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道”理念的合理性
那么，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求道”是史学的固有属性之一。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纯粹的“求真”史学是不存在的，它一定会打上道义的烙印。当我们在研究二战历史时，史家们对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对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南京施行的大屠杀，会从道义上对这种反人类的行为作出谴责、挞伐。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具体历史细节如屠杀数字、人员类别与国籍等等的史实上的求真来说，这种道义上的定性更为重要。
其次，中国古代史学“求道”的具体内涵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就维护纲常伦理道德而言，我们认为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道德规范，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和大一统国家，如果没有一种伦理道德来维系，农业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大一统国家的巩固，都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史家自觉维护纲常伦理道德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就王权合法性的神意解说而言，这一方面有助于新兴政权的巩固。在中国古代，只有通过神化王权，才能建立起王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使王权受到普遍的尊重，从而有助于巩固新兴政权。另一方面也是重民政治的一种神意化表达。由于王权的至高无上在现实中找不到一种制衡的力量，人们便通过天来加以制约。君权天授其实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建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让君主置于天的权威之下，按照天的意志治理万民。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将这种天志普遍解释为民志，所以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18]，其实这也是自《尚书》以来中国古代进步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都普遍懂得的道理。
【注释】
[1]《左传·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孟子·滕文公下》，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3]《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4]《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5]《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6]荀悦：《汉纪》卷二十五，《成帝纪》，载《两汉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
[7]袁宏：《后汉纪·自序》，载《两汉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
[8]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9]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载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四库全书本。
[10]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八，《答甑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12]参见拙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第五章《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黄山书社2002年版。
[13]《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汉书》卷一，《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
[15]荀悦：《汉纪》卷四，《高帝纪》，载《两汉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
[16]刘知幾：《史通》卷八，《书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7]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五，《葬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第七，《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苏舆义证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