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施有政”的资政自觉意识
史学这一功能的发挥，往往是统治者希望励精图治的一种需要，或者是政治出现危机时一些思想家、史学家的一种学术自觉。
中晚唐政治家兼史家杜佑作《通典》，在该书《自序》中开宗明义，标明其撰述旨趣是要“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了使《通典》的撰述旨趣更加简单明了，贞元十九年（803年），也就是《通典》成书后的第三年，杜佑又将《通典》的要点辑录而成《理道要诀》一书，旨在通过“理道不录空言”，从而更加集中地探讨“礼法刑政”，以凸显“理道”的“要诀”，而使历史更加紧密地服务于现实政治，更加直接地发挥它的政治效应。杜佑所论“理道要诀”，主要包括“以食货为之首”之经济基础，选举、职官、礼、乐、兵、刑之上层建筑，以及州郡之地方建制和边防等，至于历代正史记述的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等方面典制，因与政治治理没有直接关系而未予采录。很显然，《通典》“以食货为之首”的做法以及对所记述典制的选取，充分体现了其“将施有政”的经邦致用撰述旨趣。
宋代政治家兼史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资治”名篇，其强调史学的政治效用意识更为强烈。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到《资治通鉴》的撰写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即是要借助于历史的记述与评论，让人们从中“鉴”得以往历史的治乱兴衰，然后以古观今，“考当今之得失”，在通过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嘉”“矜”“取”“舍”这一番功夫后，最终达到以史为用、以史资政的目的。同时，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直接目的，则是为了帮助“日理万机”的统治者来鉴往知来，因此在史书的选材上必须既要有所删削、更要有所突出，集中围绕或突出了两大主题——“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司马光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16]这就是说，《资治通鉴》与以往史书记载繁杂史事不同，它的撰写只是围绕或突出两大主题——“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体现了帝王教科书的特点。司马光这样一种鲜明的历史撰述目的，加上《资治通鉴》博大精深的史学内涵和高超的历史编纂技巧，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资治通鉴》一书很好地凸显了史学的“资政”功能。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他治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17]又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8]在此，顾炎武不但为人们区分了什么是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之学，什么是有损于己、不利于人之学，而且指出君子为学当以“明道”“救世”为己任。顾炎武特别强调史学的“引古筹今”价值，他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19]，“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20]。他撰写的史学名著《日知录》，其学术旨趣即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21]。而他的历史地理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而作。该书以历史的视角，由地理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同时，从经世致用的角度，顾炎武批评宋明理学是一种“学无根底”“束书不观”的空疏之学，而主张以征实去伪之学取而代之。由于顾炎武大力提倡朴实考据的学风，从而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学风，顾炎武也成为清代考据学的鼻祖。
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夕重开经世致用风气之先的人。在龚自珍著名的“尊史”论中，他将传统经学和子学皆纳入史学之中，认为“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至于“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22]进而他认为史学是一切学问之源，史书中包含着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地方物产，以及礼俗、军事、政法、文化等等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知晓的知识。人们要想知晓社会历史变化的大道理，就必须要研究史学，舍此别无他途，所以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3]。在龚自珍看来，“史”是治理国家的宝典，同时又是民族文化的传统，是维系宗族的纽带，因而它具有崇高的社会价值，人们必须“尊史”。龚自珍的史学研究实践，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强烈的“资政”意识。面对所处的大乱将起的衰世，龚自珍一方面积极主张变革。在他所撰写的《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通过反思历史，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经验，而提出挽救社会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他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24]在此，龚自珍饱含激情地叙说了改革对于革除弊政、兴旺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龚自珍也是嘉、道年间最早关注中国边防、重视考察边疆史地的思想家和史评家。面对这一时期边患的日益严重，龚自珍曾经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和《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等文，对清朝前中期巩固边防的举措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提出了应该改变过去对新疆所采取的“羁縻”政策和加强对西北地区统治的一些合理建议，如建议改新疆为行省，迁徙内地之民定居屯田，加强民族之间的和睦等等。龚自珍这一加强塞方的建议，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