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泰米尔纳德的甘蔗农们邦

印度泰米尔纳德的甘蔗农们邦

我们的第二项研究调查了印度泰米尔纳德邦Villupuram和Tiruvannamalai地区甘蔗种植区的54个村庄总共464个甘蔗种植农户。这是一个小农组成的随机样本（他们的地在1.5至3英亩之间），他们的收入至少60%是从甘蔗赚取，我们在2010年的4个月期间采访了他们两次，分别是收获前和收获后。调查中偶尔存在无回应的情况，但是我们所有的前后比较都只包括我们调查了两次的农民。

在做前后比较时，月份之间的差异（如节日或天气）可能会产生虚假相关。我们通过研究背景克服了这个问题：由于糖厂的加工能力受到限制，农民的收获（和种植）日期在3到5个月内交错排列。例如，一个农民可能会在六月份收获，而其他人则在八月份收获。那么同一个月份对于一些农民来说是收获前，但对另一些农民来说是收获后。这个特征允许我们控制日历效应。

表8-1收获前后财务状况和认知能力的变化。此表格呈现收获前后农民的财务状况（A组）和他们的认知能力（B组）的变化。这里报告的每个系数都是对因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例如，第1列的第1行显示平均而言，跟收获前调查前的同一时间段比，农民在收获后调查前的15天时间内，他们把财产拿去典当的可能性减少了56.6%。这些系数也考虑了在不同月份进行认知测试所造成的影响。第1列报告整个样本的结果；第2列报告已经完成收获但还没收到款项的农民样本。每一个单元格的系数γ由单独回归后获得，yit=αi+βt+γ收获后it，其中每一排中的因变量都不一样。这里i表示个体，t表示时间，y表示因变量，postharvest是一个表示观察是否在收获后的二分变量。变量a，b分别反映一组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相应地控制所有时间段（月）与个人之间的固定差异。在方括号内是稳健的标准误。*表示在10%显著；**在5%时显著；***在1%时显著。主要的自变量1=收获后的时间段，0=收获前的时间段。

我们的数据显示，与收获后相比，农民在收获前确实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他们更有可能典当东西（78%与4%，P<0.001，n=462名参与者），并且更有可能贷款（99%与13%，P<0.001，n=461名参与者）。农民收获前比收获后平均多了1.97次贷款。当被问到“在过去的十五天里你是否在处理日常账单中遇到困难？”这样的问题时，在收获前他们也更有可能回答“是”（分别为1.62和1.76，这是一个3分制量表，其中1分相当于财务应对能力较差，3分是指财务应对能力较高；P<0.001，n=462名参与者）。（表8-1中A部分显示了排除农民个体和月份固定效应之后的回归模型结果。）

我们再次使用瑞文测验来测量流体智力。对于认知控制任务，我们不能在实地使用空间不相容测验。因此，我们使用传统Stroop任务的数字版本，适用于读写能力低的参与者。在这个典型的试验中，参与者会看到“5 5 5”，并且必须快速响应“3”，这是序列中5的数量，而不是最自然想到的“5”。响应速度和错误率会被记录。每位参与者进行了75次数字化Stroop试验。

如图8-4所示，两次测试中，收获前后的差异显著。在瑞文测验中，农民在收获后得分平均答对5.45项，但收获前仅仅答对4.35项（P<0.001，n=460名参与者）。在Stroop测验中，收获后农民平均花费131秒对所有题项作出反应，而收获前时间为146秒（P<.001，n=452）。此外，农民在收获之前平均错误数高于收获之后（错误数5.93项对比5.16项；P<.001，n=453）。

我们说明了控制农民个体和月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表8-1，B部分）。表8-1中的每个单元格都是一个不同的回归模型。表8-1第1列显示，即使在回归调整后，瑞文测验和Stroop测验的表现仍然存在显著的收获前后差异。除了这些收获前后差异之外，我们还发现，农民对财务紧张的主观感受强烈程度（使用他们在15天前如何评估他们处理日常账单的能力来测量）与瑞文测验的表现和Stroop测验花费的时间存在负相关。

除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在收获前后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我们所观察到的收获前后的认知差异。一个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体力消耗；准备农作物收获可能会增加体力劳动。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对作物产量的焦虑；农民可能专注于计算赚多少钱而不是思考如何实现收支平衡。然而，实际情况中，甘蔗种植不太可能这样。农民通常在他们的土地上雇用其他劳动力，而甘蔗作物的产量可以在收获前几个月估计。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在收获和实际到款之间存在数周的延迟。只有在收到款项的时候，农民的财务负担才能得到缓解，但在收获完成之后，体力劳动负担和对作物产量的焦虑已经完全得到解决。对于我们样本中的316名农民来说，“收获前后”调查的实际上是收获后但是款项到位之前。如表1第2栏所示，我们对这个子样本的回归方程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高度相似的结果，这表明体力消耗和收获前的焦虑都不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

练习效应可能会潜在的影响结果；收获后的农民可能会在认知测试上做得更好，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第二次参加测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首次抽样时保留了100名随机选择的农民。这些农民在收获后第一次接受认知测试，他们的分数与原始样本在收获后的测试分数进行比较。如果我们的结果是由于学习效应，我们预计这些新手农民会表现得更差。相反，我们发现这两个群体在瑞文测验的准确性和Stroop测试的反应时间上表现相似，这表明没有练习效应。有证据表明在Stroop错误率上存在一定的练习效应，但总体模式不能归因于简单的测试熟悉度。总而言之，这两组研究——在新泽西州商场和印度地区——说明了贫困通常伴随着财务困境的挑战，而这可以导致认知功能的降低。

我们认为，贫困造成的注意力需求是一种可能的机制。但是可能还有其他调节因素。营养可能是一个候选因素，如果在商场的实验研究中它不是，那么在甘蔗收获研究中营养可能存在影响；因为贫困时农民可能会少吃东西。2009年，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Thiruvarur, Perambalur和Pudokottai Nadu地区，我们采用了同样的设计进行试点研究，在其中调查了188位农民，并询问了食品消费情况。结论显示Stroop测验上出现类似的效应（收获后1.47个错误与收获前2.12个错误；通过t检验P=0.006，n=111名参与者）。收获前的农民没吃得更少，他们每个月在食物上花费2663卢比，收获后花费2592卢比（不考虑购买力平价的话，大约分别为53美元和52美元）。此外，甚至在包含食物消费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中，Stroop测验的结果仍然存在。

这些发现的一个潜在解释是压力。财务上的担忧可能自然会引起收获前农民的压力。事实上，我们检测了生理上的压力。在2009年的研究中，我们收集了两种压力的生理指标：心率和血压。这两项指标都显示农民在收获前的压力更大；他们的心率比收获前高（78.42与76.38；经t检验P=0.088，n=188），舒张压（78.70与74.26，经t检验P<0.001，n=188）和收缩压也是如此（128.64与121.56，经t检验P<0.001，n=188）。

然而，这些压力差异并不能解释我们的发现。当我们控制了三种压力测量指标并且重新估算收获对Stroop表现的影响时，结果仍然显著。事实上，收获后的系数没有变化[对于Stroop，我们仍然发现在收获后这个二分变量上的系数为－1.46（0.52），其中t为－2.80，P<0.006; n=222名参与者]。这表明，虽然收获前农民确实经历过压力，但是压力不能充分解释认知功能损害。我们提出的机制——贫困占据了注意力，触发侵入性思想，并减少认知资源——本身可以被描述为俗称的“压力”：由某种因素诱发的持续性精神参与。然而，2009年的数据表明，生物学观点上的压力——比如这些压力指标所代表的——不足以解释我们的发现。这与已有的关于压力对认知功能影响的文献是一致的，在这些文献中同时发现了压力的促进和损害作用。例如，有证据表明压力会增加工作记忆能力。

我们发现注意力撷取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机制。它与稀缺对借贷影响的结果相符，与除贫困以外的稀缺领域（从时间不足到有限的卡路里预算）观察到的需求和注意力分散相一致。但肯定的是，其他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例如，贫穷可能通过改变人们的情感状态来影响认知负荷。我们希望未来的工作能够测试这些其他机制来解释这些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