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
“成一家之言”，即是要求史家必须在史学认识上见解独到，史书编纂上发凡起例，也就是具有一种创新的思维。中国古代史学从史学思想到历史编纂，都普遍力求“成一家之言”，强调创新思维。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早以“成一家之言”作为历史撰述旨趣的是司马迁。先秦学术虽有诸子百家的称说，却只有史学而没有史家，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没有标立“史家”名目。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白寿彝先生认为这“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30]。那么司马迁所成史家之“言”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司马迁两次谈到“成一家之言”问题，其一是《汉书》所载《报任安书》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二是《太史公自序》所谓作《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夹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其实这两处的记载，包含了史学认识与史书编纂两个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史家之“言”的具体内涵。
首先从史学认识来讲。《报任安书》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从研究对象而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是从研究目的而言。从研究对象来看，《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天人古今的内容。以时空关系而论，“究天人之际”指的是历史撰述的空间范围，“通古今之变”指的是历史撰述的时间跨度。合而言之，它们便是历史记载的全部对象。以理论思维而论，“究天人之际”体现的是一种哲学观，体现的是一种天人一系的整体思维；而“通古今之变”则是一种历史观，体现的是对历史整个过程的思考。从研究目的而言，《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史料的搜集与考辨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两层含义。“网罗”史料，是史家进行历史研究和撰述的前提条件；而网罗的“旧闻”并不都能当作可信的资料加以使用，还必须要对此进行考实，以期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只是去发现历史真相，还要去求得其中的真理，即要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发现和认识历史“成败兴坏”之变及其规律。而《史记》关于历史“成败兴坏”的“一家言”，则主要包括“载其清静，民以宁之”的政治观，“富者，人之情性”的经济观和“存亡在所任”的人才观[31]等三个方面。
其次从史书编纂而言。《史记》在史书编纂上的“一家言”，主要体现在创立了纪传体通史体裁。从历史编纂渊源来讲，先秦的《竹书纪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这说明迟至战国末年，人们已经关注对历史的贯通考察；而《世本》则是一部包含“帝系”“本纪”“世家”“传”“谱”“氏姓”“居”“作”等多种体例的史书，这表明先秦史书的历史编撰体例已由单一向综合发展。先秦史学的历史编纂成就，无疑对司马迁创立纪传体通史体裁是有重要影响的。然而《史记》贯通上下三千年，纪传叙事综罗百代、囊括古今、汇总百科，脉络清晰，可谓别出心裁，匠心独具，在历史编纂上足成一家之言。《史记》的纪传体包括五种基本体例，即本纪、世家、列传、书和表。其中本纪以编年形式记载王朝更替的历史，是全书的大纲；世家记载封国诸侯王以及一些有特殊功业的历史人物；列传主要是以人物为主，同时还设立了一些民族史、外国史、经济史等传记；书专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表是以谱牒的形式囊括和明了错综复杂的史事，重在表现历史发展线索和大势。这五种体例合而言之，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分而言之，却又能自成体系。因此，《史记》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史书。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历史撰述体裁，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历史编撰的范式，正如清代史家赵翼所说的，“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2]。
司马迁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都普遍重视“成一家之言”，这种史学创新思维也主要体现在史学认识与史书编纂两个方面，分述如下：
首先，史学认识的创新思维。史学认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史学目的论、方法论和主体论三个方面。中国古代史家在历史撰述实践中，都有自己的史学目的论，从中体现出他们的创新思维。班固著《汉书》，明确提出以“宣汉”为其撰述目的，突出了史学为皇朝政治服务的特点。《汉书·叙传》明确阐明了班固作史的目的，即要使圣王之业“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在班固看来，“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据此目的，他“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从而载录下汉皇朝的丰功伟绩，确定了汉皇朝的历史地位。[33]杜佑与司马光都是政治家兼史学家，他们各自撰述的《通典》与《资治通鉴》，都有鲜明的资治特色。《通典》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34]，特以历代制度为对象，以“不录空言”为方法，以经邦致用为目的。《资治通鉴》为了“有资于治道”，以“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为撰述对象，重视探讨历史盛衰之理，记载国计民生大事，以解决帝王周览历史的困难。
中国古代史家都强调史学研究要有“自得之学”，重视方法创新。李贽的历史评论重视“一切断于己意”，强调评价历史要通过理智的判断来避免盲目信从。其所作《藏书》对于历史人物的划分与评价，表现出了与正统观念不同的思想，如称赞秦始皇为“千古一帝”、陈胜为“匹夫首创”，肯定理财富国的历史人物，甚至突破“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框框，等等。黄宗羲提倡自得之学，《明儒学案·凡例》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黄宗羲甚至认为，哪怕是“一偏之见”，或是“相反之论”，只要是自己的心得，便是真学术、真学问。《明儒学案》即是这种自得之学的最好体现。章学诚也倡导学术要“独断一心”。他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35]
中国古代史家，尤其是史学理论家，对史学主体——史家的修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知幾的史家修养论即是著名的“史才三长”说。《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了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幾“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答以“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接着刘知幾对才、学、识之史家“三长”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阐述。刘知幾所谓史才，是指驾御文献资料以及史书编纂与文字表述等的能力；史学，是指各种文献知识与编纂知识等；史识，是指史家的胆识、器识，即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这是史识的“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的最高境界。“史才三长”说是中国古代史学最早提出的史家全面修养论。明代史评家胡应麟著《史学占毕》，提出了关于史家修养的公心、直笔之“二善”说，强调了史家品质修养的重要性。胡应麟认为，刘知幾的才、学、识“三长”论并不足以概括史家的全部修养，史家除去具备“三长”外，还应具有公心、直笔之“二善”。“二善”说成为清代章学诚“史德”说的前导。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专立《史德》一篇，对这一史家修养理论作了系统阐发。章学诚认为，作为良史，除去具备才、学、识“三长”外，还应该具有“史德”。所谓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如何摆正心术？章学诚提出的标准是“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是强调治史要忠于客观事实，而不掺杂着自己的主观偏见。章学诚“史德”论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史学史家修养论。
其次，史书编纂的创新思维。史书编纂的创新思维，即表现在史学实践中史书体裁的创新与发展上，也表现在关于史书体裁的理论论述上。史学实践中史书体裁的创新，可以杜佑《通典》、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朱熹《通鉴纲目》和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代表。杜佑《通典》在史书体裁上的创新思维，体现在典志体通史的创立上。该书在体裁上统括史志、融会贯通，在体例上分门起例、重视议论，开创了典制体撰述新格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称其“统括史志”而“卓然成一创作”，是“史志著作之一进化”。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改编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却创立了纪事本末体之新体裁，突出了历史记述事件的完整性。章学诚评价此体的优点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36]；梁启超称赞其为“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37]。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则是出于明理的需要而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进行了改编，却创立了纲目体之新的史书体裁。按照《通鉴纲目序》所说，该书的体例是“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纲”为史事提纲，“目”为“纲”的具体叙述，黄宗羲称赞该史体的特点和好处是“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38]。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创立的学案体，开创了学术史研究新格局。该书的编纂体例，由序、传记和资料选辑三部分组成，其中序旨在理清学派渊源与脉络，传记叙述案主学术及宗旨，资料选辑围绕案主学术宗旨去纂要钩玄其史料。《明儒学案》的问世，为后世学术史撰述标立一定之规。
史学实践中传统史书体裁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以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为代表。司马光《资治通鉴》完善了传统编年纪事法，其具体做法是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的内容编入相当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补叙、并叙、带叙等方法，将传统纪传体、编年体的优点尽量荟萃为一炉，尽可能地突出事件的完整性，从而直接启发了袁枢纪事本末体和朱熹纲目体的创立。郑樵著《通志》是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其历史编纂虽然取法司马迁《史记》，却重视汇聚文献、贯通史事而“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评价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著作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不但进一步增加了典制体史书的门类，而且重视区定类例，会聚文献，凸显了该书取材广博、网罗宏富的特点。同时在史书编纂上采用文、献、注（亦称考）三原则。这里的“文”指叙事，重在搜集与考信史料；“献”指论事，即对历代史事与人物的评论；“注”指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和见解，为其“研精覃思”之心得。
史书体裁的理论论述，主要体现在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中。刘知幾《史通》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发展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即《六家》篇所言《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六家，《二体》篇所言纪传体和编年体。“六家”是综合史籍源流、类别、体裁而言，“二体”主要是就体裁而言，这是刘知幾关于传统历史编纂的“一家之言”，得到后代史家的普遍认同。清代学者浦起龙在所著《史通通释举要》中说：“《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理论认识，一是肯定史书体裁演变的必然性。《文史通义·书教下》对《尚书》以来至班固《汉书》之历代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作了具体论述，阐述了史书体裁变化的规律及其特点，一言以蔽之即是知变通。二是对传统史书纪传、编年和纪事本末三大体裁进行了评述，指出纪传体“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编年体“能径而不能曲”[39]，对纪事本末体则颇为赞赏，认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40]。三是提出了自己关于新史体的构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本纪”，即按照年代编写大事纪要；其二是“传”，“因事命篇”；其三是“图”“表”。章学诚虽然没有作成新史体撰述，然而这种编纂思维无疑是其创新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