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宣汉”意识

班固《汉书》则凸显一种“宣汉”意识。《汉书·叙传》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班固认为，即使如儒家心目中的尧、舜盛世，也必须要依靠典籍，才能使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对于上接帝尧统绪的汉皇朝，以往的历史记述没有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加上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又“阙而不录”，所以他要断汉为史作《汉书》，以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自觉去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从《叙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已清楚地看到，班固作史，是要以颂扬大汉之德为己任，这突出体现了班固史学以“宣汉”为中心内容的“致用”特色。那么，班固究竟是如何通过“宣汉”来贯彻他的史学“致用”意识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班固断汉为史作《汉书》，旨在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在《汉书》问世以前，有关西汉一朝历史的记载，武帝以前有《史记》，武帝之后则有自褚少孙至班彪10余家《史记》续作。续作相继而作，难以系统反映汉史自不必论。而司马迁的《史记》，在班固看来，也没有很好地肩负起“宣汉”的历史使命，一则《史记》的记述内容只涉及汉武帝以前的汉朝历史，非西汉全史；二则《史记》采用通史纪传，将汉皇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这在班固看来，是贬低了汉皇朝的历史地位的。有鉴于此，班固要断汉为史作《汉书》，旨在系统记述汉皇朝的历史，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因此，《汉书》断汉为史，不只是体例的变化，更主要是出于“宣汉”的需要。

其次，《汉书》重视“上下洽通”，最大限度地反映有汉一代的历史及其盛衰之变。班固撰述《汉书》，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4]这里所谓“上下洽通”，是强调《汉书》载记史事既要博洽，又要贯通。《汉书》的博恰，主要体现在“十志”上。“十志”围绕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对于西汉典章制度作了全面叙述。同时，《汉书》虽然断汉而作，却是断而不断，断中有通，体现了历史的贯通意识，其中尤以“表”和“志”最为突出。通过《汉书》的“八表”，我们对于伏羲以来特别是西汉历史的兴衰之变便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而《汉书》的“十志”，则是把汉代的典章制度放在历代典章制度发展及其沿革的进程中来写的，这样便于人们了解历代典章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变易情况。

最后，班固重视以神意史观解说汉朝统绪。西汉建朝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王朝建立者多为圣王之后，而刘邦起于闾巷，无尺土之封，却在秦末乱世之时，手持三尺剑而得以倒秦灭项，最终建立了汉皇朝。正如班固所说：“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繇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5]刘邦“无土而王”，这是时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班固一方面肯定人为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重视以神意史观来对汉皇朝的历史统绪作出解说。在《汉书·高帝纪赞》中，班固叙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汉绍尧运的刘氏家族世系，并由此认为汉高祖之所以能成就帝业，是因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从理论渊源而言，班固的“汉为尧后”“断蛇著符”说，主要是承继了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历史理论。由于《汉书》为我国封建正统史学的代表，它对于汉皇朝统绪所作的神意解释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不同凡响的。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重视“宣汉”，却又能直书其事，不为汉讳；在追求史学“致用”的同时，又不失史学的“求真”本质。《汉书》直书不隐和不为汉讳的具体表现，一是对老百姓疾苦所给予的极大的同情，如《汉书·食货志》对西汉统治者大肆兼并土地，由此导致老百姓生活困苦作了揭露；《鲍宣传》则通过载录鲍宣的“民有七亡、七死”论，对西汉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作了真实写照。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和穷凶极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如《贡禹传》借贡禹之口对统治者的奢侈腐朽进行大胆的揭露；《景十三王传》则指出西汉诸侯王“率多骄淫失道”，穷凶极恶。三是不为“文景盛世”避讳，如《贾谊传》借贾谊之口，指出文帝时期的国势已是“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而《路温舒传》则对景帝时期用刑之酷进行暴露，揭示了“盛世”温情表面的背后，是有其冷酷的另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