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求真”与“致用”思想的新发展
从史学的“求真”而言，“董狐笔”和“太史简”无疑是春秋时期的史家对后世中国史学所作出的直书不隐书法的最好的典范。孔子作《春秋》，对这两种直书都作了继承，他一方面重视文献证实，一方面则又高悬起道义之“真”，而采用“据鲁亲周”的书法，寓褒贬、别善恶，为尊亲贤者扬善隐恶。与传统史学的“求真”意识相比，司马迁的史学“求真”则表现出以下的不同：一是从记述内容来看，《史记》以“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为撰述旨趣，记载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其记述历史之全面和悠久，都是前无古人的；二是从文献资料来看，《史记》取材广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同时又重视考实，“择其言尤雅者”而撰；三是从撰述书法来看，《史记》不但直书其事，文直事核，而且还不虚美、不隐恶，采善贬恶，明辨是非，突破了传统史学思想重道义的特点。毫无疑问，司马迁的史学“求真”，已经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直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传统史学“求真”思想的新发展。
中国史学的“致用”传统则始于“六经”。《尚书》的史学“致用”意识，集中表现为以“殷鉴”为中心内容的历史借鉴思想；《易·大畜·象传》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礼记·经解》所谓“疏通知远，《书》教也”，说的都是怎样运用历史知识来提高自己的辨是非、观成败的见解与器识，以及观察当今和预知未来的能力；[6]孔子作《春秋》则是为了“制义法”“达王事”而仪表天下后世。[7]与以往史学讲“致用”相比，班固史学讲“致用”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凸显史学的颂汉功德功能。《汉书》以“宣汉”为其撰述宗旨，以颂扬汉德为己任，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二是彰显史学的二重性特征。班固为给新兴的东汉政权的巩固提供历史借鉴，需要通过史学的“求真”，认真总结西汉历史的治乱兴衰；要在“上下恰通”中全面、系统地对西汉大一统盛世作出反映。同时，刘邦“起于闾巷”“无土而王”的历史与刘秀再造东汉的现实，使得班固重视于从神意角度对刘氏政权的合理合法性作出解说，而重视宣扬天命王权的思想。这种“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封建史学的二重性”[8]。班固正是充分发挥了史学的这二重属性，从而很好地使其史学服务于汉皇朝的统治，《汉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正统史学的代表。
【注释】
[1]《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4]《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6]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24页；《说“疏通知远”》，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
[7]《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8]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