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世界战略

医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疾病的演变问题。这当然牵扯到新的外界因素，新的病菌或病毒形式，新的社会条件。但这也与症状学的发展、症状的归类有关。在短期内，症状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归类的，一些疾病被从以前认定的背景中隔离开来。帕金森氏病（震颤麻痹）、罗杰氏症（单纯性室间隔缺损）便反映了在病症归类（这可以说是医学的句法）中的巨大变化。医学史便是由这些归类、分离和再归类所构成。技术手段使得这些归类、分离和归类有可能实现，但并不起决定作用。战后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人们发现了“紧张”症（应激症），这种病症不是由一攻击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一些亢奋或衰竭的非特定保护反应造成的。战后医学刊物长篇累牍地讨论着现代社会的紧张压力和人们能够归结于此的病症的新分类。最近，人们发现了自身免疫症，自身之症：保护机制识别不出应由其保护的组织细胞，或是外界因素使这样的细胞无法辨认。艾滋病介于紧张症（应激症）与自身免疫症这两极之间。正如达戈涅在分析当前医学时所说的那样，也许人们正在走向一些既无医生也无患者的病症。达戈涅说：“想象多于症状，带菌者多于患者。”这给社会保障带来麻烦，也在其他方面令人忧心忡忡。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新的病症风格竟与世界政策或世界战略不谋而合。人们对我们解释说，战争的可能性不仅来自特定的外来入侵者，也产生于防止反应亢奋或衰败（由此产生了原子力量严加控制的重要性）。我们的病症具有与此相符的特点，或者说，我们的核政策与我们的病症相应。同性恋有可能担当某种生物入侵者的角色，就像少数派或难民将会担当某种敌人的角色一样。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理由，社会主义会摈弃病症和社会的这种双重形象。

应该说，创造就像在不可能的事物之中开辟道路……卡夫卡解释说：对一个犹太作家来说，讲德语是不可能的事，讲捷克语是不可能的事，不讲话是不可能的事。皮埃尔·佩罗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讲话是不可能的事，讲英语是不可能的事，讲法语是不可能的事。创作在狭窄的瓶颈中进行。即便是在一种语言中，比如在法语中，一个新的句法也是这种语言中的外语。如果一个创造者未被一系列不可能的事物扼住喉咙，那他也就不成其为创造者了。

创造者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创造着自己的不可能而又同时创造着可能。就像麦肯罗那样，在碰壁时才会有所发现。应该碰破墙壁，因为如果没有一系列的不可能，就不会有那种逃脱线，那种构成创造的出口，那种构成真理的错误的力量。应该写成流态或气态，这正是因为普遍的感知和见解是固态的，是几何形的。这就是柏格森为哲学所做的，弗吉尼亚·伍尔夫[9]或詹姆斯[10]为小说所做的，雷诺阿[11]为电影所做的。这绝对不是脱离尘世，而是因创造出尘世所依存的流态和气态规律而变得更加尘世化。风格需要很多的沉默和奋斗才能形成气旋，而后升腾。因为绝不是组合字词、连缀语句、使用概念便可形成风格。应该拆散字词、劈开事物，这样才能产生其为尘世向量的一些向量。一切作家，一切创作者，皆是影子。如何写普鲁斯特或卡夫卡的传记？一旦写其人，同形体相比，影子便是第一位的。真理是存在的产物。真理不在脑子里，它是一种存在着的事物。作家总是抛开真实的实体。例如在佩索阿[12]的作品中，那是一些想象的人物，但也不是那么虚构的人物，因为他赋予他们一种风格，一种作用。然而他本人并不做他的人物所做之事。在文学上，采用那种做然后而叙的“见多行远”的写作方式是没有前途的。作者的自恋癖令人憎恶，因为不可能有影子的自恋……对于正在穿越沙漠的人来说，这并不严重，他们有阅历，有耐心；而对于生于沙漠的年轻作家们来说，这却是严重的，因为他们有可能看到他们的事业在尚未进行之前便已被取消。然而，不可能不诞生新一代的作家，他们已经在为创作和风格摩拳擦掌了。

《异报》1985年10月第8期与安托万·杜罗尔和克莱尔·帕内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