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需要代言者

政治已经走题了。很多人期待着社会主义制度带来一种新型的说法，带来一种十分贴近各种真实运动的说法，这种说法能够与这些运动相扣。以新喀里多尼亚为例。当皮萨尼[5]说：“不管怎样，这将是独立”时，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的说法了。这意味着：不再假装无视真实的运动而进行谈判，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最终点，谈判从这个事先确定的最终点出发。人们将就方式、方法和进度进行谈判。这正是右派所指责的。他们认为，应该采用老手法，尤其应该闭口不提独立，即使明知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场艰苦谈判的赌注。我相信，右派的人并不存有幻想，他们不比别人蠢，只是他们的技巧就是反对运动。这同在哲学上反对柏格森是一码事。是适应运动还是阻止运动，在政治上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谈判技巧。在左派方面，这意味着一种新的谈判方式。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说服，而在于讲清楚。讲清楚，就不仅必须提出某一状态的“已知数”，还须提出某一问题的“已知数”。这就是将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见的东西变为可见。在喀里多尼亚问题上，有人告诉我们说，这片土地曾一度被视为移民地，致使加纳克人成为自己土地上的少数。这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以何种节奏进行的？是谁这么干的？右翼拒不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成立，人们在确定已知数时便同时提出了右翼企图掩盖的问题。因为问题一经提出，便再也不能抹杀，右翼本身便须改变自己的说法。因此左翼无论当权与否，其任务就是找出右翼千方百计企图掩盖的问题。可惜，在这方面，似乎可以说左派毫无侦讯能力。左派自有其苦衷：在法国，官员主体，负责人主体，一直是右翼的。这些人即使很有诚意，即使非常公正，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

没有人为社会主义者传递甚至拟定他们的信息、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他们本该设立平行的线路、邻近的线路，他们本需要一些知识分子作为他们的代言者。而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就是进行一些友好但十分空泛的接触。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有关问题最起码的一些情况。我下面举三个不同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地籍问题。此问题可能已被专业刊物所了解，但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第二个例子：关于教育问题。我们被普遍灌输的看法是，私立教育是教会的教育，那么世俗教育的比例究竟是多少，我却始终不得而知。第三个例子：自从右翼在许多市镇选举重新获胜之后，对各类文化事业单位的拨款便被取消了，这些单位有的是大单位，但更多的是小的、地区性的单位，而唯其涉及到众多的小单位，才更令人关注。可是至今无法得到一份详细的清单。右翼对这类问题无所谓，因为他们有现成的、直接的、直属的代言者。左翼需要间接的或自由的代言者，如果左翼能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代言者的话，那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代言者。由于共产党的缘故，在可笑的“同路者”的名义下丧失其价值的代言者，左翼确实是需要的，因为左翼需要人们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