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天府之国”全面形成
汉代在秦的基础上，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对成地平原进行了大量开发建设。到两汉之际，“天府之国”应该说就全面形成了，成都亦被列为天下五都之首。
表面上看，两汉时期的文献并没有直接留下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名。在传世文献中，成都和成都平原的“天府”美名见载比较晚。明确称之为“天府”的记载，始见于《三国志》中著名的《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东汉前期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在其著名的《两都赋》中已称关中之地“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换言之，早在东汉前期，人们就公认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的富饶已经全面超越了原先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这就是说，在秦人奠基的基础上，到两汉时期，蜀中“天府之国”已经全面形成。
两汉之时，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同整个中国都进入了农业文明的历史新阶段，普遍正式开启了农业精耕细作的时期。成都平原由于土地平旷肥沃，铁器牛耕的推广以及自流灌溉加精耕细作使得蜀地农业文明处于天下领先的地位。
成都平原及其周邻浅丘地区水利的进一步开拓，使灌溉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首推武阳六水门大堰，又称蒲江大堰。该堰规模宏大，是以都江堰为代表的蜀地农田水利工程向成都平原以南的犍为郡地区大力延伸的例子。水利充分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故秦汉以来，“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郫繁绵洛等地号称“膏腴”“浸沃”。“天府之国”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
农业的长足发展，促进了人口繁庶。人口是衡量古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据史料数据推算，当时成都人口大约是38万，超过了首都长安。农业发达和人口繁庶，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时候的成都，是天下著名五都之一。
汉代成都城市经济的长足发展，集中反映在工商业的繁荣上。成都手工业非常出名，最有名的产品是蜀锦，其次是漆器、铁器、铜器等金属器。此外，金银器也非常有名。对于蜀锦、盐和铁这些行业，朝廷都设置了官府机构专门经营管理。成都是丝绸纺织业中锦的发源地，近年成都老官山出土了4部西汉织机模型，据研究是现今所见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也是蜀锦采用提花纺织技术的见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是古代诞生于成都的伟大发明创造。汉代南北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丝绸商品多为成都平原所产，如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就是其中著名的精品之一。
到蜀汉时期，诸葛亮设置锦官，建锦官城，统一经营管理蜀锦的生产和销售，成都成了天下最大的织锦产销中心，蜀锦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支柱性产业和财政来源，以至于诸葛亮直称“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盐、铁亦是古代战略物资、国计民生所需。成都的产品非常有名。铸有“成都”“蜀郡”等字样的东汉铁农具，就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四川西昌、昭觉、德昌以及云南昭通等多地出土，与文献中成都铁器远销四方的记载形成互证。
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成都文化繁荣，全面奠定了成都和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也是继先秦之后成都和蜀中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汉赋“四大家”或“五大家”之说，其中至少有三家出自蜀地，即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司马相如和扬雄就是成都人。由于文化学术空前昌明，《汉书》盛赞蜀地“文章冠天下”。
汉代成都为核心的蜀中文化学术之所以能雄踞天下领先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2000多年来传为美谈的“文翁化蜀”。文翁，西汉景帝、武帝时期的蜀郡太守。史载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造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由此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翁更重要的创举是，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翁化蜀”。
文翁在天下首创郡国开办高等级学堂之举，一扫蜀地原先的辟陋蛮夷风，由此，蜀地学于京师者堪比齐鲁。以至于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今天的成都四中，即古代著名的“文翁石室”，因而该中学又名石室中学。文翁兴学蜀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蜀地影响深远。
综上所论，以成都为核心的“天府之国”，经历了先秦时期萌生起步、秦时奠定基础、汉代全面形成的历程。其中成都城市于秦汉时期的崛起，尤其汉代的高度繁荣，更是成为“天府之国”辐射广袤的核心和熠熠生辉的首善都邑，赢得了天下大都会的美誉，而后近2000年的历史中虽然也有过曲折，但“天府之国”的桂冠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自然条件优越、人杰地灵、物产丰盈、经济文化繁荣的土地。
【原载于2017年第12期《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