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续）
申 叔
西汉末年，儒生进用，益嫉视富民。所建之策，均以削富民特权为主。试录其说如左。
萧望之疏曰[1]：“民函阴阳之气，有好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一人得生，十人以丧。如此伯夷行坏，公绰名灭。政教一倾，虽有周召，恐不能复。”
匡衡疏曰：“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措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朝有变色之臣，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主，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贡禹疏曰：“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自五铢钱起以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己奉谷租，又出槁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民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
又曰：“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罪，疑者以与民，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措无异。武帝始临天下，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黔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豕，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父勉其子，兄劝其弟，俗亡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由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由以上所言观之，望之之说，在于削富民之特权，使富民无所用其富。（晁错之言入粟拜爵，指力田者言也。此则指富民而言。）匡衡、贡禹均欲塞人民趋利之端，使人人以财为贱，而贡禹废钱之议，尤为重农抑商之本原。（盖此策与晁错所言略近，商人致富之由，由于以货易钱。若废钱不行，以粟为交易之品，则富人所积之钱失其所用，而人民亦相率而业农。）故汉代之思想以业商为羞，（如杨恽《报孙会宗书》云：“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童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以言利为恶德。（如董仲舒《春秋繁露》言：“君子终日言不及利。”又云：“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怨恶深，祸患重。”又仲舒对江都王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而急其功。”而扬雄《法言》亦斥货殖为蚊。可以观西汉人之思想矣。）虽不足以均民间之贫富，然足以塞人民欲富之心。人民无欲富之心，则富民之数日稀，（如疏广不为子孙立产业是也。）而贫者之产，亦不至为富民所龙[2]断。此亦以均贫富为目的者也。（汉人之思想在己不欲逐利而欲利普及于万民。）至于王莽之时，欲实行均财之策，使土地财产均为国有。其所立之法约有四端，试述之如左。
一曰名天下之田为王田，不得卖买。（莽言：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名曰三十税一，实什税五。父子兄弟，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予始令天下公田曰井，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故无田者今授田如制。）
二曰名奴婢为私属，不得卖买。（莽言：昔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臣民，专断其命，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案：莽行此策，颇重人权。）
三曰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设六管之官。(https://www.daowen.com)
四曰禁私铸钱币，令民不得挟铜，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
由此制观之，则王莽立法之初，亦欲均地权而尊人权，收国中之利以分配全国之民，是为土地财产国有之制，盖即汉武盐铁之法而扩张之者也。然汉武、王莽之时，人民莫不嗟怨。推其原因，盖贵贱之级不除，虽下民无贫富之差，而上之所入则百倍于民。不足以制在上者之不富，不得谓之真均平也。况君主利用此策，假限制富民之名龙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而理财之臣，又或因之以致弊。（《盐铁论》曰：“间者，郡国令民作布絮，吏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亦民间之为，而行奸卖，农民重苦，女红再税，未见输之均。县官猥发，阖门擅市，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而商贾侔利，自市吏，容奸豪，未见准之平。”此理财者滋弊之证也。）是则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
[1]萧望之疏曰，底本此处作“疏望之萧曰”，据下文“匡衡疏曰”“贡禹疏曰”，当作“萧望之疏曰”。
[2]龙，当作“垄”，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