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史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实录”，这从汉人对于《史记》的评述便可明晓。扬雄是汉代最早以“实录”称许《史记》的学者，其《法言·重黎》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公》，曰实录。”班固在《汉书》本传中称赞《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可见，肯定《史记》为“实录”之作，乃是汉代人的一种共识。《史记》的“实录”特点，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则是体现了史家司马迁的一种强烈的史学“求真”意识。关于司马迁的史学“求真”意识，《报任安书》有一个集中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这就是说，司马迁是要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基础上，通过对“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考实”与“求真”，找寻出历史的“成败兴坏之理”，从而形成史家的“一家之言”。具体分述如下：
首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想蕴含了“求真”意识。西汉人的天人观念，以董仲舒为代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学说，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司马迁曾“闻董生曰”，也以“究天人之际”作为撰史旨趣，而他的天人观却表现出了一种“求真”的意识。第一，司马迁借着作《伯夷列传》，以具体人事为依据，对汉代天人感应论者流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尊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第二，司马迁高扬人的价值，肯定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事而非天命。如《楚元王世家》提出“存亡在所任”的思想，肯定人才对于国家祸福存亡的重要性；《秦楚之际月表》认为夏、商、周、秦之所以能王天下，都是修仁行义、积德用力的结果；而《三王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则指出夏、商、周、秦后来的灭亡，也是人为造成的。司马迁对于天命主宰历史的说法提出批评，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他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蒙恬列传》则对蒙恬将自己的死因归于绝地脉而违忤天意的说法提出批评。第三，司马迁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承认追求财富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认为人在社会上之所以有贵贱之分，是由其拥有的财富多寡来决定的，“凡编户人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社会道德是建构在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
其次，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思想体现了“求真”意识。历史本身是发展变化的，然而人们对于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却是不尽相同的。我们通过《尚书·周书》的记载，既能看到商周之际历史的发展变化，也能看到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家们顺应这种变化之势而因势利导的进步思想与举措；我们通过孔子修《春秋》之事，可以知晓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变化的事实，同时也看到了孔子不希望这种不合周代礼乐的变化发生。司马迁主张“通古今之变”，这种主变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合历史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求真”意识的体现；而正是在这种“通古今之变”的“求真”过程中，司马迁对历史作出了评判，对历史的治乱兴衰进行了总结。如对秦的统一与速亡这一巨变，《六国年表序》既指出了秦因多暴而导致短祚，又充分肯定了秦的统一对于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国家分裂局面的重要意义，认为是“世异变，成功大”。《高祖本纪》则分析了周秦以来的制度变化情况，肯定汉朝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便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它要求人们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和过程来加以考察，并注意从盛世中观察其可能向衰的方向的转变。《史记》正是依此对自黄帝至汉武帝3000年历史作了系统而全面的史实“求真”。
最后，司马迁的历史撰述书法彰显了“求真”意识。班固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集中彰显了司马迁历史撰述书法的“求真”意识。“文直事核”，就是要做到直书其事。而史书的直书其事，是建立在全面占有史料、认真核实史实的基础上的。司马迁写史，重视占有史料，靠史料说话，《史记》的很多篇章都注重交待所记之事的史料出处，如《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说：“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如此等等。同时，司马迁重视于对史实的核实，如在《五帝本纪赞》中，司马迁通过对涉及“五帝”历史的各种史料的考察，最终是“择其言尤雅者”而撰之；司马迁写“三代本纪”，在各篇的“太史公曰”中，他对夏、商帝王的姓氏、大禹葬会稽、周天子是否“居洛邑”等诸多史实问题，都进行了认真考证。“不虚美、不隐恶”，则是要求史家不但要直书其事，而且要善恶必书，采善贬恶，明辨是非，这是对史家“求真”的一种更高要求。《史记》无论是记载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总是能关注两点，如它反对秦的暴政，却对秦统一之功给予充分肯定；它颂扬汉德，却对西汉各种弊政进行揭露；它肯定项羽反秦之功和英雄气概，却批评他残暴不仁，如此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求真”意识。
当然，《史记》重视“求真”，同时也讲“致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就明确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太史公自序》也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段话所表明的《史记》以“宣汉德”和“颂功臣”为撰述目的，似乎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言不由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