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师的揉面加工

我所感兴趣的是艺术、科学和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门学科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更优越。每一门都是创造性的。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创造功能，艺术的真正目的是创造可感觉集合体，而哲学的真正目的是创造概念。由此出发，在这些尽管十分简略的功能、集合体和概念的大题目下，人们可以提出有关它们彼此之间的呼应和共鸣的问题。在完全不同的线路上，以完全不同的创作节奏和创作运动，概念、集合体或功能如何可能交汇呢？

第一个例子：数学上有一种空间，称为黎曼空间。它与功能相关，有着明确的数学上的意义。这种空间由相邻的小块空间构成，其间有无数的连接方式，这尤其使相对论得以成立。现在，当我研究现代电影时，我发现战后出现了一种邻域构成的空间，在一小块空间与另一小块空间之间有着无数的可能的连接方式，而且不是先定的。这是一些分开的空间。如果我说这就是一种黎曼空间，这似乎有些牵强，但是从某种角度说，却完全如此。这并不是说电影做着黎曼做过的事情。而是说，如果只从空间的定义来看，以无数可能的方式连接的邻域，以可感触的方式连接的视和音的邻域，便是布雷松的空间。当然，布雷松不是黎曼，但是他在做着数学上已发生的同样的事情，而两者是相呼应的。

另一个例子：物理上有一种现象令我很感兴趣，人们称之为“面包师的揉面加工”。普里戈津和斯坦热对此作过分析研究。取一正方形，将其拉长成为矩形，切为两半，将一半贴合在另一半上，将此新形成的正方形再拉成矩形，如此反复，不断变换正方形。这是面包师的揉面。经过数次加工之后，原正方形上即使再近的两点，也终将分处于相对的两半之上。这成为一系列计算的题目。普里戈津从其概率物理学出发，对此极为重视。

在这点上，我想到雷乃。在他的影片《我爱你，我爱你》中，人们看到一个与其生活的一个瞬间联系在一起的人物，这个瞬间每次都纳入不同的组合。这就像是一些画面被不断地搅乱、改变、重新分配，以至在一个层面上很近的东西在另一个层面上则十分遥远。这是一种电影上的非常惊人的、奇怪的时间概念。它与面包师的揉面相应相和。以至于我并不觉得这样说是惊人之谈：雷乃与普里戈津相近，就像由于其他原因，戈达尔与托姆相近一样。这并不是说雷乃在做着普里戈津的事，戈达尔在做着托姆的事。而是说，在功能的科学创造者与画面的电影创造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哲学概念而言，亦是如此。哲学对这些空间亦有其不同的概念。

因此，哲学、艺术和科学之间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有着相通的关系，而每次发生这种关系都有其固有的原因。它们随着自身的演进而相互激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应该将哲学、艺术和科学看成一些互不相干而又不断相互涉及的旋律线。这里，哲学没有任何反思上的至上地位，也绝不处于创造上的低下地位。创造概念并不比创造新的视听合成或科学功能更容易。应该看到的是，线之间的相互涉及并不属于相互注视或相互反射的范围。一个学科如果以追随其他学科的创造运动为己任，它本身便丢弃了其创造作用。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伴随邻科的运动，而是致力于自身的运动。如果没人起动，便没人移动。相互涉及也不是交换：非赠即夺。

代言者至关重要。创造，即是代言者。没有代言者将一事无成。代言者可以是人——对哲学来说，可以是艺术家或是科学家；对科学家来说，可以是哲学家或艺术家，也可以是物，是植物，甚至是动物，就像卡斯坦内达[2]那样。必须造出自己的代言者，不论其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是有生命的抑或是无生命的。这是一个系列。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系列，哪怕完全是想象的系列，失败也在所难免。我需要自己的代言者进行表达，而没有这些代言者，我也永远不能表达。人们总是数人在一起工作，即使这并不显而易见。而我和费利克斯·加达里则是明显共同进行研究的，我们是彼此的代言者。

一个社会体内部的代言者是在加拿大电影人皮埃尔·佩罗[3]的作品中出现的。他说，我为自己造出一些代言者，这样，我就可以说出我所要说的。佩罗认为，如果他单独一人讲话，即使是杜撰一些故事，他也肯定是发一通知识分子的议论，他将无法摆脱那种“支配者或殖民者的推论”，那种先定的推论。所以，应该抓住正在现身说法的其他什么人。于是便形成了两人或数人的少数言论。这里又看到了柏格森虚构的作用……抓住一个现身说法者，便抓住了一个民族构成的运动。民族并不是先存的。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保罗·克利[4]所说的，民族就是正在丧失者。过去有巴勒斯坦民族吗？以色列人说没有。过去无疑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自巴勒斯坦人被逐出他们的土地之时起，当他们奋起反抗时，他们便进入了一个民族构成的进程。这与佩罗所说的现身说法完全相符……和代言者一起发出的少数言论与总是反映殖民者说法的先定的杜撰故事是相对立的。

真理并不是先存的、有待发现的东西，而是有待在各个领域，比如在科学上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一思想是清楚的。即使在物理上，真理也莫不以象征系为假设条件，哪怕那只是一个坐标。真理莫不使先定的思想“出错”。说真理是创造，就意味着真理的产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包括对某一材料进行加工，进行一系列逼真的仿造。我和加达里是这样工作的：我们各自是对方的仿造者，就是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对方提出的概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两种说法的思想系列。多种说法的系列或有旁支的复杂系列亦不排除。那些将创造出真理的谬误的力量，就是代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