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他们”
如果把100个人放在一个虚拟的10乘10二维点阵空间内，每个人受到周围人影响，且这种影响遵守第一节的简单社会影响模型（即某人受到影响的总和为所有人观念的加权平均，而权值则为别人离其远近距离）。那么这个计算系统在运行不久后，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观念会趋同，不同的声音消失了，所有人的观念都落到平均值上。但现实世界却是纷繁复杂，有和我们臭味相投的朋友，也有无数种“他们”。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街角小贩，大学教授，追星一族，也可能是寺庙里的僧侣，二次元少女，或持有极端政治或宗教观念的群体。这些“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社会关系上少有交集，在思想，行为，观念，文化，娱乐，甚至言谈举止，穿衣着装上都大相径庭。文化多元化的一个极端即是文化的极端化，即团体分化成两个或多个互不沟通、且在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对立的集团。
美国的政治现状即为一个典型的文化极端化案例。大家都晓得，美国的主要政党为奉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和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两党在热门的政治议题上持对立观点。比如共和党对禁枪，堕胎，非法移民，增加税收等方面都持否定态度，而民主党则持坚决地支持立场。但近年来这种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慢慢延伸到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来，甚至政论时评类节目经常会提到所谓的“文化战争”。比如对于圣诞节的称呼，保守主义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坚持沿用“圣诞节”，而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则认为圣诞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它有强烈的宗教意义，不应该把它与一个举国庆祝的节日相连系。从简单的节日招呼中，也许你就能判断出某人的政治倾向。如果对方说“Merry Christmas!”，那他很可能是保守主义；而若对方说“Happy Holidays!”，那他十有八九是名自由主义者。奥巴马在执政八年内寄发的圣诞贺卡中，均以“Happy Holidays字样来代”替“Merry Christmas”。这使得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非常明确地呼吁支持者要打赢这场“圣诞节称呼之战”，见面打招呼要坚持使用“Merry Christmas”。星巴克的咖啡杯也不幸的被卷入到了这场滑稽的争论中。每年圣诞节期间，星巴克都会设计款式不同的咖啡纸杯。2015年节日纸杯的整个杯身除了绿色的星巴克商标外，为简约的大红设计，完全去除了象征圣诞传统的圣诞树与麋鹿，这下招来了保守主义的强烈不满，在政类节目中纷纷抵制和批判。而2017年的星巴克纸杯设计则被批评隐藏着同性恋婚姻的暗喻。星巴克咖啡并非唯一的处于“主义”之争焦点中的大众消费品。在美国异军突起的炸鸡速食店Chick-Fil-A也因其宗教与政治立场而成为文化之战的众矢之的。2012年，Chick-Fil-A的高管因公开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而遭大规模的民众抵制与抗议。而保守主义群体也发起了称为“Chick-Fil-A感激日”的活动。活动当天许多Chick-Fil-A店门口出现了一边排长龙等候购买炸鸡，一边举着牌子呼着口号抗议的有趣场面。突然之间，吃块炸鸡成了标明政治立场的象征。在一个讽刺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人Howard Dean的电视广告中，一对老夫妇调侃到：“我认为怎么样？好吧，我认为Howard Dean应该把他那些暴增税收，扩张政府，喝拿铁，吃寿司，开沃尔沃，读纽约时报，刺身，迷恋好莱坞的这些左派垃圾带回他的佛蒙特州，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属。”
当然也许你会质疑这些所谓”奇闻异事”的普遍性。在一项作者参与的研究工作中（见延伸阅读中的DellaPosta, Shi and Macy 2015. Why do Liberals Drink Lattes？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喝拿铁咖啡？以下简称DSM），我们对30多年来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GSS）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综合社会调查由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每一到两年组织的一项全人口代表性抽样调查。其中除了常见的关于社会与人口学变量，如种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政治倾向等，GSS中还有许多关于文化艺术，伦理和规范，生活方式等问题。我们把所有216项关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问题两两配对，做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配对的相关性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比如若受访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是错误的”，那该受访者通常也“夜间极少在酒吧中消费”，或从未“饮用过含酒精的啤酒，红酒或白酒”。另一些相关的观念配对就显得没那么显而易见了。比如支持婚前性行为的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现代摇滚的热爱者。基于同样的分析，我们把216项文化与生活方式相关问题与政治倾向一一配对做相关性分析。在GSS中，每位受访者都会问及其政治倾向，包括从极端保守，保守，中立，自由，与极端自由等多项选项。我们发现有58%的文化问题与政治倾向强烈相关。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受访者更易于欣赏蓝调，New Age，雷鬼，和爵士乐，更有可能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参加了流行音乐演唱会。相较于保守主义的受访者，他们认为摇滚乐对于儿童成长具有正面影响，而现代派画作并非儿童般的戏谑，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持保守主义的受访者则普遍认为我们的现代社会过度信任科学，而宗教信仰却未能得到足够的尊重。若以相似的逻辑继续下推，保守主义者应更倾向于魔术，迷信和形而上学，但我们的数据分析却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自由主义者并非拥有一致的科学世界观，相反，相较于保守派，他们更倾向于相信星座学，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天文现象联系起来，且相信死去的先人有超自然的力量。保守主义的受访者更多的会赞成体罚作为教育孩子的手段，或没有孩子的婚姻是不完整的。自由主义者则普遍赞成婚前同居，或当在婚姻中出现红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离婚而不是继续维持婚姻。也许最有启示的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正确与错误并非像黑与白那么简单；一个问题通常有很多灰色面。为什么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会延伸至与并无实质相关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上呢？
也许答案在抽象的数学模型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心理学及政治学家Robert Abelson在面对类似于这节开始时的虚拟二维世界中社会影响模型时质问到：究竟需要做何种假设才能让一个社团一分为二？政治学家Robert Axelrod在他的著名的文化传播模型中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社会影响模型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抹去，但什么样的模型可以实现持久的文化多样性呢？多种理论可以解释持续的文化多样性。比如自上而下设计出特殊制度，将不同族裔的人隔离开来，这样不同人群生活在相互隔离的“孤岛”上，各自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美国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即为这种解释的代表。DSM通过计算机仿真证实了一种简单的自下而上的解释。若每个人与局部的人相互影响，且这种影响与社会关系的强弱成正比，那么社会影响可以将微小的文化之间的相关性无限放大，最终在系统层面上产生相互排斥的集团。比方说教育程度与喜爱抽象画有微小的内在关联：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去画廊或艺术博物馆参观。由于同质相吸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更高的可能性相互认识，在教育以外的层面上相互影响，进而对于抽象艺术的喜好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开来。同理，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能相互影响进而培育出对于另外某种艺术形式的喜好。但是由于这些文化间内在的相关性微小，近似于噪音，如果我们让历史重新演绎一边，那喜爱喝拿铁咖啡的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了。但我们的历史可能重头再来么？这是个摆在所有社会科学家面前的可重复性难题。
2006年，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三名科学家Salganik, Dodds和Watts（以下简称SDW）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互联网实验。他们找来一组未知音乐家的歌曲放在了他们的网站上，让来自网络的实验参与者按顺序评分，并下载他们所喜爱的歌曲（即后来者可以看到前人评分的平均值及歌曲下载量）。这样的话这个音乐世界中就出现了社会影响与传染：先来的实验参与者的行为会影响后来者的行为。但SDW并未满足于此。他们一口气创建了8个相同的“宇宙”，以完全相同的初始条件让其每个“宇宙”中的历史演化。对！他们实现了历史的重演！在8个独立的历史演化中，他们发现了两个规律。质量高的音乐，往往会在多个“宇宙”中排在下载排行榜的前列。然而音乐质量并不完全与下载量成正比，在某些“宇宙”中，如同我们的计算机仿真的“宇宙”，一些并不那么出色的音乐排在了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