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性思维
“求真”与“求道”，是中国古代史学关于历史之“真”的一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之“真”包含着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两个方面，前者旨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者是基于一种伦理道德的判断，我们将这样一种求真理念称作二重性思维。这种“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性思维，要求中国古代史学一方面要追求史实之真，从历史的真实中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求历史治乱兴衰的道理；另一方面也要追求道义之真，从神意角度论证王权的合理合法性，发挥历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
首先谈“求真”，即追求史实之真。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始终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并且在史学“求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
第一，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产生。最能体现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当属“太史简”。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期的齐国权臣崔杼因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其兄弟三人，最后因太史弟继续坚持书写而作罢，“太史简”的故事成为春秋史官崇尚并践行“秉笔直书”原则的典范。先秦史家求真精神在史著中的体现，则以《春秋》和《左传》为代表。孔子《春秋》虽然重用褒贬避讳书法，却又能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对尊、亲、贤者违礼行径不加回护，并且尽可能地“把二百余年的臣弑君、子弑父的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给后世的人们”[59]。同时孔子也重视文献的实证，《春秋》的编次乃其“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60]的结果。《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讳，刘知幾称赞其“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并从叙事角度发出“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61]的感叹。先秦史学崇尚求真精神，首先是与史官起源的神圣性有关。史官起源于巫，原为神职，而巫是沟通天人的，作史记事是为了禀报于天。这种带有神学目性的记事，必须要求真实。其次也与对历史知识鉴戒作用的认识有关。如《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春秋》“窃取”警世教化之义，等等，鉴戒使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两汉史学实录精神的彰显。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其史学求真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辨上。《史记》的史料搜集，引用《太史公自序》的话来说，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纵观《史记》的史料种类，主要有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前者即所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和“天下遗文古事”，后者则为司马迁游历各地，实地调查，访古稽闻得来的。此外，《史记》中还运用了很多诗歌俚谚、文物图像等材料。而《史记》的考辨史料，奉行“折中于夫子”[62]“考信于六艺”[63]的原则，但也重视实地调查材料的印证。其次表现在历史叙事上的“善恶必书”和传信传疑上。这两种书法贯穿于《史记》的始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历史记述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性。班固《汉书》虽以“宣汉”为旨趣，却也追求实录精神。《汉书》重视史料的核实，对于武帝以前的汉代史实基本上以《史记》为依据，后人批评其“尽窃迁书”[64]，其实恰恰反映了班固忠于史事的撰述态度。对于《史记》所不载的材料使用则非常审慎，添加必须有充分证据，否则就“阙疑”。叙事不为汉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文景盛世政治的批评。如《贾邹枚路传》借贾山之口批评汉文帝居功荒政，借路温舒之口对景帝时期出现的冤狱情况提出批评；《贾谊传》将汉文帝时期的政局比喻作如同寝于未燃之时的积薪之上，等等。
第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求真思想的发展。一是主张史料的汇集与考辨。这一时期的史家开始采用史注的形式对前史进行史料的补充和考辨，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就是如此。史家们还从理论上对此作出说明，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认为，历史撰述应该“文疑则阙，贵信史也”。刘知幾“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65]。二是强调史文表述要准确恰当。裴松之主张历史叙事应做到文实相称，“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66]刘知幾主张史文表述应该“简而且详，疏而不漏”[67]。三是推崇历史记载的秉笔直书。刘勰认为史家写史不能“任情失正”，而应秉持“素心”“析理居正”，以公正的态度“按实而书”，做到“述远”不“诬矫”，“记近”不“回邪”[68]。刘知幾《史通》专辟《直书》《曲笔》等篇，对直书问题作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一方面对产生直书与曲笔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既有社会因素，也有史家个人品质因素；另一方面表达了以“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69]的气概，以及“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70]的理智，去追求“善恶必书”的思想。
第四，宋元明清时期史学实证风气的兴盛。史学实证风气开始于宋元，其具体表现，一是重视新史料的运用。如欧阳修收集并运用金石资料以证史传的“阙缪”而著成《集古录》一书，开启了金石考史的新的学术路径；郑樵强调“索象”功夫，重视对实物图谱的研究，以此同传世文献相佐证。二是重视史料的考证。司马光对所撰《资治通鉴》自著自考，成《通鉴考异》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也，有之，实自光始。”元初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通过校勘、辨误、考订、音训等文献学手法，从记事、地名、建置、制度、音读等多重角度，对《资治通鉴》作了一个全面的学术梳理。三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史家通过实际调查以获取真知，用以丰富历史撰述，或者考订文献讹误。郑樵《通志·二十略》的很多内容，都是将理论与实践进行“参合”的结果。
清代历史考证之风大盛，其主要表现，一是清初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代表人物之一顾炎武重视历史考证，他主张从小学入手，求得训诂名物的真意，“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71]。强调考镜源流的功夫，按照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的说法，叫作“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重视广求证据，反对作“杜撰无根之语”[72]。二是乾嘉考史的兴盛。以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最具代表，被称为乾嘉三大考史家。其中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所商榷的内容如该书自序所言，主要包括“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字校勘、典制考释和名物训诂等方面。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按照自序的说法，是“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校勘”，即是“以史证史”，包括对于各正史史料取舍与史实真伪的考证。以三大考史家为代表的乾嘉考史，在名物考证、章句注疏、声韵训诂和校勘辑佚等方面，为史籍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谈“求道”，即追求道义之真。与“求真”追求客观事实之真不同，“求道”则是基于一种主观的价值或道德判断，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从神意的角度去论证王权的合法性和自觉地维护纲常伦理道德两个方面。中国古代史学既追求史实之真，更追求道义之真，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
第一，从神意的角度去论证王权的合法性。王权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只有合乎法理的王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中国古代史家论证王权的合法性，往往从神意的角度作出说明，主要理论有如下数种：
其一，宣扬“神器有命”。中国古代史学认为，王权是一种神器，来自于天命，而非人力所为。《尚书》将王权之“得”看作是天命所归，《召诰》说：“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多士》则说：“有周佑命”。中国古代史学把王权的“失”也看作是天命使然，《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牧誓》记载武王灭纣乃“惟恭行天之罚”。两汉之际的史家班彪，曾作《王命论》一篇，系统宣扬“神器有命”思想，以维护刘汉正统。在班彪看来，汉绍尧运已是著明于《春秋》的，而刘邦斩蛇，“神母夜号”，则是汉兴的符应，刘邦建汉，乃“神器有命”，非智力所求。[73]
其二，宣扬“圣人感生”。中国古代史学认为，君王乃感天而生。《诗经》最早宣扬这种“感生”说，《商颂·玄鸟》《商颂·长发》与《大雅·生民》《鲁颂·闷宫》等诗篇分别为商、周始祖的降生缔造了吞卵、履迹的天生神话传说。这种神话传说的缔造，一方面是对圣人与王朝诞生的真实迷信，一方面也是有意凸显王权的神圣性。《诗经》的“感生”说被西汉今文经学大力宣扬，司马迁《史记》受此影响，也重视宣扬这种“感生”说。对此前文已有论述，此不赘言。这种“感生”说，在此后历代正史特别是涉及开国之君的历史撰述中，往往不断被加以宣扬。
其三，宣扬“圣人同祖”。中国古代史学认为，建立君王之业者，往往都是圣王之后。如前文所说，司马迁《史记》提出“同祖黄帝”说，《五帝本纪》和《三代世表》具体交代了自黄帝至商周的血缘世系，旨在宣扬“天之报有德”[74]的思想。班固则对“汉为尧后”说作了大力宣扬。为了说明刘氏乃圣王尧的后代，所以建汉乃天命所归，《高帝纪赞》通过考出具体而又系统的汉绍尧运的刘氏家族世系，由此论证了“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样一个天命王权诞生的必然性。历代正史都重视宣扬“圣人同祖”说，特别是一些民族史撰述中，民族政权的建立者更重视将自己的血缘与古圣王联系起来。
其四，宣扬“五德终始”。五德终始说也叫符命说，如前文所说，它是一种政权更替学说。其基本思想是肯定天人感应，人间政权的更替，上天会降下祥瑞符应，以示天命所归，而天命之序则是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如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曹丕称帝之前46年与称帝之年两次“黄龙见谯”，谯地出现黄龙，自然是曹丕当以土德上接刘汉火德的一种征兆或符命。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叙述刘秀登基前，强华从关中捧来《赤伏符》，上书刘汉火德再兴的谶语。范晔说：“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这一思想，也是传统史学特别是历代正史作者的普遍思想。
第二，对于纲常伦理道德的自觉维护。中国古代的纲常伦理道德，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述有所不同，先秦为礼法，两汉为道义，晋唐为名教，宋明为天理，却都是指以儒家三纲五常学术思想为核心，旨在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规范。在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古代，这种纲常伦理道德自然也就成为历史撰述的最高标准，必须加以自觉维护。
先秦历史撰述重视礼法。以记“赵盾弑其君”而著称的“董狐笔”，堪为遵守礼法的典型书法。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虽然“赵盾弑其君”并非史实之真，然而董狐却认为赵盾应该“为法受恶”，他的理由是：“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作《春秋》，也是旨在通过褒贬书法，来维护礼法。《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肯定《春秋》发挥了警世、教化的作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道出了孔子《春秋》重在持守礼法的撰史旨趣。
两汉历史撰述重视道义。班固《汉书》以“旁贯《五经》”[75]为撰述原则，以儒家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他站在儒家正统主义角度批评司马迁《史记》的“大道”观，认为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缪于圣人”。荀悦《汉纪》提出“立典有五志”论：“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76]这里首要一条就是“达道义”，即是要求历史撰述要以纲常伦理道德为旨归。荀悦说：“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77]
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撰述重视名教。如前文所说，袁宏的《后汉纪》即以“通古今而笃名教”[78]为其撰述旨趣，认为“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79]。刘知幾的直书观也明显表现出了重视名教思想的特点。《史通·曲笔》在谈论直书与名教的关系时作如是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在刘知幾看来，家国的根本在于人伦，重视纲常名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论语》之教导、《春秋》之大义。
宋元明清历史撰述重视天理。范祖禹著《唐鉴》，从理学角度将武周21年统治历史看作是“母后祸乱”时期，纪年方式完全援引《春秋》“公在乾侯”例，以此申明褒贬之义。该书叙史、论史，处处皆以天理的标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是一部“会归一理之纯粹”的史学著作，其“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80]。章学诚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是“传述忠孝节义”，使“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81]《文史通义》的很多篇章如《史德》《妇学》《诗话》等，都是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为旨趣的。
上述五种思维形式，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的全部特征，却也大致揭示了其主要特征。通过对这些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以便更好地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这份宝贵遗产。
【注释】
[1]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页。
[2]司马贞：《补史记序》，黄嘉惠刻本《史记》附录。
[3]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载《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4]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一，《著述辨惑》，四部丛刊本。
[5]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三，《史记篇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
[6]《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
[7]王充：《论衡》卷第二，《命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
[8]王充：《论衡》卷第十七，《治期》，中华书局1990年版。
[9]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五，《至当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武成》，中华书局2009年版。
[1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
[13]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献帝纪》，载《两汉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十四，《上谨习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五，岳麓书社1997年版。
[16]《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8]《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20]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21]杜佑：《通典》卷一八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杜佑：《通典》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杜佑：《通典》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24]杜佑：《通典》卷四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
[25]司马光：《温公易说》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6]司马光：《温公易说》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7]司马光：《温公易说》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2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页。
[31]参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卷六十九《货殖列传》、卷五十《楚元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3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33]《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34]杜佑：《通典·自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3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38]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附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3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七，《史学别录例议》，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4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41]陆贾：《新语》卷上，《无为》，王利器校注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42]贾谊：《新书·过秦上》，载《贾谊集》，王洲明、许超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44]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华书局1983年版。
[45]《北齐书》卷八，《幼主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
[46]《梁书》卷五十三，《良吏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
[47]《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48]《隋书》卷七十，《后论》，中华书局1973年版。
[49]《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
[50]《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51]《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52]《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53]荀悦：《申鉴》卷四，《杂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4]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5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
[5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
[5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
[5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
[59]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56—57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60]《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61]刘知幾：《史通》卷十四，《申左》，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2]《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63]《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64]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
[65]刘知幾：《史通》卷五，《采撰》，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6]《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群传附陈泰传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
[67]刘知幾：《史通》卷八，《书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8]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69]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70]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7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载《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7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秦克诚点校本，载《顾炎武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73]《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74]《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
[75]《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76]荀悦：《汉纪》卷一，《高祖纪》，载《两汉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
[77]荀悦：《汉纪》卷二十五，《成帝纪》，载《两汉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
[78]袁宏：《后汉纪·自序》，载《两汉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
[79]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献帝纪》，载《两汉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
[80]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载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四库全书本。
[8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八，《答甑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