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素养与传统史学的“求真”
在史学实践中，史家要真正做到“求真”并非易事。这首先是由历史学认识特点所决定的。史学认识是一种三极思维，它包括认识主体——治史者，认识客体——客观历史，以及作为中介物的史料——主体得以认识客体的各种文本与出土文献，以及前人留下来的遗物、遗迹等。史学认识的这种特点，显然又是由客观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一去不复返特性所决定的，人们要认识一去不复返的客观历史，只能是通过前人留下来的各种史料以及历史痕迹，而不能直接去作用于它。其次，史学这样一种认识特点，决定了在这一认识活动过程中，史家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于是乎，历史撰述是否能做到真实可信，与史家本身所具有的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凡是具有较好素养的史家，其撰述的史著往往也是“求真”之作，从而被流传于后世。也正因此，在传统史学思想与理论中，人们普遍重视于史家的素养问题。
（一）史家的品德、责任感、勇气与史学的“求真”。史家的道德品质与性格特点，是会影响到史学“求真”的；而这种品德是可以通过后天修养的。史家应该重视品德修养，同时“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7]。
关于史家品德对于史学“求真”的重要性，其实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就强调过，不过《史传》篇用的是“素心”这一概念：“析理居正，为素心乎！”这里所谓“素心”，范文澜解释说：“素心，犹言公心耳。”[8]周振甫也说：“素心，犹公心，言心无偏私。”[9]在刘勰看来，史家必须本着一种公心，才能写出可信的历史。刘知幾以直书和曲笔区分史家的撰述态度，强调“直书其事”的重要性，其实也是在讲史家的品德问题。明代史评家胡应麟提出“公心”和“直笔”之“二善”说[10]，凸显了对史家品德的高度重视。章学诚是直接提出“史德”概念的史家，《文史通义》专辟《史德》一篇，肯定“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认为修史者只要能“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使不能完全做到客观，也“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了。
史家的责任感与勇气，也会影响到史著的真实程度。《史记》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实录之作，与司马迁所具有的高度的史家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密切关系。在《报任安书》中，他表明了自己受刑作史的心迹：“草创未久，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1]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也提到了史家的责任与勇气问题：“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刘知幾也重视强调史家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如《辨职》篇以“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史家最高境界，《直书》篇一再强调史家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而《惑经》篇则以“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来肯定史家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当然，要成为一名兼具责任与勇气的史家，是要冒着“身膏斧钺”或者“书填坑窖”的危险的，在中国史学史上，“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12]等即是如此，然而他们这种忠于职守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也一直垂范于后世。
（二）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学的“求真”。才、学、识作为传统史学修养论的三个重要范畴，是刘知幾在答礼部尚书郑惟忠“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问题时首先提出来的。他的回答是：“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13]根据刘知幾的理解，所谓史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进行历史编纂与表述的能力；所谓史学，是指涉及历史认识与历史编纂的知识；所谓史识，则是指史家的器局与胆识。
才、学、识如何，对于史家历史撰述的“求真”是有影响的。史家如果没有史才，就无法驾驭史料，从而通过史料去认识客观真实的历史；没有史才，就无法运用一定的编撰方法与体裁将历史内容组织起来，就无法运用恰当的语言文字将历史内容表述出来。史家如果缺乏史学知识，掌握的史料就一定有限，甚至无法识别史料的真伪；如果缺乏与史学相关的各种知识，那么对于社会与自然的认识就一定有限，从而也就难以正确地认识客观历史。此外，史家如果缺乏史识，见识与胆识有限，就不可能写出信史来。刘知幾的“史识”论着重强调的就是史家的品德与胆识问题，他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14]这里所谓“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史识标准和“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的史识境界，其实谈的就是史家的品德与胆识问题，他一再强调史家要有不畏权贵的胆识和勇气直书其事，肯定“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5]。
（三）征实求信的科学的治史方法与史学的“求真”。传统史学为了“求真”，在长期实践中也创造和积累了一些具体而科学的“求真”方法，包括史料的选取与辨伪方法、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方法，等等。
先说史料的选取与辨伪方法。在传统史学中，重视实地考察、利用金石史料和讲究文献考据的方法，无疑都是具有科学性的史料选取与辨伪的方法。司马迁最早采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太史公自序》具体记载了他青年游学访古情况，所寻求到的遗闻故事对他后来撰写成《史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史家郑樵治史强调“核实之法”，《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说他为了获得实践真知，“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穷究性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通过访查祖国的山川地势和关津险隘，遍访老兵退卒，广交名流才士，然后将调查研究所得与书本知识相对照而最终写成的。传统历史编纂学重视金石史料的历史也很悠久，它们或者视金石为直接的史料，或者以金石为考订文献资料的佐证。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直接征引了秦始皇巡游天下、勒石颂功的刻石原文内容；宋代以后随着金石学的逐渐发达，史家运用金石史料更加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清朝乾嘉时期是史学考据最为发达的时期，人们为了对史料进行辨伪，采用了诸如归纳演绎的方法、史料比较的方法等一些“已经具备了近代科学的精神”[16]的历史考证的方法。
再说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方法。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是指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带有史家的主观意识。孔子作“六经”，奉行“述而不作”的原则；司马迁作《史记》，重视于对于历史事实的陈述，而不去过多地对历史事实进行评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白寿彝也说：“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17]这种追求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也成为传统历史编纂学历史叙述的重要特点。历史叙述的准确性，则是指历史语言的运用问题，其基本精神无非一是要简洁，二是要达义，像《左传》《史记》《三国志》等，都堪称简洁、达义的代表之作。刘知幾在《史通·鉴识》中，对史书叙事的准确性问题提出了具体标准：“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这也是传统史学追求历史叙述准确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