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莱布尼茨

14　关于莱布尼茨

——您一直说，研究哲学，就是像雕刻木头一样雕刻概念，总要创作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够回答现实问题的呼唤。褶皱的概念似乎尤为有效，因为这一源于莱布尼茨哲学的概念使得诸如米肖、博尔赫斯[1]、莫里斯·勒布朗[2]、冈布劳维茨[3]、乔伊斯[4]等人的作品具有了巴洛克的特色，并为它们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我非常想问您：一个运用得如此广泛而深入的概念，难道没有可能因其膨胀而丧失其价值并招致人们对那些无所不解释的系统的批评吗？

——的确，处处有褶皱，岩石、江河、森林、组织、头颅或大脑、精神或思想、所谓的造型艺术作品……无处不在。但是褶皱并不因此而是一个一般概念。我记得莱维-斯特劳斯[5]曾指出，必须将下面两个命题区别开来：唯有相似才有差异，唯有差异才相似。在前一种情况下，事物间的相似是第一位的，在另一种情况下，事物是有差异的，首先是与自身的差异。直线是相似的，但褶皱是有差异的，每个褶皱都不同。没有褶皱相同的两个东西，没有褶皱相同的两块岩石，同一事物也没有规则的褶皱。从这个意义上说，褶皱无所不在，但褶皱不是一个一般概念。这是一种“区别”，一种“差别”。有两种概念：一般与特殊。褶皱的概念总是一种特殊概念，它只有在变化中，在分叉中，在变形中才站得住脚。只要从褶皱的角度来理解、观察和感受山脉，便可以使山脉去掉其生硬性，使此亘古之物重焕青春，使其不再是持久不变之物，而变为纯粹现实的、柔韧之物。最动人心弦的莫过于那些似乎是静止的东西的不断运动。莱布尼茨会说，那是一个旋转成褶皱的粒子的舞蹈。

——您的整部著作都在指明莱布尼茨的哲学如何能够通过褶皱的概念与非哲学的现实相接并对之作出解释，单子如何能够反映在绘画、雕塑、建筑或文学作品之中。但是莱布尼茨的哲学也能解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的世界吗？社会之所以能够变为人们所说的“黑暗大陆”，莫不是使用力学或解剖学（马克思）的词汇对其进行思考的结果，而非使用褶皱、褶裥、结构的词汇对其进行思考的结果吗？

——莱布尼茨最著名的命题是：每个灵魂或主体（单子）都是完全封闭的，没有门窗，在其深沉的内里包容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因人而异的一小部分被照亮。因此世界是被折叠进每个灵魂之中的，只是方式不同，因为有一个褶皱的小面被照亮。初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概念。然而，哲学上总是如此，这是一个具体的境况。我试图指出，在巴洛克的建筑中，在巴洛克的“内”之中，在巴洛克的辉煌中，便是这种境况。但是，从事物产生褶皱的新方式来看，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境况。托尼·史密斯在极简艺术[6]中提出如下情景：一辆轿车在漆黑的高速公路上疾驰，只有车灯照亮道路，只有沥青路面迎着风挡展开。这是单子的现代版，风挡起着小光区的作用。您在想人们能否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对此加以理解。当然能够，巴洛克已经与一种政治、一种新的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外窗系统趋向于被封闭的信息台所代替：人们阅读世界甚于观看世界。不仅有一种牵扯到组织的社会“形态学”，而且巴洛克也在城市规划和领土整治的层面上发挥着作用。建筑从来都是一种政治，一切新的建筑都需要革命的力量，建筑可以说：“我们需要人民”，即使建筑师本人并不是革命的。构成主义在它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关系中与巴洛克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人民，总是一种新浪潮，总是社会织物上的一种新的褶皱；作品，总是新材料所特有的皱起。

——由于莱布尼茨，褶皱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将您引向一种物质和有生命物的观念，并导致您肯定物质与生命、与组织的亲缘关系。但是在读您的著作时，我屡屡想到，您关于物质或有生命组织——以及感知或痛苦一类——的说法怎么能为当今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等所领会呢？“物质的科学的典型式样是‘日本折纸术’”；“有生命物之所以含有一种精神，是因为蛋白质表现出一种感觉的、辨别的和区分的活动……”；“物质是结构……”；所有这类命题的目前状况是怎样的？

——弯曲一直是数学或函数理论的一个优先对象。物质不是由颗粒构成的，而像莱布尼茨所说是由越来越小的褶皱构成的，粒子和力的物理学可以赋予这种假设一种意义。组织是形成内或褶皱的舞台和因素，分子生物学便在其层面上遇到了这种现象，就像胚胎学在其层面上所遇到的那样：形态的发生总是褶皱的问题，托姆的著作中便谈到这点。组织的复杂概念在所有的地方都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存在着一种分子感觉，这一思想很早便树立起来了。动物生态学家在给动物界下定义时，便采用了一种非常接近莱布尼茨的方式。他们指出，动物对一定数量的刺激——有时是非常少的刺激——有所反应，这些刺激在无垠自然的黑暗深处构成其微弱的光明。这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在重复莱布尼茨所说的话。自17世纪的“预成论”到现在的遗传学，褶皱的性质、作用、意义都发生了变化。莱布尼茨本人并未创造出褶皱的概念及其活动，这些人们先已在科学和艺术中有所认识。然而莱布尼茨却是将褶皱置于无限、将其“解放”的第一位思想家。同样，巴洛克代表了褶皱走向无限和溢出一切界限的第一个时代，这是格里科的时代，这是贝尔尼尼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当此褶皱因其变形的潜力而接受新的确定之时，莱布尼茨关于巴洛克的伟大论述仍保持着科学的现实性。在艺术上亦是如此。当然，在绘画上，汉泰的褶皱与格里科的褶皱是不同的。但是，正是这些巴洛克大画家将褶皱从小说、哥特风格和古典风格的束缚与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此而言，他们使各种新的奇遇变为可能，他们并不是使这些奇遇初露端倪，而是大开其门。马拉美、米肖皆为褶皱所萦绕，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莱布尼茨学派，而是说他们做了一些与莱布尼茨相同的事情。非形象艺术由两种因素构成：褶皱的结构和形状。这并不意味着克利或迪比费[7]是巴洛克派。但是“语言逻辑研究室却很像莱布尼茨单子的内部。倘若没有巴洛克和莱布尼茨，褶皱便不会获得随后使它创造出那么多新路的自主性。总之，褶皱在巴洛克中的升高和自主化以不同的节奏产生了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后果，这些后果远未终结，每次人们都从中发现一些莱布尼茨的“主题”。

——构筑一种关于事件的理论对您来说不是一件新的工作。然而，是在《褶皱》一书中这理论有了最为完善的表现形式，特别是您将莱布尼茨与怀特海[8]进行了对照。这里很难对您赋予事件的构成或条件加以概括。但是只要说您使用了外延、强度、个体、攫取等词汇，就足以使人明白您所说的事件并不是记者或大众传媒所追猎的那些事件。当媒体“盯住事件”时，媒体在捕捉什么呢？换言之，在何种条件下，媒体才能抓住您所说的“事件”呢？

——我不认为大众传媒能有多大的能力或本领抓住一个事件。首先，媒体往往表现开始或结尾，而一个事件，即使是短暂的，即使是瞬间的，也是持续的。其次，媒体总是要使事件具有戏剧性，而事件与停顿时间是不可分的。停顿时间不仅存在于事件的前后，而且就在事件之中，比如最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的那一瞬间，便与人们看见此意外事故来临的无限的空白时间混为一体，这一无限的空白时间在一种长时间的悬念中目睹着尚不存在的东西。最普通的事件也使我们成为观察者，而媒体却将我们变成简单而被动的看客，乃至窥视者。格勒蒂森说，一切事件都可以说是存在于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时间之中。人们不知道存在于最意外事件之中的疯狂期待。能够抓住事件的是艺术，而非大众传播媒体：例如小津安二郎、安东尼奥尼便用电影抓住了事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停顿就不是在两个事件之间，而是在事件本身之中，停顿令事件具有深度。我确实在事件的概念上下了很大功夫，因为我不相信事物。《褶皱》从其他的方面重又提出这一问题。书中我颇喜欢的句子是：“今晚有音乐会。”在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在怀特海的著作中，一切皆是事件。莱布尼茨称为谓语的，尤其不是一个属性，而是一个事件，一种“断然的行动”。为此他们被迫修正了主语的概念：既然主语的谓语是事件，那么主语应该是什么呢？这好像是在巴洛克的箴言之中。

——我觉得，与其说《褶皱》“打开”了您作品的“包装”，对您的作品进行了解释，倒不如说它包容进了您的作品。换言之，此书不是使人走向“德勒兹说过的哲学”这一区域，而是使这一区域变为圆形，或者说将其“圈定”。褶皱的概念反映在您最近的著作《福柯》中——思想在主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褶皱，而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则反映在您的属于哲学史范围内的“系列”研究中，您相继研究了休谟、斯宾诺莎、康德、尼采和柏格森等哲学家。总而言之，《褶皱》似乎与您的著作的任何一部分都成龙配套，都能装配在一起，以致可以将您的著作比作这样一个闹钟——请原谅我的比喻：人们不大知道它在说什么（它的报时），但是它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拆拆装装的无限可能性。我这样说是否完全错了？

——我很希望您的话是对的，我认为您的话是对的。各人有各人的思维习惯：我习惯于将事物想成一些有待梳理并有待重新加以刻画的线的整体。我不喜欢点，我觉得注明点是很荒谬的。并不是线在两点之间，而是点在若干条线的交叉处。线永远是不规则的，点只是线的折曲。故而重要的不是开端和结尾，而是中间。事物和思想在中间生长和壮大，应该在中间置身，应该在中间折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多条线的整体可以包括传达哲学、哲学史，乃至历史、科学和艺术的回转、叠合、交叉和弯曲。这就像是这样一种运动的折曲：这种运动以旋风的方式占据空间，有可能出现在其间的任何一点上。

——但是点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哪个点。这里，点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是众人皆知的，不过是通过《老实人》而闻名，是由于伏尔泰对其“可能存在的最佳世界”的嘲笑而闻名。我要提出一个可笑的问题：一个哲学家受此嘲笑后会不会有损其身后的名声呢？

——但是伏尔泰也是哲学家，《老实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对伏尔泰来说，嘲笑莱布尼茨的，是思想史上的那一个重大的时刻。伏尔泰代表了启蒙时代，也就是说，代表了一种启蒙的、物质与生命的、理性的、与巴洛克全然不同的状态，虽然莱布尼茨也为这个新时代的来临做了准备。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神学的道理崩溃了，变成了纯粹的人的道理。而巴洛克已经是一种神学道理的危机了：那是为重新建立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而进行的最后尝试。这有点像对神经分裂症的描述，人们常将所谓的巴洛克舞蹈与精神分裂状态相对照。当莱布尼茨说我们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最佳世界时，应该看到“最佳”在这里取代了传统的“善”，最佳正是意味着善的式微。莱布尼茨的思想是，我们的世界是最佳的，并不是因为它受善的支配，而是因为它适宜产生和接受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伏尔泰不会弃之若敝屣。人们距其赋予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是非常遥远的。更何况，在莱布尼茨的著作中，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建筑在他对入地狱之罪所形成的巴洛克的概念之上：是在入地狱者的背上出现了可能存在的最佳世界，因为入地狱者放弃了自己的进步，由此而解放出无数的“进步性”。在此方面，《哲学家的声明》是一部杰作，贝拉瓦尔[9]的译本非常出色。书中有一首魔鬼之歌，那无疑是关于恶的最精妙的文字。现在，进入危机的，正在崩溃的，已不再是神学的道理，而是人的道理，是启蒙时代的道理。在我们为救出或重建某些东西而进行尝试时，我们目睹了一种新巴洛克。这种新巴洛克也许会使我们比接近伏尔泰更加接近莱布尼茨。

——您在出版《褶皱》的同时，还发表了一本关于弗朗索瓦·夏特莱的哲学的著作：《伯里克利[10]和威尔第[11]》。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在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问世前后，分别写了关于您的故友米歇尔·福柯和弗朗索瓦·夏特莱的书，您是想表达某种东西吗？您是希望在哲学和/或哲学著作中有这样的“音乐”吗？——据您所说，夏特莱将这种音乐描绘成“在音响物质中人的关系的创立”。

——您首先谈到了友谊。我写了一本关于福柯的书，后来又写了一本关于夏特莱的短篇著作。对我而言，这并不单纯是对故友的致敬。关于福柯的书应该说是一本地道的哲学著作，名曰《福柯》，是为了表明他没有成为历史学家，他一直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弗朗索瓦·夏特莱更认为自己是哲学的“制作人”，有点像电影界所说的制片人。正是在电影界，许多电影导演希望建立新的“制片方式”，新的管理方式。我要证明的，非常简要地说，就是夏特莱的这一愿望并未替代哲学，而是相反，它导致了一种哲学，一种特殊的、精确的哲学。还有一个友谊的问题。友谊是哲学的内心，因为哲学家不是贤人，而是“朋友”。他是谁的、什么的朋友呢？科热夫、布朗肖、马斯科罗都在思想的深处提到了朋友这个问题。如果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很难回答，就无法知道什么是哲学。您还提到音乐，因为夏特莱生活在音乐中。音乐是否也是这样：以哲学家为友呢？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哲学是一首真正的无声的歌，它没有歌的音响，但是有着与音乐相同的运动感。莱布尼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与巴洛克音乐同时将和谐变为一个基本的概念。他使哲学成为一种谐和的创造。那种直到不谐和的谐和，是否就是朋友呢？这并不是将哲学放到音乐上面，更非相反。这里也是一种折叠行动：就像布雷对马拉美那样，是一种“按照褶皱所做的褶皱”。

1988年9月22日《解放报》与罗贝尔·马焦里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