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
“以史为鉴”，即是强调历史的鉴戒功能。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往往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借鉴，体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最早系统而明确地产生于《尚书》，《尚书·酒诰》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今惟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表达了周初统治者要以殷朝灭亡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的想法。当然，这里“古人有言曰”，说明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还可以上溯到更远的时期。《尚书》中的《康诰》《召诰》《多士》《多方》《无逸》《君奭》和《立政》等篇，都有关于夏、商兴亡的讨论，如《召诰》就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表明了周人要以夏、商的灭亡作借鉴的执政理念。那么，《尚书》的作者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思想呢？这是与西周初年严峻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历史上的周灭商，其实是“小邦周”灭了“大邑商”“大邦殷”，所以取得统治的周人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商周之际周人的忧患意识，《易传》也有反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为书，“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在《易传》的作者看来，《易经》所反映的是商、周之际政治盛衰转换的那段历史，所以其文辞饱含着一种忧患的意识。周朝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才会强烈地要以殷朝的灭亡作为自己的借鉴。也可以说，《尚书》的以史为鉴思维，其实是周初稳定统治的迫切政治需要。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像《尚书》这样出于现实政治统治的迫切需要而强调以史为鉴的，汉初史学的“过秦”思潮和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最具代表性。
汉朝继秦而建，统治集团亲身参加了反秦战争，亲眼目睹了秦朝的败亡。强大的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加上汉初严峻的开国形势，使得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严重的危机感，他们迫切需要时代史学能认真总结秦朝败亡的原因，以便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过秦”思潮应运而生。在汉初史学这股“过秦”思潮中，史学家陆贾和贾谊对于秦朝败亡的认识最为深刻，也最具代表性。《史记》本传记载，陆贾曾与刘邦辩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这里的“逆取”“顺守”，体现了陆贾对于历史治乱兴衰的深刻理解。以此反观秦朝，陆贾认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41]。也就是说秦朝只知“逆取”而不知“顺守”的道理，“举措太众、刑罚太极”即是秦朝统治败亡的原因。贾谊曾作三篇《过秦论》，对秦朝的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说：秦“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又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2]。这里关于秦朝败亡原因的分析，与陆贾所见非常一致，也是认为其不懂得“攻守势异”的道理，而一味暴政，不以仁义之道治理国家。陆贾和贾谊等人的“过秦”思想，对于西汉初年确立政治统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朝继隋而建，统治者对于隋朝的灭亡有亲身感受，为了避免重蹈亡隋覆辙，也非常重视以史为鉴。早在武德四年（621年），史学家、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就正式向唐高祖提出撰写前代史的建议，其理由是“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43]提出了以史为鉴的思想。史臣的建议暗合了唐高祖的意愿，他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这“六代史”分别为北魏、北周、北齐、梁、陈和隋六朝历史。并指出修史的目的是“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44]，再次表达了以史为鉴的思想。唐太宗即位后，贞观君臣深知“以古为镜”的道理，很快组织撰成了“五代史”，即《北齐书》《北周书》《梁书》《陈书》和《隋书》。“五代史”最突出的是其鉴戒特色，这集中体现在各书关于亡国之论上。纵观“五代史”的亡国之论，主要阐发了两个思想：一是历史兴亡在人不在天。如《北齐书》就认为：“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45]二是亡国之君亡在失民。如《梁书》认为梁朝的灭亡是末代统治者“掊克聚敛，侵愁细民”[46]的结果。当然，贞观君臣最为重视的还是以隋为鉴。魏徵是贞观著名谏臣，也是《隋书》的主修者，《隋书》的史论和“五代史”的总论皆出自其手。魏徵曾上书唐太宗，希望对隋唐易鼎的历史进行研究，以“能鉴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又说：“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47]其主修的《隋书》篇篇纪传有史论，少则近百字，多者几百上千字，集中表达了史臣的以隋为鉴思想。《隋书》通过比较秦、隋的历史，得出了二者大较相类的结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兵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48]唐太宗也非常重视以隋为鉴，据史书记载，他常痛“炀帝骄暴而亡”，而谓侍臣“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49]对于魏徵等人以亡隋为鉴进说多能采纳，以至于魏徵去世后，自觉失去了一镜[50]。在一定程度上，贞观盛世的缔造，与唐初史学以隋为鉴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以史为鉴，不但突出表现在新朝初建时期，而且也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整个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司马迁《史记》在谈论古今关系时，即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51]他是要将“古”作为“今”的一面镜子，体现的是一种历史借鉴的思想。班固《汉书》旨在“宣汉”，同时也重视“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52]之史学借鉴功能。荀悦肯定历史撰述的根本作用在于鉴戒，他说：“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惟顺（训），人惟贤，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53]在这“三鉴”当中，史鉴无疑是第一位的。统治者如果不以史为鉴，不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原夫载籍之作，必贯乎百世，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54]常璩在所著《华阳国志》的《序志》篇中指出，撰述历史旨在使“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矣。”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汉晋时期的史家对于历史的借鉴作用都有普遍认识。
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随着哲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史为鉴的鉴戒思想明显得到了升华，司马光、王夫之的以史为鉴论堪为代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道：《资治通鉴》的撰写，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资治通鉴》这一史学目的论是非常明确的，它就是要借助于历史的记述与评论，让人们从中“鉴”得以往历史的治乱兴衰，然后以古观今，“考当今之得失”，在通过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嘉”“矜”“取”“舍”这一番功夫后，最终达到以史为用、以史资政的目的。司马光这样一种鲜明的历史撰述目的，加上《资治通鉴》博大精深的史学内涵和高超的历史编纂技巧，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资治通鉴》一书很好地凸显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肯定史学是一种鉴往知来之学，并对“资治”和“鉴”作了理论阐发。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55]在王夫之看来，史学的目的是为了“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因此，它的重点是记载“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王夫之反对将史学视为一种“藻悦之文”的做法，认为历史撰述“徒为藻悦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56]也反对将史学仅仅当作一门知识来看待，认为“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57]。即是说要从对历史的学习中求得治理国家之“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以史为鉴？王夫之形象地将史“鉴”与悬挂于壁上之“鉴”作以比较，对此作了阐述。他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其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救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58]这就是说，读史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推究其治乱兴衰之所以然，这样的史学才是真正的经世之学、致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