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作借鉴，议定皇朝制度
首先表现在立尊号、废谥法上。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就立即命令群臣议定尊号，他的理由是：“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乃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2]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秦始皇的历史意识。他一方面把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们联系在一起，将之看作是历史的一种连续和整体；一方面又将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作比，认为自己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其历史功绩已经超越了任何过去的帝王，因此必须改变尊号，以此显名于后代。否则的话，他认为就是“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根据秦始皇的旨令，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和博士们进行了商议，他们认为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因此，应以古代三皇之至尊“泰皇”作为尊号。对于群臣所上尊号，秦始皇并未完全采纳，他用了“皇”字，而除去“泰”字，另外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3]。这一字之增减，不仅体现了秦始皇的一种历史意识，而且还有一种政治寓意。张华松认为“泰皇”这一尊号，虽然是群臣与博士共同商议，“然首倡者必博士官无疑”。“皇”之义为“处虚守静而无所事事”，博士们的意愿是“希望秦王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垂拱而治”。而秦始皇加上“帝”字，“帝尊贤授德而大有作为”，体现了秦始皇要“集尊贵与权力于一身”的意愿。[4]张华松的论说是很有见地的。
与立尊号相对应的还有除谥法。秦始皇除谥法的依据仍然是历史，他说：
朕闻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5]
这段话含义有三：一是认为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有谥；二是认为定谥号，以子议父、以臣议君是无谓的；三是仿效太古除去谥号，并决定以后以世计统。由此可知，更立尊号的本意是为了突显秦始皇所成就的大一统功业，同时还蕴含着一种积极有为的思想；而除谥法则是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和永恒性。正如许殿才所说的，除谥法表现了秦始皇的一种“既借重历史，又惧怕历史的矛盾心情”[6]。
其次表现在德运制度的建立上。秦始皇建立秦皇朝德运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战国时期邹衍所创立的以五德终始为内容的历史哲学。邹衍的著作已散佚，但他的这套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秦相吕不韦在组织门人编写《吕氏春秋》时，已对此作了载录。
《吕氏春秋》编成时，秦尚未统一全国，因此它只是说“代火者必将水”，肯定继周而建的王朝是以水为德的王朝，并没有说就是秦。而且它也未给这个水德王朝规定具体的祥瑞之物。而秦初齐人所上的这套德属理论则说：“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7]不但明确指出秦为水德，而且还为秦朝找到了水德之瑞——黑龙。秦始皇有了这套邹衍发明的、被齐人加以发挥的五德终始理论，便开始着手建立起秦皇朝的水德制度来。《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作了记载：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号，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秦始皇利用邹衍五德终始历史哲学，一方面为秦皇朝这个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作了论证；一方面也为秦皇朝建立起了一整套具体的水德制度。如果说邹衍是五德终始历史哲学的创立者，那么秦始皇就是这一历史哲学的第一个实践者。邹衍所创立的五德终始历史哲学和秦始皇对这一学说的政治实践，对以后的中国政治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再次表现在政治体制的确立上。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取何种体制来统理这一亘古未有的大一统国家，便成了秦朝君臣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历史来看，无论是三王时代，还是远古的五帝时代，政治体制的基本形式都是既有天下共主之天子，又有相互并存之诸侯。因此，分封制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当然的政治体制。就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而言，人们饱受春秋、战国以来社会长期动荡之苦，渴望着国家的统一，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希望用一种新的体制来代替过去的分封体制。他们只是深感“近古之无王久已”[8]，而迫切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天下共主，来结束混战的局面，重新建立起一个有天下共主的有序社会。就已经亡国的六国贵族而言，他们当然希望秦始皇这个新的天下共主能够继续推行已往的“继绝世，兴亡国”这一传统法则，让他们继续得以分封建国。而从以后秦朝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论来看，以博士官为代表的秦朝知识分子，他们是分封制的主要代言人。可以说，秦统一后，社会的主流思想是主张推行分封制度的。然而，秦始皇并没有简单地去迎合这一主流思潮，而是下令让群臣就此进行议论。廷尉李斯以周朝历史为借鉴，明确表示反对分封体制，而主张实行郡县制度。他说：
周文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治。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9]
李斯的观点与秦始皇不谋而合，后者也是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分封制的危害。他说：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10]
在此，秦始皇不仅认为过去天下战斗不休的原因是分封侯王导致的结果，而且明确认为统一之后再实行分封，这无疑是重蹈周代历史的覆辙，而使天下重新陷入混乱之中。因此，他明确表态“廷尉议是”。从这次秦皇朝议论政治体制的过程来看，正是由于秦始皇、李斯君臣本着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周朝分封导致诸侯相争这一历史事实为前车之鉴，从而正式确立秦皇朝的郡县体制的。而这一政治体制的确立，对于之后中国历史无疑是有着巨大影响。当然，郡县制度在秦皇朝得以大力推行，并不等于说它已经为当时朝内外人士所普遍认可，特别是那些博士儒生们，他们对于秦朝推行郡县制度是持极力反对态度的。直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淳于越还力陈郡县之弊。
针对淳于越的“师古”论，李斯则本着历史变易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明确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易也。”[11]充分肯定当今实行郡县制的必要性。当然，这一次交锋的结果，不但主张分封的观点再一次被秦始皇所否定，而且还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运动，秦始皇开始用暴力来压制博士儒生的是古非今思想。应该说，秦始皇用焚书的办法来禁止人们主要是博士儒生们对政治体制的议论，这种做法无疑是极端残暴的。但是，秦始皇、李斯君臣在论证推行郡县制度的合理性时，都非常重视以史为鉴。他们肯定历史的变易性，这种历史观比起一味只知师古的博士儒生们无疑要进步。
最后表现在封禅仪式的议定上。封禅说出于何人何派学说已不得而知，但就其内容而言，它与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很相似。五德终始说讲祥瑞符命，讲真命天子应运建朝；封禅说也讲祥瑞符命，讲真命天子要举行封禅活动。五德终始说编排了自黄帝以来五德转移的历史；按照封禅说，凡廪德受命的帝王，都必须要进行封禅，《史记·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风俗通义·封禅》也说：受命天子要“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答于天地。”在这派学说看来，天与人是一系、合一的。自古以来，凡受命于天、依照德运建朝的帝王，都必须要封泰山、禅梁父，以报答于天地。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儒生博士们积极鼓吹封禅说，引起了秦始皇对封禅的兴趣。他自认为功过三皇五帝，秦皇朝又是以黑龙为符、廪水德而建，自然很想像古圣王一样去封泰山、禅梁父。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征从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巡游泰山，准备举行封禅大典。然而，封禅之说虽然由来已久，可究竟如何进行封禅人们却并不知晓，司马迁说：“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也。”[12]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当时随从的儒生中就有人议论说：“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秦始皇认为儒生们的议论“各乖异，难施用”，而独自进行封禅活动。秦始皇“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从《史记》记载可知，秦始皇统一全国不久，因受到儒生博士的鼓动，而仿效历史上古圣王们的做法，首次巡游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如果说古帝王们的封禅还只是一种传说的话（从礼仪不详可知，起码秦统一以前封禅之事已是久废），那么秦始皇举行的封禅大典则已被《史记》所确载。与借用五德终始说建立秦皇朝水德制度一样，秦始皇举行封禅大典也是借用了封禅说的结果。自从秦始皇首行封禅大典后，举行封禅大典便成了封建帝王们的一项重要国事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秦始皇封禅活动的直接鼓动者是儒生博士，他们也被秦始皇所征从随行，结果却因所议封禅之仪不合秦始皇之意而被绌，未能参加这次封禅大典。秦始皇与儒生博士的矛盾实肇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