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府之国”

魏晋南北朝是个大分裂的时代，其基本特点是南北对立或东西对抗，政权众多，战乱频仍，江南地区得到开发，北方地区出现民族大融合。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经常遭受战争的破坏，但相对而言仍是最发达的地区，继续保持着“天府之国”的美誉。成都“天府”的知名度越来越大，逐渐步入辉煌。北京地区归于沉寂。太原一带也被称为“天府之国”。

关中“天府”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依旧受到世人的青睐。如三国时，王朗上表说：关中“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口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26]。西晋时，淳于定对王模说：“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27]建议他继续关抚关中，不到朝廷担任司空之职。东晋十六国时期，苻登、杨定与姚苌等争夺关中地区的统治权。古成诜对姚苌说：“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余琐琐焉足论哉。”^[28]北魏末年，孝武帝元修为高欢所迫，欲逃往荆州。柳庆建议他前往关中投靠宇文泰，说：“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荆州地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欢党。斯乃危亡是惧，宁足以固鸿基。以臣断之未见其可。”帝深纳之^[29]。北周时，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于谨对北周太祖说：“关右秦汉旧都，古称天府，士骁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饶，北有羊马之利。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若陈明公之恳诚，算时事之利害，请都关右，帝必嘉而西迁。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太祖大悦^[30]。这些事例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关中地区文化积淀丰厚，仍是理想的“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在三国时期迅速崛起，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亮点。成都平原的崛起是与蜀汉政权和诸葛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在治蜀期间，在联吴、和戎、平定南中的同时，对都江堰格外重视，专门设置堰官进行管理，同时征调丁男1200人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蜀国出现大治的局面。此后尽管四川曾发生过一些战乱，但都江堰等大型水利设施还是被保留下来。

可以说，这是四川开发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遗憾的是，后来他六出祁山，病死于五丈原，蜀汉为西晋所灭。此后，在东晋与十六国的对抗时期和南朝与北朝的对抗时期，四川地区相对较为安定，虽然不像三国时期那样受人关注，但仍保持着“天府”的形象。故晋人常璩说：“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31]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天府之国，那就是太原盆地。太原是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到南北朝时才有人说太原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北齐书》记载：“唐邕，天保初为给事中，兼中书舍人……邕非唯强济明辨，然善揣帝意，取进多途，是以恩宠日隆，委任弥重。帝又尝对邕曰：‘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记，每有军机大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是异人。’一日之中，六度赐物。又尝解所服青鼠皮裘赐邕云：‘朕意在车马衣裘与卿共敝。’十年，从幸晋阳，除兼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帝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曰：‘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见重如此。”^[32]也许是由于太原盆地太小的缘故，太原作为“天府之国”只是昙花一现，宋朝以后，这种称谓便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