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续）
夫社会党员以扩张选举权要政府。政府对之，厥有数策。一曰解散。如俄国第一第二议会均以要求土地民有，为政府所解散，于第二议会，且罗织议员叛逆之罪，治以死刑及监禁之刑，以锄民气，此一例也。二曰欺诱。苦鲁巴金（Kropotkine）《面包掠夺》（La conquete dupain）第二章《万人之福祉》第三节曰：“千八百四十一年，欧州[1]劳民要求劳动权利，欲设立国家都市工场及八时劳动法，政府见彼等坚结团体也，则答之曰：‘健忍之友政府本倾心于尔，今采八时劳动法，然尔等勇敢辛劳，以为面包之争斗，亦可休矣。’既对劳民出此言，复操演巨炮，征集豫备兵，以行解散之方法。”至其结果，则处要求者以流刑及铳杀之刑，此又一例也。又如千九百四年，意民行总同盟罢工，内阁总理基倭列器（Giolitti）在国会宣言谓，此后若有同盟罢工之暴动及扰乱，兵士对之禁发枪炮，并通告电局及新闻纸。此亦用欺诱政策者。三曰怀柔。马拉叠斯丹无政府主义不云乎：“无论何国，平民阶级均稍享政权，以握选举之柄，此乃绅士阀对平民让步者也。”彼等之意，以为果让此权，则己与帝王或贵族生冲突，可用平民为己助。即使平民主张解放将生奇变，然既让以丝毫之权，彼为所欺，亦必易于满志。由是多数平民希望权势之日增，以消壮志，而在上之阶级利用其机，益以巩固其势力。今观欧美各国，凡社会党员参列国会而撰举之权普授劳民者，均用此策者也。故此策施行，较他术为尤广，此又一例也。四曰利用。如法国急进党克列曼速为内阁总理，欲与社会党之一部相提携，以坚其地位，乃举社会党员布列恩长商部；英国自由党欲坚固其内阁之力，乃举社会党员哈满斯，用为地方政务局总裁，此岂为平民计哉？不过博平民之欢心，以为己党之外援，此又一例也。五曰防闲。如去岁芬兰国会，社会党为议员者，数达八十余人；至于近日，俄政府以一万二千之军队移住芬兰，以为镇压之计，此又一例也。六曰暗害。如德国去岁总撰举，中央党设策百端，鼓煽人民爱国心，对于社会党以为阻害国家之进运，加以公贼之称，且日为游说之运动，由是总撰举结果较之前役，殆减半数，此又一例也。
由是言之，则社会党之要求撰举者，未必不受迫害；即不受迫害，亦未必骤得政权；即骤得政权，亦未必可期永保；即曰政权可永保，然劳动者全体亦未必解放。罗列（A.Rolle）《社会总同盟罢工》（The Social General Strike）第一章第一节曰：“昔日劳民中有信议会政策（Parliamentarism）可达目的者，但观于近岁政治事件及所生结果，知此策决难依赖。如德国议会政策，非不发达，每次选举，社会党人恒入国会，以如斯之幸福尚知议会政策之非。彼社会民主党，虽以富于保守之团体，亦知新思想之必要矣。”
观于此言，则凡施行议会政策者，决不能达真正之目的。盖此仅少数议员之利，非多数平民之幸也。如曰得少数社会党议员即可破贵族富豪之阶级，则昔日俄帝亚力山大第二（Alexander Ⅱ）曾反对贵族特权矣，然贵族之享有特权也自若。又近日美统领罗斯福（Rooseit）亦反对秃拉斯（大公司）制度，且下教书于国会攻击富豪，而富豪之骄横也如昔。是则处今之世，非行根本之革命。虽以帝王、统领之权，不能戢贵族、富豪之焰，而谓少数社会党议员足以限制上级特权，以期劳民全体之解放，有是理哉？况近岁社会党为议员者，以德、澳、芬兰为最众，然德国下院议员几四百人，千九百三年总撰举，社会党最占优胜，然所举议员亦仅八十二名，不过占议员五分之一耳。澳国议员亦三百余，去岁总撰举，所举社会党亦仅八十余人，不过占议员四分之一耳。芬兰议员二百余名，去岁所举议员亦仅八十余名，不过占议员三分之一耳。是社会党政权最优之国，国会议员仍以他党占最大多数。
夫社会党要求撰举，已历三十余年，而所得政权仅若此。若欲国会议员悉以社会党充其选，此固河清难俟，不知待至何日者也。即曰国会议员，由今而降，社会党人必占多数，然亦仅获国会之权耳，彼王室及政府仍自若耳，此非所谓至迂至缓之策哉？试更即社会党运动选举者言之，所持政策有二：一曰欺诱劳民。如西班牙比路豹（Bilblao）地方，矿夫二万余人，欲要求废止手票制度（Truck System），而社会民主党则谓：“手票制度，舍议会决议，无由废止。惟举社会党入议会，庶克为尔侪尽力。”凡各国社会常冀撰举者，对于劳民，大抵若此，此一例也。二曰行使贿赂。如德国社会党，于千八百七十八年后，经政府之镇压，多避往丁抹、瑞士，乃开秘密大会，集马克金数十万，以投充撰举费。今社会党谋充议员者，亦恒挟此为秘术，此又一例也。及身任议员以后，或防他党之竞争，日思抵制，于本党事件，转弃置若遗。马拉叠斯丹无政府主义论选举之弊曰：“譬如某地欲选执政官，彼等执政官必用众多之政策，方获支配社会之权。果尔，则彼不得不遗弃他务，用全力以备仇敌。”执政官且若此，况社会党人久为他党所集矢，有不用全力以对他党者乎？此一例也。或因保卫禄位之故，虑上级之攻击，不得不与相融谐。罗列《社会总同盟罢工》第一章第一节论德国曰：“处今之世，平民阶级，团体虽坚，于全国及议会中占最大多数。若于富豪集会所（Herrenhaus）及联邦议会（Bundesrath）之意相违，或与皇帝之旨相背，更有何事可作乎？皇帝保持一己之意旨，握军队之全权，议会对于军械，其防备之术，舍数纸空文而外，更有何策？（While the parliament has nothing but paper scraps to defend itself aganist the bayonets of soldiers.）”观于此言，则社会党人欲保议员之尊者，不得不从在上者之意旨，此又一例也。其尤下者，则得权而后，转背叛本党，以媚在上之人，如比人齐鲍（Thiebaud），以社会党入内阁，及千九百二年，比都人民起总同盟罢工，齐鲍乃调集民兵，行镇压之策，使多数平民悉罹禁锢之刑。（法美列兰入内阁后，亦多镇压平民之举。又日本今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当留学法国时，亦颇受社会主义之感化，今则镇压社会党，其策甚严。）此又一例也。
要而论之，社会党人以要求撰举为目的，均政党而非民党，乃利用社会主义以为一己进身之径捷，所持之术愈高，斯进身之阶愈易，而其人格亦最卑，罗列称为“社会之寄生虫”（Social Parasites），诚不诬也。最可异者，彼等既以得政权为目的，致所持之策介于不硬不软之间。盖所持之策偏于软，不足博在上者之恐怖，而分与政权，若过偏于硬，则政府将以全力镇压，且不克与他党相融，亦无弋取政权之望。故就其一方面观之，既与上级相竞争，然又以最烈之竞争为戒；又就其一方面观之，既与平民相提携，然或卖平民以媚在上。如德国民主社会党员亦主张总同盟罢工，又以社会总同盟罢工为非是，复谓“总同盟罢工，均属无意识”（General strike is general non-sense）。即新时代（Die Neue Zeit）诸杂志，亦欲扑灭总同盟罢工主义，此言论反覆者也。盖彼不欲以社会革命滋政府之疑。又如法国社会党提议总同盟罢工，亦斥为无意味。及千九百四年，布兰基、格史度二派，开大会于里昂（Lille）宣告：“若反对总同盟罢工，恐失劳民之后援。”此亦言论反覆者也。盖彼以总同盟罢工为欺诱平民之口实。举此一端，可以知社会党挟议会政策者，既媚其上复媚其民，致所持无定论。
观去岁社会党大会既以殖民问题为强权主义，复誉为社会进化之分子，既知军备主义之不善，复谓战争之际，宜尽全力以求速止，均以模棱两可之词，取媚流俗，名曰社会党，实则中立党而已。其尤下者，则意国布奥利派宣告，禁滥用同盟罢工，拒“非国家的”之议论，又言本党运动，当严守一致之规律。而日本社会党之一部（社会新闻派），亦宣告守国法范围，卑陋猥琐，一至此极，均希望撰举之一念有以惑之也。至于举动反覆，尤属可嗤。如千九百二年，比民总同盟罢工，社会民主党机关纸，名曰《人民》（Le Peuple）公刊广告，言凡作罢工之事者，以手枪为酬。及形势迫切，死伤众多，该党首领（如温达维儿多 Vandevelde、安西尔Anseele 等）即退避不前，劝罢工从速完结，并耸动劳民属捕缚滋事之人。又如西班牙巴色罗那（Barcelona）城，当千九百二年，平民宣言总同盟罢工，抵抗军警，而社会民主党首领有名“巴布洛意古列夏”（Pablo Iglesias）者，发布号令，使党羽周行各处，破坏罢工，并排斥劝诱罢工之人，甚至命委员上达政府，宣言誓守忠诚，既为法治国之公民，绝不加袒叛乱（Revolt）。后为他国社会党所反对，则又言：“今日人民去解放之期向远，故对于总同盟罢工，不得不加妨害。”其反寡覆信，一至于斯。彼等之意，盖以劳民抵抗政策，傥克奏功，则希望国会之思想，将渐次消灭，否则，见嫉于政府，无复得权之望。故既为煽动之言，以悦劳民，复迫害劳民，以悦政府。兼使为劳民者，鉴于直接行动之失败，生希望国会之心，以投票于己党。岂非牺牲多数劳民之生命，以博一二人之权利乎？故害归劳民，利归己党。其术愈巧，而心思之险恶，不可胜言矣。尤可异者，彼既持国会政策，对于直接行动派，有若大敌。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刊《人民》（Het Volk）机关纸，当罢工之时，恒警告人民，言当反对无政府党之冒险（Anarchistic adventures），复遍布讹言，伪造报告，言罢工失败，以惑劳民之心；复于《新时代》（Die Neue Zeit）报，登载论文，以罢工失败归罪无政府党，且言“无政府主义好乱者（anarchistic trouble-makers）之声，不日即当消灭”。又去岁社会党大会时，德社会党首领百拜尔反对爱尔威非军备主义，而日本社会党之一派，亦宣告反对无政府，对于直接行动派，妄造不根之词，之为中伤之计（如电车受贿事）。夫此等党派，处今之世，尚未握最大之政权，已排斥异己，妨遏言论，傥一旦握国家之大权，对于人民之反抗，其压抑之法，或甚于现今之恶劣政府，亦在意计之中。故知议会政策，乃万恶之源。凡以议会政策为目的者，无论出何党派，决无有利平民之一日。中国持社会主义者如吾党同志虽主张直接行动说，然积时既久，恐持议会政策者又将步欧美社会党之后尘，拾取其说，以悦平民，兼为获取撰举权之助，此则吾人所反对者也。故明揭吾人之宗旨，使希望政权者，不能假社会主义之名，以行其运动。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主义之名希望政权者，决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
又案中国各社会，工有工头，商有商董，农有庄头，均工民、商民、农民各团体之代表也。然工头则刻扣工民，商董则助官剥商，庄头对于农民亦横暴殊甚。即使劳动人民知要求选举之必要，则得其利者，仍昔日之工头、商董、庄头耳。此中国已呈之现象。故吾党对于中国劳民也，惟期其直接行动，决不望其求选举。苦鲁巴金《面包掠夺》第八章第一节论集产主义及赁银制度曰：“深望彼等努力发明新理，认识彼等之真途，以消灭信仰代议政策之心。”吾于中国之劳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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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州，当作“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