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依旧是工作
存在依旧是工作
1995年一点也不拘礼节。1月1日，它宣告了自己的到来，带着弗雷德里克·韦斯特在监狱自杀的消息。（随着死亡他像是从脚注上升到了本文。）……这一举动是蓄谋已久的。他自愿加入伯明翰温森绿地监狱的衬衫修补小组。这给了他机会拿到棉布卷，他再用自己床单的褶边增加了强度。他等到警戒松懈的公众假日。早上，他打了台球，使用了运动场，还领了浓汤和肉排的午餐。他的囚室里有一把椅子，但他身下踢翻的是洗衣篮。凳子倒地的响动可能会招来狱警。而洗衣篮倒地只是不太响的啪嗒一声。
对韦斯特自杀的动机，有不少揣测。是他没法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吗？是罗斯玛丽在他被捕以后摒弃了他而心生绝望吗？有位作家指出韦斯特的自杀可能是出于他最后的“淫乐杀人”，是他对死亡上瘾之登峰造极。可是，当时的情形和细节都指向这是一次胆怯的逃离。韦斯特的两个孩子，斯蒂芬和梅，提供更为简单也更为可信的解释。梅：“我一向都知道他会在监狱里自杀。他很害怕，一直都往身后看怕万一有人要杀他。”斯蒂芬：“爸爸告诉过我，要是他自己不这么做，在那里面也会有谁这么做的……他满脸是泪，痛哭不已……（他的自杀）非常自私。”(1)相信这些话，对我是一种必须，但我也觉得这些说法支持了这一观点：韦斯特非常容易害怕。他蠕动着爬向了死亡。他畏缩着离开了存在。
我听到韦斯特自杀的消息时，感觉到震惊和一些反射性的怜悯（因为自杀发出的信息来自人类终极的崩溃），但我一点也不奇怪：一点都不。自杀完全合乎弗雷德里克·韦斯特的本性。他为什么要自杀？要想到一个他继续活下去的“动机”会难得多。而且我也有这个念头：让他下地狱吧，让这张狰狞的哀求的脸下地狱吧。将它从地球上摘除。
而另一方面，真相受到打击。这一点很快就明确了，而我能感觉到其中的缺失。他这一辈子就是一整个巨大的谎言，是真相的敌人和对立面。(2)他还会——从坟墓中——来污蔑我的表妹。自杀构成了他最后的逃避。弗雷德里克·韦斯特的弟弟约翰在1996年11月自杀，带走了他那部分的真相。(3)他用了和弗雷德里克一样的办法，连在绳索上打的结也一样——可能是他们在赫特福德郡一个村子长大的日子里学会的。他们的父母沃尔特和黛西教给他们打结，也教给他们身体暴力和性兽行，而他们也是由他们的父母教给他们的。
我面前有一份新近的剪报是这么开头的：“（一个二十二岁失踪姑娘的）母亲昨晚说道：‘我不敢闭上眼睛，害怕可能会看到的情形。’”她说的话直中要旨。碰到报刊文章中提到的这一事实：被杀害者的家人的确是想了解受害者是怎么死的，乍一看，这像是违反直觉。但原因却是明了不过的。他们希望能延迟或是缩减呈现在脑海中蜂拥而至的恐怖景象。了解了之后，至少在你闭上眼睛时，你知道你会看到什么。这一段出自《普宁》（还有纳博科夫。我们应当记得德国的大屠杀让他失去了弟弟谢尔盖：他的罪行是同性恋）：
由于没有正式记录说明米拉到底是怎么死的，她在那人的脑海里便一次一次地死去，又一次一次地复活，只不过为了再一次一次地死去：她被一个受过训练的女护士拉走，用那带有肮脏的破伤风杆菌的破玻璃针管注射了一针啊；她被哄骗去淋浴时让渗进去的氢氰酸毒死啦；她在一个堆满了饱浸汽油的白桦树枝的土坑里被活活烧死了。
1995年1月1日，我就已经能感觉到我的质问、审视和枪火，都转向了罗斯玛丽。她的拘禁、长达一周的审判从2月6日开始。
要说成了报纸头条的自杀事件“把一切又招了回来”，这不准确也不适当，因为这样的事永远不会离开：就像金斯利说的，遭遇这样的事，你只能希望与之共存；它们就在那儿……但这事的确招致了新一轮痛苦而毫无方向的深思——是较戴维毒骂和嚎哭更为安静的版本：诅咒，低泣，思念死者。那个年初，我看起来本就状态不佳。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状态不佳。笔记本上写着：“如果爱流泪是状态不佳，那我就是那样。”我很容易被感动得流泪，（比方说）上一回影院很少有不流点儿泪的。连那种刻意营造深刻的努力，最敷衍马虎、庸俗低档甚至是实为无情的煽情，也令我痛苦万分（有关人脸的表面，连带着眼睛和嘴唇，如此的巨大，伸手可触：对我来说，这其实都太明显，太直接了）。但那个哀痛得哭成个小婴儿的圣诞是一次对性格塑造有着深远影响的震动，是从未有过的经历。然后1995年就到来了。
我作为个体在结构上被削弱了，以严重程度上升的顺序排列：各种各样的隔离（有些既属于职业生涯也属于私人生活，而所有都见诸公众），牙医诊所的椅子上令人痛不欲生的拔离（就这把年纪，要做的功课时间更长，商讨的次数更多），还有在夏天和秋天与妻子的分离、和两个孩子的道别。主题清晰：分离，拔离，隔离，再由表妹露西带来的不见底的深度，还有她那美丽而如今变成了悲伤的姓氏。此外，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导师和英雄索尔·贝娄正在加护病房的一架呼吸机上，双肺都已经成了白色。对他神经系统大规模攻击的原由还是不清楚。在加勒比海，嗅觉上的幻觉已经变成了登革热的症状。他的妻子贾妮斯几乎是将他从圣马丁劫持飞到波多黎各，再转去波士顿。在医院，他的心脏衰竭，还出现了双重肺炎。有天晚上，他从床上爬下来，摔了一跤。医生说，他的背部发炎得厉害，就像是从空中看到一场森林大火。而且索尔快八十岁了。
最后还有布鲁诺：布鲁诺·丰塞卡（1958—1994）。最后还有在纽约的那一刻，从各路而至的悲痛汇聚在一起……晚饭结束的时候——会不会是在圣诞前夜呢？——你母亲让在座的人传看她装订的一系列画作：在你弟弟布鲁诺临死时画的画。画中的布鲁诺昏睡着，盯视着，等待着，看起来像是戈雅的鬼魂画的自画像。然后，在最后一页，让人大为震惊的是，一张布鲁诺十二岁时的照片——他光滑裸露的胸膛和手臂，他一脸天真，带着点疑惑，懒洋洋地嘟着嘴。这本薄薄的册子传到了你的父亲也是布鲁诺的父亲的手上。那整整一年，贡扎罗在众人眼中，一直都非常镇静。一次又一次的忧伤，我从来没见过他畏惧也没见过他哭泣。他承受了下来；作为一位雕塑家，他就像山边一块古老的岩石，往更深处沉去。这一刻，我看着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贡扎罗淡淡地微笑着，我认为那是对他前妻技术的认可（那是极度情绪之下保持的技术）。然后，他边呼出一口气，边翻到了照片页。突然间，他不由自主地急速从下牙处倒吸了一口气。那是冰寒的海水拍打你的胸脯时会发出的声音，或是海浪滚上沙滩、卵石翻卷起来时发出的响声。他马上恢复了神色。仅此而已……后来，我发现想到这一刻总是让我觉得非常沉重。由此引起了不祥的联系。因为这包括了我自己的儿子们（他们的肢体外貌同那照片里的男孩很相像），还有父母无法继续的爱，以及所有在1994年发生的中断和消失。
无所疗愈之痛
1985年，在伦敦，命运以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4)的模样把贝娄和我又带到了一起。我们三人做了一场以讨论为形式的深夜电视节目。索尔和我一起坐了一两次出租车。还有一次晚饭，我的第一个妻子安东尼娅·菲利普斯也来参加。索尔像是在独自旅行。我现在知道了当时他和第四位妻子——《祸从口出的他》（1984）一书的题献人——的婚姻结束了，或者近了尾声。但那时我对他的私人生活没有什么好奇心。我想说的是，我对他的感情总是基于文学上的敬慕，而这种敬慕也不断地塑造和刷新我对他的感情。在他的书页中，他会“阅读”一张人脸，一个人的气场，那样的时候，我对他的敬慕简直无以复加。这些“阅读”不仅仅是印象式的描述，它们见微知著，具有《圣经》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他的目光灼灼，像是在检测。我感觉得到他的注视在检测我。他能看着我的脸，非常明确地告诉我等在我面前的有多少麻烦。(5)
1987年初，我被邀请为在海法举行的索尔·贝娄会议写篇文章。会议是由著名的以色列小说家A.B.（“勃列”）约书亚(6)组织的。我接到的任务是评论将要出版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一书。我和妻子一道飞到以色列，很晚才到了海法的宾馆，宾馆的厨房已经歇业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我们要到了一只苹果和一只番茄。第二天一大早，电话里传来一声粗暴的叫嚷声：我被告知“会议转车”(7)正在前庭等着出发，发动机轰轰的转声现在都听得见。我饿着肚子，衣冠不整地坐车到了一幢像是多层防空洞的大学建筑里，听了一系列美国学者的演讲，比如“装入笼子的现金收钞机：《悬挂的人》中的存在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各种张力。”索尔也在。有人听到他说，这类东西他要是得再多听一会儿，准得死，不是因为心碎，而是因为沉沉的死气。(8)之后，“索尔·贝娄会议中心”的现场不怎么见得到索尔·贝娄。（也不怎么见得到我。）不过，最后一天，我和小说家艾伦·列利丘克、阿摩司·奥兹(9)做报告时，他没有退缩，坚定地出席了。
赞美了天气的灿烂，赞美了小说的出色后，我接着说道：
我极度的自得还有如下的理由：贝娄一直在读菲利普·拉金的诗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里的这位叙述者在巴黎长大，在鲍里斯·苏瓦林(10)、亚历山大·科耶夫(11)等极有分量的思想家的影响下长大。他们谈论地缘政治、黑格尔、在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写出来的书叫做Existenz什么的（注意结尾有力的“z”，而不是更为温和的“ce”）。我在威尔士的斯旺西长大，菲利普·拉金经常在家中出入。他不会谈论后历史的人类。他会讨论过早谢顶而引发的一场场的心理剧。贝娄引用拉金：“每个人身上都安眠着由爱而得出的生命的感觉。”(12)拉金“也说过人们梦想‘如果得到过爱，他们会做什么。无所疗愈之痛’”。没错，“无”——即，死亡——确实能疗愈那种伤痛。对拉金来说，爱不是一种可能。因为对他来说，死亡横跨在爱之上，令爱变得渺小而可笑。他于1985年去世。到了贝娄这个年纪，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对他来说，死亡把爱挤了出去。对贝娄来说，像是反了过来。按书名的说法，更多的人是死于心碎。嗯，拉金从来没有心碎过，不是那种意思上的心碎。这部新小说想告诉大家很多很多，但其中一桩是，你需要心碎，让你继续是个凡人……叮嘱一句，得是合适的那种心碎。好吧，不管你是否需要，你必定会得到的。
生命竟然会如此依循同一主题，我觉得惊讶极了。今天（1999年7月13日），我读到艾伦·布鲁姆《美国思想的封闭》（1987）一书中的这一段落：“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灭亡……面对我们在意的事，却没有足够的宇宙的支持。因此，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任务定义为‘学会如何去死’。”这让我想到了贝娄的说法：“我们若想看清任何东西，死亡就是镜子所需的黑色涂层。”这一说法又把我带回了拉金和他的诗行，“双眼想躲开死亡的对视，那昂贵的代价。”(13)昂贵！没错，它确实是昂贵的：令人咋舌，望而生畏，倾家荡产，花了大价钱买来。可是，就在1985年11月21日，他整理好自己的睡衣和梳洗用品，离家去医院，还集聚了轻松、幽默和慷慨又再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亲。拉金对握着他的手的护士，说了最后的话“我要去躲不过的地方了”。他在最后的屋子，对着最后的女人，说了最后的话。
会议结束了，我们都往南边去——去耶路撒冷。在那儿，索尔和我交了朋友（我自认为如此）。
“索尔·贝娄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是您的文学父亲？”
当我们的交往众所周知，在采访时，经常（不是不受欢迎的）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一般是这么回答的，
“但我已经有了位文学父亲了。”
那时，在1987年，这一说一点不错。
“Lurid”
1994年结束的时候，我的生活开始变得“lurid”。根据《牛津简明词典》中福勒写的浓缩型长篇叙事诗，这个词的意思是：
1.（色彩，色彩的组合，光线的组合）可怕的，苍白憔悴的，炫目的，不自然的，暴风雨的，可怕的（指肤色、景色、天空、闪电、雷电云、冒烟的火焰、扫视等）；cast a～light on，以悲剧或可怕的方式来解释或揭露（事实、性格）2.耸人听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lurid details：耸人听闻的细节）;显眼的，艳丽的，（paperbacks with lurid covers：有艳丽封面的平装本）3.（植物学等）颜色发暗的黄棕色。
在《国王英语：现代用法指南》一书中，父亲在“single-handedly”（单独一人）这一标题下写到：
有些无知充作了学问，或者至少是拿规矩和常识来说事……有些人喜欢把词搞得很长、音节很多，他们没有注意到也不在意“single-handed”本身就是一个副词……最近流行的“overly”（过度地），是本世纪这一时期最丑陋的入侵词之一，同样也是在本就用途广泛、毋庸置疑的副词上作了没必要的延伸。
还有很多其他的副词，不是以“ly”结尾，同样容易受到有创意的无知的侵犯。“Regardless”（不管）放在句首，早已经有了三个音节，又来了一种不同形式的不识字，把它吹大成了“irregardless”，可能需要恢复原身。但除了早已经用“ly”结尾的词，这类词都难以独善其身。什么时候我们等着看到“quietly”？“Altogetherly”？“Nextly”?
接下来（“nextly”）是这样的。昨天（1999年4月30日），我听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发言人杰米·谢伊用了这组词“know fully well”（完全知道得很好）。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父亲打电话，当然父亲已经不在了。金斯利在《国王英语》一书中接着说道（在此，对我这段时间令人毛骨悚然的［lurid］一些事迹，他已经给出超现实的描述）：
最近，有位得奖女星被大家听到……感谢所有帮助她成功的人，说“lastly but not leastly”(14)提到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角色一位纽约牙医镇定的时候说“open widely”，匆忙的时候说“open big”。(15)
这儿的牙医说的是托德·贝尔曼，女星是杰西卡·兰格。在纽约被托德搞成近似“金赤”的状态后，我飞到了洛杉矶，同一众“耀眼艳丽”（“lurid”）的明星厮混：同杰西卡一起，同莎朗·斯通和索菲亚·罗兰一起，同汤姆·汉克斯一起，同昆丁·塔伦蒂诺一起，同约翰·特拉沃尔塔一起。约翰和我一起在他日落大道北面比弗利山庄租住的屋子里两度共进晚餐，后来在《矮子当道》的片场他的拖挂房车里吃了一顿告别午餐。
笔记本：12月15日。吃了一堆几乎致命的安定，苏巴辛德拉·辛格（哦，这下他们对我心存怜悯肯送我了）平缓地开车把我送到了东49街307号。迪克(16)从他的牙医处得到的药剂要好一点：“让你觉得，他们无论做什么，怎么着你都不在意了。”而我觉得安定片，效果还没有那么好。“Open widely.”
“1）解释。2）十来次（？）注射。3）拔除（右侧）拔除左侧，伴随着令人万念俱消的刮拭和碾磨——还有，用似乎是沾血的牙线缝补。4）后面打光的屏幕上的扫描图片：连接下犬齿和唯一一颗存活的门牙的牙桥。这颗门牙是一汪牙病大海里的一只可怜巴巴的小浮标。之后切除了‘一只大囊肿’。‘你想看看吗？’我发出一声意为同意的响声。这让我想起了在斯旺西时的生物课：一段虫子，当中剖开，露出内里。5）没完没了手势灵活的缝补。X光两次。”
“在‘恢复’的小间里，坐了一个小时，等血止住。处方中有盘尼西林和安定。还有‘托拉多尔’和‘佩可冬’(17)（唐·德里罗说，药物的名称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上帝）。‘得有一段时间，你要做个坏脾气的人，’托德说。不能拉开嘴巴。不能微笑。我又有了一堆价值数百美金的止痛药。”
“那个星期：睡觉（一整天）。使用冰袋。没有预期的变色。整个下巴僵硬肿痛。休息时，不算是疼痛，更像是一种存在，硬邦邦的一块：骨头移植——经过艾滋病病毒筛选测试的牛骨。病毒。布鲁诺(18)。”
“那我的骨头呢，我那燃烧着的骨头的气息和泡沫，冲洗器，真空清洁器，还有嘴巴里两双手，都是同时在一起，还有牙钻，当然还有牙钻这事，能让你的视力抖索。”
“我建议牙科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睁开眼睛。这能让你稍微解脱一点，避免把这场经历全然内化。牙科病人一定要找一样东西盯着看——百叶窗片，装在镜框里的证书（美国口腔颌面外科执业医师。有一次我听到托德带着不屑和夸耀说，‘我已经好几年都没做牙科的事了。’呃，这次对我来说肯定是牙科的事），助手的绿色罩衣；舌头上卷盖过上唇的做手术的医生；他用力专注的眼睛；那双避孕套似的手套，到了第三个钟头，沾满了新鲜的血和干结的血；他那根勾起来的食指。”
“12月21日。SB(19)还在医院，但出了重症看护。”
“12月22日。散步到托德诊所，打算做一次轻松的检查。可不轻松。缝线散了。‘Open big.’”
“又一次血流成河，至今为止最痛的一次，虽然打了八九次麻醉。下颚，牛骨所在处，大量的刮擦凿刻。器械是如何吱吱嘎嘎高高低低地发出各种刺耳的响声。”
“又一次跌跌撞撞地走在第二大街上，嘴唇肿着，一坨渗透了血的纸巾，就像是一个好打架的，怎么也不会学乖。”
* * *
马丁，这个旅行代理人长期处于痛苦之中，唯一能安排（“有最新消息吗？”他不断疲惫地问着，因为我们的计划改了又改）的全包式度假是去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度过五个晚上。两个星期前，贾妮斯·贝娄推着她临死的丈夫过了停机坪上了飞机……我准备了一套在黑暗中会发光的麻质西装，是在一个类似叫做盖伊爵士的连锁店里买的；在康达多广场酒店/赌场安顿好后，我又添了一双黑色缎面拖鞋，每踢到一个足球，就会愤怒地噼啪噼啪响几下。有时候，全心接受有伤尊严的事是一种解脱。我再也不想戴钳套了。我感觉我的下颌已经受了太大的伤害，无法再来忍受咧嘴冷笑的那一大坨东西了。
初期：贝娄起初的症状，我再重复一遍，是对食物的恐惧，或说是憎恨，不仅仅是味道，连气味也无法忍受，看也不能看一眼。最初的阶段，“从北边带到这儿的疾病是一种不自在，一种不知所处的错位感，像是形而上的痛苦，而失去胃口像是和这种疾病混在了一起”。早先，他晚饭能吃一碗玉米片，也还能告诉他自己这样的量对他大有好处，因为“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我吃得太多了”。有天晚上，他只能吃下去一勺子鸡汤，那是贾妮斯用好不容易搞到的鸡做好的汤。他把自己没法吃饭这事当笑话来看。提起在他小时候移民来美国的母亲会大声嚷嚷，“我的乔伊都不吃冰淇淋了——他扭过头去不想要——他一定快死了……”可索尔确实快死了……在伦敦，孩子因为腹痛去医院，医生会用下面这个问题来测试是不是得了阑尾炎：“你想不想吃一个大汉堡？”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我儿子雅各布躺在急诊室里，因为胃肠炎痛得扭来扭去时，医生就问了这个问题。疼痛犹如浪潮，每分钟，一波一波地来。医生走近时，他大声叫道，“帮帮我，爸爸！帮帮我，爸爸！”而我爱莫能助……而索尔却并不是很清楚他得了病。病魔现在开始攻击神经“鞘”。
康达多广场酒店出租的商铺中有一家是多利萝玛，他家的宣传广告语是“牛排之地”。显然，多利萝玛不是我的地。要是“金赤”在这儿，他会在房间里举起刀叉吃个三明治。或者穿上件引人注目的泳装，在棕榈树下坐着吮一根薯条，旁边摆着个绑在树干上的音箱。在这儿，我周围没有被纽约下东区的流浪汉、乞丐和吸毒者所环绕。我被卷入在游行队伍似的美国人中，这远远没有那么让人感到安慰。他们展示着美国人的健康、富有，脸部的每个细节都被护理到了极致。索尔没法好好吃饭，我也没法好好吃饭。这苦恼似乎令人孤独，特别是在康达多这个以吃为主要集体活动的地方。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在吃，散步、逛商店、打排球、游泳、潜水的时候也一样在吃。这时，我的体重已经到了成人以来的最低点，在所有这些圆鼓鼓的古铜色胖子中，我或许找到过一点力气为自己的苗条欢喜雀跃一番。“营养过剩”？这个宾馆的客人是不会被认为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奇怪发明。那些肥胖的穷人，他们的肥胖就像是低等人的肤色一样，一目了然——那些人，人数够的话（比如说，去了康涅狄格州印第安人开的赌场一天后）,在长岛海湾能把游轮大小的渡轮压得吃水很低……这是另一类赌场的人群，中等的收入，中等的体重，是在热带的外国享乐。如果加勒比海按贝娄的说法，已经发展成了“大型美国娱乐性贫民窟”，也有不少生物一动不动，处于满足的昏晕状态中，一任别人毫无热情的目光盯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一个雷龙似的家庭所吸引（母亲，父亲，女儿和儿子）。下午时分，他们相互为伴、理所当然地躺下睡觉，四只肚子不约而同地随着呼吸起伏，像是刚一同做过努力，费了点力，却算是成功。我猜想，这番集体努力以午餐作为象征。之后，他们喜欢去站在海水中，海水刚到脖子处，或许想感受一下身体变轻——他们体重自然因排出的水而减轻。我又瘦又干枯，不能吃，但我不时去取用小餐厅里的小袋盐（泳池旁的小餐厅，同番茄酱和其他调料一起摆放在外面），正好用于我一小时一次的漱口。
我在看什么书？我想要传递一种情绪，而在读的书正是感觉的组成部分。在传记中，他们应当在书边空白处常规性地加注，告诉我们在读什么书。在圣胡安，我读的是什么书？一如往常，我忘了给这很有价值的备忘录记上一笔——但我当然记得那时在看什么书。我在读你，我在读我自己。在我俩的房间里，我稍稍为《站立着埋葬我：吉卜赛人和他们的旅程》(20)和印在华丽的压纹纸上的《情报》的美国校对稿做了点润饰修改。整整十年的工作在我们各自的书桌上完结了。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无比的快乐和骄傲(21)……下颌处的肿瘤在纽约的某只培养皿中萎缩了。它已经从我这儿离开了，我很快就会知道是不是还想要它回来，是不是带着同样程度的恶意。贝娄所说的“终生任职”不再有原先的含义。我小心翼翼地穿过骤然衰老带来的余震中。一只因关节炎而虬结的大拇指压下“快进”的按键。身体对此有过抱怨，但身体突然不那么愚蠢了，从此经历中吸收能吸收的。但我一直还是因此而“lurid”（“憔悴”），可怖，脸色是木木的黄棕色，就像那张我自己脸的倒影，栖息在一汪水滩似的麻质西装里——我走过冰冷的赌场，脸的倒影滑过铁灰色的老虎机。
索尔·贝娄去圣马丁小岛上租借的公寓时，他所抵达的地方，我要在很多年之后才能理解。他走了条偏路。这是一段精彩的旅行，抵达了生死的极端和地球的尽头。不再进食，相当的正确，绝对的正确。后来发现，是进食让他进了重症看护病房。他在读什么呢？这也非常的重要。他在读布加勒斯特战争期间的铁卫团(22)的暴行——屠宰场和挂肉钩、棍鞭痛打、斧刀砍劈。他正在看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烧烤人肉。漫山遍野如瀑布急流般的繁花异草令人眼花缭乱，食人生番在篝火上烧烤着俘获的敌人，散发出“让人胃口大开”的奇异的肉香。
* * *
笔记本：“在迈克·萨巴图拉手上装上了上颌面的钳套，像是裁缝定制。鼻尖上点了个蓝点，帮助确定对称。这像纳粹医生的测量。纳粹医生大多时间就是在做这事：测量，测量，测量。”
“没法相信美国版的《情报》校对稿。像是进了一巢白蚁似的逗号，每一个都是纸边割在我灵魂上的伤口。”(23)
“1995年1月3日。大日子。托德。拆了缝线。没有感染。清理时无痛。下颌感觉自由多了，放松多了。更多的青霉素——这个月第三次注射。治疗和病人一样，也长了年岁。”
“但有好消息，好消息。病理报告：肿瘤是常见的。我不是快死了。我会活下去。这是好消息。”
“第七大道上，我买到一份《太阳报》。温森绿地监狱的自杀。可怕的哀求的脸。他看起来像是又一次被带到行刑台上的坏蛋，希望这一次被砸到的是烂果子烂菜。不是砖石、扳钳和石板。”
“我被牙医表扬了：因为能够保持不动。他们告诉我很多病人是‘移动的目标’。我大无畏地保持一动不动带来了最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他们有时候会说的话：‘这么折磨您真是对不住您啊。’我亲爱的迈克，我亲爱的托德：如果你们像《霹雳钻》(24)中的纳粹牙医塞尔，意欲施加痛苦，而不是意欲减少痛苦……更何况，我想虐待者是永远不会道歉的。但他们会解释吗？”
“大日子。从贝娄录音电话上贾妮斯的留言中的呼吸声，我可以即刻判断出索尔好得多了。他准备回家了。”
* * *
我也回家了，开始了“lurid”（“耸人听闻”）(25)又悲凉的新年。我的笔记本留有这段日子的记录，我在书房被大儿子逮了正着。“你在哭？”路易斯问。“是的，”我说，“但不要担心。现在都已经好多了。”是这样吗？我的表妹死了，你的弟弟也死了。但我不是快死了，索尔也不是。我告诉儿子们：“护林员已经出了院。”他们严肃地点了点头……数年之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去佛蒙特：诺贝尔奖得主计划在他家旁边的一个小镇子上的集市和我们会面。他开着吉普车，下车时穿着某种市政的冲锋衣，（我记得）肩章上绣着“救火队”。我告诉儿子们他是个护林员。他们信了我，这可真不能怪他们。一夏天写作、徒步、骑车、砍柴，到了夏末，他看起来就是那样子的。现在，类似的对话变得稀松平常：
“你要去见谁？”
“护林员。”
或是
“谁说的？”
“护林员。”
或是
“你在读什么书？”
“护林员的。”
1月9日，我和索尔说了话（笔记本：“完全是他正常的样子。贾妮斯的声音是如此的受到感动。”一个星期后，去洛杉矶以及见约翰·特拉沃尔塔的路上，我还会在波士顿见到他。
在《拉维尔斯坦》(26)（2000）一书中，叙述者住了院，死到临头，像是拿幻象、错觉在自娱自乐——“不需要创造的虚构小说”——这听起来是不是挺诡异的？贝娄写道：
一个医院的男护工站在活动梯子上，正在往墙上的挂钩上挂圣诞节的闪光彩纸、槲寄生和常青树的剪枝。这个护工对我不怎么关心。他就是叫我惹是生非的家伙的那个人。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用笔记把他记下来。记笔记是我的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存在就是——或者曾经是——工作。
我同意这一点。存在依旧是工作。
(1) 这些引文出自斯蒂芬·韦斯特和梅·韦斯特的书《克伦威尔街二十五号内》。斯蒂芬具体写道：“他决意要不惹任何麻烦，对每个人都称呼‘先生’。连碰到其他囚犯也不例外。一天我和他在一起，有个人从一旁经过。这人杀了他全家，所以进了监狱。爸爸说：‘先生，您好。’”梅说到她父亲的自杀：“我深信上帝把我们都分开了，想要把我们全杀光了。如果这是一场噩梦，那么上帝啊，请让我现在就醒过来吧。”这让我想起了金斯利·艾米斯在《反死亡同盟》中的那首诗。——原文注
(2) 他说谎和他偷盗一样，无法停止。斯蒂芬说：“他的手能碰到什么，就会偷什么。他是一架令人难以置信的偷盗机器。”梅说：“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是偷来的，连地毡也是。”在这两人的声音中，在年龄最大、痛苦最深、孤立最久的安·玛丽的声音中，能听到如此生命的力量，让人印象深刻，甚至惊心动魄。唉，他们相互作伴：在克伦威尔街的这幢房子里，我们猜想他们营造了某种替代的世界。其他的孩子还有（还在的和成了过去时的）：夏尔曼（和韦斯特的第一个妻子蕾妮一起被谋杀），希瑟（被谋杀），还有几个“小小孩”，女孩A、女孩B、男孩C、女孩D和女孩E，其中四个的父亲是罗斯的“客人”。1992年8月，女孩A、女孩B、男孩C、女孩D和女孩E被转入国家收养。这是韦斯特夫妇因虐待和忽略被指控之后，尸体挖掘的十八个月之前……弗雷德里克·韦斯特的谎言一片混乱，随意瞎编。比如，他会说，他拥有一系列的旅店，和明星露露一起周游世界。——原文注
(3) 约翰·韦斯特的自杀是在陪审团商议最后的裁决期间。他被指控在克伦威尔街犯下无数的性犯罪。安·玛丽·韦斯特称，连续几年，她被迫同他发生关系多达三百次以上。罗斯玛丽也同约翰睡觉——还有和她自己的父亲，比尔·莱茨。莱茨一直都对家人有精神变态行为。当然，弗雷德里克经常强奸安·玛丽。从她八岁时就开始了（罗斯玛丽参与了最初的折磨），一直持续到她十五岁时发生宫外孕。——原文注
(4) 温和的迈克尔同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的“弗拉士曼”系列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恶棍伊格纳季耶夫伯爵有同样的姓氏，让人有种满足感。他是流行小说中最不知疲倦的狠毒角色。（不曾料想，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弗拉士曼，而且是在令人痛心的情形中。）——原文注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1947— ）加拿大作家、学者和前政治家。曾任加拿大自由党前党魁，曾担任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官方反对党领袖。
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George MacDonald Fraser，1925—2008），苏格兰作家，著有多部小说、非小说和剧作，以“弗拉士曼”系列小说知名。弗拉士曼是《汤姆·布朗求学时代》的次要人物，拉格比公学小霸王。在弗雷泽的小说中，他参加了英国军队，依旧是个反派角色。
(5) 哦，对了，我应当提一下我给他寄了一本《金钱》，也给拉金寄了一本。他的回应让我非常兴奋。但我还是觉得在那棕色的注视中软弱无力。那个我们一起做的电视节目叫《索尔·贝娄和愚者的地狱》。我明白过来，索尔就是索尔，而我是那个愚者。换个更好的说法是，他的对现代社会的迷惑一目了然，而我是其中迷惑的一分子，朝外张看。——原文注
(6) “勃列”（意即“霸凌”）的绰号众人皆知，虽说我从来也没搞明白其中的原委。某次晚宴后的正式讲话中，希蒙·佩雷斯提到他时，就以“勃列”一名，而不觉得需要有什么解释说明。佩雷斯当时是反对党的党魁。贝娄自己在《往返耶路撒冷》（1976）一节中说道，佩富斯外表年轻得不可思议，像是完全靠吃内脏为生。——原文注
Abraham B．Yehoshua（A.B．约书亚，1936—2022），以色列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
(7) 意思为“会议专车”，译文表示发音不标准。
(8)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觉得尴尬（当然，还觉得无聊透顶）。但他的难受还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事关灵魂》，收录在散文集《集腋成裘》）中，他评论道：“各所高校失败得令人痛心。”他们熄灭了所有文学蕴含的躁动和兴奋，制造出一批毕业生，“能告诉你——或者他以为自己可以——亚哈船长的鱼叉的象征意义或者《八月之光》中的基督教象征”。梅尔维尔和福克纳要知道有这些评论，会觉得深受折磨，一如贝娄在海法的那天早上所受的折磨。——原文注
(9) 艾伦·列利丘克（Alan Lelchuk，1938— ），美国小说家，著有《三十四岁的米里亚姆》、《布鲁克林男孩》等作品。
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 ）,被认为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著作包括《爱与黑暗的故事》和《一样的海》。
(10)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1984），法国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出生于乌克兰基辅。是法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
(11)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法国哲学家、外交家，生于俄国。存在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对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12) 出自拉金的诗Faith Healing（《信仰治愈》），收在《降临节婚礼》一书中。贝娄的引用与原诗稍有出入，原诗为“每个人身上都安眠着/由爱而得出的活过的生命的感觉”。
(13) 出自拉金的诗《欲望》（Wants）。
(14) 应当是“last but not least”，意为“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15) 两个原意都是“张开嘴”。“wide”即可以作副词，不必加“ly”。而“big”作副词时，不能指“面积、体积、程度等方面的”大。
(16) 社会批评家理查德·科尼埃尔，伊丽莎白·丰塞卡的第二任丈夫。——原文注
(17) “托拉多尔”（Toradol）为酮咯酸，镇定止痛药，又叫“痛力克”。“佩可冬”（Percadan，疑为Percodan之误）为羟可酮片剂，也是止痛类药物。
(18) 布鲁诺·丰塞卡是在巴塞罗那的妓院传染的病毒，他在那儿是为了招待一个从乌拉圭过来探访的舅舅。——原文注
(19) 为索尔·贝娄首写字母缩写。
(20) 为伊莎贝尔·丰塞卡的非虚构作品，有关罗姆人（又称吉卜赛人）的生活。
(21) 我记起来我当时也在重读德尼斯·奥弗比的《宇宙中的孤独心灵》（1992）。尽管这书名不怎么样，在我看来是解读现代宇宙学的流行读本中最好的：讨论了涉及到的人类智慧，提到了宇宙向人类智慧提出的问题。奥弗比先生的这本书给在康达多广场酒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会说话的电梯（“电梯上行”），威猛的制冷，负面熵的大面积的蔓延。——原文注
德尼斯·奥弗比（Dennis Overbye，1944— ），美国科学作家，专业涉及物理学和宇宙学。
(22) 1927年至1941年间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
(23) “编辑的作用？有过哪个编辑能提些和文学相关的建议？”
“说到‘编辑’，我想你说的是校对。在这些人当中，我认识一些平和的家伙，他们有着无穷的策略和温柔，和我讨论一个分号，好像这事关荣誉，——说来也没错，这经常是事关艺术。不过我也碰到过几个把自己当成了前辈的自以为是的货色，想要‘给点建议’，对此我雷霆贯耳地大吼一声：‘不删！’”出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固执己见：纳博科夫访谈录》（1974）。“把自己当成了前辈的自以为是的货色”说得一针见血：这总结抓住了具有讽刺意味的真相，把一整代的英语界出版社都串了起来（这一代到现在都消失了——虽然偶然的倒退现象还存在）。——原文注
(24) 《霹雳钻》（1976），由约翰·施莱辛格导演，达斯汀·霍夫曼主演。
(25) 说是“耸人听闻”，是因为媒体继续广泛地讨论着我治牙一事。控诉的重点也是问题的症结是，《情报》一书我要了一大笔预付稿费，为了可以浪费其中一大部分来做美牙手术。还控诉了常见的其他那些事。——原文注
(26) 我见过三个版本的《拉维尔斯坦》。这一部分里有些引用在最后定稿时被删除了。《勿忘我的念物》（1991）一书由三篇极短小说组成。在前言中，贝娄写道：“契科夫告诉我们，‘奇怪，我现在对短小有种癖好。不管看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作品——都像是不够短。’我发现自己对此再同意不过了。”这之后在1997年出版的是，力度极大但极简派的短篇小说集《真情》。因此在《拉维尔斯坦》中，贝娄回归到早先更自在更由人物声音驱使的丰沛感情让我吃了一惊。我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作者不是出生在1950年，而是1915年。——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