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国之所资”

古代蜀地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这种状况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才得以彻底改变的。《史记·河渠书》中说：“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楗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由此李冰将岷江分为内外江，起航运、灌溉与分洪的作用。李冰修都江堰的初期主要目的在于水运，而非灌溉，加强秦国从水运对东部楚国的战略包抄。而此时秦国最大的对手来自雄踞南方、凭借长江流域发达水利的楚国。因此秦占据巴蜀，雄踞长江上游之后，就利用川江航运控制楚国。^[23]

都江堰为军事考量而建，但其最大的客观作用是灌溉和防洪，使巴蜀成为“天府之国”。到了唐代，益州繁富，与当时国内的经济名都扬州并驾齐驱，号称“扬一益二”。这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滋润是分不开的。南宋范成大对都江堰的评价是：“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宋史·河渠志》评价都江堰：“始，嘉、眉、蜀、益间，复潦洋溢，必有溃暴冲决可畏之患。自凿离堆以分其势，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泸州，以合大江；一派入东川，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博矣。”这些都阐明了都江堰工程对天府之国繁盛之巨大作用。

三国时期，最弱的蜀国之所以能与吴、魏抗衡，全资都江堰灌溉之利，故《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都江堰使四川“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国之所资”，对全国亦具有重要意义。都江堰的修建为历代国家“西粮东输”创造了条件，对中央王朝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效果。如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十二月初三日《雍正朱批谕旨》中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记载清代四川产米居各省之冠：“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湖广江西次之。”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八月二十四日《雍正朱批谕旨》中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亦指出：“江浙粮米历来都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对长江三峡水利来说，其利在三峡的水运交通，而三峡水运交通的发达，有赖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背景下的蜀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四川和湖广粮食产量居全国之最。“两湖熟，天下足”“川米济楚”“川盐济楚”自然而然形成了三峡的交通区位，故学者指出，“实际上形成了长江三峡为交通孔道的川米、川货、川盐等贩运的交通路线，以四川居首，湖广居中，江浙为尾，沟通了全国性的米粮流通网络”^[24]。《新唐书·陈子昂传》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库，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浮江而下所赖三峡航运也。可以说，巴蜀的“水陆交通，商务繁盛”的动力和源泉，不是成都和重庆两个大城市，而是都江堰水利工程。而抗日战争期间，千万人口涌入巴蜀地区，国民政府迁入重庆，都江堰所灌溉的肥沃川西平原提供了基本的粮食供应。如果没有都江堰，中华民族的历史将是什么情况呢？其结果是不能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