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为历代统治者的调粮宝库
从统治者角度出发，“天府之国”主取王室、皇家宝库之意。历代王朝从这里调取了大量物资，特别是粮食。宝瓶口中水，天府仓里粮。作为“天府之国”核心圈的都江堰灌区，其早在秦、汉之时，便为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秦攻占巴蜀后，从此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了秦、楚、齐三强并驾齐驱的局面，在经济、军事实力上都远抛齐、楚于身后，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司马迁说：“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63]宋人郭允蹈指出：“秦于是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64]在整个巴蜀地区中，贡献最大的便是都江堰建成后的成都平原。秦末全国各地义军并起，而西蜀独安。《后汉书·公孙述传》说“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术改名白帝仓”。此粮仓从秦沿用至公孙述时，至少使用了300年，应是一规模很大的官仓。
秦末刘、项相争。入关中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辖巴蜀汉中，其中最富饶的便是成都平原。为出击“三秦”，刘邦派人到巴蜀招兵买马，筹集粮食。刘邦出击“三秦”后，留萧何镇守汉中，主要职责是“收巴蜀租，给军（粮）食”[65]，“发蜀、汉米万船，南，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66]。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即刘邦出击“三秦”的次年，关中大饥，一斛米竟卖到5000~10 000枚半两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一面令从巴蜀汉中运来大量粮食，一面让大批饥民前往巴蜀“就食”逃荒[67]。刘邦夺得天下后，在分封功臣时，力排众议，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有人不服，认为他未上前线，不宜居首功。关内侯鄂千秋却认为萧何确保了前线大军所需的粮草等，理当为“万世之功”，“当第一”[68]。西汉初期，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成都平原再次供粮、供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汉早、中期，成都平原又是政府经常用以赈济饥民的大粮仓。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江南水潦，饥寒不活，“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69]。当时，山东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又“下巴蜀粟以振焉”[70]。这些“巴蜀之粟”中，相当一部分便来自都江堰灌区。随着秦、汉对西南边地的开拓，成都平原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空前强烈起来，形成了以都江堰灌区为核心、巴蜀盆地为内圈，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巴蜀经济区。
三国鼎立，实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角力。中原地区，在东汉末年的长期混战中，经济建设几近崩溃。巴蜀地区战乱较少，且由于都江堰灌区的存在，恢复特快，地盘虽小，实力却一度可与魏、吴鼎立。这一时期，大堰宏效可从蜀汉在郫县设邸阁略窥一斑。《三国志· 邓芝传》说：“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邸阁为朝廷直属的大型粮仓。蜀汉曾设过两个邸阁，郫邸阁是筹粮基地之仓，斜谷邸阁为前线用粮之仓。正是有了都江堰灌区这个优质粮仓，蜀汉才能以一州之地，与魏、吴抗衡[71]。唐代都江堰灌区普遍实行轮作复种，一年二熟，为全国著名产粮区。安史之乱时，有人劝玄宗幸蜀时说：“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72]崔圆也具陈“蜀土腴谷羡，储供易办”[73]。当时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扮演了三大角色：一是按例为朝廷上供粮食。二是接济周边饥荒地区。如每当关中饥馑，关中百姓大量涌入西蜀，“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74]。《新唐书·张柬之传》说：“垂拱中，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干福复请置州，言课税自支，不旁取于蜀。”把“不旁取于蜀”作为设州的条件。三是作为对吐蕃用兵的前方，长期为军队提供粮饷。高适任彭州刺史时，曾上疏论西川三城事，说：“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75]当时向边防军供给粮饷的，便主要是都江堰灌区。宋代，以都江堰灌区为核心的成都府路，其土地面积不足川峡四路的 10%，但每年向朝廷交纳的赋税却占总额的36%，如表2。
表2 元丰初年川峡四路二税现催额
南宋之初，北方人口大量避祸入蜀。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南宋时川省人口有1196万，为两汉自明代人口最多的时代，其中成都府路多达742万，占62.03%，即都江堰灌区为人口最集中之地。在这特殊时代，养育了这么多人口，本身便是巨大贡献。南宋抗元，蜀功甚著。元军窥宋，数取蜀道。抗御元兵之从秦、陇来者，其饷糈转运，无不仰给于成都。宋魏了翁曾指出：“蜀饷为粟百五十万石，仰西州者居多，岁待以稔，惟都江、通济二堰。而积蠹弗蠲，岁比不登，吾虽广思集益，损其弊之十八。今舢舻相街，登楼目送，三军之士，庶乎可饱。”[76]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连年从蜀调走财物甚多，“入户部三司者五百余万缗。入四总领所者，二千五百余万缗，金银绫锦之类不预焉”[77]。
元代都江堰灌区人口极少。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成都府路有32 912户、215 888口[78]，为南宋绍兴年间成都府路的2.9%，但仍是元朝统治者心目中的供粮基地之一。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以内郡饥，荆湖、川蜀供给军饷，其差税减免各有差”[79]。
明代都江堰灌区田土大量被蜀王府和军队占有。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四川巡抚孔贞一上奏说：“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80]。王府的田租、军屯的收获，地方政府皆不得过问。地方政府能管理的，仅灌区内1/10的田地。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仍常把都江堰灌区的粮食外调。一是常例，明代四川是西南地区的主要产盐区，朝廷采用了“令输米中盐”的政策（即在四川购盐的商人，按规定须将一定数量的粮食运交指定地）[81]；二来还常年向云南总督兵务兵部[82]、贵州[83]，同时也向四川边地如松潘卫常年供粮。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四月，巡按四川监察御史陈员韬奏：“旧例，四川囚犯俱发松潘卫纳米。近奉都督院移文，欲令一体（于）本处纳谷。不惟轻重不伦，抑恐松潘缺粮，失误边事。乞仍旧为便。”上曰：“法难拘一。四川边粮，岂可不多方预备乎？御史所奏，其从之。”[84]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正月，清军从吴三桂叛军手里收复成都后，虽然当时成都平原人口极少，但仍是清军的筹粮基地之一。杭爱《复浚离堆碑记》道：“值吴逆变乱之后，大师进剿之时，貔貅数十万糇粮于斯取给，经营筹画，日无宁晷。”[85]乾隆时期虽仍在不断地从外省移民入川，但川粮外调仍十分频繁。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47—1776年），清廷对四川大、小金川的土司进行了两次重要作战，其军粮供给主要取于四川。当时许多省区，凡遇缺粮之年，多仰川粮支持。清代四川地方官多靠此出政绩，这又促使他们更加重视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