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
申 叔
西汉之思想，均贱商贵农之思想，非惟见之于思想已也，抑且著之于法律。惟其贵农，故力田与孝弟并崇，而文景之时，屡免田租，惟其抑商，故汉高祖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困以重租。孝惠、高后时，令市井之家，不得任官为吏。至于孝武，凡贾人有市籍，虽其家属，无得名田。此汉代贱商贵农之确证也。惟其贱商贵农，故当时人民思想，均以商业有妨于力农。试举晁错之言如左。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
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一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由错言观之，以商人兼并农人为大戒，又以商人富厚之由，由于朝廷贵珠玉金银。然其立说之指归，则以商人身佚而致富，农人身劳而转贫，背于至公之理。此则损富抑贫之善策也。惟其损富抑贫，故汉代之儒，深嫉富民之兼并。其所建之策有二：一曰限制民田。限田之议，发于董仲舒，继者为陈汤（汤说系因徙富民于初陵）、何武。然董说未行，何武之议亦甫行而旋废。（《汉书·王嘉传》诏赐董贤田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试录其议如左（下）。
董仲舒疏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占不足。”
《汉书·食货志》云：“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限名田。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名田，皆无过三十顷。”
陈汤封事曰：“关东富人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由此说观之，则董、何建议之原因，均由嫉贫富之不均。盖以无限之田，蓄之于一姓，则民之失田者日多，民失其田，不得不为富民司耕作。观《汉书·食货志》，言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贫民耕富人之田而分其所收是之谓分，贫民贷富人之田是之为假，富人陵贫民而夺之税是之为劫。）董仲舒亦言，今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即指分田、假田言。盖富民坐拥良田不耕，而获贫民日勤耕作，所入之财，半为富民所取。（观《货殖传》所载秦阳、桥姚之流，均以田畜致巨富。此非一族之人均勤于力田，盖役作之人甚众。又蜀之卓氏役童千人，齐之力间[1]善役桀奴。盖耕富民之田者，非佃人即奴仆，此阶级之制所由起，可勿叹哉！）则贫民非惟失土地之权，并失个人独立之权，限田之策，虽不能尽合于公，然亦限制富民之良策也。
二曰屈抑富民。屈抑富民之议，当西汉之初，以贾谊、严安所言为最切。试录其议如左。
贾谊疏曰：“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缉以偏诸，美者黻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待时耳。”
又曰：“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廉，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
《严安传》云：“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瞻，民离本而檄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者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寖长。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消；盗贼消，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由此言观之，贾疏所言，在于禁富民之奢欲，不与富民以名器。严疏所言，略与贾同。大抵以富民以荣耀相夸，则民日趋于逐利，且以生贫民不平之心，故严言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也。此亦屈抑富民之良策。
此上二端，所言虽殊，然欲以国家之权力限制富民，则固未尝或异也。惟司马迁则不然，以为民间之贫富，当任其自然，不必以国家权力于涉其间。（《史记·货殖传》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云：“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又曰：“人富而仁义附焉。”又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又《自序》曰：“匹夫布衣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取。”是史公不以富民为非。）其说为兼并之徒所深便，班固斥为崇势利，羞贱贫，诚不诬也。至武帝之末，而盐铁之议昌。试推其由，则因民间贫富不均。观《史记》言：“战国以后，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又谓：“汉兴七十余年，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恣，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又言：“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则贫富不均，以西汉之时为最甚。然贫富不均之由，则由富者握盐铁之权，以役使贫民。（观《汉书·货殖传》列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丙氏，均以铁冶起家，而猗顿用煮盐起，力间因逐鱼盐之利。）欲损富益贫，不得不塞富民致富之源。欲塞富民致富之源，则天下自然之利，不得不易为国有。《史记》言：“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摧浮淫并兼之徒。”又言：“以东郭咸阳、孔仅领盐铁事。”是为盐铁国有之始。盐铁之权，既为国有，则富民失其营利之资。（《史记》载咸阳、孔仅等言：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厚，役使细民。又言：遣博士等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即平准均输之策，虽曰笼天下之货物，然考其立法之初，亦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见《平准书》）则仍抑制富民之策也。至昭帝时，文学贤良多以盐铁为不便，与朝臣相驳诘，其说载于桓宽《盐铁论》。今择录其说如左。
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本议》）
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同上）
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佚，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下物利百姓。（同上）
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力耕》）又《通有》篇云：利在势居，不在力耕。
民太富则不可以禄使，太强则不可以威罚。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调不足。
禁溢羡，厄利途，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错币》）
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禁耕》）
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淆。（同上）
今者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民党，禁徙侈，绝并兼政。（《复古》）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泽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同上）以上大夫语。
笼天下盐铁诸利，排富商大贾，拜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齐黎民。（《轻重》）御史语。
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劳佚不齐，独不当调邪？故以中国肥饶之余调远地。（《地广》）
民饶则僭侈，富则骄奢，坐而委蛇，起而为非，未有其仁也。（《授时》）
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水旱》）
不轨之民，困扰公利，欲擅山泽。从文学贤良之意，则利归于下，县官无可为者。（《盐铁取下》）(https://www.daowen.com)
此皆御史大夫（即桑弘羊）及御史（另有丞相史言）之言，乃代表政府之意见者也。政府之意见，一由富国，一由嫉民间贫富之不均，故深斥豪民之专利。观大夫等所言，一则曰以调缓急，再则曰平万物齐劳佚，三曰散聚均利，四曰绝兼并之路，五曰损有余补不足，则政府之意，本欲收富民之利源，归之于国，以分配全国之民，未尝背于均贫富之策也。
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厉农业。（《本议》）
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同上）
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坊塞利门，而民犹为非，况上之为利乎？（同上）
商则长诈，工则致骂，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上本，分土井田而已。（《力耕》）
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充虚盖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似也。（《错币》）
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禁耕》）
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富累于陶朱，舆服僭王公，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罕归本也。（《刺权》）
东郭上、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贩官买爵，免刑除罪，公用弥多，为者徇私。（《刺复》）
今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相国家也。县官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虚名，而利归权家。（《园池》）
苟先利而后义，不夺不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为完其衣冠也？（《地广》）
古者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后诸业不相远，而贫富不相悬也。（《贫富》）
市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怨未塞也。（《相刺》）以上文学言
富贵奢侈，贫贱篡杀。（中略，以下均言富民之侈。）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藏，贫者称贷，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国病》）
间者士大夫务于权利，故百姓仿效，颇逾制度，（下略，以下历举富民之奢及贫富之不平等。）堕成变故伤功，工商上通伤农。（《散不足》）
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躬亲节俭，教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内无事乎市列，外无事乎山泽。农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业。（《救匮》）
公卿诚能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一归之于民。（《能言》）以上贤良言
此皆贤良文学之言，乃代表民间之意见者也。其反对盐铁之议，一以国家既握利权，其财多耗之无益。（观汉武之行此策，半由于助开边之费，半为建造宫室求仙之用，故文学贤良反对之也。）一以国家之财，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则商人在位者日众；又将假国家之权力，以龙[2]断民财，则贫民侵削日甚。（如言攘公法、申私利及利归权家是。）揆其立说之大旨，以均贫富为目的，本与政府不殊。特政府之意，以为利源归于国有，则富民无所专其利，财产分配，可以日即于公。而文学贤良之意，则以国家龙断利源，即系导人民以趋利。导人民以趋利，即系贵商而贱农，故欲国家以贱商贵农之说，提倡于民，使人人以营利为耻。为商者无所获利，则贫富不均而自均。（此说与史公之说相近，而实不同。盖史公以为富民可任其自由，文学贤良之意则欲富民之自然消灭。）二策虽殊，然均以抑商为宗旨。惟一则夺其致富之源，（《史记》言汉冶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牵破。是破家者皆富民也。）一则绝其营利之心，一则利用商人以抑商，一则贱视商人以抑商。（《史记》言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是政府欲利用富人而握利权，文学贤良等则以用富民为大失，故痛斥其非。）此两派不同之点也。
[1]力间，《汉书·货殖传》作“刀间”。
[2]龙，当作“垄”，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