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控制与生成

16　控制与生成

——在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总有政治问题。一方面，您参与了（监狱、同性恋、意大利自治和巴勒斯坦）运动；另一方面，从有关休谟的著作到有关福柯的著作，您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和掺杂着制度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对政治问题的持续迫近，这种迫近是如何一贯保持在您的著作中呢？为什么运动—制度的关系总是构成问题？

——我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再现，不如说是集体的创造。在“制度”中，有一种既有别于法规也有别于契约的运动。我在休谟著作中所发现的，是一种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制度和法律的概念。起初，我对法律的兴趣大于政治。在马佐赫和萨德[1]的作品中，我喜欢的甚至就是那种与性相关、完全扭曲的马佐赫的法律概念和萨德的制度概念。就是现在，我也仍然认为弗朗索瓦·埃瓦尔德为重建一种法律的哲学而做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我感兴趣的，并不是法律和法令（前者是空洞的概念，后者是投人所好的概念），甚至也不是法学或法规，而是对法律原则的解释。对法律原则的解释是真正的法学创造。对法律原则的解释不应该总是交给法官。作家更该读的不是民法，而是法律原则解释汇编。人们已经想到制定现代生物学法，然而在现代生物学方面，在现代生物学所造成的新的形势下，在现代生物学使之可能存在的新的事件中，一切都是对法律原则的解释问题。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有道德的、号称有资格的贤人委员会，而是一个使用者群体。这里，人们由法律过渡到政治。在1968年5月风暴中，随着我与一些具体问题的接触，由于加达里、福柯、艾黎·桑巴尔等人的缘故，我曾完成过一种向政治的过渡。《反俄狄浦斯》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著作。

——您认为1968年事件是不适时的胜利，是反实现的实现。在您1968年以前关于尼采的研究以及您稍后关于扎赫尔·马佐赫的研究中，政治已被确立为可能、事件和特殊。有一些使现在敞向未来的捷径。这些捷径修正了制度本身。但是在1968年运动之后，您的评价似乎有所变化：在时间上，游牧思想总是以即时反实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空间上，只有“少数之生成是普遍的”。但是这种不适时的普遍性究竟是什么呢？

——我曾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生成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区别。尼采说，如果没有“非历史的模糊概念”，任何重要的事物都不会形成。这不是永恒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不是沉思与行动的对立：尼采是在谈论正在形成的事物，谈论事件本身或生成。历史从事件中抓到的是其在一定事物状况下的实现，而事件则在其生成中避开了历史。历史不是实验，历史仅是使避开历史的某事物的实验变为可能的、几近消极的条件的总和。如果没有历史，实验便是不确定的，无条件的，但是实验不是历史。在一部关于哲学的巨著《克莱奥[2]》中，贝玑[3]解释说，有两种思考事件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沿循着事件，采撷它在历史中的实现，它在历史中的状态，以及它的式微；而另一种方式则是追溯事件，像置身于生成之中一样置身其中，在其中同时变年轻和变衰老，穿越其所有的构成部分或特殊性。生成不是来自历史，历史只是指出为了生成、即为了创造新事物而绕过的条件的总和，尽管是那些条件距现时很近。这完全是尼采所说的不适时。1568年5月风暴是示威、是纯生成的突现。当前时髦的是揭露革命的可怖。这甚至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整个英国浪漫主义都充满了对与当今之斯大林极为相似的克伦威尔的反思。有人说，革命的前途黯淡。然而人们在不断地混淆两种事物：历史中的革命的前途和人们的革命的生成。这两种事物中的人甚至不是同样的一些人。人类的唯一机会在革命的生成之中；只有革命的生成能够避开耻辱，或是对不可原谅的事物作出回答。

——我觉得，我视为哲学巨著的《一千个平台》，也是一个未解题的目录，在政治哲学的范畴内尤其如此。相冲突的偶对：过程—方案，特殊—主体，构成—组织，逃脱线—装置和战略，微观—宏观，等等，凡此种种，不仅一直是敞开的，而且还以一种闻所未闻的理论的意志、以一种令人与异端邪说相联系的暴力不断地重新敞开。我毫不反对这样的破裂，而且相反……但是，在不知道“战争机器”将人引向何方的地方，我有时仿佛听到一种悲剧的音调。

——您的话令我感动。我认为费利克斯·加达里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方式不同，但是我们俩都是。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的体系加以分析。这种体系不断地将其极限向外推扩并在扩大的范围里遇到新的极限，因为极限就是资本本身。《一千个平台》指出许多方向，下面谈一谈其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其一，我们觉得一个社会的特征与其说由其矛盾所决定，不如说由其逃脱线路所决定。社会到处有缺口，试图在某一时刻顺沿着正在形成的逃脱线路而行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当今的欧洲吧。西方政治家们为缔造欧洲可谓呕心沥血，专家们为划一制度和法规可谓呕心沥血。但是，一方面，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由于极限的简单推扩（这不是“专家可控”的），在青年、妇女中间发生大爆炸；另一方面，这个欧洲在开始之前已被完全超过，被来自东方的运动所超过。这是一些真正的逃脱线。《一千个平台》中还有另一个方向，它不仅较之矛盾更多地考虑了逃脱线路，而且较之阶级更多地考虑了少数。最后，第三个方向，是寻找一个“战争机器”的地位。确定这种战争机器特征的，根本不是战争，而是某种占据、充斥时空或创造新时空的方式。革命运动（比如人们并未充分考虑到巴解组织不得不在阿拉伯世界中创造一个时空），也包括艺术运动在内，都是这样的战争机器。

您说这一切并非没有一种悲剧的或悲凉的调子。我想我找到了缘由。我曾被普里莫·莱维的全部作品所打动。他说，纳粹集中营将“作为人的耻辱”输到我们的身上。他说，我们并不是全都对纳粹主义负有责任，就像人们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但是我们被玷污了：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曾不得不作出妥协，即使那是为了生存。有人为成为纳粹而羞耻，有人为既不能也不知道阻止纳粹主义而羞耻，有人为作出妥协而羞耻，这就是普里莫·莱维称之为“灰色区域”的一切。做人的耻辱我们有时也会在一些普普通通的场合中感觉到，比如：面对思想的过分庸俗，面对电视文艺节目，面对部长的讲演，面对“乐天派”的高论。这是哲学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这使得哲学变为一种政治哲学。在资本主义中，只有一种东西是普遍性的，那就是市场。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性的市场，诸国是普遍性市场的活动中心，是普遍性市场的交易所。而市场并不制造普遍，并不制造均衡。这是一个疯狂地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虽然人权积极地参与了自由资本主义，人权却并不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欢乐”降临到我们身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人类苦难的制造厂之中。耻辱，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防止耻辱，更不能生成出现，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生成。一个群体将如何转向，将如何回复到历史状态，正是这些给人以无穷的“思虑”。我们不再具有这样一种无产者的形象：对于这样的无产者，只要有所觉悟就足够了。

——少数的生成怎样才能是强大的呢？抵抗怎样才能成为一种起义呢？在读您的著作时，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感到怀疑，尽管我在读您的著作时总是感到一种冲动，迫使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重新看待这样的一些问题。然而，在您谈论斯宾诺莎著作中的想象或共同概念的篇章中，在您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电影的结构作出描述的“时间画面”中，当我看懂了您提出的由画面到虚构、到政治行为的过渡时，我又觉得似乎找到了一种答案……我错在什么地方了？是否存在一种方式，可以使被压迫者的抵抗变得卓有成效，可以使不能容忍的事物永远被消除？是否存在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所有这些特质和原子构成的大众体能够表现为一种制宪的权力？抑或相反，我们是否必须接受这样的法律悖理：制宪权力只能由宪定权力来确定。

——少数与多数并不以数目的多寡来区分。少数可以比多数多。确定多数的东西，是一种必须与之相符的类型，如中等、成年、男性、欧洲城镇居民……而少数是没有类型的，少数是一种生成，是一个过程。可以说，多数不是任何人。所有的人都以这种或那种的面貌卷入一种少数的生成之中，如果他们决心顺着这些生成走下去，他们便被拖上了未知之路。如果少数为自己创造类型，那是因为少数想成为多数。而为了生存和得救（比如要建立国家，要被承认，要确立权力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少数的力量来自少数能够创造的东西，这种东西将或多或少地走向类型，不过它并不依附于类型。人民总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民即使赢得多数，也仍然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二者可以并存，因为二者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最伟大的艺术家（绝非民众主义艺术家）呼唤着人民，他们看到“缺少了人民”。马拉美、兰波、克利、博格就是如此。电影界的施特劳伯亦是如此。艺术家只能呼唤人民，他们的事业从根本上需要人民，他们不必也不能创造人民。艺术就是抵抗者，它抵抗死亡，抵抗奴役，抵抗饥馑，抵抗耻辱。但是人民无法从事艺术。人民如何创造自己？在怎样可怕的痛苦中创造自己？当人民创造自己时，他们是以自己的手段进行的，而这是为了与某种艺术的东西相连接（加雷尔说，卢浮宫博物馆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可怕的痛苦），或者是为了艺术与他们所缺少的东西相连接。乌托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概念，更应该说存在着一种人民和艺术所共有的“虚构”。应该重新启用柏格森的虚构的概念，赋予它一种政治含义。

——在您关于福柯的著作中，以及后来在记者于国家视听信息传递研究所对您进行的专访中，您建议深入研究这三种权力的运用：绝对统治权，惩戒权，以及正在变得“霸道”的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变得霸道这一现象，反映了涉及言论与想象的统治已臻于完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所有的人，所有的少数，所有的特殊体，从不曾像今天这样有潜在的可能发表言论，并由此而获得更高的自由度。在格伦德里斯的马克思式的乌托邦里，共产主义正是表现为一种自由个人的横向组织，这一组织建筑在一种保证其条件的技术基础之上。共产主义仍是可设想的吗？在信息传播的社会，也许共产主义比过去较少乌托邦？

——我们肯定是在进入“控制”的社会，这些社会已不再是严格的惩戒式的社会。福柯常常被视为惩戒社会及其主要技术——禁锢（不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军营）的思想家。事实上，他是最先说出此话的人物之一：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是我们已经不再置身其中的社会。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巴勒斯已开始了对此的分析。当然，人们仍在不断地谈论监狱、学校、医院，这些工具已陷入危机境况。但是它们之所以陷入危机境况，正是因为它们陷在后卫部队的战斗中。现在正在设立的，正在摸索着设立的是新型的惩罚、新型的教育和新型的医疗。开放式的医院、家庭治疗等已出现了很长时间。可以预见，教育环境将越来越少地处于封闭状态，将与职业环境等处于封闭状态的环境区别开来，而所有这两种环境都将消失而让位于一种对中学生—工人或大学生—干部所实行的强化而持久的培训，持续而不间断的控制。有人企图使我们相信学校的改革，其实这是一种消灭。在控制的制度中，人们从不曾了解过任何事物。您本人很早以前就分析过意大利的劳动演变、临时劳动的形式、家庭劳动的形式，这些形式（以及新的产品流通形式和分销形式）随后都被确定下来。显然，对每一种类型的社会，人们都能用一种适当类型的机器与之相应。对统治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的机器；对控制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但是机器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必须分析那些机器仅是其构成部分的集合装置。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环境中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对“信息传播的普遍性”的研究令我们不寒而栗。不错，甚至在控制社会切实建立起来之前，就已出现了违法形式或抵抗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例如，电脑犯罪或病毒，它们代替了罢工和19世纪被人们称作“破坏”的行动。您问道，控制或信息传播的社会能否产生一些抵抗的形式，这些形式可以重新给一种设计成“自由个人横向组织”的共产主义以机会。这我不知道，也许能吧。但这不会是在少数能够重新讲话的情况下。言论与信息传播可能已经腐败。它们已经完全被金钱所腐蚀，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果。必须有一种言论的转向。创造与信息传播始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重要的也许是创造一些非信息传播的细胞质液泡，一些断路器，以便避开控制。

——较之您的其他著作，您在《福柯》和《褶皱》中对主观化过程给予了更大的重视。主体是内与外之间持续运动的界线。主体这一概念有何种政治后果呢？如果说主体不能在公民资格的外在性中被取消，那么主体能够将公民资格建立在权势与生活之中吗？它使一种新的战斗实用主义有可能存在吗？何种政治能够在历史中延续事件和主观性的辉煌？如何设想一个没有基础却是强大的、没有整体性却是绝对的——如斯宾诺莎所说的——社会共同体呢？

——当人们思考个体或集体形成主体的不同方式时，人们确实可以谈论主观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它们在形成时既避开了已构成的知识又避开了统治的权力。虽然以后这些过程又孕育出新的权力或又形成新的知识，但是在当时它们确实具有一种叛逆的自发性。这里没有任何向“主体”的回归，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向具有义务、权力和知识的机构的回归。人们也可以谈论一些新型的事件，而不谈论主观化过程。这些新型的事件并不能用激发其发生或使其置于其中的情况加以解释。这些事件出现于一时，重要的正是这一时刻，这是应该抓住的机会。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谈论大脑，大脑完全是内与外间可逆性连续运动的界线，是内外两者之间的膜。新的大脑通路，新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用显微外科加以解释的。而科学必须做的是努力发现大脑里可能已经有了些什么，以便人们以某种方式进行思想。主观化，事件或大脑，我觉得这有点像一回事。相信世界，这是我们所最缺乏的；我们完全失掉了世界，有人剥夺了我们的世界。相信世界，也就是激起一些哪怕是很小的避开控制的事件，或者是使一些哪怕在平面或立体上都很小的新的时空产生。正是在每一次这样的企图中，对控制的抗拒能力，或者相反，对控制的顺从程度，受到评定。创造和人民同时是需要的。

1990年春第一期《先将来时》与托尼·内格里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