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
驳鹤卷町某君来函
震 申叔 合撰
本社前接鹤卷町某君来函，言今日之中国，只宜实行种族革命，不宜施行无政府主义。此实大谬不然之说也。夫就一国之政治论之，当审其地形、生计、风俗、宗教之何若，观其所从来，而究其所终极。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无政府略同。何则？中国一切之政治，均生于学术，而中国数千载之学术，悉探源于儒道二家。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醉心于无讼去杀之风，一任人民之自化，此固主张非干涉者也。道家若老庄诸子，则又欲废灭一切之人治，一任天行之自然，制度典则，弃若弃髦[1]，则亦主张非干涉者也。夫中国之学术既以非干涉为宗旨，故中国数千年之政治亦偏于放任，视人治为甚轻。试举其证，中国自秦代以后，惟西汉酷吏之治民，东汉朝廷之察吏，稍存开明专制之风。自东汉末年，以迄于今，悉为放任之时代。虽明之永乐，清之雍乾，克以一己之威力，专制全国，然法律之所及，仅臣僚及士子耳，而对于多数之民，其放任自若也。于民数则听其自生自灭，于财赋则任其自销自耗。户籍丁册，数千年不一易，舛误差谬，莫可究诘。昔汉文帝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对不知；钱谷几何？勃对不知。而陈平、丙吉，转以燮理阴阳为宰相之专职。为人主者，虽有长驾远驭之才，然黈纩以塞耳，冕旒以蔽目，端拱深宫，以无为为治，终其百岁之身，不知域内之事，其距斯、高对二世所言者几何哉？故名居九五之尊，实则形同傀儡。而大小臣工，又莫不习于蒙蔽，或工于掩饰，或匿不上闻，由是吏治之败坏，民生之困苦，内患之郁结，外侮之凭陵，均不令皇帝知。此君主不以明察为治之证也。若谓君主大权旁落，国政悉移之臣下，则汉之外戚，晋之宗室，唐之藩镇，宋之权宰，一朝得志，非无操纵一世之能力，然舍一身富贵尊荣外，于国家之利弊，民间之休戚，漠不关心。此大臣不以明察为治之证也。若夫恤民情达民隐者，厥惟官吏，然州牧县令，文书旁午，案牍纷纭，其能留心民治者，盖绝为而仅有。若职守稍尊，则又崇高牙，建大纛，危坐堂皇，深居简出。加以魏、晋、两宋之吏，以优游养望为高，以躬亲民事为俗。近世以来，则又以粉饰为能，于狱讼之关，于淫杀盗窃者，则曲为申详，真伪淆杂，于朝之文告，则以虚名奉行，实则与具文无异。即有关心民事者，然胥吏为之蠹，隶卒为伥，虽具明察之才，亦无由穷其底蕴。加以中国各省之款，有报销指拨之不同，然其数若何，不独部吏不尽知，即问之藩库盐课厘局之员，亦瞠目不能答，则中国之理财，悉以放任为政策，未闻有确实调查之一日也。又中国办事动需援例，其合于例者，不问情实之若何，虽情伪百出，亦将照行。复有一成不变无所取义者，如遇有越狱之案，则必曰大风雨；遇有逆伦之案；则必曰患疯癫。州县以此上之，部寺即以此受之，万事一律，从未闻加以驳诘。虚浮之习，朦混之弊，层出而不穷，则中国之用法，悉以放任为政策，未尝有任法为治之一日也。是则法律不过虚文，官吏仅同虚设。人民之于官吏，无依赖之心。（如中国人民于狱讼之事，不欲经官，有私相和解者，有宁忿死而不欲兴讼者，此人民不得赖官之证。故无论各事，言及官办，无不腹腓。）官吏之于朝廷，以虚诬相饰，致举国之中，无一有权之人，（此由专制之朝，欲夺众人之权，以成一己之权，及众人既放弃其权，不与于治乱兴亡之数，故君主孤立于上，亦不能以其权行于国家。因是君臣上下，互失其权，无一有权之人。）亦无一奉法之人，（若依会典律例行，则中国由上迄下，几于比户可诸。）政治之放任，至此而达于极端。况中国之政府，以消极为治，以不干涉为贤，虽有政府之名，其去无政府也几何哉？谬者不察，妄谓中国政府不负责任，为极端腐败之政府，不知中国人民正利用其政府之腐败，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俄国杜尔斯德有言：“支那之民，能逃人间之威权者也。无论何国，其人民自由之途，均不若支那。”可谓探本之论矣。故中国现今之政俗，最与无政府相近。加以封建既废屡经异族之征服，（无论何国，一经异族之征服，则固有之阶级，悉以弭除。如罗马经蛮族之蹂躏，而贵族、平民之界泯；印度经回人、蒙人之经略，而婆罗门之威失。中国之无贵族亦犹是也。）舍满汉不平等外，汉族之中，无平民、贵族之区，（昔日科举时代，娼优隶卒，尚有不能应试之律。及捐纳途开，学堂设立，而此例亦不废而自废矣。）此制之胜于德日者也。又人民衣食之途，惟在农桑，以重农粟为国本，以粟多为国富，甚至抑商贾为末业，以奇技淫巧为大禁，以言利为羞，以富民为不义，由是举国鲜巨富之家。又财产相续，主于分授诸子，巨富之民，育子必繁，经数次之均分，则所得之财无几。故富者役贫，亦较泰西为善，此制之胜于英美者也。由是以观，则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最先。盖中国人民，其平昔之思想，久具废灭人治之心。故废兵、废刑、废财之说，屡见于古今史册。其所以不敢废政府者，则由笃信儒书。人人之意中，悉具一阶级之观念，一若尊卑上下之分，虽与事实无裨，然确为自然之天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不得骤废其名。加以学士大夫，迷信名教，以秉礼自绳，蚩蚩之氓，又坚持力命之说，以安分为贤，此君主、官吏之名所由不能骤革也。至于今日，人人均知礼教之诬，而纲常之说破。其所以不欲废政府者，一则虑革命之易于罹祸，一则欲利用政府以获利耳。傥利用中国之政俗，而革其信礼信命之心，举昔日之服从在上之人者，易而反抗在上之人。为农者抗其田主，为工者抗其厂主，为民者抗其官吏，为军者抗其统帅，联合既固，矢志不回。或同盟抗税，或全体罢业，则政府之颠覆，君主之废灭，直易如反掌耳。故无政府者，即人人不受制受役于人之谓也，即扫荡特权及强权之谓也。中国而欲无政府，惟当举农工军民切身之苦，启其愤激之心，使人人均以反抗特权为志，则革命之事业，成于多数之民，而公产之制、均力之说，均可渐次施行。若虑既无政府无以御外人之侵略，则于革命既成之后，或暂设外交、军事两机关，（斯时既行共产之制，则养兵之饷，不必另筹；制造器械，即以作工之民为之，不必由国家另为设厂也。）以为对外之准备；或近与亚洲诸弱国相联，远与欧美无政府党相络，摧折白人之强权，以覆其政府，由无政府之制，更进而为无国家，则世界归于大同，人类归于平等。举昔日假设之国家（国家之名由假定，另有说详之。）、特权之政治，悉扫除廓清，其为人民之幸福，顾不大哉？况无政府之说，非荒谲之说也。征之天然界，则世界无中心（枯鲁巴特金说），空气无畛域。征之生物界，则虫类因自然结合，有互相扶助之感情，植物之出，生有转避障碍之天性。征之心理，则人类咸有忌嫉之心，不欲人之出己上，以促人类之平等。若再参以西哲学说，则此理尤为圆满，安得以此为理想之谈乎？即曰无政府主义在欧美各国为理想之谈，然中国数千年来，既行无政府之实，今也并其名而去之，亦夫复何难之有哉？（既无政府，若不行共产之制，则富民之横暴，盗贼之劫掠，必不能免。惟施行公产，使人人不以财物自私，则相侵相害之事，将绝迹于世界。然徒曰公产，而不行均力之说，一任作工之自由，则物之不备者必众，及无以给人类之求，则争端又作。若行均力之制，则物无匮之虞，而纷争尽弭。）若夫种族革命固为革命之一端，然今之倡排满之论者，当先知满洲当排之原因。夫满人之当排，非以其异族而排之也，特以其盗窃中国，握中国之特权。故仅言民族问题，不若言民族特权问题。试溯满人入关之初，屠杀劫虏，圈田掠民，其为华民之敌仇，固无待赘述。即近世之制，满人不与汉人平等，满人不从事耕稼，而食汉人之粮；满人以少数之民，而达官之缺，与汉人同；下及刑罚力役，均轻于责满，严于责汉。推其致此之原因，则由君统属于满人，满酋私其同族，故满人之特权，均援君统而起。即使清廷颁布宪政，去满汉之界，然既以满人为君，则对于满族，即不能禁其无所私。虽撤驻防，不能禁满兵不分布各境；虽废满员之缺，不能禁满人不占据要津，是则君统不废。无论泯满汉之界与否，均不能夺满人之特权。（试观东晋渡江以后，王、谢数族握朝政者百余年；明代徐、沐诸姓，虽及明末，犹有特权。此以本族为君，尚私其勋旧。况以满人为君，而欲使之不私其同族乎？）故吾人之对于满洲，惟当覆其君统，废其政府。君统既覆，则昔日满人之特权，其援君统而起者，均当归于消灭。试观北朝之时，鲜卑握中国之权，及隋代继周，而鲜卑之民遂与汉族同化，而阶级无存。今之满人，亦犹是也。且自古迄今，凡以数族受制一政府，而政府之权握于少数强族之手，其政治最易失平，及少数之强族，失其特权，势必与多数之民族同化。执此例以律满人，则君统既覆以后，有不与汉人同化者乎？此满人无待于驱除者也。盖吾人之意，以为实行无政府革命，则满洲政府必先颠覆，满洲政府既覆，则无政府之目的可达，即排满之目的亦可达。安得谓无政府革命，有妨于种族革命乎？今之仅倡民族主义者，其谬有三：一曰学术之谬。如华夏之防，种姓之说，虽系中国固有之思想。然贵己族以贱他族，不欲与彼杂居，系沿宗法时代之遗风。而近岁学者多固执此说，或谓种族既殊，即不能同居一国；或谓即同居一国，亦当服从汉族之政治。由前说则为狭隘，由后说则为自尊。既欲别他族于汉族之外，则回民、苗民亦不当与汉人杂处。既欲他族受制于汉族，则与今日汉、蒙、回、藏受制满洲者奚异。且民族帝国主义之说，亦将因此而发生，此学理之误者也。故吾人所言民族主义，在于排异族之特权，不在禁异族之混合。惟异族之特权应排，故不独汉人应排满，即印度之于英，安南之于法，非律宾之于美，中亚之于俄，亦当脱其羁绊。则民族之革命，即弱种对于强种之抗力耳，奚必执中外华夷之旧说哉？二曰心术之恶。今之倡言革命者，有一谬论。谓排满以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如来函所云）故于朱元璋、洪秀全，均深诵其功，不知朱元璋、洪秀全之虐民，不减于满洲。吾人之革命，当为民生疾苦计，岂仅为正统闰统辨乎？惟革命党人，多抱此想，故于革命之后，希冀代满人握政权，非惟私设总理之名已也。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复以革命后之利益，荧惑无识之徒。夫吾人作事，只当计公理，不当计利益。即曰利益，不可不计，然当世界生民计，不当为一党一人计。若曰革命以后，一国之权利，悉属于少数革命党人，此与康有为所谓立宪以后政党握权者奚异乎？盖因自利而谋革命，则革命亦出于私，其目的仍在于升官发财。傥立宪党以此相诮，果何词以对之乎？故吾人之意，以为今日之革命，必当以无政府为目的，使人人知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而犹能实行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较之借革命而谋自利者，果孰得而孰失耶？三曰政策之偏。今一般国民，虽具排满思想，然今之所谓革命党，不外学生与会党二端。夫一国之革命，出于全体之民，则革命以后享幸福者亦为多数之人；若出于少数之民，则革命以后，享幸福者仍属于少数之民。故近世欧美诸革命，均与根本之革命不同。何则？法国之革命，巴黎市民之革命也。美人之独立，商人之革命也。故革命既成，多数之贫民仍陷于贫苦之境。若俄国则不然，革命之思想普及于农工各社会，并普及于全国之中。异日革命之事，成于全国之民，则俄民多数之幸福，必远出法、美之上。盖革命出于多数平民，斯为根本之革命。故吾人于中国革命，亦冀其出于多数之民，不欲其出于少数之民。此其所由以运动农工为本位也。举此三事，则知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种族革命之害。况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约而言之，则今之言保皇立宪者，欲保满州[2]之君统，而吾人所昌言者，则在废满州之君统。今之仅言种族革命者，欲颠覆满州政府，代以汉族政府，而吾人所昌言者，则在于满州政府颠覆后，即不复设立政府。欲保满州君统，固不足道。即于排满以后，另立政府，亦有以暴易暴之虞。曷若利用中国固有之政俗，采用西欧最圆满之学理，以实行无政府之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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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弃髦，当作“弁髦”。“弁髦”意为无用之物。
[2]州，当作“洲”，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