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妨碍认知

穷人通常在众多行为特征上表现较差，而这会进一步延续贫困。我们假设贫困直接阻碍了认知功能的发挥，并提出了两项研究来验证这一假设。首先，我们通过实验诱发被试者财务相关的想法，结果显示这导致了穷人认知表现的降低，而在富人中则没有这种现象。其次，我们考察了经历农作物种植周期的农民的认知功能。我们发现同一农民在农作物收获前家庭经济紧张时，认知表现比收获后更差。这种现象并不能被时间的充裕程度，营养或工作努力的差异来解释，也不能用压力来解释：尽管农民在收获前确实表现出更多的压力，但这并不能解释认知表现的降低。相反，这表示贫困本身会降低认知能力。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与贫困有关的顾虑会消耗心理资源，这样留给其他认知任务的心理资源就会相应减少。这些数据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这有助于解释穷人的一系列行为特征。我们在文中还讨论了一些对于扶贫政策的启示。许多研究都指出了贫穷和负面行为特征之间的相关性。穷人更少使用预防性医疗保健（1），不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他们更磨蹭，不大可能即时赴约，他们可能是生产效率更低下的工人，可能是更不关心孩子的家长以及更糟糕的财务管理者。这些行为本身就令人不安，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加剧贫困。某些关于贫穷和负面行为相关性的解释聚焦于贫困的环境因素。举例来说，贫困地区的放贷机构会产生高利率的借贷，不可靠的交通工具从而引起迟到和旷工。总体上来说，贫困可能导致穷人的试错空间更小以致于相同的错误可能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而另外一些解释强调穷人本身的特点，比如较低的教育水平可能导致他们对合同条款产生误解，同时其父母较少的关注会影响他们对下一代的家庭教养方式。

我们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聚焦于贫困的心理过程。穷人必须应付不稳定的收入，严格地控制他们的日常消费，并且需要精打细算才能做到收支平衡。即使有时候并不是在做财务决策，这些心理加工过程也会存在并且分散他们的精力。人的认知系统有着有限的资源。心理加工过程中若财务的担忧是当务之急，就会减少分配给决策与执行的认知资源。这就像如果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员若聚焦于潜在的相遇航向，那他就容易忽略空中的其他飞机，而当穷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财务的忧虑时，就失去了对其他问题做出全盘考虑的能力。

这表明了贫困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性。我们用两个非常不同但互补的实验设计来测试这种因果关系。第一个是实验室研究：我们引导富人和穷人被试者考虑日常财务需求。我们假设对富人来说，这些普通的财务困难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对于穷人来说，这些需求会引发持续性的并且分散精力的忧虑。这个实验研究旨在表明类似规模的财务困扰对穷人和富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影响。但是这个研究不能完全验证我们的假设，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穷人面对着更多的财务挑战。原则上来讲，考虑到穷人和富人所遇到的财务问题规模不同，那么它对于认知的影响原本就会很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富人也有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财务问题，而穷人也有可能成功改造他们的生活以致于他们不用面临许多对于认知能力存在挑战的问题。简单来说，尽管这项实验研究向我们阐明了心理机制，但是并没有彰显其在现实条件下的相关性。

我们的第二个研究使用了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这允许我们能评估收入自然变化下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实地研究，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了准实验设计来考察财富的变化。印度甘蔗农民在每年的收获季节获得收入，但是收入很难抵得上他们的花销（20）。结果，他们会经历贫穷的周期——收获前贫穷以及收获后富裕。这就让我们可以比较同一农民在贫穷（收获前）和富裕（收获后）时的认知能力。因为收获日期在农民中任意分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控制时间的影响。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不再使用实验诱发财务忧虑，我们依靠的是自然条件产生的相关顾虑。我们很细致地控制其他变量，并且考虑了压力产生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对于认知表现的任何影响都可以用实际收入和认知水平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因此，这两个研究是高度互补的。实验室研究有高度内部一致性，并阐述了我们提出的机制，而实地研究则提高了实验室研究的外部一致性。

我们在已有研究中有两个发现。首先，这些研究回避了使用绝对性或者主观性概念来定义贫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假设是关于金钱的忧虑如何增加认知系统的负担，因此我们把贫困宽泛的定义为一个人的需求和满足需求所需的资源之间的差距。因为这取决于主观需求，所以它既包含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低收入人群，同时也包括了那些经历短暂财务危机的人，比如失业的人。其次，现有的理论和数据表明贫困对认知可能有一个长期累积的影响：童年的贫困可能会阻碍大脑发育，甚至会降低成年后的认知能力（24）。我们的假设和测试集中于贫困对认知的即时影响：专注于财务预算会即时的损害认知功能。我们提出的机制并不是在早期童年时作用在大脑发育上，而是通过财务忧虑增加即时的认知负担来产生作用。而这种机制是否有长期的影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