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之芒城遗址，先导了华夏文明的勃兴

根据地质变迁说，四川盆地在遥远的石炭纪曾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海，后来沧桑变化使积水由三峡东泄，内陆海变成了肥沃的成都平原，并形成了盆地周围高山环绕、众多江河穿流全境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古代蜀人提供了一方气候温暖、适于农耕的区域。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新津宝墩古城与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鱼凫村遗址的鱼凫城、都江堰芒城村遗址的芒城、崇州双河村遗址的下芒城和紫竹村遗址的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略有先后之别的文化遗存。在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的存在，木耜作为一种翻土工具，在当时被广泛使用。这说明宝墩文化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是成熟的农耕文明生产的标志。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宝墩文化不仅是蜀文化的源头，也是夏文化的源头。据《史记正义》引《谱记》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禹的父亲是鲧，鲧的父亲是颛顼，祖父是昌意，曾祖父就是黄帝。《华阳国志》也说：“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据《竹书纪年》载，鲧是崇的君主。当我们想起另外一句描写古蜀的话“既丽且崇”时，也许从中可以得到鲧就是古蜀的君主的答案。

尧舜时期被颂为风调雨顺、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但是在尧执政60年之后，吞没一切的大洪水来临。据《尧典》记载，尧自己曾这样描述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尧和帝国都处于可怕的艰难中。形势迫切需要能控制洪水的人。当别人向尧推荐鲧氏，尧开始有些迟疑，他说这个鲧“方命圯族”，容易违抗法纪，并常给同族惹麻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鲧。

尧不得不选择鲧治水，现在看来鲧有治水经验是唯一的理由。在芒城遗址时代，中原一带风调雨顺，但对于成都平原来说，治水仍是治理城市和扩大耕地的重要手段。由于都江堰处于热带暖温气流向岷山爬升与冷温气流交汇之处，每年都有洪水泛滥，这从宝墩文化的6座古城可以得到验证，尤以都江堰芒城遗址为最。

芒城遗址代表中国城市文明的开端。据《吕氏春秋·君守篇》记载：“夏鲧作城。”《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芒城遗址也是鲧治水“堵”的理念的具体体现。芒城的内城墙外侧不但有洪水冲击形成的砂石层，砂石层外面还包着人工堆积起来的泥土层，证明芒城古人在年复一年的洪水侵袭中，不停地与洪水搏斗。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洪水后，觉得单靠一层城墙还不足以保护城中的居民，于是决定再筑一道墙保卫城市，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芒城的外城墙。

大禹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智者、工程师与数学家。父亲的失败成了他成功的起点，而芒城也是他人生的转折之地，但他真正的起步是从都江堰的“导”与“疏”开始的。父亲领地先进的农耕文明给大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禹后来的中原治水事实上是农耕文明的扩张与推广、国家体制的制定与完善的过程。

夏以后的帝王多在中原地区建都。中原地区长期成为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条件优于巴蜀地区。而巴蜀地区因受交通条件的限制，与外界交流相对困难，因而渐渐被人遗忘了，许多人便误认为华夏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比夏朝建立早300年左右的芒城遗址是最好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