜷缩着。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陌生，起初我以为是愤怒。我知道他喜欢这类的事，尝试着对他说，
“要是我们是冰岛人，你会叫做金斯利·威廉之子。我会叫做马丁·金斯利之子，路易斯叫路易斯·马丁之子。萨丽叫萨丽·金斯利之女，杰西卡叫杰西卡·菲利普之女。”
“嗯。”他说，没觉得好笑。
我真希望他是对我不满。我真希望是那样……那迪莱拉呢，她会叫什么呢？迪莱拉·帕特里克之女还是迪莱拉·马丁之女？当然应该是前者。她叫他爸爸。应该是那样才对。我给了先天的，但他做了后天的。那些时间是他花的……我刚去了冰岛两个晚上才回来（我希望这是让金斯利对我不满的事）。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条完整的彩虹，横跨峡湾两岸，简朴，孤绝。地平线上冒着几个圆鼓鼓的山丘，像是行星。现在，我又回到了小世界，回到了病房，父亲用威士忌在吞服药丸，脸上挂着那样的神色。那个神色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不满。更像是抗拒：通过不在意自己来反抗。
哥哥和我换岗时，在门厅里交流了一下。菲利普说，
“他在毒害自己呢。”
“那些药片都混杂着扔在鞋盒里。”
“我看到他坐那儿，真的是大汗淋漓……”
楼下。我这下感觉连我母亲也变了样，也缩小了。再也不是翻翻眼睛，帮你把挂在眉毛上的头发拂上去了。从现在开始该是暖心暖肺的真心话了。我说道，其实毫无用处（大概过了三十岁左右，我们还需要有谁来告诉我们这一点吗？），
“你看起来很累。”
“早上五点，他尖叫着要止痛药。真的是尖叫……”
门铃响了。
“他整整一天都等着人来看他。等他们到了，他就打开电视机。然后他会问，‘晚饭吃什么呢？晚饭吃什么呢？’可是他已经吃过晚饭了。”
但他并没有吃过晚饭。他什么都不吃。
楼上。那天晚上到的人挺不少：我、菲利普、莫伊拉和珀西·卢伯克夫妇，迪克·霍夫。还有永不缺席的传记作者。金斯利说得很少，眼皮低垂着，坐在他的专用椅上，茶几上放着麦卡伦威士忌和依云矿泉水。但我觉得他像是在做出一番亲和的姿势，像是告诉自己——这些是我喜欢的。酒，聊天，朋友，家庭。这些是我应当喜欢的。可是为什么……？突然间他抬起头来，表达了一个观点。他的小说《传记作者的胡子》最近出版了。评论大多说得不太中听。我发现，和同年写我的那些短评、采访相比，接受这些评论更为艰巨。我希望父亲（至少在这件事上）已经过了在意的阶段。对这些事他从来不会困扰很久，这时他提到的是一个小细节，出人意外。
“有人抱怨我在书中放了一家“真的”餐馆。可是，一旦在小说里了，哪怕真有这个地方，也不再是真的了。不是和原来那样的真了。”
我以为我理解他，我以为我同意他。或许，就这一话题，这就是所有需要一提的。真实/虚构的问题得由传记作者、回忆录作者和其他拘泥字面意思的人士来解决。反正，从父亲那儿，我是再也听不到更多的批评理论了。有趣的事还会出现，但任何抽象的事，那是他最后的努力。再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我回头看这件事，会认为这是一处高峰，还有那个字谜游戏也是。
隔壁的书房里，有很多张纸，上面打满了“i”和“o”，还有海鸥。
滚蛋之二
下面是《老魔怪》中的其中一个老魔怪查理早上例行做的一些事：
查理·诺里斯注意到潜水艇的车厢中那个最矮小的男人的脸，是地毯料做的，他决定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他醒了过来，又备受折磨地半睡半醒了一会了。才刚过了五点。几个小时之后：
他翻过身来，紧盯着镶着布垫的床头板的结实的硬木框上，数到了一百，接着，猛然以打保龄球的姿势举臂过肩，一只手碰到了木框，抓住了，又数到一百，以全身的力气拽着木框，把自己拉起了半身。
后来，查理完全坐了起来，从卧室的窗往外看去，
……眼睛睁着却什么也没看见。尽管以前无数次在竞赛中胜出，他照样深信不疑，觉得所有他拥有的已经失去，所有他认识的人已经离开。
他艰难无比地穿好了衣服，下了楼：
十分钟之后，查理成功地从早餐室的桌旁一路走到了厨房的冰箱旁……一只没用过的茶杯旁放着一包咖啡，这还不足以让他下定决心，不过看到电茶壶装了半壶水让天平侧了一侧……一点唾沫星子粘在了嗓子深处,他才刚把茶杯放下，咳嗽它爹妈就让他在房间打了一阵子转转，终于停了下来，抬头便看见在后园干活的布里奇曼先生（花匠），隔了十八英寸就在窗玻璃的另一侧。(20)
10点45分左右，查理喝了一杯“有点淡的”威士忌兑水后，上了出租车。他是去参加一位非正式民族诗人布莱登（根据迪伦·托马斯塑造的人物）雕像正式的揭幕仪式。在仪式上，一个自称是勒韦林·卡斯瓦隆·皮尤(21)的美国人过来搭讪：
“我是美国威尔士友好协会的官员，”皮尤说道。
就在这一刻，查理的脑子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皮尤照样说了下去，语调语速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查理再也辨别不清词语了，只有声响。他的眼睛四下游移了一下。他往后退了一步，重重地踩在别人的脚上。随后，他辨识出一种熟悉的声响。这一松气，差点儿让他朝另一个方向倒了下去。一个老酒鬼，就这么一些威尔士语的词汇，知道个把“我的”、“小的”、“好的”，突然遭遇带着美国口音的威尔士语的瞎扯，要指望他弄明白，这可不太公平。“呣，”他深有感触地哼道。“呣。”
皮尤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这让查理纳闷自己答应什么事了，不过那很快就结束了，更多的英语传了过来……
一瓢子的雨洒在查理的脸上，清爽舒心，一只海鸥紧贴着他的头皮飞过，让他躲闪了一下。
那只海鸥……这下查理被艾伦救了下来，这个最通人情世故，也是最想着下半身的老魔怪。他们开着车离开时，艾伦把脑袋伸出车窗，告诉皮尤“滚蛋”。两人靠坐在座椅上：
“在美国，他们是说‘滚蛋’的吧？”艾伦担心地问道。
“我肯定他们懂这个意思。”
……艾伦轻声笑了一会儿，像是不吝于自我批评似的摇了摇头……他压低了嗓音，说了下去，“哎——说这句话，找准时间很关键。有一次在基尔伯恩，可给自己找了点麻烦，我对一个保加利亚来的写短篇的作家嚷嚷……滚蛋，差不多有两三分钟，当时开着我坐着的敞篷车的那家伙正要在死胡同掉头，我都不知道我们到了死胡同呢。骂‘滚蛋’的爽劲消失得很快，真挺让人吃惊的。连着说上两三遍，你能得到的也就这点效果了。”
“再说也没什么劲了，”查理说。
“是啊，一点不错。”
9月17日，星期天。我才知道金斯利是怎么度过周六晚上的。按母亲的话，他“非常活跃”。而我能够感觉到家族本质上的缺陷——不爱动——正慢慢地渗透着其他所有人。妈妈鬼魂似的虚弱。我是不是该是强健的那个？金斯利得去医院。但他不想去医院。我不想吓坏了他。我不想让他吓坏了我。
谁在掌管这件事呢？医生在哪儿呢？他的胃肠专家医生不会上门看诊——他的名气太大，医术太专。(22)我们最后只得在黄页电话本中找——那儿多的是打零工使力气的。妈妈询了个上门服务的价：六十镑……我们这一家子都挺会说话的，但我们变得越来越无言。我们渐渐成为金斯利所成为的样子，变得越来越无言。
但昨天晚上，他非常活跃。他说，他要一次聚会。然后他让所有人——妈妈、艾利、康妮(23)——都滚蛋。每个人都下了楼。他又尾随着所有人到了地下室公寓里(24)，又让大家都滚蛋。接着他上了楼，所有人又小心翼翼地跟着上了楼。他又让大家滚蛋。
我是星期天听到这事的。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带路易斯和雅各布来这儿吃午餐。这已经持续十年了。他是个观察仔细的爷爷，虽说一点也不参与。他喜欢他们在身旁，赞赏他们也为他们骄傲。路易斯的出生让他大大地高兴了一把。他劳烦了自己，陪母亲去了趟医院。我们在我的公寓见了个面，喝了点酒。那是十一月份，我在他的膝盖前放了个电取暖器。小宝宝提早六个星期出生（但漂亮极了），妈妈满心喜悦……过后，我们三人在一家中餐馆肃肃穆穆地吃了一顿中饭。我猜自己还处于分娩带来的不知所措中，但与其说是震惊，远不如说是感到非常的温暖。轮到雅各布时（只提早了四个星期），雅各布的名字挂在父亲加里克俱乐部的布告板上，电话打得时间正好，刚来得及和路易斯一道出现在《老魔怪》的题献页上（不少早先的版本上，名字后跟着一个像是烦扰不堪的句号）。两男孩的出生是大事。除了抱抱他们打个招呼道个别，他和他们一起时、也是为了他们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在他们四下乱爬或跌跌撞撞走来走去的时候（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伸出手去盖住低矮家具锐利的边角。
这个星期天，两个男孩在别的地方，不在场。他们下一个星期天也不在。他再也没见过他们。
父亲和我不时会有机会同意“滚蛋”这说法非常滑稽有趣。人们很自然会推崇其蛮横和简洁——但这又非常地好使。(25)
不过，这辈子爸爸遇到过最好的“滚蛋”是作为收受的一方。至少说是他设计了这样的一幕。有天下午在汉普斯特德（肯定是1980年之前，简还在的时候。因为之前他有股轻灵的气质，简离开了他，那气质也消失了），他寄了封信后，从前门进来，独自有滋有味地静静地笑着。我说，
“什么事这么好笑啊？”
“我刚见了一条狗的傻样儿……”
这是一个真正的夏日，没有一丝云彩，万物齐力使着劲儿。走去邮筒的路上，父亲看到一条成年阿尔萨斯狼狗，躺在一辆泊着的车子的滚烫的前盖上。他饶有兴趣地看了看那条狗，狗立起身也盯着他看，像是在说：我就是躺在这车上——怎么着？等他寄了信回来时，他又看了一下这条狗，狗也盯着看，加了句：可能是挺热的，可我就是要躺在这车上。推开院子门前，他又回头最后看了一眼。
“它在做什么呢？”我催着他说下去，因为他独自有滋有味地静静地笑着。
它的脑袋从爪子上抬了起来，直了直脖子，离开了……金斯利做了这两事中的其中一件。要不是他让狗吠听起来像是“滚蛋”，就是他让“滚蛋”听起来像是狗吠。
他想让你大笑时，有时可真让你一辈子都大笑——不是笑个不停，而是想到时，就会笑起来。这是他的超级幽默：是他的喜剧作品不同凡响的发动机。现在，这机器慢慢地歇息了下来。
他半夜起来，洗了个澡，穿好衣服——整理好行装。他装了一个行李箱。我是从母亲那儿听说这些的。那天晚上，他告诉希拉里，他要去坐火车——金斯利，一个人，半夜，居然去坐火车？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在等着他。母亲在门口想劝说他不要走，他还是上了街，走近一辆无人驾驶的泊着的车，要求车子带他去加里克俱乐部。他给母亲打电话，
“他为什么不带我去俱乐部？”
* * *
一次短暂的探访。他像是坐在椅子里昏睡着。一开口说话，让我吃了一惊。
“什么时候了？”
“两点。”
“下午两点？今天是星期几？”
我离开时，看了一眼金斯利的打字机里卷着的纸。我没有看到海鸥。他还在新小说的第106页上。自从他跌跤后，就一直留在第106页上了。好像是加了点东西。这一页最后几个词是：“‘相反，’福尔摩斯反驳道。”(26)
又一次短暂的探访。这是金斯利再一次活跃之前的晚上。不过这时他在椅子里打着盹。脸上挂着那样一种表情：这是一张男孩的脸，按照某些人的看法，这个男孩可能做错了什么事，但他肯定没有准备好承认自己错了——这一刻他累了，这场争斗（为真理而战）让他累极了，他抽身离开了这世界，睡着了。
妈妈让我想起了护士。还不单单是护士，她让我想起了保育院：我自己曾经的保育院……自然，我们一直谈论着要不要雇护士，要不要请专业人员。但母亲说，他们会受不了金斯利的（这一点值得商榷），而他也会受不了他们的（当然啰：只有妈妈他可以忍受）。医院不一样。医院唤起他内心的一点服从本能。再说，医院是他该去的地方，至少得去待上一段时间。按英国人的说法，得“有医生罩着”。在你身体不适的时候，你该“有医生罩着”你。
金斯利的身子动了动，或是说猛然抖了一下。
“要不要件毛衣？”母亲说，一边轻轻摸摸拍拍他的肩。
那时我还没明白父亲正向死亡走去。但我几乎已经确信我是再也看不到他眼睛里逗趣的神采。母亲像是要肯定我的想法，说，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对他好一点。”
这一整个过程，她都在其中。爱，是不再有了，只有爱的记忆，但比这更简单。她的良知不会允许她做得更少。金斯利一点没错：
1946年的时候，我二十四
我遇上了一个没有害人之心、没有防范之心的人，
直到那个时候，她内心完整未经世事；
笨拙、温柔、健康，挺直的背脊，
有人跟她说话，她开口应答，
开心之时，她爽朗大笑；
什么事出了错，她担忧是她的错……
等等。1963年，他伤了她的心，她离开了他。
……她的双眸我再也无法挪离，
哦，是啊，她还是那么的美丽。
嗯，女人之极致该是那样了，
我心想，又开始继续寻寻觅觅。
没有什么来比较，我们怎么能明了？
这一整个过程，她都在其中，哪怕他继续活着——不懈地，坚持着——直到本世纪的末尾。1963年是三十二年之前了。她是怎么身陷其中的？
桃子之夜
电话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贝斯沃特的“袜子”(27)开始写《金钱》一书。
“马特。”
“菲尔。”
“发生了。”
“什么发生了？”我说。但我知道答案。
“她离开了他。”
“……天哪。”
菲利普也不觉得奇怪。那就是整件事发展的趋势……
我们作了些安排。需要解决的并非是两个儿子计划如何安慰一个失去妻子的父亲，问题基本得多。我们中的一个得一直待在那儿。不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但得是每个晚上，每个深夜，每个早上。他的管家——忠诚的尤尼亚克太太——还在。她在家中能帮他度过白天，但只有家人或彻底信任的朋友能在那些黑暗的时刻帮助他。现在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这是十一月。等我过去时，菲利普已经在了。
我记忆中的那个晚上，金斯利坐在矮扶手椅的边缘上（这是他的特色坐姿，对背脊有好处：照菲利普的模仿，他就靠着尾骨外缘的一毫米搭在座位上），不断地眨着眼睛，比平时更快，狠狠地用食指的指甲剥着拇指根上的外皮。几乎什么都不说。对这事的一些操作步骤会回答一些问题（简没有从她的养生农场回来；她的律师办公室递来的那封信），但就他的情感、爱情、破碎的心、中断的誓约，他一字未提。那一刻，他的需求，似乎非常的基本，与动物相似：遮挡风雨的窝，避寒取暖，熟识的动物的温暖。哥哥和我重复了需要让他马上听到的话：
“爸爸，你不会一个人过夜的。我们中总有一个会一直在这儿的。”
“谢谢你们俩。”
这话说得很严肃。但我现在明白，他心痛不已：爱情上受了重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无法愈合。在后来的修正状态中，他的心里不再装着简，不再爱她，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痛苦，他嘲讽奚落，难以置信。然后，痛苦是确确实实的。那天夜里，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写着一封信，信是写给她的，也是有关她的——一封乞求的信，一首诗。他费了巨大努力去维护的东西，还为此经历了细细碎碎的各种羞辱，却还是失去了。(28)或许最重要的是，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婚姻都被撤销了，抹去了。1981年6月24日，他在给拉金的信中，描绘和一位老友的碰面：“她说，我曾让希拉里多么的悲惨，因此（毫无必要地）提醒我简的离去让我不再对自己假装，我曾经对希拉里那样至少还算有点值得。”“没有女人的人生只好说是活了一半，”后来，他这么对我说。女人，妻子，另一半(29)——走了——也没有再找寻继任。父亲再也没有带着激情去吻过一个女人。而这是一个习惯于活着就是为了寻花问柳的男人。(30)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已经寻找到一个心理学上的解释。就像所有这类事一样，这是非常本初的。但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因此也能够让人原谅很多事。照此看来，我经历的最能抹杀金斯利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也因此而减弱了许多。
给简的信写好了。回信也收到了。那只是有关条件和最后通牒的交换，毫无成效。简坚持金斯利应当以实际行动加入匿名戒酒会，对此我不免觉得简有点儿教条。没有写的是爱情诗。后来写好的是因恨而生的小说《斯丹利和女人》。在《杰依克的东西》（1978）一书中，有些人性化的开放而不遽下定论。那个离开的女人得到了有道德寓意的所有佳句，在我看来，这都成了套路了。(31)我知道颇有几位女性读者欣赏而且部分赞同小说动人的最后一段。医生刚刚问了我们这位没了力比多、这下也没了妻子的男主角，他是不是想尝试一个疗程的“伟哥”药剂（《姑娘二十》里叫做“淫丸子”）：
杰依克很快在脑子里把女人过了一遍，不单单是过去几个月几年间认识且相处过的女人，而是所有认识且相处过的女人：她们对事物表面的关注，对物质和外貌的关注，对她们周围环境的关注以及在这些环境中她们的形象和声音；她们像是更好更对却又无事不错；一有意愿的冲突，她们便自动认定自己是受伤的那一方；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因为自己观点在握，这观点便是更可信更有用的；她们用错误的理解和歪曲的事实作为辩论的武器；她们对嗓音语调选择性的敏感；她们对自己的真诚和虚伪的差别毫不知情；她们对重要性的兴趣（以及明显在这一方面没有辨识能力）；她们对泛泛的聊天和无方向的讨论的喜好；她们对感情分享的先行防范；她们对自己的可能性夸大的估测；她们永远不用心听别人说话，还有其他种种类似的事。这都是依他看来。
因此，答案非常容易。“不用，谢谢，”他说。
而《斯丹利和女人》（1984）则是封闭起来，壁垒森严。这本书让我打瞌睡。这段时间，父亲精心地但不完全算是不刻薄地把女人比作苏联（政治宣传的机构）：她们这么做的时候，说这话；你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说那话；等等等等。差不多这个时候，他也开始用“女性”（females）来指异性。“爸，不要说那个词！”我总这么跟他说。我在场的时候，他会收敛一点这一习惯，就像有人不惜一切代价求个耳根清净……事实上，《斯丹利和女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一本小心眼的小书，酸溜溜的，语言简洁，结构好得用意不良。但文字中有卑下的成分。在此，作者践行了——不折不扣地在文字上实现了——杰依克的诗学承诺：即，唯有男人。毋庸置疑，书中没有对性事的厌恶（金斯利从来都不是那一类的厌女者）。理由完全是智性上的。
我一向认为这是一种自杀：艺术上的自杀。他没有杀死整个世界。他只是杀了其中一半。(32)
再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菲利普和我时不时商讨金斯利问题。要么他得去哪个地方（俱乐部，独立套房，旅店？），要么就得有人到他这儿来。上他这儿来的人得是……如何来定义呢？得是一个能理解他因而也能原谅他脆弱的人。还得是一个他确确实实非常喜欢的人。我三十一岁，菲利普三十二岁：我们觉得把我们的人生致力于照看父亲，过于早了一点——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在我看来金斯利问题挺奇特的。因此，答案也得是挺奇特的。
在担忧父亲的间隙，我也担心母亲。她的第三次婚姻圆满成功，但她和丈夫，还有小杰米困在中部的一处小房子里，负担不了搬到伦敦的费用……在这儿找个解决问题的答案，自然也算不上什么伟大的业绩。菲利普也早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征求意见时，主要涉及的人士都显得挺乐意的。安排了一顿介绍见面的晚饭。顺便提一下，其他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主意不但古怪还不切实际。“就像是一部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他们不断地这么说着。没错，要是金斯利叫做奥拓，希拉里叫做乔治，那就更像一部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了。的确，这是一个非常规性的提议，但他们都不是一帮墨守成规的人。菲利普和我想着或许能维持六个月光景，甚至可能是一年。
我们都聚集在汉普斯特德的屋子里，成立晚宴开始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金斯利会否认有这回事，激烈坚定地否认，哪怕当时有四个成人目击者在场。我想，父亲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把这事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了。毕竟，这事彻头彻尾地让人难以相信。
我们的晚宴进行得非常愉快顺利。哥哥和我已经在相互满意地微笑了。在场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是好说话、体贴人的模范。上甜点时，八岁的杰米在之前的整个过程都表现得无懈可击，这时伸手去抓水果盘。盘子里有橘子、苹果、葡萄——还有唯一的一只桃子。当杰米的手指接触到桃子皮时，金斯利就像是圣诞前夜的倾盆大雨中在牛津圆环(33)想叫住对街的出租车，大声喝道：
“嗨！！！”
……这是非同寻常的展示，刺耳得可怕，突然得可怕。要是杰米伸手去拿的不是一只桃子而是一枚手榴弹的拉环，金斯利发出的声音可说是恰到好处。大家并非哑然无声：每个人都怔了一下，嘟哝着，诅咒着。连杰米都咕哝了一声“天哪”，蜷缩在椅子里。我记不清了——我甚至也无法想象——那天晚上剩下的时光，我们是怎么过下去的。
不过，这个家庭组合持续了十五年。
“菲利普吃了一块饼干。”杰米吃了桃子。
如果你是一个害怕黑暗的成人——家人离开你时，会怎么样？当他们让你一个人待在那样的黑暗中，你会怎么样？这是非常本初的。部分的你成了要妈妈的孩子。
在这世上，由杰米给予父亲让他欣悦的最后一幕，我觉得这应当是恰当不过的。杰米那时二十三岁了。到那时，说金斯利已经忘了桃子之夜，这一点也不假。这么说，确实一点都不假。
因此我应该告诉母亲：我知道，他利用你的感情时，你有恨意（“怀旧感伤”，你说，“让你简直想要吐出来”），不过，你的确让他重新活了过来，重新去爱。妈妈，这就是看待这件事最好的方式。他结束了《斯丹利和女人》的写作，接着写了《老魔怪》、《和姑娘们的困难》、《住在山上的那些人》、《回忆录》、《线上的抽动》、《俄罗斯姑娘》、《你不能两者兼得》、《传记作者的胡子》、《国王英语》，还有一些诗歌。
没有你，他永远也写不了这些书，因为你让他记起了爱。妈妈：你是那只桃子。
这就是看待这件事最好的方式。
完全“可靠”(34)
9月20日，星期三。传记作者把金斯利送到了高尔街上的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哦，快乐的日子。我偷偷地觉得感恩不尽。整整一个下午，我四下走动低声说，非常感谢，先生。噢，太感谢您了(35)……
细节后来我才知道。我知道自己没法做成这件事。
救护车里，护理人员透露，他看过金斯利的一些小说，但看过更多的是我的小说。幸运的是，爸爸没有记住这句话。
到了急诊处，他们把他放到推床上。传记作者想要挡住他（故意）滑出来，金斯利大声嚷道：“医生！护士！阻止这人！”
一个门卫和两个护士上手才把他弄进病房。
睡着之前，他恳求传记作者，说，“别走啊，哦，请你别走啊。”
我绝对没法做成这件事。不过，或许，如果由我来做，那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恳求。到了现在，帝国大厦顶楼的效果还有几分？
六点半，我从地铁站出来。哥哥和我喝了一杯咖啡后，走进医院，走进电梯。电梯往上升去，我们短暂地抓紧了对方，蜷曲的手指握住了对方的手臂：准备好对付严峻的考验。
金斯利一人待在他的单人间里，侧身躺在床上，背对着门。小电视上竟然播放着《流行歌曲排行榜》（以前我们看这个时，他总是取笑我们）：“俗气的吟唱”，一对歌手“与其说是携手一起演唱，不如说是对着对方表演，做出这些爬爬绳、躲躲子弹的动作，还带着副全力以赴的架势，好像这不过才是个前奏，接下来他们必须得共同面对某个大得多的考验似的”。(36)
“我下了地狱。”
这话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菲利普和我挂上了同一表情——眼睛突然聚焦，睁大——这意味着惊慌加重。我们的父亲，以令人担忧的敏捷从床上爬了下来，开始脱掉淡绿色的病号服，这样的一刻我们不由得觉得惊慌。上一次我见到他光着身子是什么时候？在剑桥那会儿？
他坐在床边（像大熊一样令人怜爱的身形，在薄暮中是柔和的一具庞然大物），说道，
“我不会攻击你们的。”
这话的流利程度比内容更让我吃惊。流利很快就会失去了，但他的焦虑不安，还有他突如其来的小心，却足以说明问题。菲利普问道，
“是什么真的让你担心呢，爸爸？”
“这儿的人。”
“但他们不错啊。他们在那儿是为了帮你。”
“不是的。不是真的帮我。”
“你觉得我们也是在骗你吗？”
“这事你写过了，爸爸，”我说，“你不记得了？你的《回忆录》提到的最后一件事。叫做‘在弯曲处偷窥’。你摔断了腿，上了医院。有一阵子，你神志不清。你以为他们都是想要毒害你。就像现在。一样的情况。”
这无疑让他感兴趣了，听了进去。我以为看到了他眼睛里的笑意，但这不是被逗乐了，不算是。而是他听到奉承时，脸上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开心。是谦逊与头脑飘飘然时的得意在搏斗。
他把病号服穿了回去。随后又把病号服脱掉了。终于，天色差不多全暗了，他上了床，转身背对着我们，背对着这个世界。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酒吧。这家酒吧有漂亮的名字：杰里米·边沁。那位老功利主义哲学家（1748—1832），金斯利很可能会认为值得让一家酒吧以他命名。和某些哲学家不一样。父亲可不想看到他的儿子们在罗素酒吧或是A.J.艾耶尔酒吧喝一杯。我认识A.J.艾耶尔。某个不说话的当儿，我想着他：他的去世，纪念仪式，罗伊·詹金斯(37)令人困惑的颂词（他谈及艾耶尔的“讣告的影响力”）。A.J.艾耶尔是我第二次伟大爱情对象的继父：她是我第一本小说的题献人。他以前经常和我下棋，用的是一副便携式的，棋盘在腿上递来递去。几乎总是他赢。唯一的希望是能坚持到最后马还都健在。然后层出不穷的各种可能性会令他烦不胜烦，最后他会厌烦地撒手不玩了，甚至把整个棋盘都扔飞了……艾伦·布鲁姆：“面对我们在意的事，宇宙间却没有足够的支持。因此，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任务定义为‘学会如何去死’。”那时我还没有考虑死亡，想的只是造成的破坏和合格的恢复。这其中有没有一种哲学思想？有没有一种死亡的哲学？
第二天，菲利普去看他，金斯利开口即说：滚蛋！
再过了一天，我独自前去，先从齐人高的方窗里朝房门看去。我猜想，在看望他的人当中，这一防范措施现在是普遍都在使用的。那里面什么事都有可能在发生……
那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我从窥探的窗户看进去，高兴地往后退了一步，满心的喜悦和希望。父亲梳理得干干净净，刮了胡子，坐在扶手椅上，身体前倾，手里握着一支笔。他的脸沉浸在着了迷般的全神贯注中。或许，他是在写作，我心想。我要走进门去，他就会告诉我，从这次病情中恢复了，还带来一本伟大的小说，一系列的十四行诗，再加一首长诗。
“哦。过来看看这个。”
我站在他的身后看去。A4纸上排着一列列歪歪斜斜的阿拉伯数字，类似这样：
017 212 2010 0175687278
017 222（淡淡地划去了）2100 0175867278
017 221 2100（淡淡地划去了） 0175687872
017-221 6102 017 586 7872
（淡淡地划去了）
左边的这些数字是企图写下我的电话号码，右边的是写下他自己的号码。其中一个错误的号码旁边用大写字母注明了：完全“可靠”。那时候我不知道母亲尽管非常不情愿，还是将家中的电话号码换了一个。金斯利整天往家里打电话。金斯利也整晚往家里打电话。
“让我们再来过一遍，”他说。
“等等。这样的。你不需要‘017’，爸爸。区域号我们都是一样的。都在同一处电话交换局。是这样的。”
我写下来：马特：221 6110。希拉里：586 7872。
“那完全可靠，爸爸。”
“让我们再来过一遍。”
我们又过了一遍，由他把号码写了出来。三十遍。四十遍。要求你来做这些马拉松式的重复的只有你的孩子和（原来还会有）你的父母。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暂时满意了，又随意地问了一句，“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告诉了他。他什么都记不得了。之后，他坐了起来，热切地说道，
“让我们再来过一遍。”
是说那些数字。
“我们已经写下来了！”
我要离开的时候，他没有恳求我。我拥抱了他，他只是说，
“轻轻抱一个。”
我直起身来。他说，
“再轻轻抱一个。”
我又拥抱了他一下。
女人的胸
母亲告诉我，最可能的是阿尔茨海默病。“他这个样子可能要持续好几年。”如果你是英格兰人，碰到这样的事，你怎么办？不是流泪绞手。你耸耸肩，“干”笑一下。《斯丹利和女人》中的结尾处克里夫怎么做，你也会怎么做：
（他）的下巴稍稍抬了一抬，这动作是伦敦南区人用来说“早跟你说了”或是“又来了”或是“你咋就不知道呢”。别处的人也这么做。可能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做。
“《斯丹利和女人》这书你无疑是又开拓新领域了，”1984年的某一天，我对他说。
他很警觉。他知道我有理由（在他看来，是赶潮流和易于流血的心这两条）质疑这本书中的观点。我们被告知，文学不能证实任何事。但《斯丹利和女人》一书证实了某件事。不过，我不会和他再来过一遍。
“你什么意思？”
“书中有个大胸的女人没有同情心。”
“谁？”
“前妻。诺埃尔。对你来说，这是第一次。”
“瞎扯。”
他很快想了想。能够说出一两个具有同情心的小胸女人，但要说出没有同情心的大胸女人，还真费劲。
“你写的那些东西中，女人的胸都太空泛了，”我说，“《露水情》中，那一句怎么说来着？(38)还记得安·琼斯吗？”
“安·琼斯？”
1969年，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安·琼斯大胜。按英国人的说法，她是个大个儿的女人。有人说比利·琼·金，决赛时候她的对手，故意利用这一点，直对着安的胸回球。
“她的身材棒极了，脸蛋有点蠢相。你经常把大拇指摁在电视屏幕上，遮住她的脸，为了看她的胸。”
“那又怎么着？”
“你有次告诉我，裸体女人最性感的部分是她的脸蛋。我也记得另一次对话。简也在。我说，‘你完全是个爱胸的男人？你难道不喜欢其他的部位吗？你不喜欢腿吗？’你说，‘好吧，我喜欢知道胸和腿都在那儿，一样都不缺。’”
“那又怎么着？”
“没怎么着，真的。不过，你或许考虑一下在第二版时，减小诺埃尔的胸部尺寸。另外提一句，玛丽莲·巴特勒给《伦敦书评》里写了老长一篇，说《斯丹利和女人》说到底是支持女性的。这太瞎扯了，是吧？”
“噢，完全瞎扯。”
金斯利的两条腿都还在。他的动物性部位也还在。对此他开始产生新的兴趣——对他这一状态中的人来说，这是症状性的行为。他握住了自己（但只是短短一会儿），就像是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小孩看到了一只没人注意的玩具。菲利普有一块饼干。杰米有一只桃子。
在此，由不得让人想起一种可怕的对称。我想起了金斯利的父亲，和他对疯病和手淫的一些说法。还有医院的病房。血液的稀释。
《死魂灵》里是怎么说的？“老年，不可避免，无从逃避，非常可怕险恶，因为它从来不会回报什么，什么都不会奉还！”是的，一点不错。它嘲弄你，但从来不会回报什么。
难道老圆石不都是的吗？
9月24日，星期天。我进去时，他在床上转过身来，看着我。
“哦，天哪，”他充满感情地嚷道。
传记作者站在窗前，脸上挂着个无助的笑容。金斯利说，
“几点了？”
“六点，”我说。
“早上？”
“晚上六点。”
“晚上六点？但那人——传记作者——跟我说是晚上六点。”
“确实是晚上六点。”
所有这些金斯利无法再承受了。他快速转过身去，说不上怒气冲冲，但是果断的决然的。他快速转过身去，背离了世界。
六点，六点，六点。我得知，他星期五对菲利普说的，不是滚蛋。他说的原话是：“杀了我，你这混账的傻瓜！”他的房间在西向天际线的中等高度。一颗巨大的太阳正对着窗户。“我下了地狱，”金斯利这么说道。晚上六点，那间房间确实让你感觉快要燃烧起来了。
《我现在就要》。罗尼和西蒙娜私奔（这是在美国南部）到一个叫“老圆石州立公园”的地方。罗尼睡着了。汽车的颠簸唤醒了他：
“难道老圆石不都是吗？”罗尼摸索着找一根烟。“我是说，老圆石都是？啊呀，我是说，圆石都是老的啊？是什么让他们以这一块老圆石命名一个见鬼的公园，我可不明白？”
难道老圆石不都是的吗？或许这就是金斯利的状态：像是在一天中某个奇怪的时刻从一个悲剧性的小睡中醒过来。罗尼很快就会说圆石都是老的。可是，要是，要是就陷在“老圆石都是”中出不来了呢？
这是9月27日星期三笔记本上的一条记录：
金斯利显得烦躁。内心有些剧目上演，但他什么都不会跟你说，也不会对别人说。他说不出来。虽然他可能会写在纸上，如果他恢复的话。
这是勉为其难的妄想。他不会恢复了。词语和记忆都离开了他：就像是一排排的灯光和开关，叹息着关上了。
“我觉得有点儿……你知道。”
“什么，爸爸？”
“你知道。”
“焦虑？不安？”
“不完全是。就是有点儿……你知道的。”
我知道的？要说对词语的选择，父亲可不会让别人来做这事，特别是描述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可是，看他现在，信任地，而且平静地，微笑着，找不到词语。在我现在看来，这是金斯利的另一世界，一个金斯利的反面，从这一刻开始受限于一个啰嗦重复、平庸陈腐的领域。他的大脑这下子在做的是写作的对立面(39)……他的双手今天一刻不停地在动，两手挥动着，绞在一起，又挥了起来。我是不是该借用他对批评家兼作家约翰·伯杰的描写来让他高兴一下呢？(40)
“我这两只手这样子。不是什么凶险的。”
这一形容词（“那是个补语吗，爸爸？”有一次我问他。“是的，但这首先是个形容词，”他说，瞬间被有人跟他挑战学问惹恼了。）用得近日鲜有的成功，且不费什么思量，我相当佩服。
“这样子我就知道它们在哪儿了，”他说。
“让它们有个地方可以待待。”
“就是，一点没错。”
接着，我提了我计划想跟他说的事。我说，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本书《结局》吗？他们把它搬上了电视，出演的有约翰·米尔斯、迈克尔·霍登、温蒂·希勒，还有乔姬·韦瑟斯。记得吗？你书中有个人物，一个可爱的老男孩，叫乔治·泽耶尔。他有称名失语症。他记不得普通名词，他记不得普通物体的名称。在书中，你写到这让他有机会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变得非常的乏味又非常的有趣。在第一阶段，他乏味极了因为他只是磕磕巴巴地边说边瞎编。比如：‘这家伙有样东西，可以坐在里面四处开。这东西有，你知道，会转圈的。’(41)在第二阶段，他乏味极了因为他想要用练习过的公式和释义来解决难题。比如说：‘他们拿那个拧东西的和用于炉火的铁器来打他。’(42)在第三阶段，他乏味极了，因为他被治愈了！他完完全全地恢复了正常。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展示他对普通名词的掌握。比如说：‘桌子、桌布、椅子、玻璃杯、玻璃瓶、勺子。’(43)爸，所有这些都在你写的书里。
他带着高兴的钦慕的眼光打量着我。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他说。
停顿了一下后，我又继续探测了一会儿。他的失忆原来是有奇特的选择性。他记得同伊莎贝尔和我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非常清晰”），但记不得更近的第二顿……离开时，我想都没想引用了彼得·塞勒斯老唱片里的一句话（是我们家常说的），他跟着重复了。或许，他正经历着听到熟悉的句子的简简单单的愉悦感；不过我在他脸上看到了过去一个月没看到的：有意愿、有准备、有能力去大笑。为什么从他身上夺走了那个？为什么从他身上夺走了那个，还夺走了词语？
回到公寓，我又翻阅了一遍《结局》。我不时地擦擦眼睛，因为大笑，也因为大笑之对立面。再提一下乔治·泽耶尔。他完全康复了（这是在他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细说物体之前）：
“我刚跟伯纳德说，幽默感太重要了，赛过珍珠、红宝石、任何数量的汽车或是豪华游艇或是私人飞机或是贵族城堡……我是说，假如你用母贝镶嵌的刀叉、银质的盘子吃饭，从雕花玻璃的酒杯里喝酒……”乔治继续又列举了富裕的各种具体迹象，接着又提出，所有这些对没有幽默感的人来说又有多少真正的价值。
我眼下（不过当时没有）想到了《斯丹利和女人》斯丹利和精神病医生精彩的一段话：
“当（疯人）对其余人不觉得好笑的事大笑时，比如在父母一方去世时大笑，那不是他们深刻敏锐……他们在大笑是因为疯了，精神错乱得无法辨别什么是好笑的。头脑清醒的好处或许没有很多，但其中一样是知道什么是好笑的。而那是问题的一个结局。”
金斯利没有对不好笑的事大笑。值得庆幸。他根本就不大笑了。因为他精神不再健全了？还是因为他在一个没有什么好笑的事值得一笑的世界里？而那则是问题的另一个结局。
临终遗言这一话题
10月3日星期二。“马丁，”母亲在电话上叫我。
用全名让我作好了准备，无需再多说什么，也已经告诉了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某个星期天，儿子们边吃着红咖喱鸡（“本周最佳菜”）边在看一个卡通片或是投资亿万的血淋淋的大片，希拉里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这一定是在1992年。我在写拉金《书信集》及其生平的评论文章，我说，
“我猜想你的书信集会更过分的。从政治正确的观点来看。会有更多闹哄哄的争论。”
“可是有这些事时，我不在了。”
“有这些事时，我会在的。”
“是的，你会在的，对付这些事。”
又一个星期天，可能就是下一个周日，我们讨论了拉金临终说的话。我引用道：
“我要去那躲不过的地方了。”
“不坏，”金斯利说。
不坏：用了标准的扬扬格音步。很难说他对“临终遗言”这类事持怀疑态度还是就拉金对此事的贡献有怀疑。但我感觉到他话中的赞同之意——对这一句临终遗言的赞同，其特殊的含义。死亡是躲不过的，因为他，拉金，从来没法在他的念头中避开死亡。根本躲不开，金斯利也一样地躲不开。
“你有没有准备了什么呢？有没有做些功课呢？”
这个问题我问得很小心，但他的回答显得能够接纳这个问题，而且有些兴趣。
“这下你提到了，是的，我有点准备。”
“我想你是不会告诉我具体是什么的。”
“不说。”
把临终遗言汇总起来当集子来看，这些话都挺凄凉的，让你琢磨所有这些操劳操心都是为了什么：我是说，为着死操劳操心，为着生操劳操心。总体看来，临终遗言里多的是粗心疏忽、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法、“万一有上帝”式的虔诚，还有自负的自我夸张。亨利·詹姆斯属于最后一类：他高调的“这下终于到来了，这万众瞩目的玩意儿”，很有分量又引人共鸣，但过于雕琢了。布莱克既悲且喜（妻子问他，他唱的是谁的歌，他说：“我的爱人啊，不是我的歌，不是的，这不是我的歌”）。简·奥斯丁的，言简意赅（被问道她需要什么，她说：“除了死亡，什么都不需要”）。拜伦的，顽强不屈（“现在我想要睡了。我该乞求怜悯吗？得了，得了，不能软弱。让我到最后一刻都是铮铮汉子”）。马克思的，和平素出言一样，切中肯綮：“去吧，滚出去！临终遗言只归那些还没说够的蠢人”……D.H.劳伦斯像不少没什么道行的巫医，相信或至少是宣布自己突然正在痊愈的过程中：“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他说。
“你那小子霍普金斯(44)有个挺不错的。”
父亲很不喜欢霍普金斯，从报纸上抬起头来。
“喏，‘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金斯利慢慢地点了点头，轻蔑地笑了一下。
“临终遗言还有一点，”我说，“是还能不能说出来的问题。”
“没错。还有这问题。”
那天早些时候，劳伦斯有幻觉，他正离开自己的躯体。他对玛利亚·赫胥黎说：“看看那躺在床上的他！”再早些时候，他对弗里达说：“不要哭。”眼下看来，这是很不错的临终遗言。我推荐这两句话用于一般的用途——如果届时你还能说得出来。
拒绝任何安慰最猛烈的是卡夫卡。他要求销毁所有的文档，说，“我曾经是作家这事，再无证据可查。”因为你是位作家，你的书——所有的书——便是你的临终遗言。
“马丁。”
“嗯，妈妈。”
词语离开了金斯利，它们逃离了他。但他也会有他的临终遗言。
“你父亲很快就要走了。”
那种感觉又出现了：什么事即将发生时的悬而未决。
闭上那只调皮的眼睛
10月7日，星期六。
在这个日期下，我的笔记本上出现如下一段：
五十五分钟内，我以6比1、6比0战胜了扎克，所以我的精力没什么问题。我是说我的精神注意力。
我连打了五局是哪一天——单只是为了停止思考？
那天晚上我问母亲，那声音让我吃了一惊，在我内心听来明显像个孩子（迷惑的，纳闷的），“他这走向死亡出于什么原因呢，妈妈？”
“喝酒，”她说。
我们坐着喝酒，当然是在杰里米·边沁酒吧……杰里米·边沁，和金斯利·艾米斯一样，喜欢支持不受欢迎的观点，上了瘾。他捍卫高利贷，反对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踩着高跷瞎扯”）。在他的伦理系统里——宣扬“以最多人获得最大的快乐”，痛苦和愉悦以四个标准来衡量：强度、长度、确定性和邻近性。我们坐在杰里米·边沁酒吧的那个晚上，四个标准都覆盖到了。
一两天之前，母亲说过需要开个“棘手的会”——有关护士和临终关怀医院——原本要考虑的是所需的时长，这下考虑的是所需的必然。不单是喝酒，还有脑血管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摆着“思想者”的姿势，坐着睡着了（我不怀好意地松了口气），但嘴巴挂着一副苦相。一个波斯人模样的漂亮中年妇女在给他的房间吸尘。她在他的座椅下使劲吸着，好像坐在椅子上的不单不是一个人，还只是种无机物：一只冰箱，或是一架老旧的X光机。这是在私人医护部。我们仍旧可以享受商务舱的好处。
有一段日子了，我脑子里一直默默想着的事促使我向某样东西妥协：我作为英格兰人的特性，我们作为英格兰人的特性。在我和伊莎贝尔许多谈话中，这一点让我感受尤其明显。她的直觉是去探索一下——如果有必要就穷尽——所有医学治疗的可能性，这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思考。我想象着自己——或者说我没法想象自己——推着金斯利上一架飞机，去苏黎世或多伦多见一位顶级的医生。我想象自己——或者说我没法想象自己——让金斯利尝试某种新颖的食疗，主要材料是钡剂和印度香米。伊莎贝尔来自的地方，人们对死亡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扔给它。再不济她也要听听第二个医生的建议，而我连第一个医生的建议都不想听。我得努力地把电话凑在耳朵旁，听负责金斯利的医生——姓克罗克（不，这不是金斯利会喜欢的讽刺）(45)——满是职业同情心，呱呱地说着脑损伤、无法自主控制的动作还有大小便失禁都开始造访“您可怜的老父”。我和伊莎贝尔讨论时，面前挡着一张英格兰人特性的帘子，老派的英格兰人。多么的明显切实，多么的普通寻常。在英格兰，看到死亡来临时，就问一下有没有排错了队。
“他以前总说，”母亲在杰里米·边沁酒吧又重新强调了一遍，“我要是有什么不好，成了某种状态，我可不想被人弄来弄去的。你听明白吗？”
金斯利接下来说的话是：“哪种棺材最便宜，就买哪一种，什么都别说埋了就是。”
我们走回医院。病人正烦躁不安，他作出姿势，不出声地抗议。母亲用4711古龙水在他脸上点了点。一边说道，
“亲爱的，现在可以睡了。所有该做的你都已经做了。”
你能够感觉到他的焦虑在这信任的仪式中平息下去了。他的左眼还睁着。
“闭上那只调皮的眼睛。所有该做的你都已经做了。工作你都已经完成了。”
第二天，金斯利的病房又成了个弧光照射的炼炉。我的继父艾利斯泰尔耐心地帮金斯利做他力不从心的事，放好晃荡着液体的瓶子连着的管子。他也是本着帮金斯利的想法出发，实际上是在问他，想死在哪儿。
“你觉得回家怎么样啊？……坏主意？……好主意？”
艾利斯泰尔有位先祖，威廉·博伊德，第四代基尔马诺克伯爵——他有些不错的临终遗言。遗言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所处的情势赋予这些话一定的高度。他提出，在最后的祈祷之后就会放下手里握着的手绢。他说，“两分钟之后，我就给出信号。”威廉·博伊德是位知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1746年，在伦敦塔山被砍头处决。
“回家怎么样啊？……好主意？”
爸爸的手握东西有困难，握不牢，又松不开。他的脸还是他的脸，但是他的手已经认不出来了：是有马凡氏综合征患者的手。
“你可以回家去的……坏主意？……好主意？”
“不是很想，”他最后决定道。
“初六月熬我试了涂油礼”
这一天早些时候，我都在念书给他听。我提议读切斯特顿——《诺丁山的拿破仑》或是《名叫星期四的人》。我提议念安东尼·鲍威尔。我提议念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弗拉士曼系列小说）(46)，金斯利突然点了点头。
《弗拉士曼之自由篇》(47)开篇时，我们的英雄正在考虑一个新的职业：从政。在威尔特郡的一次家庭聚会上，他的岳父把他介绍给一群保守党大佬，其中有一位小说家：“那个小个子的趾高气扬的犹太人迪斯雷利”。我念了下去：
“上议院里你们这帮人可不济事，是吧？”我说道，他对着我垂下眼皮，带着他那种聪明的虚假表情。“你知道，《犹太法案》被拒了。白教堂的风箱(48)要修了，果真？哪儿都是糟心事啊，”我说了下去，“那个在赛马大会上跑了第二名的夏洛克也出了点什么事。我为他下了二十镑呢。”
我听到洛克嘟哝着说“老天啊”，不过朋友科德林斯比(49)只是头往后一靠，沉思着看着我。“没错呢，”他说，“诸事纷纭啊。你是想从政了吗，弗拉士曼先生？”
“那是我朝思暮想的，”我说道。
我充满期待地抬起头（健忘了）。父亲努力而徒劳地想集中注意力，紧紧地盯着我，当然，没有感到幽默……在他的文集中，大概差不多有六七处描写成年男人努力想要读点书：喝得醉醺醺地想读书。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归罪于书。这里是《结局》里的“矮子”：
矮子努力地想看一本简装版的书。在他看来，这本书讲的是一些人在战争期间执行一项任务，要把什么东西去炸了。他的头脑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候算是处于平时的状态，这让故事带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的迷雾。不断有新的角色冒出来。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发现自己连着好几页追随这些人的行踪，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什么时候出场。说得再准确一点，回头再看看头几章，这些角色原来一开始就在的。行文风格很折磨人，晦涩难懂，老掉书袋，还满是稀奇古怪的诗意抒情……他不时会看到一些细节，几乎要让他认定自己以前看过这本书了，可能还不止一次。
金斯利以前看过《弗拉士曼之自由篇》：还不止一次。而现在，听起来就像是《芬尼根守灵夜》。
我继续念了下去。干吗不继续念呢？我们待在这儿，就给金斯利一点安慰，但只有一位访客会给他带来愉悦：杰米。他喜欢杰米，杰米让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的身上还带着新鲜的晨露，他的身上还带着青春的魅力。杰米以康拉德所称道的力量，带来他的青春（青春，那“所向披靡的力量”）。我已经没有青春可以给父亲了。这一年结束了我的青春。真抱歉，爸爸：我没有剩下的了……有时候我想象死者可以观望他们的孩子。这会是他们的特权之一。可是，到了某个点，死者真的不想再看下去了，一定会这样。威廉·艾米斯，连罗莎·艾米斯也一样：现在他们不会还在观望了。
这儿跳过一页那儿跳过一页，我继续念了下去。在保守党的家庭聚会上，弗拉士曼酒醉杀了一个客人，被岳父打发去海上。我刚念到弗拉士曼意识到“贝列尔学院”不是一艘商船，而是做奴隶贩卖的。他吃惊极了（不过一点都没觉得愤慨），考虑了一下随之而来的危险。“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念道，
以那种方式来考虑我目前的困境？到最后，和往常一样，就这一念头首当其冲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弗拉士(50)，活下去，其他等等再说。不过，我决心同时要让我的怨恨继续暖乎乎的，不要冷却了。
突然，金斯利坐起身来，说了一串句子长度的词。我听不懂。
“说什么？”我问。
他又说了一遍。这下子他成了《芬尼根守灵夜》了。他的意思大抵是清楚的，但那也让人没法理解。和这本书的喜剧基调全然相反，金斯利让我知道他非常不喜欢弗拉士曼：他的自私，他的怨恨。
“抱歉，爸爸，我没听懂。”
父亲脸部的肌肉已不受控制。他装了个鬼脸，又说了一遍。他的言下之意是，我要不是失聪，要不就是太笨（或是酒灌得太多了）才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至少这非常像他自己。
“对不起啊，”我说道。
“哎呀！”
让我给你看看他的句子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在《爱上像你这样的姑娘》中，帕特里克·斯坦迪什跌跌撞撞地走进一间伦敦的公寓，被介绍给两位女郎。他走近其中一位——琼：
这一路过去，他到了一小块地毯的边上，跨了过去，就像是跨过一只睡着的大丹犬……
“哈啰，我西怕大力卡四单的士我们偷着这呢我吓你一点斯琼挡开躲藏没地方赫尔墨斯啄一下幽默话自己的，”他听到自己在说，“初六月熬我试了涂油礼这好又取别墅饿椅背了。”
“初六月熬我试了涂油礼”：度过初夏的好办法。给点时间、提示，再多想想，我能破译这句话：你好，我是帕特里克·斯丹迪什。我们都在这儿，我想你一定是琼。朱利安和我吃了中饭呢，之后又去别处喝一杯了。
可是，针对弗拉士曼的这番话，我一个音节都破译不出来。
不过主题还是非常相关的。虽然这时候他没有醉酒，但在过去他经常会醉。所以他现在思考像个醉鬼说话也像个醉鬼。他的词汇库存（他有多么出于本能地憎恨那些复合词啊，让他想起了在牛津骂骂咧咧地挨过的古英语课程——复合词，是唯一一点他难以接受的拉金风格）被粗略地翻检了一遍。
他睡着了。睡眠：死亡的兄弟。
“我以前是个重要人物呢，”他对杰米说，看起来挺开心的样子。我以前是个重要人物。“但这下不是了。”
论酒
“我时不时意识到自己作为这个时代最出名的嗜酒者之一的名声，要是还不算是最出名的酒鬼，”金斯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嗜酒。是的，他会这么说：以前是有这么回事。
“昨晚上我回到家醉得一塌糊涂，”金斯利告诉我（我想，那是1985年的一天）。“我没有现金坐出租车。我说，‘你收不收支票？’司机说，‘嗯，看来我只好收支票了，对吧？’他抱怨了几句。不是没道理。我费力地在他的汽车盖上写一张支票，感觉到他的眼睛盯着我。第三张写了一半时，他说：‘你一看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到这个份上呢。’”(51)
好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金斯利写过三本有关酒精的书，《论酒》，《你这一杯怎么样？》还有《天天饮酒》(52)。他的小说充满了酒精，甚至可说是浸透了酒精。(53)酒精对金斯利有着多重的意味，其中包括忘怀的状态，此处的“忘怀”或许有两层意思，但中间有不少单纯的等次差别。他的钟情一部分是出于嗜好，特别是在莱蒙斯那些奢侈豪放的日子：加过热的葡萄酒杯、顺着勺子背面浇下的冷藏奶油、薄荷叶和青瓜汁、卷成条的橙皮、杯缘上的盐、榨汁器和滤汁器。这是我唯一见到他在厨房忙乎的时候。他宠爱他那一小桶麦芽的样子，给它养分，精心培植，严肃认真得带点孩子气。那样金斯利就能声称，这是为他在写的谈酒专栏做研究，当然，实际上是为了酒而去写的专栏。在酒上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他写酒，是为了从中抢救点什么出来。
仪式性的步骤、各种口味、以及酒精最直接的效果，不仅仅是对这些真诚而谦卑的尊敬，在我父亲身上，还有一点强迫性——这一特征在他的三个孩子身上也有间歇性的出现。1954年《幸运的吉姆》出版之前，他没有经济能力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之后，他喝的酒要比能负担得了的少，但要比他想喝的多——或者说，要比他想要自己喝的量多。“这东西我想要很多，我也需要很多，”彼得·波特有一次这么对我说，随后他就为他对酒精的依恋作了证明。这东西金斯利想要很多，也需要很多。酒精同贪婪、餍足相联，这一关联兆头不祥。西里尔·康诺利(54)写道，“每个胖子的身体里囚禁着一个瘦子，拼命地挥舞着想要被放出来。”金斯利在《一个英格兰胖子》里写的更加真实更加好笑：“每个胖子的外面，还有一个更胖的胖子想要把他逐渐围起来。”
1994年春天的一个周四晚上，比阿吉饭店。我留意地看他走进来。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像是在找寻一张敌人的脸似的把饭店扫视了一圈。我站了起来。我们拥抱亲吻了对方。我帮他在椅子上坐下，说，
“中饭吃了很多？”
“嗯。问题是……问题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中饭才是正餐。”(55)
“你是说中饭是你付的帐。还有其他的等等。”
“是啊。”
他要了金巴利酒和苏打水：这是他开始重振精神准备第二场的常用途径……在饭店里，父亲总是带着警惕的神色，像是预想会有人对他无礼，骗他，忽略他，或是虚情假意讨他欢心（是虚情假意，不是明晃晃的粗俗，后一点他通常都挺喜欢的）。(56)即便是在比阿吉，这三十年不时上这儿来，金斯利都一直带着警觉。有一桩事是肯定会把他惹恼的，侍者不招自来（他觉得他们总是算准了时间，毁了他要讲的趣事）。拿着胡椒研磨器的侍者特别招他的蔑视。
“先生，来点胡椒吗？”
“……呃，我还不知道呢，对吧？因为我都还没尝过呢。”
轮到问我时，我接受了还没尝过的头盘上厚厚的一层胡椒。金斯利紧紧地盯着我看。我说，
“如果你喜欢这个菜，放不放都会喜欢。和盐不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拿着个盐瓶四下问的。”
这一说让他似乎觉得大受启发。不过他随即闭上了眼睛，他的头侧到了一边：旁边有个婴儿在哭闹。
“以前，”他说，“她得带他离开这儿去处理好。以前，要是被带出来，就算是他们大大的福气。”
“哦，这样，显然是大有进步。”
“算是变化吧，”他说，这下抬起了下巴。
反婴儿的俏皮话，不论是他的、拉金的，还是其他谁的，我从来没能理解过。至少我不能对这种情绪负责，因为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它就存在了。他在给拉金的信中写道：“婴儿啼哭时，让我最感到愤怒的是这种一股脑儿的强度，甚至比他们小动物般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还让我愤怒。他们像是在担心，要是略过一两秒钟不哭嚷，就会少了一滴奶吃。”那是1948年复活节过后的星期一——那时父亲二十五岁。对这类话，只要简单回答：听听那个五十步的，在笑百步呢。或者说：乌龟笑老鳖没尾巴。因为金斯利自己也曾是个婴儿。（母亲认为）七十年之后，他现在的行为有时候跟婴儿也没什么两样。
婴儿继续哭着，金斯利继续夸张地像是长期受了大罪。我不想挑衅他（我是等一下再挑衅他）但我也不想顺着他的想法。我说，
“那种话书里说说挺有趣的，否则，根本提也不要提啊。你那首疯癫癫的诗是怎么写的？‘女人、半男不女的还有小婴儿/什么事儿出了错就哭嘤嘤。’”
“女人、半男不女的还有小婴儿……”
“你什么时候出场呢？好男人什么时候出场呢？‘不过另外类型的男人……’”
“寻常的那类男人/把世界维系在一起/能够面对他们的前方/不管风雨雪霜。”(57)
“就像你这样。像你这样的寡言少语的英雄。”
我模仿他——抿起嘴巴，看起来寡言少语的很有英雄气概的金斯利。他很喜欢被他的儿子们模仿，几乎总是让他们再来一遍（“再来一个。刚才那个再来一个”）。他没说再来一遍——再说这时侍者又来了，展示葡萄酒，让父亲一阵子大发作，龇牙咧嘴的长吁短叹，满脸怒容。那天晚上，我在考虑，依照他个人的醉酒尺度，把他放在哪个刻度上。7.5？还是8？因为我想要重提一个和他争论过的政治话题。是从前一个礼拜开始争的，我想要估测他的容忍程度。金斯利从来都不是有双重人格的酒徒，不过酒精，按他的说法，能造成某些死胡同和禁地——一些不可争辩的区域。
我想知道纠正他对纳尔逊·曼德拉认识上的错误，不知他会怎么反应。
“Symposium”（讨论会；专题论文集；酒宴）这个词离它的古代用法，偏移了不少距离，或是说，跌跌撞撞地走了不少距离。1978年，F.R.利维斯去世的时候，我汇集了不同人的文章，对他的职业生涯作了评估，发表在《新政治家周刊》，称之为“F.R. Leavis：A Sym-posium”（《F.R.利维斯：专题论文集》）。其中的文章都是由头脑清醒的人士在几个月里分别写就的，这个专刊书名对词源是莫大的侮辱。因为“symposium”的意思是，或者说曾经的意思是，“酒宴”，“酒宴上的讨论”：源自前缀“syn”（一起）+“potes”（酒徒）。
而这是金斯利最喜欢的事。呃，在他最有男性魅力的鼎盛期，他最喜欢的事或许是出轨搞奸情。(58)不过，酒宴是远为更持久更明确的欢乐——是永远不变的五月。想到有“那件事”，他的两只手就会搓得如此起劲，简直让人以为要擦出火花来了。争辩、轶事（不是流言）、模仿、选段、引文、背诵……背诵诗歌。我们俩晚上聊到深夜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天哪。所有的英国诗歌，他都知道。”这里十行，那里二十行，莎士比亚、弥尔顿、马韦尔、罗彻斯特(59)、蒲柏、格雷、济慈、华兹华斯、拜伦、丁尼生、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豪斯曼、欧文、吉普林、奥登、格雷夫斯，不用说还有拉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醉酒是写诗的对立面（醉酒是无厘头的诗），但从另一头来看，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关联。
我以前认为金斯利对拉金的诗集《高窗》（1974）的评论稍稍有点过于动情，可能是随心而写了事，也可能是有点平庸的感伤。评论是这么开头的：“当别的人都上床去睡了，拿什么来配这一日最后的一杯威士忌，有多少诗人能赛过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他接着列了几个名字，但并不是所有上面提到的诗人（插入了贝杰曼、写了《贺雷修斯》麦考利男爵(60)、还有早期的R.S.托马斯）。他接下去又写道，“他们共有的特质是直接、浓厚、有劲，此中况味可同威士忌之烈媲美。”以前我反对这一无礼的说法，部分原因是《高窗》显然是拉金最伟大的作品，也有部分原因是《高窗》显然是他最后的作品。但现在我认同这种说法。要是提到的酒是杜松子酒，拉金自己很可能也一样会认同的。十年之后有一天，在组合家庭新建的头几个月，金斯利告诉我，
“前几天，我同拜伦有一次挺奇怪的经历。切尔西的宴会开始前，还有一个小时，我走进一家酒吧，开始读《唐璜》。过了半个小时，我难以相信这首长诗居然是如此的精彩绝伦。我知道之前也喜欢《唐璜》，但这次，啊，完全是另一个档次的东西。等我要离开的时候，四下在酒吧看看，想说，‘这儿有没有谁知道《唐璜》有多么的出色？’”
“这么说，你真的改变看法了，”我狐疑地说道。
“不是的，我醉了，”他说，“这是这一天的头几杯。当时的情况是，我将醉未醉。”
“不过《唐璜》也是挺有效果的。”
“哦，那是。”
将醉未醉：一向追求的无疑就是那种状态。醉了有其意义，但将醉未醉是最好的一刻。那一刻金斯利尖锐深刻地写过多次：将醉未醉突然间成了全醉，而他当之无愧能摘取宿醉的桂冠。不过，承认他所求的便是那将醉未醉，做不到的话则是全醉，这之中他从来没有任何软弱没担当。这些句子出自《我喜欢在这儿》（“特性”［property］精确得很，值得称赞）：
（鲍恩）对芭芭拉（他的妻子）又加了一句，和杜松子酒、勃艮第红酒相比，啤酒便宜，而特性一样，都会让他烂醉的。最后这一点没有得到多少赞同。他自己思忖着，要是他进入酿酒业，广告海报上最上面一排是“鲍恩啤酒”，这排字下面海报的中间部分是（他岳母）喝多了“鲍恩啤酒”醉得东倒西歪的照片，底部用粗体或是显眼的字母，写上“让你烂醉”。
为什么是那时呢？为什么他想要放纵了自己，把自己弄到那个地步？作家的生活充满了焦虑和雄心——而此处的雄心，不是很容易与焦虑区分开来——那是对尽力施展才华的一种渴望。因为，如果能做得到，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想要从中脱离出来，休整一下。在《回忆录》的序言中，金斯利提到：“有关我自己，我已经写了二十来本书了，大多数叫做小说”。这些小说“确确凿凿不是自传，但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每个词都在说我是怎么样的人。‘酒后吐真言——这话对不对我不知道，’安东尼·鲍威尔有一次跟我说，‘但文字透真言——这是肯定的。’”这又是一层联系。酒和文字相似，意识退后，无意识向前。这两者都需要换一换场景。只是有常见的麻烦：与年龄相关，而且只是在垂暮之年出现。
金斯利要的鱼饼上了。每个星期四，他都会吃鱼饼。找到什么喜欢的食物（或者是吃起来不怎么麻烦的东西），他总是会一直吃同样的。在印度餐馆，是咖喱羊肉。一直都是咖喱羊肉。“咖喱羊肉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他总是例行说上这句话。这下我说：
“鱼饼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正是——”
可是，就在这一刻鱼饼对金斯利使坏了。他把手伸进嘴巴，把一部分下牙牙托取了出来。这个玩意会在余下的晚上放在他的酒杯旁，谁都看得见，忠诚地提醒我很快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等我的小说写完，我必须得飞去美国，把自己交给迈克·萨巴图拉的双手。下个星期反正也得飞去美国了：在布鲁诺·丰塞卡过世前，见他一面……侍者过来了，我能感觉到他在看那个牙托。有一瞬间，我担心他会把它错当成一片掉下来的熏火腿，迅速把它从桌上扫下去。不过，金斯利因疼痛愤怒地扭动着，足以把侍者吓得不敢近前。他退走了。我开始斟字酌句地说道：
“上个星期，我问你是不是为南非发生的事而激动，你看着我好像我脑筋搭错了。你说，曼德拉是个恐怖分子，杀了妇女孩童，并供认不讳。”
“是啊，没错。”
“嗯，你……错了。在南非白人极端分子中，要找到一个同意你观点的都会有困难。你要去这个叫‘抽黑鬼’的酒吧，凭你的这些观点，也会被赶出去的。和你同样感受的是那几个叫做‘维尔尼希特’(61)的百岁老人。”
接着我长篇大论地给他讲了一番。
我还年轻的时候，父亲给过我一条建议，关于中饭喝酒以及给晚饭喝酒带来的影响。把你中饭时候喝的（他说），加倍，想象自己在晚上5：55的时候一饮而尽。我记起这条规则是在一小时后，金斯利喝光了他的那杯格拉帕酒，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对我为曼德拉的辩护，他基本上接受得还不错，只是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说“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到了最后，他把耳朵捂了起来，盯着眼前的盘子，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不吭声了。他停顿了一下，说，
“我们换个话题吧。”
“好吧。就提一点。我去美国的时候，你再找点给曼德拉添脏污的新东西。因为旧的那些太糟了。我们换个话题吧。再回到女人、同性恋和孩子这一话题吧。”
“同意。就提一点。你是时代风潮中的一片叶子。”
有烈酒的保障，晚餐一如往常友好地结束了。可是金斯利的脸从餐桌上离开后，流露出真真切切的惊恐。我看到的是酒精的力道迅速提升，让人一败涂地。我向他伸出手去。
在埃奇韦尔路中央的交通岛上（那条一向声名狼藉的主要街道，从象征着金钱财富的大理石拱门往西北延伸，经过高架路下的酒吧、卖酒的小店、游戏机房，经过小威尼斯，直到消失在迈达谷——三十年前，我们和菲利普、简一起住在那儿的一幢房子里），金斯利跌倒了。这不是被绊了一下或是一脚落空。这是一桩大型的操作行动。先是来了点类似缓慢漏气的迹象，让我马上开始担心金斯利一旦完全放光了气，会倒在交通岛上，还伸展到了岛的两侧。那儿，汽车、卡车、扑哧扑哧的公交车，车来车往。下一步，我抓住了他想拉他起来，感觉他就像是一艘大船侧倒在一边：是会自己调整过来，还是沉到水下？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整体上散了开来，身体不再有基本的凝聚。我在他身上四下摸着，想找到将他架起来的地方，但他身上的每一处都在倒下去，沉陷着，寻找着最低点，就像是一场泥石流。
我终于把他弄回了家。他找到了点平衡，一点往上的力。我把肩支到他的腋窝下，慢慢地顶了起来。整件事没有一刻不带着百分之三的喜剧性。即使他的脸在膝盖的高度，眼睛里全是恐惧，就像是陷在泥沼中渐渐消失的人，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从来没有失去那一星点的既惊且乐——对自己的重量，对地心吸力的不知餍足，对滚滚的年轮。我可以这么对他说，爸爸，这样的屁事，你年纪太大当不起了。但犯得着说吗？你以为他会不知道吗？爸爸，你年纪太大当不起了——这样的玩耍，这样的跳跃。你年纪太大当不起了。
角落
星期四，10月12日。金斯利被搬到了国王十字车站后的圣潘克勒斯医院：凤凰病房。我坐在他的床边，继续念着《弗拉士曼之自由篇》（我们现在快到了达荷美王国(62)的海岸）。我真的不知道爸爸从中听到了多少。他的头向后仰着（眼睛湿蒙蒙地睁了一会儿，然后又合上了）。但我挺高兴他没有被翻到一侧，背对着我。
传记作者后来写道（挺不可能的——我得查证一下）母亲原以为凤凰病房的状况会让我心惊胆寒的，以至于我会坚持让金斯利搬走。事实并非如此。凤凰病房并没有让我心惊胆寒。
这个病房是临终的病房。这个病房相当于囚犯称呼的死囚牢房——“角落”。
好人埃里克·肖特是加里克俱乐部的，来探望他。传记作者是肖特的俱乐部朋友，已经到了。访客跟我说了一两句话后，俯在床前，非常亲切又相当正式地问道，
“你感觉如何，金斯利？”
父亲已经连着几天几乎没和我说上一个字了。所以，当他把脸朝向埃里克·肖特，清清楚楚地说话的时候，让我吃惊不小，也让我大笑了起来，
“真他妈的太糟了，伙计！”
停顿了一下后，埃里克试探着提及自己再来看他，以及其他打算来访的人……
“我谁都不想见……谁都不想见，”父亲说道，还为了加强效果把身体侧到了一边。
埃里克准备离开的时候，四下看了看，摇了摇头，哆嗦了一下。这一哆嗦完全否定了他在考虑的事。
我谁都不想见。这话不可能全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他当然想见到他最忠诚的访客：萨丽。
埃里克离开了，忍受了所有这一切。
这是由伦敦人叫做“国民精灵”(63)承付的死亡。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那些在商务舱里搞来搞去的事了。送餐服务、漠然操着吸尘器的清洁女工都没有了。这儿是“角落”；这是公共交通：一个舱位。
男人们坐在床上挑剔地盯视着，像是小学教员或是古董车里愤愤不平的司机。女人们更多是聚在一起，有些一堆堆地围着小桌子坐着，有些在娱乐室里排在一起看电视。同个楼层上有个癌症患者，枯槁缩减到了两岁孩子的大小，在床垫上向枕头爬过去。
不过，这并不坏，我想死在这儿。普里切特有过一些说法，有关医院让肉身“感到重要”，因为大家把“疼痛之重”集聚在了一起。我非常喜欢疼痛之重。
不过，现在围绕我的也是让我深感敬佩的是爱之重。或者是超越职责的爱。这是这儿所有不同肤色的护士共有的：超越职责的爱。她们身上满溢着爱，所以只好来这儿，做这份工。(64)
病房里像是有薄薄的一层细尘或是水汽，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干干净净的。金斯利非常干净，而且难以解释地又英俊帅气起来了。
这时他让我惊了一下。他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了些听不懂的话。他重复了一遍，但还是不知所云。
他像是在说，“——博尔赫斯。”
就像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中的“博尔赫斯”。我想他是想骂我。菲利普被骂过了；我在侵入他的视线时，也被骂过了。可以想象他也可能是在骂埃里克·肖特，或是病房小丑伯纳德。博格斯。巴斯特德。也可能是“伯纳德”……金斯利肯定不想说的是，博尔赫斯（作为阅读建议）。博尔赫斯是我崇拜的神之一，而他本能地对博尔赫斯持怀疑态度，不肯花时间去读，连一本书都没翻开过。
不过，这也没什么。妈妈只是求个准确：“工作你都已经完成了。”需要做的都已经做了。工作你都已经完成了。
他的不安持续了不到半分钟。随后他就侧到一边，背对着我。
神采奕奕(65)
“爸爸回来了。爸爸从医院回来了，”菲利普说，“神采奕奕的。”
这个和弗拉士曼毫无关系，反正一两天前就已经放弃读他了。其实是菲利普和我刚从金斯利住的医院回来。哥哥在跟我说一个梦。我说，
“神采奕奕地回来了？”
“他只是去医院戒瘾、减肥。但这下他回来了——神采奕奕的。”
神采奕奕的。我们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菲利普和我在诺丁山那个乱糟糟的应试填鸭学校时，总有一个八十岁的数学老师，叫闪闪亮·咔嚓嚓(66)。“咔嚓嚓”这部分很好解释：他总是在咬那口假牙。在《雷切尔文件》里，这个老家伙以格林奇先生的名字出现：书中提到他任由着那不受约束的牙托滑脱下来，挂到了下巴半途，又把它吸溜着收回了原处。“闪闪亮”那部分更难解释。任由谁可能都会想到“咔嚓嚓”这一绰号。可是，这么一个干瘪瘪、抖索索的遗老——有一次他居然没有注意到自己那辆莫里斯1000车的门框，把脑袋撞开了花——怎么会得了“闪闪亮”这么个称号？有两次他因为哥哥和我没有准时到校的事不地道地责难了我俩。这种责难出自于他，就是看起来挺奇怪的，与他不符。这就是绰号的由来。因此，从此以后：“我有额外的家庭作业。”“谁给的？”“闪闪亮·咔嚓嚓。”或是：“我上课要迟到了。”“谁的课？”“闪闪亮·咔嚓嚓。”
“他的头发闪闪亮，很有光泽，”菲利普说，继续描绘着他梦见金斯利回家。“他有一辆车。和简又复合了。神采奕奕的。”
在摄政公园路，我们下了一辆出租车，摁了前门的门铃。艾利斯泰尔让我们进了门。母亲站在楼梯上。
“他要回家来了，妈妈，”我们对她说。
她小心地盯着楼梯栏杆外。
“他看起来棒极了。他穿着那件金色的大衣。”
母亲继续盯着看。真真假假，她都不确定。
“他还开着自己的车。”
“神采奕奕的。”
这样喜剧性的舒缓是最小的一部分。我这一刻面对的是笔记本里记录的一些网球场上的战绩，令人尴尬。
以6∶2、6∶2战胜扎克。以6∶2、2∶6、6∶4战胜精力充沛的戴维。以6∶3、6∶3战胜乔治。以6∶3、6∶1战胜雷——跑去威尔士的那个。严格地说，我甚至还战胜了克里斯。比分是4∶6、4∶3。这时，他弄断了两个新的网球拍，离开了网球场。
最后一个战绩是最值得一提的，因为克里斯是前柔道冠军，可不是随便玩玩的：他打的是正儿八经的网球，平常轻轻松松就能把我打败了。可是那天，他对阵的是父亲快要去世的马丁·艾米斯——这样的对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在愤怒中弄断了第一个网球拍。第二个，他平静地从袋子里取了出来，放在了地上，他站到手柄上，用双手几乎把拍面反折了过来。“今年不打网球了，”他轻声咕哝着，支棱着双肩离开了散落着商品包装垃圾的球场。两个网球拍看起来像是衣架。
我离开家的那个夏天几乎都举不起一个网球。举起网球拍？连举到眉毛处都有困难。在球场上，只有和七十来岁的人一起双打，才勉强过得去。
可是眼下，我的老头子在圣潘克勒斯医院正在死去？瞧我跳得差不多和裁判椅一样的高度，来个扣杀。瞧我转身越过边线来个反手平击球。瞧我奔上去接住那个过网急坠球——瞧瞧那个抢险球……
为什么我起床时脚步里像装了弹簧？为什么我醒来时觉得生出想法，感觉有什么摸得着的好事正在施行并进行了下去？为什么我的身体激动不安？为什么我会神采奕奕？
“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的笔记本里写道，“我只是想要他的钱财中属于我的那一份？”“难道我不爱他吗？”“难道他不爱我吗？”
“哦，伯纳德肩上也长着个脑袋啊。”
“哦，伯纳德又不是昨天才出生的。这个你尽可以放心。”
“伯纳德可会使他的脑瓜子了。”
“孰好孰坏，伯纳德可懂了。”
在圣潘克勒斯医院，母亲也很快加入了逗弄病房小丑伯纳德的行列，不是和他说笑，就是和别人笑谈他。伯纳德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凤凰病房待了一辈子。他懒洋洋地四下躺躺，呜里呜里口齿不清地说说话，婴儿似的咯咯笑笑，挂着张收不回去的笑脸，几乎完全不能说话。伯纳德出现了，伯纳德四下晃悠着。他成了审时度势和机智诙谐的代名词，很难理解他怎么会得到如此的名声。可是，看起来伯纳德的名声妥妥的，不受一丝威胁。
“我敢肯定伯纳德过得还挺不错的。你说呢？”母亲说道。
“嗯，伯纳德也有他那份子罪要受，”一个护士加入进来说。
“我敢肯定伯纳德可精着呢。”
“伯纳德？噢，他会照顾自己的，可不要别人操心。”
“哦，不是，我可不会操心伯纳德。”
这时伯纳德的眼锋扫了过来。他在另一边晃悠着：神采奕奕。
与此同时他这一代领头的幽默小说家正侧身躺着，默然无声，籍籍无名。显然，前几天，传记作者从他口中得了个含含糊糊的“你好，老伙计”，而我顶多在到来和离开时拥抱他，从他口中得到一记容忍我的哼哼声。金斯利得了“老年人的朋友”：肺炎。他被上了吗啡和抗生素。等到肺炎又出现时——肯定会再出现的，会继续用吗啡，但抗生素就不用了。这是英国人的方式……我一个人去看父亲时，我不再给他读书了。我自己看，一边留意着他，希望——也不希望——他会醒过来。我腿上常见的那本书是戈尔·维达尔的回忆录《重写本》。我会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写一篇长书评。我的头脑似乎清明，但我的情绪不断地让我觉得悲伤杂乱。比如说，在《重写本》中有条副线，一个贯穿全文的笑话，说的是“戈尔的诅咒”：所有与他作对、中伤他的人都被及时地惩罚了，还经常是终结性的。命运总是眷顾维达尔，我可不想招惹它。这诅咒现在对我的父亲还能起什么更多的作用呢？可以把所有那些他已经很幸运地不再拥有的东西复归到他行将死去的躯体上：理智、判断、意识。我可不想要那样。
“哦，伯纳德知道什么是什么。”
“伯纳德懂得可不少呢。”
“伯纳德可门儿清呢。”
“伯纳德可没人蒙得了他。”
父亲的病床如同吸纳他重力的窨井。突然，父亲痛苦万分地从中攀爬出来，说道，
“唉，得了吧。”
起初，我可笑地以为他指的是伯纳德——指的是伯纳德夸张的不配得到的高度。可是，他说的是那么的甜美，那么的恳切。或许，他是对我们——母亲和我——说“唉，得了吧。”：这个难解的字谜游戏已经远远超越所有人类的意识，我们是不可能再坚持需求解答了。或许他是对生命在说：请不要再有细枝末节的琐碎，再也不要有疯人院、救济院般的老年生涯里那些歪歪斜斜的鼻毛。或许他是在对死亡说。
他安歇了下来，母亲帮他盖好了被子。
这是他的临终遗言，我们知道大体的意思。要么继续下去，要么了结完事。够了。完结吧。
我告诉自己一向都在告诉自己的话。这也是所有作家有意无意一向都在告诉他们自己的话。你所感受到的事是举世皆然的。
父亲正在走向死亡，他的父亲也曾这样走过（他的父亲的父亲也这样走过）。不可避免的快要降临了，你的内心已有准备，起身迎接它。“什么事即将发生时悬而未决的感觉。”“悬而未决”，没错。“悬而未决”，不亚于真相。
那些储存身体里的巨能药物，等待着震慑和疼痛。这些药物能让你把压在一个婴儿身上的公共汽车抬起来。这些药物留在那儿助你走过这一段，背负着你走到另一头。
医院让肉身感觉重要。临死的父亲让肉身感觉重要。肉身做着父亲做不了的事：继续活了下去。这一点为什么在这一刻突然击中了你，毫无理由：肉身继续活了下去。
这是1995年，而他自1949年起就一直在那儿。那中间调停的人物这下子被抹除了。没有人站在你和消亡之间了。死亡更近了，让你想起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有孩子要养，有书要写。有很多事要去做。
现在是1999年，四年之后的今天，他的书铺满了我的书房，书桌上，茶几上，地面上，书架上。我不停地得去找一本我想要的书，一直在想：爸爸，你写了这么多的书，你干了那么多。这些是你的临终遗言。《地狱新地图》在《反死亡同盟》下面。《国王英语》在《诗集》上面。《简·奥斯丁怎么了》靠着《变化》。《老魔怪》躲在《结局》背后。所有这些都是你，是你的精华，而这些仍旧在这儿，归我所有。
伯纳德说话了
10月17日，星期二。我听到砰地一声重响，突然间凤凰病房里一阵骚动：伯纳德摔倒了。伯纳德跌了一跤，护士们都拥过来，围着他穿着睡袍的蜷曲的身体。
“哎呀。出了点小事呀。好了好了，亲爱的。”
“伯纳德没事儿。”
“伯纳德结实得很。”
“伯纳德？他健康得很呐……”
这个礼拜我又因为一个熟悉的理由出现在报刊上。没错，报纸还继续存在着，但他们报道的像是另一个宇宙，和我存在的宇宙只有一丁点的相似之处。这个礼拜我上了报纸，是因为《情报》没有上布克奖的决选名单。我意识到没有人提及金斯利的最新小说《传记作者的胡子》，那也同样的不在布克决选名单上面。后者的出版，如果有人还记得，考验了书评者的耐心，也同样考验了采访者的耐心。走向死亡的金斯利不上报纸。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日记，写了他的意外和之后被送到医院。真挺少的，要是你想想新闻界还在对我的补牙事热衷不已。举个例子吧，没有一个记者想方设法来凤凰病房，为了报个内幕故事（而有个记者想方设法进了迈克·萨巴图拉的诊所）。除非伯纳德就是那个记者——我看到他又拖着脚神气活现地四下走动了。他时不时踅过来，像是在听什么。没有什么可听的……报界特别是那些小报，关注的是罗斯玛丽·韦斯特的审判。等到《太阳报》终于登了一篇有关金斯利的文章时，他被描写成是《幸运的吉姆》的作者和露西·帕汀顿的姨夫。
金斯利看起来光洁漂亮。他的头发比平日长，一头银发，在我看来更儒雅了。体重减轻而露出了躲藏在里面的那张脸，过去的脸，年轻的脸。金斯利开始在斯旺西教课的那天，他的其中一位学生转头对她的朋友们说，“注意看了，姑娘们。这是天才，大写的天才。”挺不错的——用于他的墓碑，再加上他那首《窈窕女子之梦》中的诗行：
门还在转动着，姑娘们苏醒了过来，
最高处的飞艇驾驶员无聊得晕了过去，
急剧地坠入我打盹时呼出的明亮的氧气……
“我先来，金斯利；我是最聪明的”每个人都这么说，
可是没有哪个美食家跑到楼下来进餐，
我也不会跑到楼上去。
我不知道大自然在这儿玩的是什么把戏，重整了他的漂亮容颜给我看。大自然应当令他丑陋不堪，这样我更能放手让他离开。
病人动了动，张开了嘴。我不得不说金斯利的牙齿是他唯一一处不够让人喜欢的地方。因此，很多早年的照片他都挂着完全愉快的但从来不露齿的微笑。他的嘴现在空空荡荡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口朝上的灯座等着换上灯泡。
“他摔倒了。”
这让人惊了一跳的声音来自伯纳德。
“没错，”我告诉他。
“喝醉了？”
“呃，是的。”
这下伯纳德自告奋勇地集中围绕这个话题说了下去，我觉得过了头。我真希望换个话题。如果这是一部小说，你不觉得就这个话题我想歇歇了？
可是不行。或许是因为讲话的努力，或是因为难得开口，伯纳德的牙，他的假牙——上面的那排——开始从他的嘴里滑了出来。哎呀呀，出来了呢。有一瞬间，他看起来年轻了，像个兢兢业业观察火车车次的书呆子，但很快就回到了老态——极其的龙钟。伯纳德是“闪闪亮·咔嚓嚓”的儿子吗？一位护士走了过来，怜爱并敏捷地把调皮的牙托很快拿了下来，把它放在一个贴着“牙托”标签（用黑色的大写字母）的白色塑料桶里——我们放那儿了！伯纳德继续咧着嘴笑着。
一年之前，这件事会让我崩溃的。可是现在？现在？
我有点惴惴地交上了戈尔·维达尔回忆录的书评。一千八百字，写得非常的顺畅自如。我觉得是我的脑内啡写成的。文章给了维达尔的回忆录好评，实在又真诚，但我的确也提出了作者性格中的一些反常之处：对于争斗，既想深入其中又想超然事外。我开始希望自己不曾说过维达尔（像李尔王一样）对自己了解得不够。戈尔之诅咒的记录令人咋舌。并非是我迷信。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了金斯利会怎样。我们不知道的事是我们会怎样。我的书评会在星期天发表。
尚未觉醒的之二
时间是1974年1月，地点是在莱蒙斯，从那儿看得到哈德利林地这一片区域和树林。
我记得早餐时金斯利看起来非常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像是被宿醉的祖师爷找上门了——不过这只是他每日的功课，要向“作家焦虑”交纳的悔罪。他每天都会交付。每一天，他都深信自己会走进书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剩下了……最终，他发出一声受伤的大象的吼声——这个声音总是意味着愤怒的妥协——把自己从餐桌前支了起来。
他的书房就在我的睡房下面。周末和其他时候过来的时候，我仍旧把这个房间称为我的。所以，那天早上，在书桌前坐了一个小时后，我能听到他开始大笑：是一个男人在一定抵制后，屈服于无法逃避时的欢愉。他正在写《结局》，我正在写《灵与魂的夭亡》（而简在走廊的另一头正在写《伪装之物》）。两个艾米斯的小说都是发生在乡村大宅子里的黑色喜剧。在他的书中，他们都死了。在我的书中，只除了一个，其余的都死了。
他上楼来问我什么，发现我正朝着窗外看。离屋子七十五码远的地方，路对面的林地有一口圆形的小池塘，旁边站了一圈便衣警察。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能感觉我的记忆想要添枝加叶。想要加个穿制服的人，想要加个戴着脚蹼和面罩的专业打捞人员。我不知道：三个人，四个人，站在池塘旁边。我说，
“我想走出去问问他们，会不会为了露西打捞。”
这是唯一一次父亲和我谈到露西·帕汀顿。有些媒体雇佣的爱幻想的写手写到金斯利非常喜欢她，可是他几乎都不认识她（在《书信集》中，对她的姐姐、当时一岁的玛丽安非常的苛刻）。他说，
“她是什么样的呢？”
我说了什么呢？……我最近梦到露西，这是1999年的夏天。在梦中，她差不多十八岁，她给我看怎么样弹奏一种古老而复杂的乐器。露西又活泼又欢乐，还鼓励我。我感觉到她是额外之喜。我感觉我发现了极大的额外之喜。等我醒过来后，集中了注意力，我自然感觉到：失去，失去。
我对父亲说了什么？类似于这些：甜美。认真。虔诚，我觉得。文化趣味高雅，但又不失天真。她还没有机会去找男朋友。
“尚未觉醒的，”以前人是这么说的。
“尚未觉醒的。”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有没有打捞那个池塘。二十年之后，我们得知她发生了什么后，我记得我和母亲各种谈话，金斯利通常是不想参与的。但我很明确地知道露西的命运让他觉醒到什么：对上帝的憎恨。
把凤凰病房在我的灵魂前检视，我知道它挺不错的，也一直想对护士说，“谢谢，愿神保佑你。”(67)但这是死亡之地。所见所闻中的悲惨，逐渐了解到的发生在露西和其他女孩身上的事，有时候我会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人的肉体一文不值，所有的意义都被抽离，我得抵制这样一种末日般的景象。(68)
夜半之访
星期五。
我们和朋友吃了晚饭回来。午夜时分，我们经过医院……集体药物睡眠的深度一下就让我深感震惊。这不止是睡眠，因为还带着麻醉。这儿，所有的疼痛都是被施了药，圈了起来。无知无觉，没有记录，疼痛仍旧操纵着整个病房，死亡仍旧牵引着整个病房。空气里沉甸甸的是被困住的疼痛。但是没有谁在哭泣，也没有人在呻吟，所有的人都默然无声地平躺着，一排排，一群群，一块块的长方形。感觉像是在农场里，星光下的农场，老羊和老母鸡在一边，老狗和老驴子在另一边；老宝贝在一边，老魔怪在另一边，由此你能感觉到他们的降级，感觉到他们的前方只剩下家畜的活计这一事实。
伊莎贝尔理了理他的床单，用手顺了顺他的头发。
在《荷马史诗》中，给神祗们献上祭品的时候，他们真的挺喜欢这一刻的。这样的敬拜给他们官能上的愉悦，但他们同时也享受烟雾、气味。今晚的这儿，疼痛之神看到所有这些献祭，所有这些求他饶恕的祈求，还随带着大丸的药、灌肠剂、皮下注射，他的心必定是欢快地哼着歌了。
死亡之汗
星期六。
午餐时间我过去的时候，萨丽在那儿。她整个上午都在那儿。她一连几个小时和他坐在一起——轻柔地和他说着话，抚慰着他。过了一会儿，我提议送她回家，但只是休息一下，因为萨丽是要再回来的。
她的公寓一尘不染，一向都是这样。也小得让人吃惊（也一向都是这样）。我一直都说，给萨丽打电话，铃声多响一下就可以挂掉了：电话不可能是在手臂够不着的地方。这么少的空间，小公寓还留出了整个角落，这在后来的报刊媒体上被称作“壁龛”。金斯利的壁龛：他的作品的签名本、照片、纪念品。架子上还有一本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懂金斯利·艾米斯》。我从包里拿出这套系列丛书新出的一本：《读懂马丁·艾米斯》。萨丽和我一致同意我们应该细细读读这些书，要能再来两本就更好了。
萨丽的住处真是非常的小。等我回到我在诺丁山的公寓时（卧室、书房、客厅、厨房），我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哈罗德百货店。这儿的时光有了不真实的感觉。
夜半的凤凰病房让我想起了一本我熟知的书：《红色大农场》（和《月亮，晚安》同一个作者）(69)。“黑漆漆的夜空里，小船儿似的月亮在航行”，他们都在各自的窝棚里熟睡。“白天过去了，黑色的小蝙蝠从谷仓里飞了出来”：从远处能看到蝙蝠从一扇窗户的上端逃了出来，像一缕黑烟。逃遁的蝙蝠让我想起了所有那些被困住的疼痛。
1948年，阿根廷的图库曼大学委托父亲写一本有关格雷厄姆·格林的书：或许就会被冠以《读懂格雷厄姆·格林》的书名。稿费1500比索(70)：听起来像是一笔巨款。8月6日，哥哥诞生的九天前，怀上我的三个月前，金斯利给拉金写信：
有些有关他们的那个货币不太好的消息。我让父亲去了解一下。他说，根据最权威的信息，那个钱他妈的每个就值一先令，1500差不多就七十五点几镑，不算太坏，但一点不像我们起初想得那么好。
他写完了书，寄了过去。那一头有人把书稿弄丢了。这本书从来没有出版过。而他也从未收到过稿费。金斯利·艾米斯作品的书名页上列举的单子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再添上一本《读懂格雷厄姆·格林》。可是，在他那本巨厚的《书信集》中最为一贯的主题是自我谴责：对懒惰闲散的自我的谴责。
这一刻，如果还有什么令他不安的，源头在于自我谴责。他不会相信工作都已经完成。在家中，书房的桌子上，写了一半的小说《黑与白》还等着。另外半本在他脑海里的某个地方。
金斯利的肺炎又发作了，但不再作医治。我感觉他的身体不是全然没有了某种终极的体质上的力量，但已经是不知所措了。他的身体，挣扎着要留下，挣扎着要离开。他的肺泡里装满了渗出物。他必须得更努力更快速地呼吸，以获取所需的氧气。死亡是多不容易的事啊。你得喘着气去追赶。死亡的大汗意味着战斗，神圣的诗人如此说过。我们可以把这一说法扩大一下。父亲在做的正是他一向在做的。他半夜走进书房，打下那些“i”和“o”的字母，还有海鸥、海鸥……他在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打通那条通向主要事件的通道。
父亲背转身去，侧躺着。他在给我示范，该怎么做的。你背转身去，侧躺，完成死亡这件事。
星期天。
最后那几次星期四晚餐中有一次，金斯利告诉我，在他最脆弱的失眠时刻，他经常会担心萨丽，担心他一过世，她会怎么样。对她的支持总体上减少，他说——还有目的的失去……一种直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凌晨两点的时候让萨丽惊醒了（“我觉得他需要我”）。她穿好衣服，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很快到了医院。
那天晚上时间换了（春天往前拨，秋天往后拨）。我们发现自己迈入了新的时间。暮色会早早地降临。我和菲利普约好，在医院的门外见他。那是中午时分。我的手臂下夹着周日的报纸，上面有我写的戈尔·维达尔的书评……我提议我们逗留一会儿，抽根烟。我们坐下来聊了十分钟。对我们，挺容易的，因为虽说有惧怕，但没有遗憾。而这并非举世皆然。读到作家写他们父亲的去世，读到金斯利写他的父亲的去世，他们告诉读者的大多是遗憾。哥哥和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们希望他能永远活下去。不过，我们想和他说的话都说了，想和他一起度过的时间也都度过了。我们坐在圆形花圃的边沿上抽着烟，阳光斑斑驳驳，云朵急速地移动着。这一刻，我们的父亲去世了。
和他在一起的是萨丽，再对不过了，再对不过了。她和他一起十个小时了……我们匆匆走进去的时候，白色的屏风正被拉了起来。萨丽站着，像是遭到了电击，身体倾斜着——仿佛面前有一堆火烧眉睫的事，她不知该从哪儿开始。见到尸体时，菲利普退了开去，我说你可千万别，千万别。我们往前走过去时，我感觉到他的手指抓着我的手臂，就像小时候，做了错事要去面对惩罚时，无数次我们这般相互抓着。接下来的一刻荒诞而恐怖。金斯利的床上，一个盖着床单的身形猛地挺了一下（他们正把他杀了！）——但这是别的人，另一个，一个刚进来的被扣在了床单下。我们的父亲躺在更进去一点的地方，在屏风的另一侧。我推开了屏风。死亡马上产生了化学反应，已经将他从碱性转为了酸性。死亡还会染色，靛蓝青紫，就像是特权阶级的染色，比生命的色彩艳丽得多。他的右手举着（变了形，满是斑纹），像是要挡开什么，手腕上挂着塑料名字牌。
我在病房里走了一圈。有些需要去做的事（要安慰萨丽，给母亲打电话，向护士道谢，表格要签名）。然后我在病房里又走了一圈。小推车、助行架、轮椅、干净的床上用品的篮子、需要洗涤的床上用品的篮子；放着拼图、桌游、战前简装小说的娱乐室，挂在上方的电视里播放着一部黑白片。伯纳德总是在那儿，就在边上那块地方。我思索了一会儿——怎么会？我思索了一会儿，不得其解。不得其解。伯纳德一如平素，毫不在乎，无忧无虑，稳稳地戴着他的桂冠。我们估计可以断定，要让伯纳德变脸色，一个作家的死亡是远远不够的。你可得早早起来才能成功地作弄一下伯纳德……替代了金斯利的那位新来的已经不再挣扎了。他不时很有威严地皱一下眉，把我唤了过去。我记得那样的皱眉。要是我跑到街上，让一辆庞大的车猛然转了方向或是急刹车，那时我就会透过挡风玻璃，在一张僵住的脸上看到那样的皱眉的。如今，这样的权威感在老校长的眉间若还没有消失，也至少已经减弱了。这是学校（这一排红砖的校舍），这是斯旺西，这是童年：每一样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溜肩的钟，大富翁的桌游，黑白电视。我的哥哥和妹妹在这儿；我的母亲马上要来了；我的父亲不在场可又在旁边，可能就在他的书房里，准备开始写些东西。
萨丽，真遗憾，没有什么紧急的事等着你。他做完了他的事，你做完了你的事。没有什么余下的事得做了。
(1) 出自那年早些时候出版的《传记作者的胡子》（戈登是传记作者，吉米是作传的对象）：
戈登也站了起来。“我会的。我也会给您寄份c.v.（简历）。”
“给我寄什么？”
“我的c.v.。我的curriculum vitae。”他发第一个词时像是“curriculum”，第二个词时是“vee tye”。
“你的什么？”
戈登又说了一遍……
“哦，你大概是想说“curriculum vitae吧，”杰米说道，把第一个词发成“curriculum”，而第个二词像是“vie-tee”。
在此作者同情的是戈登。但可以肯定，金斯利发“per se”这个音时，是“per-see”，而不是“per-say”。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振振有词的守旧派。你要是把“sine qua non（必要条件）”发成“sinny-qua-non”，他会用那种音乐厅的意大利语真假嗓音地变换着唱给你听。这得发成“sigh-nee-kway-non”。我最喜欢的是他怎么说“pace”（表示不同意或不赞成对方的看法时的客套话）”。对他而言，那不是“pah-kay”，必定不是“pah-chay”（这说起来更像是音乐厅里的意大利语）。他是说“pay-see”，就像是在描述汽车或是快速投球球手。——原文注
(2) 《老魔怪》的故事发生在南威尔士，小说中提到一顿午饭，是用“开胃烈酒、白烈啤酒灌下去的，再用百利甜酒填实了。虽说不确定是否合理，男人们用威士忌稀释杯里的烈酒”。这儿说的白烈啤酒是在流氓和海洛因瘾君子中特别受欢迎的酒。就这种酒，金斯利写过一整篇的文章。还另有一篇可以算上——有关丹麦人是如何酿制了这种酒专献给温斯顿·丘吉尔，这酒又是如何浓烈得难以置信。罗伯既敬又怕地提到过，白烈啤酒有其他任何饮料无法相比的恢复性威力和优点——确实，也没有其他物质可以与之相比。——原文注
(3) 父亲提议过“illit.（文盲）”应当是一个标准的词典缩写语。“Vulg.（俗语）”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连他的《牛津简明词典》有时候也会大声呼吁，要求使用“illit.”。他多喜爱那本词典啊——我也喜欢那本词典。我现有的这一本刚断成了两半，得换一本。要是就在手边，而他也正好在赞美它（“这本，就是得用这本”），他有时候会像对他的猫一样，拍一拍还摩挲一下这本胖墩墩的黑皮书。——原文注
原文此处用反身动词“betake”，认为该动词除误导读者外，且为古旧用法，在词典中用“arch”（古）表示。中文无法完全迻译。——原文注
(4)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交界处。
(5) 埃里克·雅各布斯。传记已经出版了。见附录部分。但现在不要看。——原文注
(6) 在与金斯利第一次见面前的几分钟，卡罗尔·布鲁（第二任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太太）寻求我的建议。“不要说任何左翼的话，”我说。“好的，”她热切地说。“什么都不要说太多，”我说。“好的，”她说。“其实，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吧，”我说。“好的，”她说。和他握了手后，卡罗尔滔滔不绝地赞美了一通古巴极高的识字率。这可不是上演了一出上佳的“越建议不要做什么，越会发生什么”的戏么。或许金斯利感觉到了这点。不过他挺喜欢卡罗尔的，会面之后，说她是个好孩子。——原文注
(7) 在《国王英语》一书中，他引用福勒明确“幻觉”（illusion）和“妄想”（delusion）之间的差异：“太阳绕着地球转曾经是妄想，至今仍是幻觉。”——原文注
(8) 伊夫林·沃的小说《吉尔伯特·平弗尔德的苦难》（1957）。——原文注
沃的自传性小说，通过主人公吉尔伯特·平弗尔德讲述了作者自己在1954年因溴中毒产生的幻象。
(9) 我也有不少恐惧的东西。“（医生）：杆菌和旋毛虫的密友，心理创伤和肉体坏疽的相好，他们那些令人恶心的词汇，令人恶心的家具……他们是生命的守门人。还有谁会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呢？”出自《时间箭》（1991）的首页。不可否认，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故事是由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门格勒医生的小助手的灵魂叙述的。——原文注
约瑟夫·门格勒，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人称“死亡天使”。
(10) 《老魔怪》中的艾伦·韦弗：“他边吃着（早饭），边手舞足蹈地做着《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你这个恶魔，’他说着把答案填了进去。‘喔，你……你这个猪猡。’”
(11) 原文用“wonk”一词。
俚语先生，即乔纳森·格林，在他那部出色的俚语词典（《卡塞尔俚语词典》）中，没有意识到“wonk”一词的由来。（父亲和我都同意）这肯定是逆拼而成的词，就像“yob”（粗鲁的年轻人），只是还更聪明一点。“Know（知道）倒读”：这本身就是一条字谜的线索。——原文注
(12)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位于富勒姆，列举的三位队员都为意大利人。
(13) 方法：写好邀请来访的卡片，上面有名字和电话号码。把这数万张卡片派发给在伦敦地铁上看到的每一位姑娘。然后匆匆赶回家等着一两个电话，一般都是白等的。——原文注
(14) 我曾经有过拼字游戏盘的幻觉。拼字游戏盘就像是阳光的印记或是商标，留在我的脑海中。凌晨三点，看着马桶，我会看到一块拼字游戏盘，对角的粉红色格子，四边的红色格子。——原文注
(15) 我给了菲利普五十镑。他告诉他准备怎么用这笔钱。他打算招一辆出租车（我们只在有紧急事情时叫车），说，“卡纳比街。”——原文注
卡纳比街位于伦敦苏豪区，毗邻牛津街和摄政街，是著名的步行购物街。
(16) 1929年。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本书，但这是一本扣人心弦的好书：一本有关孩子胡闹的历史小说（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就这个主题来说，要比写《蝇王》的戈尔丁更为错综复杂、检视内心（而且读起来也更有趣）。休斯来了片场。他个子极高，身板、肤色和背景都和格雷夫斯相似（他们俩都上了查特豪斯公学，一所名声不怎么好的私校），有个妻子可能还有个成人的孩子（休斯已经六十来岁了），他挺开心，对片场印象很好，觉得好玩极了（他们可能同时也在旁边的片场拍摄《铁金刚勇战恶魔党》）。他穿的像我的戏服：麦色的裤子，麦色的外套，草帽……我一直都想着再看看他的书，但总有什么没让我去做这事儿。我从我的《指南》书中得知，就在1963年那一年，他写了打破沉默的多卷本小说的第一部，这一系列不明智地取了书名叫《人类的困境》……这些受困的人生在勾画中总显得阴险可怖。《阁楼中的狐狸》于1961年面世。第二部《木制牧羊女》出版于1973年（和《雷切尔文件》一道出现在那一年的小说列表上），不受欢迎（“评论界对其无甚反响”）。之后到了1976年，他去世了。——原文注
(17) 要过好几年我才能鼓起勇气看这部电影——而且还只是在小屏幕上。我想着，在小屏幕上，青春期的恐慌看起来更收敛一点。这还不是全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的嗓音终于变了：我是由一位老太太来配音的（这在当时是标准的做法）。另一层焦虑事关我的身材。前几天，我听说，有人写了整整一本小说，题目叫《我的屁股在这看起来大吗？》，我挺高兴的。我可能会就《牙买加飓风》电影中的形象，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会是，是的，很大。来，设想一下在宽银幕中屁股会是什么样儿。——原文注
(18) 但没有酒。我们当时认为酒精野蛮低俗——这或许挺让人吃惊的。算不算是种反抗？在斯旺西时的某个早上，菲利普穿着校服在早餐桌旁坐了下来，冒着触犯睡眠不够的母亲的危险，说，“哦，酒铺子里的早饭。”等我们开始明白时，都差不多二十岁了。——原文注
(19) 当自我可以清晰地表述想法时，在这样的年龄有这样的说法，可能普天之下无甚差别的。作家理应是由此“前行”的人，但你也可以说作家是从此止步的人——他们身上那一部分再也不会长大。——原文注
(20) 金斯利自己对早饭的态度和彼得非常的相近。彼得是几个老魔怪中最胖的一个。这是他怎么对付柚子的：“貌似都已经割得干干净净了，有几瓣瓤还不懈地挂在柚皮上，还有几瓣只出来一半，被皮和瓤之间的衬皮黏连着。对付这些情况，他的办法是叉着瓤把整个柚子举到半空转圈，直到连着的部分断开，砸落到盘子里或是盘子边上。”——原文注
(21) 典型的威尔士人名。
(22) 这是金斯利看似最亲近的医生。以前几乎每用一次厕所，都得给他打一次电话。父亲六十几岁的时候，得了肠易激综合征。他的多疑多虑虽然程度不重，但也不可否认地加重了症状。有时候，我得开车送他，因为他害怕在出租车里出什么事。他的病症和多疑多虑最糟糕的一次是被叫去白金汉宫，接受女王授予的骑士爵位。金斯利·艾米斯让医生用“易蒙停”给他铺好一层防护墙。那之后，又有些疑心他再也不会去厕所了。等危机过去后，我跟他说，要不然的话，他会以一个为了骑士爵位而丢命的蠢货，为世人所牢记的。他听了笑了起来，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他的肠子比较敏感；对女王陛下，他也同样很敏感。——原文注
(23) 康妮·巴兹尔是安娜堡“幸运的吉姆”炸鱼薯条店的共同业主。——原文注
(24) 在那儿，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往拖把桶里撒尿。我不是想抖露父亲这一细节的，但这已经出版面世了（见附录）。——原文注
(25) “滚蛋”这事做得很好的其实是斯蒂芬·韦斯特，而不是罗斯玛丽（见《克伦威尔街二十五号内》《儿童时代》一节）：“我没有几个朋友，原因很简单，他们上我们家来的时候，妈妈叫他们滚蛋。”我在这个脚注里混杂不宜地提一句，我父亲有一次让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我“滚蛋”，在我们带他去莱斯特广场的影院看了《比弗利山警探》之后：他喜欢而我们不喜欢。我猜我们一定是对他撇了嘴。他自行走开了，不像他平素的行径。我们只好哄着他走进下一家的酒吧，也可能是上了出租车。——原文注
(26) 后来我读了那106页。这部未竟之作的题目叫《黑与白》，讲的是一个同性恋白肤男人和一个异性恋黑肤女人之间是如何开始相互吸引的。这部写了一半的小说节奏很慢，焦点也可能不太明晰，但解决提出的问题却敏锐迅捷。福尔摩斯这一套东西都是旁枝末叶，但很有道理。——原文注
(27) 家人朋友把我在肯辛顿公园广场上的两室公寓称作“袜子”。这一说法在《金钱》之后传播得更广了。造出这一说法的是蒂娜·布朗。她在给《闲谈者月刊》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某位年轻人的公寓“像是只袜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继而把这一比喻推广成了一个普通名词（他也是把剃头称作“小地毯—从头想”的始作俑者）。那时——1980年，希区刚在“袜子”里度过一年，而我四处在旅行。我的清洁工阿娜仍旧每周来打扫。她告诉我：“我只看到过他一次。下午两三点光景。从睡房传来好可怕的呻吟声。哦，密司脱艾米斯，我赶紧跑了。”——原文注
(28) 我是指所有《杰依克的东西》里所描述的心理和性功能治疗。现在让我深感佩服的是他承受了多少沉闷无聊。“（精神病医生）也……说过工作室各项活动的主题，也就是说，每项活动都毫无例外地要比你设想的冗长得多”；“接着（另一位病人）讲了一段话，赞美女人，如此的激昂，如此的明确，当然也如此的冗长，以至于坦露有活跃的同性恋情都显得不出意料,势在必行了”；“愤慨再加难以置信让人心跳骤停，为了限制这一危险，杰依克同自己协商，不去看表……”其他地方金斯利·艾米斯也写到“所有沉闷无聊带来的如烧如燎的真切感”。是什么让他继续待了下去？是不想被抛弃的如烧如燎的真切感。——原文注
(29) 在《国王英语》这本很后来（其实是在他死后）出版的书中，有一篇《性别歧视的语言》的文章。金斯利恶毒的幸灾乐祸在其中掌控得很好，令人赞叹。这种语言替他把话都说了：英语，“经常性地在有关‘女性’（female）的词汇中，包含一些不那么值得尊敬的意为‘男性’（male）的附缀。‘女性’（female）一词出自‘femella’，拉丁语‘femina’（女人）的指小词，把第二个音节同‘male’（男性）同化了，因此意味着女性（female）只不过是男性（male）的附加物或是分项……‘夫人’（lady）这一几乎算是古旧的词没有语言本身内在的压迫性，也没有嘲笑，不过或许这都没什么必要，这次原本的意思就只是‘揉面团的人’（loaf-kneader），旁边是‘老爷’（lord），好歹算是那个面团的卫兵或是守护人。”——原文注
(30) 我觉得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中，他基本上是忠诚的。他的确告诉过我发生在莱蒙斯宅子客厅里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后果但相当的赤裸裸。“简在哪儿呢？”我问。“在床上。”“在床上？天啊。我以为你会说，‘在希腊。’”——原文注
(31) 看来我在写《雷切尔文件》的时候，就在不满这一点了，或者说是对此作出反叛了。该书最后一页，叙述者提到（被抛弃的）女主角离开了屋子，“有关我自己的事，什么都没说，也没有问我知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也没有咒我不得好报之类的”。——原文注
(32) “因失望而怒吼”，或许是，但也是因其他事而怒吼。这是被击败者的暴力：转移的暴力，代受的暴力。“‘前几天晚上，电视上有个家伙说，’他说道，‘英格兰威尔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暴力犯罪是丈夫攻击妻子。令人咋舌的数字，你不觉得吗？你以为更可能是百分之八十。正好说明了英格兰的丈夫是多么好相处的一帮人……’”说话的那人，是个说话粗哑的“行医的男人”，姓克里夫。这番话他是在一家叫“拜伦海军上将”的粗鄙的酒吧里说的（“这是女人的全部生命存在”）。另一个角色是级别挺高的警官，评论阿拉伯国家“看起来确实是把女人问题解决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不管你是不是喜欢他们这么做”。——原文注
“这是女人的全部生命存在”出自拜伦的诗歌。另见“女人和爱情之一”一节，对此句也有引用。
(33) 伦敦市中心的繁忙商业地带。
(34) 此处“可靠”故意有拼写错误，可能为讥讽传记作者。
(35) 原文此处为西班牙语。
(36) 见《姑娘二十》。在这一章前面一部分，叙述者去观看了一场摔跤比赛，看到一位赛手，叫“婆罗洲来的东西”。“在红色的角落，十八英石又五磅……婆罗洲……来的东西！”——原文注
原文以拖长词尾和元音来表示吟唱的风格。
(37) 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1920—2003），英国左翼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
(38) “为什么我如此喜欢女人的胸？我为什么喜欢，这一点我很清楚，谢谢，但为什么如此的喜欢？”——原文注
(39)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出租汽车司机值班处是这么做的，出于既定的目的。——原文注
(40) 金斯利有次在饭店里见到伯杰的双手夸张地大挥大舞着。伯杰代表了许多他憎恨的东西。父亲说他以为马上就要打架了，但伯杰做的不过是在确认他的预订。金斯利说，他的两手像是激战中的两架战机。——原文注
(41) 老家伙们分享着他们对一位新出现的非洲独裁者的印象。乔治说，“嗯，好吧，一开始他必须得有一个，一个东西，呃，可以坐在里面四处开，这东西有，呃，它们会转圈的。非常昂贵的，这是一定的……很可能用金子做的，外面涂了金。就像另一个家伙一样。一个吧台——不是，很可能也是金子做的，呃，睡在上面……用一个金——吃饭，你知道。不消说，还有个私人的，呃，他什么时候想要去某个特别的地方，就可以用上的那个……机器。不对。得有个人替他来开。一个飞碟。不对，但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原文注
(42) “今天早上，我在看一本书，某个家伙写了……年纪轻轻的四只蠢猪为了抢劫强行闯入一个地方，但放钱的地方几乎什么钱都没有……于是他们拿紧东西的和用于炉火的铁器打他等等，拿走了他身上带着的钱，还有那个用来看时间的东西，甚至还有那个抽一口的东西。对付这样的人，你能怎么办呢？”（“我想你得赶紧送他们去医院，”阿黛拉——他这位圣人般高尚但永远迷迷糊糊的对话者——回答道。）——原文注
(43) “‘我还没碰到一样我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门、门把手、门铰链、门楣、门框、门镶板、窗、窗框、窗钩、窗格、窗扇、窗绳、窗玻璃、梳妆台……抽屉、把手、镜子、衣服刷、发刷、头梳、睡袍、睡袍系带、口袋、桌子、灯、灯泡、开关、电线、插头、插座……’慢慢地持续不断地说得越来越响，听起来非常有趣，令人赞叹，半年不遇，梅因沃林医生终于让他歇了声。”——原文注
(44) 指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l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
(45) 与克罗克（Croker）同音的“croak”有“（青蛙似的）呱呱叫”和“死”两层意思。
(46) 弗拉士曼系列据称是哈利·弗拉士曼的回忆录。弗拉士曼是《汤姆·布朗求学时代》中那个臭名昭著的小霸王。他是个出色的无赖和懦夫，后来参加英国军队，赢得名声，成了女王陛下的敌人的好朋友。——原文注
(47) 《弗拉士曼之自由篇》为弗拉士曼系列小说第三部。弗拉士曼的姓由“flash”（闪亮）和“man”（人）构成。原文书名为Flash for Freedom（为自由闪亮）。
(48) 白教堂地区位于伦敦东区，靠近船坞，是移民和工人阶级的主要集聚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也是伦敦犹太人社区的中心。
(49) 迪斯雷利的小说《科宁斯比》于1844年出版。——原文注
(50) 为弗拉士曼的昵称。
(51) “这个份上”原文为“this states”。
“States”是单数的。这儿有个“s”是为了语音效果。这位出租车司机过于想发出最后一个“t”。可能好多年以来，他都努力不要这么说：“stay”加上喉音加上中停。我们最初是在一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电视广告上注意到这个趋势的。那也是个给酒做的广告。背景是人头簇拥的节日盛会，一个亲切友好的家伙对着镜头说：“我太太和我喜欢晚上邀几个朋友过来。让你有机会把波特酒拿出来（outs）。”是金斯利马上注意到这个简单但不明显地表示发音的方法。我得到他的允许后，用在我的斯丹利身上——《成功》里的斯丹利·维尔。——原文注
此处是指具有阶层特征的英语发音。
(52) 原文书名为Every Day Drinking，马丁·艾米斯解释此处的连字号很有意味地不见了，因为没有连字号的“every day”的意思为“每天”，而加上连字号，则是“日常”。
(53) 我一直觉得艾伦·西利托的第一部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应该叫做“星期六晚上和星期一早上”。这事关自我满足与工作的比照，而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这一对比确实定了父亲很多事的节奏：自我满足与自我检查、自我谴责还有（经常性的）自我憎恨。——原文注
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1928—2010），英国作家，《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是西利托的第一部小说，讲述的是诺丁汉工人阶级的生活，被改编成电影和剧作。
(54)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国作家和评论家。
(55) 另见《老魔怪》：“对退休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呢，我很明白的。突然间，晚上是在早餐后开始的。所有那些没有什么能让人保持清醒的时光。或者说，在那些时光里，没有什么能让人自自然然地保持清醒的……”——原文注
(56) 食物也得实实在在地为顾客量身定制。以下摘引自一篇书评，评的是一本有关英国饮食习惯的书：“‘一顿港餐……明明白白地在说顾客是第二位的。’我知道那一类的餐饮，明明白白说的是，去你妈的，你又没跑到香港去吃港餐。苏豪已经够远了。”——原文注
伦敦苏豪区有唐人街，多见华人餐馆。
(57) 这首诗是他的最后一首诗，从未发表过。第三节也是最后一节，在我听来非常荒唐：“带着懊恼的苦笑和诅咒/他们继续推着世界前行；/可是女人、半男不女的还有小婴儿/什么事儿出了错就哭嘤嘤。”——原文注
(58) 父亲有一次带母亲去他已婚的情妇家中吃饭。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也在场，他的妻子陪他一起来的。那天晚上，金斯利同她订了个约会。——原文注
(59) 可能指约翰·维尔莫特，第二代罗彻斯特伯爵（John Wilmot，1647—1680）,英国诗人。
(60) 麦考利男爵，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贺雷修斯》描述遏止入侵罗马敌军的古罗马英雄贺雷修斯。
(61) 可能是艾米斯的自造，由德语词“四”（vier）和“不”（nicht）构成，意思是极少。
(62) 非洲王国，存在于1600年至1894年之间，位于现在的贝宁。1894年被法国人打败后，成为法国殖民地。
(63) 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伦敦地方口音说起来类似“National Elf”（“国民精灵”）。
(64) 我核实了一下。母亲以为我会为金斯利的病情到了临终关怀这一刻而“心惊胆寒”的。“其实大学学院医院的私人医护这一块更让我心惊胆寒，”她写道（1999年11月16日），“大学学院医院的护理人员没有看护、尊重和温和这些概念。所以我应该把心惊胆寒一词换做难过、失去父亲和意识到这一切的确是发生了。”——原文注
(65) 原文标题为“All Flash”，与艾米斯在读的《弗拉士曼之自由篇》的书名有同一词“Flash”。
(66) 原文为“Flash Crunch”。
(67) “Bless you”是常用的英语口语，指祝愿对方得到福佑。在日常使用中，宗教意味减弱，有时带有感谢的意味。
(68) 罗斯玛丽·韦斯特在审判时，就露西的死，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很可能是因为她没有涉入其中（见布莱恩·马斯特斯一书《“她一定是知道的”：审判罗斯玛丽·韦斯特》）。不管事实如何，她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另一位作者乔弗雷·万塞尔写了那本无耻的书《魔鬼的爱：弗雷德里克·韦斯特的一生》。他纵容自己捏造了一系列施加于我表妹身上的折磨（“一定可能是这样的……一定会有这样的猜疑……一定会有这样的可能……可能有过……可能有过……几乎肯定的是……似乎可能性太大了……似乎太有可能了……似乎太有可能了……唯一一个可能的结论是……”）可是，事实是我们不知道——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永远也不会知道。露西身上发现有一段包装胶带（还有一段绳子、几缕头发和两个发夹），按这情形可以推测某个时候，她被勒住窒息。另一位受害者，十五岁的雪莉·哈博德被发现时，整张脸都完全被裹在包装胶带里。韦斯特用吸汽油的塑料管穿过包装胶带的面罩插入她的鼻孔。他有没有绕着雪莉·哈博德转，一边举着胶带圈？我发现自己想到了金斯利有关女性脸庞的重要性的话……露西很快就没了气。我感觉自己可以说，对此我现在深信不疑。斯蒂芬·韦斯特是个很有观察力的年轻人。他观察到他的父亲面对很有决心的对手时，无一例外地会退缩。而露西，露西的气场，非常具有威力。那天晚上，恐惧不是单向的；韦斯特极其容易受到恐惧的影响。这是本质所在。那种恐惧的特性不会让他兴奋。他只会想着把这事做完了结。——原文注
(69) 《红色大农场》和《月亮，晚安》是知名的幼儿绘本，作者为玛格丽特·怀兹·布朗。
(70) 阿根廷比索的货币符号和美金一样“$”，因此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