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求真”理念的二重性
传统史学所谓“求真”，它不仅是指一种史实之“真”，也包含着一种道义之“真”，前者乃为一种“记录的直笔”，后者则是一种“定性的直笔”[18]，也可以说前者是一种历史叙述之“求真”，后者则兼含着史家对历史事实评价之“求真”。这两种不同思想内涵的“求真”，体现了传统史学“求真”理念的二重性特点。
早在先秦时期，这种“求真”之二重特性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前述记录“赵盾弑其君”之“董狐笔”，便是指一种道义之“真”；而记录“崔杼弑其君”之“太史简”，则为一种史实之“真”。在春秋历史上，齐太公确为崔杼所杀，这是历史事实，齐太史如此记录历史，是追求一种史实叙述之“真”。而晋灵公实际上是被晋国大夫赵穿所杀，董狐何以书“赵盾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董狐对赵盾否定弑君之事的回答：“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认为赵盾对晋灵公被杀事件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国史学史上，齐太史冒死追求历史叙述之“真”受到后人敬仰，同样，董狐从道义出发而不畏权贵的精神也被后人视为良史的楷模。孔子治史，继承了这两种传统：一方面重视文献征实，追求历史叙述之“真”，《论语·八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另一方面，却又强调道义之“真”，《春秋》重视对于史实的褒贬予夺，采用“据鲁亲周”和为尊亲贤者扬善隐恶等书法，如同《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所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秦汉以后的史学发展，继承了追求史实之“真”的传统，像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刘知幾主张直书、反对曲笔，章学诚重视“史德”，乾嘉史学以考据见长。同时，史家也继承了先秦历史撰述重视道义之“真”的传统，自觉地维护着这种道义之“真”。只是所谓“道义”的思想内涵，明显打上各时代政治与道德的烙印。纵观秦汉以下传统史学所追求的道义之“真”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其一是宣扬天命史观。班固的《汉书》，堪称宣扬天命史观的代表之作。前已述及，班固撰写《汉书》，重视“据事直书”，不为汉讳。同时，《汉书》出于“宣汉”的需要，又大力宣扬以“汉绍尧运”“神器有命”为主旨内容的天命史观，来解说汉朝的历史统绪，旨在从道义上确立刘汉政权的合理、合法性。这种对道义之“真”的追求，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对于史实的评判与定性，有着故意曲解历史之嫌。而《汉书》这种浓厚的维护刘汉正统的思想，得到历代统治者与史学家、思想家的大力推崇，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正宗思想。此后的史著，像荀悦《汉纪》宣扬的汉统永存的思想，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的“黄龙见谯”之符命说，如此等等，都是在自觉地通过宣扬天命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
其二是推崇《春秋》褒贬书法。宋代史学最重视运用《春秋》褒贬书法。像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春秋》书法来褒贬五代史实与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19]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通过法《春秋》用字规则以明“《春秋》之义”，将《春秋》褒贬书法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间出于序名分、明顺逆、倡明纲常伦理道德的需要，而为尊亲贤者虚美隐恶的现象比比皆是。
其三是维护名教。这是传统史学一以贯之的思想。如陈寿作《三国志》，《晋书》本传称赞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袁宏作《后汉纪》，明确标榜以“通古今而笃名教”。刘知幾的直书观也明显具有重视名教的思想，《史通·曲笔》在谈论直书与名教的关系时作如是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认为虽然为君、父避讳“直道不足”，却是合理的。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史德》说：“《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肯定《史记》并非“谤书”，而是恪守名教之作，这说明章氏本人也是重视维护名教的。
从上所述可知，传统史学的“求真”，不仅是追求一种史实之“真”，更是追求一种道义之“真”；在倡导“据事直书”的同时，又极力维护着封建正统意识、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这种“求真”的二重特性，反映了传统史学直书观的局限性。
【注释】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
[2]《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
[4]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载《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5]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注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注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7]彭忠德：《史胆与史责》，《光明日报》，2000年4月28日。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6页。
[9]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1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学占毕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
[11]《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3]《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注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6]林璧属：《中国传统史学求真方法的科学性》，《光明日报》，2008年5月4日。
[17]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0页。
[18]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九，《经籍考》，引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