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的史学忧患意识

传统史学以史为鉴思想源于先秦的“六经”，《周易》《尚书》《诗经》和《春秋》这些“六经”典籍，都普遍地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重视历史借鉴的思想。《尚书·召诰》所谓“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和《诗经·大雅·荡》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集中表达了周人希望通过历史借鉴来巩固政权统治的愿望；而“殷鉴”一词便是以历史为借鉴思想的最初表述，并常常为后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史学家所沿用。

秦汉以后，先秦经史著作所体现的以史为鉴思想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它几乎成为各类历史著作撰述的一个基本旨趣。西汉初年，面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皇朝秦朝的速兴速亡，以陆贾、贾谊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认真思考“过秦”这一时代主题，通过总结亡秦的历史教训，阐发自己对于历史治乱兴衰的认识。陆贾的“逆取而以顺守之”^[3]和贾谊的“攻守之势异也”^[4]之论，表明他们对于秦之过的认识是非常一致的。司马迁作《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其撰述旨趣之一，在谈论古今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5]他是要将“古”作为“今”的一面镜子，体现的是一种历史借鉴的思想。班固是中国正统史学的重要代表，他作《汉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汉”，同时他也重视“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6]这一史学的借鉴功能。荀悦肯定历史撰述的根本作用在于鉴戒。他说：“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惟顺（训），人惟贤，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7]在这“三鉴”当中，史鉴无疑是第一位的。如果统治者不以史为鉴，不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荀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而撰述《汉纪》，以为汉献帝提供西汉一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多变的政局、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使得许多士人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他们清谈玄理，放浪形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却积极地将现实与历史相联系，希望以史为鉴，为现实政治寻找到一条出路。史学家刘勰就说：“原夫载籍之作，必贯乎百世，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8]《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则在该书《序志》篇中明确指出，撰述历史旨在使“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矣”。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乱世时代的史学家们希望借鉴于历史的心情更为迫切，对于历史的借鉴作用认识也更为深刻。

唐朝初年一连修成8部纪传体正史，这与唐初统治者重视以史为鉴是分不开的。对于唐朝来讲，晋朝特别是南北朝与隋朝的历史，就是它的近现代史，李唐皇室的父祖先辈，都在北周和隋朝官居显位，对于这些皇朝的兴亡，初唐帝王的感受自然很深，因而希望从中总结兴亡之理也更为迫切。早在唐武德四年（621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就正式向唐高祖提出撰写前代史的建议：“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尤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9]在此，令狐德棻德主要是从保存史料和记录皇室功业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前朝历史的必要性，不过他也明确指出史书撰写的目的是“贻鉴今古”。令狐德棻德的建议被唐高祖所采纳，他在所下达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便明确提出了修史的目的是“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0]唐太宗也深知“以古为镜”的道理，在贞观二十年（646年）所下达的《修晋书诏》中，他明确肯定史学的作用在于：“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11]，对史书的鉴戒功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初唐统治者重视以史为鉴，尤其表现在以隋为鉴上。据史书记载，唐太宗常痛“炀帝骄暴而亡”，而谓侍臣“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12]。魏徴也曾上奏太宗，希望对隋唐易鼎的历史进行研究，以“能鉴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13]。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史学得到了初唐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由此促进了初唐史学的发展。

传统史学重视以史为鉴，往往突出表现在分裂时代或者新朝初建时期，这显然是现实政治对于史学的一种需要，人们希望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当中找寻到存亡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