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
“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即是肯定历史变化发展的思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普遍重视对于历史过程的认识，注重贯通的历史意识；而在“通古今”的过程中，则重视运用历史变易的观点来进行审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
“通变”的思想也源自于《周易》，《系辞下》将《周易》的这一思维集中表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变易是《周易》的显著特点，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16]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引孔颖达语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有“变”然后则“通”，《周易》肯定大千世界与人类社会都是周流变通的，所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17]。自然界普遍、永恒的盈虚消长与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化是相通的，所以《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虚盈，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革》卦彖辞也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系辞下》则结合伏羲氏以来的历史，肯定这种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周易》的通变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最早明确以“通古今之变”作为《史记》的撰述旨趣，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记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用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过程的治乱兴衰之变。
纵观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其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18]，对古今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同时注意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盛衰之变及其相互转化。《史记》的编纂结构体现了这种“原始察终”的思想，其中十二本纪旨在考察王迹的兴衰；十表将历史划分为五帝三王、东周、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五个时期，整体反映了自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发展变化之大势；八书记述的是历代制度的演进情况；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则主要叙述了各类历史人物在历史变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记》的“见盛观衰”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肯定历史变易是一种盛衰之变；其二是强调事物的盛衰是相互包含的，要注意察觉盛世历史向衰败转变的可能性。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历史盛衰之变的复杂性。如《殷本纪》所记商王朝的历史，就体现出了历史的衰、兴、复衰、复兴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所记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兴衰变易过程，其中充满着周王室和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势力此消彼长的盛衰之变。因此，历史的盛衰之变不是一种简单的两段论，而是盛衰互包，盛衰转化的，要想保持历史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要盛中见衰，以防微杜渐。
其二，司马迁受《易传》“《易》穷则变”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承敝易变”的历史变革论。司马迁将《易传》的变易思想运用于考察社会历史，指出一个政权的覆灭，必然是这个政权在制度上出现了种种弊端，因此，代之而起的新兴政权，就必须要针对前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只有这样，新兴的政权才能得到稳定。他认为汉朝的兴起与稳定，就是针对周秦累积的种种弊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19]的结果。《史记》重视对变革历史的记述，而略于和平时期的历史记述。据统计，《史记》关于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记述总共有五十二万余字，而关于周初、战国、秦汉之际和武帝建元后四个主要变革时期的历史记述，却有四十余万字数，由此可见其重视变革历史记述之一斑。有学者称这种撰述原则为“详变略渐”[20]，是有道理的。
《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撰述还是断代史撰述，纪传体撰述还是其他史体撰述，都普遍承继了“通古今之变”的传统，虽然具体表述和思想侧重点不尽相同，却都体现了通变的思想。
首先体现在“通”的意识上。中国古代史学虽然记述体裁多样，却都普遍重视贯通意识。纪传体史书如班固《汉书》，虽然包举一代，断汉为史，却能断而不断，断中有通。《汉书》的本纪、列传、志、表等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其中的表、志体现最为突出，其记述内容都是贯通古今的。典制体史书如杜佑《通典》，作为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体通史，其统括历代史志，融会贯通，是传统史学贯通意识的新发展。编年体史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通史撰述为体裁形式，纵论千余年历史的治乱兴衰，以“有资于治道”。郑樵《通志》从全书结构来看属于纪传体通史，而其突出成就则表现在对历代典章制度溯源探流察终的“二十略”上，故而又被视为典制体“三通”之一。无论是纪传体撰述还是典制部分撰述，该书都体现了《总序》所提出的“会通”精神，即是要汇聚文献、贯通史事。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也提倡通史撰述，《文史通义》的《释通》篇对通史撰述的优点和长处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有“六便”“二长”，这六便是：“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诠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而二长则是：“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
其次体现在“变”的意识上。贯通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变易及其规律。通观中国古代史学，不但肯定历史具有变易性特点，而且认为这种变易的本质特征便是盛衰之变。班固《汉书》的表、书之所以重视贯通古今，旨在揭示历史过程中的盛衰之变，如《异姓诸侯王表》反映的是自虞夏以来至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兴衰史，《百官公卿表》记述了伏羲以来至汉代的官职变化情况，“十志”则旨在“通”的过程中了解各种典章制度的兴废与沿革，等等。杜佑的《通典》体现出了一种历史发展观。《通典》肯定今胜于古，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21]的论断，否定正统儒家美化所谓三皇五帝为太平盛世的说法，反对人们褒三代、贬汉唐，认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22]；认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23]，因此制度变更乃“势”所必然，应该“随时立制，与事变通”[24]。司马光《资治通鉴》从探讨易道阴阳消长之理入手，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呈现治乱兴衰交替运动变化。认为易道的变化其实就是阴阳变化，阴阳相须、相互依赖，体现了事物的稳定性；阴阳交际、相互矛盾，则体现了事物的变化。阴阳之变呈一种“物极必反”律，“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25]，“阳盛则阴微，阴盛则阳微”[26]，阴阳盛衰消长之变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天地万物皆有盛衰消长之变，因而人类社会也呈现出治乱兴衰之变动。“阴阳之相生，昼夜之相承，善恶之相倾，治乱之相仍，得失之相乖，吉凶之相反，皆天人自然之理也。”[27]郑樵的会通虽然是汇聚文献以贯通历史，而其目的则是为了“极古今之变”。《通志·总序》借着对孔子历史撰述的评价论述了这一思想：“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这里“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之史，其目的都是为了“极古今之变”。章学诚也肯定历史撰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性，在谈到孔子《春秋》之义时，他认为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28]。作为史评家，章学诚不但肯定历史的变易，而且认为史学也需要变易，他举例说：“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