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非常丰富。从学术层面来讲，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成一家之言”，既是《史记》的撰述旨趣，也是传统史学的根本要求，吴怀祺先生称其为“中国民族三大思维”。^[1]从求真层面来讲，“求真”是传统史学的根本要求，然而传统史学的“求真”具有二重性特点，它包括“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两个方面，当史实与道义发生矛盾时，前者需要服从于后者；从致用层面来讲，传统史学重视以史为鉴和以史资政，历史上的“殷鉴”“过秦”和“以隋为鉴”，以及“将施有政”“资治”意识等等，都是这种史学致用意识的体现。

“求真”是传统史学的根本要求。先秦时期的“董狐笔”与“太史简”，便是古代史学“求真”理念的典型。纵观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都普遍重视“求真”理念，并且在理论上作出阐发。传统史学的“求真”，与史家素养密切相关。史家的品德、责任感、勇气，才、学、识“三长”的涵养，征信求实的科学治史方法，等等，都影响着史学的“求真”。传统史学的“求真”既追求“史实之真”，也追求“道义之真”。这种道义之真主要包括对于纲常伦理道德的维护，以及王权合法性所作出的神意解说。前者决定了传统史学重视历史的道德评判，后者强调传统史学需要服务于皇权政治。与“求真”相比较，“致用”是传统史学的根本目的。在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史为鉴的史学忧患意识、彰善瘅恶的道德评判意识、将施有政的资政自觉意识、歌功颂德的服务现实意识，等等，集中体现了史学的致用性一面。

在传统史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史学家包括一些统治者、思想家们，都自觉发挥史学的功用价值。如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历史意识，就明显具有致用性特征，他创立的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包括立尊号、除谥法、德运制度、封禅仪式以及各项政治制度等等，都是以历史作借鉴的；他刻石颂功，大肆“颂今”，同时焚书毁灭六国之史，则是通过政治的力量实现对于史学的利用和干预。而汉代史学的发展，则重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相统一。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却也重视“宣汉德”“颂功臣”；班固《汉书》以“宣汉”为旨趣，却能做到直书其事，“不为汉讳”，他们的史学将传统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理念相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历史思维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