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功颂德的宣扬皇朝意识
传统史学还有一个显著的功能，那就是为皇朝歌功颂德。为皇朝歌功颂德，是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因而也是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一种体现。
史学家司马谈治史，就具有明显的“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思想。在给司马迁的临终遗言中，司马谈就讲到了历史上周公、孔子的颂德之功，以及他本人颂汉德未竟的遗憾：
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而为了弥补自己这份遗憾，他希望司马迁“无忘吾欲所论著矣”[25]。
司马迁作《史记》以“实录”而著称，然而与乃父一样，在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中，也存在着“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记载的与壶遂的答问中，司马迁就对自己这一作史动机说得很清楚：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司马迁这段对答之语，似乎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言不由衷的。
在传统史学中，明确而公开地标榜以歌功颂德为历史撰述中心旨趣的，当属东汉史家班固。班固断汉为史作《汉书》，主旨就是要凸显西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地位。对于《汉书》的这一“宣汉”旨趣，班固本人在《汉书·叙传下》中作了详细阐明，他说：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在这段话中，班固明确认为，即使如儒家心目中的尧、舜盛世，也必须要依靠典籍，才能使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对于上接帝尧统绪的汉皇朝的历史，他批评司马迁作《史记》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加上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又“阙而不录”，所以他要断汉为史作《汉书》，以史家的历史自觉去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纵观《汉书》的“宣汉”旨趣，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断汉为史作《汉书》，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在班固看来，汉皇朝是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皇朝，历史撰述的职责是歌功颂德，像《史记》将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根本无法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也就失去了历史撰述的意义所在。其二，《汉书》重视以神意史观来解说汉皇朝的历史统绪。西汉的建立者刘邦起于闾巷，无尺土之封，班固在《汉书·高帝纪赞》中却叙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汉绍尧运的刘氏家族世系，认为汉高祖之所以能成就帝业，是因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显然是为了说明刘汉帝业的合理合法性。其三，《汉书》重视“上下恰通”，最大限度地反映有汉一代的历史。《汉书》撰述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恰通”[26]。这里所谓“上下恰通”，是指载记史实既要博洽又要贯通。只有博洽，才能全面地反映汉皇朝的历史；而只有贯通，才能看出西汉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它的兴衰之变。
《汉书》的“宣汉”，既直书其事，又神意解史，充分体现了传统史学之二重特性，并由此成为中国正统史学的代表。
【注释】
[1]《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分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和《汉书》卷三十一《陈胜传》。
[5]《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6]《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7]荀悦：《申鉴》第四卷，《杂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9]《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中华书局2008年版。
[11]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中华书局2008年版。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
[13]《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九，《经籍考》，引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
[15]均见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载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四库全书本。
[16]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载《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17]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载《顾炎武全集》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8]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四，《与人书》，载《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9]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肃书》，载《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0]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四，《与人书》，载《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1]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载《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2]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3]龚自珍：《尊史》，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4]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5]《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26]《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