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与休闲文化
“天府之国”让人们生活有保障，劳动轻松而效益高。这就是成都及成都平原休闲文化高度发达的根源所在。
统治者和豪族大姓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都江堰灌区自然灾害极少，生活相当稳定。这是汉晋时期西蜀豪族大姓产生并稳步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扬雄《蜀都赋》曾描写成都豪族说：“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干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期于倍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置酒乎荣川之间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众器雕琢，早刻将皇。朱缘之画，邠盼丽光。龙蛇蜿蜷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86]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皆为当时成都的豪族大姓。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西蜀各县“大姓”豪族，系我国古文献中有关汉晋豪族的较为系统的资料。
大姓豪族的发展，通常需几代人的积累。他们拥有大量钱财、田地、山林、湖泽、奴婢等。如雒（今广汉）人折像，有奴婢800人[87]。即使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如郫县犀浦东汉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88]。《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汉时期的豪族、富人，“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裢兼加，赠赙过礼，此其所失”。
蜀汉建兴十四年（公元236年），后主率众游都江堰，“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89]。一国之君，一玩便是十来天。有了如此榜样，下面更奢侈相竞。左思《蜀都赋》描写三国时期成都的富豪们：“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核四陈。觞以清酊，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乐饮今夕，一醉累月。……集于江洲。试水客，舣轻舟。娉江斐，与神游。罨翡翠，钓鰋鲉。下高鹄，出潜虬。吹洞箫，发棹讴，感鲫鱼，动阳侯。腾波沸涌，珠贝汜浮。”[90]
唐宋时期，成都的水上大型娱乐活动多由官府组织。此为亲民的一种手段，有稳定、和谐社会的功能。前蜀后主王衍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91]。宋代成都万井云错，层楼复阁，高车大马，络绎不绝，奇物异产，百货汇集，珍奇间错，布列街市，弦索夜声，入耳笙歌，异常繁华。南宋将游乐之风发展为游乐兼商贸定期集会。《岁华纪丽谱》所列节日性宴游聚会，一年中多达25次以上。有的宴游聚会延续几天之久，“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四方奇技，幻怪百变”。知府往往亲率百官，先祭浣花夫人，然后在江岸上举行骑射赛，接着乘数十彩船至百花潭，举行划船、游泳赛及种种水上杂技。这一天江中各类彩船如织，金碧辉煌。官方在两岸预搭看台、帷幕，让民众坐观。商贩有专门的摊点，彩船沿途表演，富家抛礼品给演员，岸上江中欢乐一片。官府备有酒食，命人分发给观众，直玩到深夜，游人方散。南宋游乐活动多由知府挂名，名为“遨头”。从浣花溪到万里桥，沿河游赏景点甚多。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踏青节”，官府彩船几十条，上层官员多带家属参加，歌舞吹奏，乐船前导，两岸观者如堵，从上午一直玩到晚上，为“小游江”。三月三日则在学射山（今凤凰山）比武，晚上在万岁池中泛舟游赏，张灯结彩。四月十九日“大游江”，系成都全年最热闹的水上游乐活动。此外还有五月初五端午竞渡、五月六月耍水龙等大型水上娱乐活动。
都江堰灌区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粮产量和蔬菜品种皆居全国前茅，以川菜为代表的饮食文化高度发达。成都平原各种特色饮食为川菜的主要来源。西汉扬雄《蜀都赋》说成都“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籴米肥猪……形不及劳，五肉七菜……”[92]。《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人“尚滋味”[93]。杜甫流寓四川，曾为蜀酒、蜀菜的魅力所吸引：“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94]陆游在《思蜀》诗中写道：“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95]明董斯张在《广博物志》中指出：“蜀之为国，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其卦值坤，故多班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96]清代，“湖广填四川”，数百万移民大入川。四方移民、八方名厨、南北佳肴、东西烹饪，汇聚巴蜀，取长补短，竞相争艳。再结合巴蜀地理人文，反复提炼，终于形成今天川菜烹饪艺术体系。都江堰灌渠密如蛛网，灌区湿度大，加之盆地内日照较少较弱，麻、辣、烫有利于除湿，也具有刺激和兴奋的作用，故此成为川菜的重要特色。
都江堰灌区自流灌溉，土质疏松，加上水碾业高度发达等因素，劳动轻松而效益高，妇女通常能胜任各种农活。外地人常羡慕都江堰灌区“农事不劳苦”“作懒庄稼”[97]。这对成都平原民风民俗影响深刻而广泛，也是休闲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明、清政府都大倡“五世同堂”，但都江堰灌区却一直以一夫一妻的核心小家庭为普遍，“五世同堂”者甚少。四川山区“五世同堂”却相对较多。此当与都江堰灌区劳动轻松而效益高，不需要大家庭集体劳动这一客观因素有关。
“天府之国”休闲文化的另一突出表现是茶馆文化高度发达。古代成都平原的茶馆主要是男人的领地。清末、民国时期，成都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各行各业皆倍感迷茫，唯茶馆业异常兴旺。清末成都城内有街巷516条，茶馆却达454家。1935年，成都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约12万人，当时市民不足60万，约1/5的成都人每天进茶馆[98]。兹与都江堰亦有关联。一是大堰综合效益所带来的生活稳定，劳动轻松，妇女普遍干农活等，相当多的男人闲着没啥事，进了茶馆，造就了庞大的客源。二是为茶客送去了雪水。成都平原水井普遍浅，下挖一两米便见水，水质欠佳。成都城内的水井，宋代有100多眼，清末为2515眼。但清代中期后，随着人口增多，水井水质普遍污染。《成都通览》说：“成都城内之池塘皆为淖塘，水不可作饮料。城内井水，味咸而恶。若以井水烧茶，水面必有油垢一层。”[99]时俗，茶水皆取自城外河中。成都城外河水，皆为都江堰水系的雪水。雪水被历代茶经、茶典视为上等水质。清代成都的挑水行业甚为发达。城外河边，往往设有专门的挑水码头。当时成都的茶馆，多择临河、接桥地段。茶馆招牌皆大书“河水香茶”四字，以招徕顾客。部分男人在喝茶之余，也做一些家务，如下厨房。这是成都平原妇女地位相对较我国北方、东北稍高的原因之一，甚至也成为川菜较普及、较便宜，川菜文化较大众化、较发达的因素之一。过去，在成都平原的田间小道上，常见男人用“鸡公车”推媳妇赶场、回娘家、走家串户等，这大概也是妇女平常劳动累了，男人对她们的一种回报吧。
总的说来，西蜀作为“天府之国”，秦末汉初已初具框架，东汉晚期己基本建成，并为世所公认。此后“天府”之称大体固定在西蜀。“天府之国”初指益州，晋人常璩（约公元291—约361年）写《华阳国志》时，已演变为主指以都江堰灌区为核心区的西蜀。“天府之国”是都江堰各种功能的全面反映，是其综合效益的典型概括。从字面看，“天府”似有上天赐予之意，其实是历代先哲通过持续努力，让灌区人民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都江堰灌区即“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是我国古代天、地、人相协和的典范地区之一。
综观历史上都江堰对“天府之国”的作用，在农业、农业文化方面的影响偏多、偏重，虽造就了该灌区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领域的领先、发达地位，但降至明清，随着江浙地区商业经济、文化的崛起，“天府之国”在全国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开始降低。
【原载于2011年第6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释】
[1]罗开玉：《秦汉三国时期冶铁革命与“天府之国”的建成》，《长江文明》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此文为此专题研究之一。
[2]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3《秦一》，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68-69页。《史记》卷69《苏秦列传》所载说词略异：“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42页）。
[3]《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
[4]《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6页。
[5]《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第912-913页。
[6]《三国志》卷37《法正传》，第957页。
[7]（明）杨慎《升庵集》卷72，《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第1270册713页。
[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9]《古乐苑》卷15，《四库全书》，第1395册165页。
[10]（宋）袁说友编：《成都文类》卷36，《四库全书》，第1354册687页。
[11]《文苑英华》卷711，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下同），第3670页。
[12]《文苑英华》卷609，第3157页。
[13]《御定全唐诗》卷589，《四库全书》，第1429册48页。
[14]《成都文类》卷18，《四库全书》，第1354册491页。
[15]（明）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卷44，线装书局2003年版（下同），第1339页。此书以冯伉为明人，误。
[16]《全蜀艺文志》卷30，第792页。
[17]《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元诗》卷55，《四库全书》，第1440册265页。
[18]《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元诗》卷59，《四库全书》，第1440册355页。
[19]《全蜀艺文志》卷48，第1503页。
[20]《史记》卷7《张仪列传》，第2290页。
[21]《史记》卷5《秦本纪》，第213页。
[22]《华阳国志》卷3《蜀志》，第133页。
[23]《史记》卷29《河渠书》，第1407页。
[24]《华阳国志》卷3《蜀志》，第133、152页。
[25]（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1，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同），第768页。
[26]《御定全唐诗》卷228，《四库全书》，第1425册180页。
[27]《御定全唐诗》卷522，《四库全书》第1428册222页。
[2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17，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169页。
[29]（宋）陆游：《剑南诗稿》卷4，《四库全书》，第1162册77页。
[30]《三国志》卷32《先主传》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第889页。
[31]天启：《成都府志·山川》：“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超。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此地工程，似秦汉时己存在《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建堰后，在成都可坐致材木。这些木材何地上岸？细审秦汉成都城外江道，唯九里堤位置最佳，若在其下游便会影响航道。诸葛亮或是修复。
[32]《全蜀艺文志》卷1，第10页。
[33]《水经注》卷33，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519页。
[34]（宋）欧阳修、宋祁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0页。
[35]《御定全唐诗》卷198，《四库全书》，第1424册738页。
[36]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67页。
[37]王纲编：《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143页；《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93，第29页。
[38]《御定全唐诗》卷219，《四库全书》，第1425册43页。
[39]《太平广记》卷291，《李冰》，《四库全书》，第1045册175页。
[40]《太平广记》卷313，《李冰祠》，《四库全书》，第1045册300页。
[41]（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1《蜀无大水》，《四库全书》，第1042册918页。
[42]（宋）张唐英：《蜀梼杌》卷下，《四库全书》，第464册240页。
[43]今成都市郫都区。——编者注
[44]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17-18页。
[45]《华阳国志》卷3《蜀志》，第128-129页。
[46]（宋）李
等编：《太平御览》卷936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同），第4160页。
[47]《古文苑》卷17，《四库全书》，第1332册704页。
[48]罗开玉：《四川通史》第2册（秦汉三国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49]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9页。
[50]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4期，第67-71页。
[51]《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2页。
[52]（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卷344《王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44页。
[53]同治《郫县志》卷13，第4页。
[54]参熊敬笃编：《清代地契史料》，四川新都县档案局、新都县档案馆，1983年（内部印刷）。
[55]（南朝宋）范晔等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卷13《公孙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35页。
[56]《太平御览》卷815引《诸葛亮集》，第3624页。
[57]《元和郡县图志》卷31，第767页。
[5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2，《四库全书》，第469册594页。
[59]左思：《蜀都赋》，《全蜀艺文志》卷1，第10页。
[60]（明）方以智：《通雅》卷32引费著《蜀笺谱》，《四库全书》，第857册622、623页。
[61]（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7《交子》，《四库全书》，第592册120页。
[62]《剑南诗稿》卷6《临别成都帐饮万里桥赠谭德称》，《四库全书》，第1162册98页。
[63]《史记》卷70《张仪列传》，第2284页。
[64]（宋）郭允蹈：《蜀鉴》卷1，《四库全书》，第352册486页。
[6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1《高帝纪第一·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页。
[6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1页。
[67]《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27。
[68]《汉书》卷39《萧何传》，第2009页。
[69]《汉书》卷6《武帝纪》，第182页。
[70]《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72页。
[71]罗开玉：《四川通史》第2册，第127页。
[72]《旧唐书》卷190《陈子昂传》，第5022-5023页。
[73]《新唐书》卷140《崔圆传》，第4641页。
[74]《旧唐书》卷111《高适传》，第3329-3330页。
[75]《旧唐书》卷111《高适传》，第3330页。
[76]（宋）魏了翁：《鹤山集》卷45《壁津楼记》，《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514页。
[77]（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25《余玢守蜀》，《四库全书》，第353册，668页。
[78]《元史》卷60《地理志三·成都路》，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34页。
[79]《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第2473页。
[80]《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1182页（《神宗实录》卷421）。
[81]《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第1103页（《太祖实录》卷22）。
[82]《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第1204页（《英宗实录》卷101、103）。
[83]《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第1209、1211、1213、1216、1226页（《英宗实录》卷289，《宪宗实录》卷30、36、61、197，《孝宗实录》卷16、《神宗实录》卷188）。
[84]《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第1205页（《英宗实录》卷115）。
[8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都江堰志·附录·复浚离堆碑记》，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513页。
[86]《全蜀艺文志》，第4页。
[8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66页。
[88]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第67-71页。
[89]《三国志》卷33《后主传》，第897页。
[90]（晋）左思：《蜀都赋》，《全蜀艺文志》，第1011页。
[91]（元）费著：《岁华纪丽谱》，《四库全书》，第590册，第434-437页。
[92]《全蜀艺文志》，第3-4页。
[9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13页。
[94]（唐）杜甫：《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御定全唐诗》卷227，《四库全书》，第1425册，第163-164页。
[95]《剑南诗稿》卷17《思蜀》，《四库全书》，第1162册，第304页。
[96]《广博物志》卷7，《四库全书》，第980册，第143页。
[97]（清）余慎等编：《新繁县乡土志》卷1，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第17页。
[98]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风俗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99]（清）傅崇炬：《成都通览·成都之水》，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