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丹尼斯·罗伯特森：经济学家和普通人

第1章　丹尼斯·罗伯特森：经济学家和普通人

一般而言，人们会对名人感兴趣，而人们尤其想知道丹尼斯·罗伯特森作为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本书将为您呈现一个经济学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故事。

丹尼斯·赫尔曼·罗伯特森爵士（1890～1963年）是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声名在外，尤其是在美国。在他的一生中，他为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遗产。无论从程度上还是从重要性上讲，他的成就至今仍是经济研究创新和争论的主题。许多年来，罗伯特森也一直是一位受人爱戴的经济学家，他的演讲受到剑桥大学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欢迎，其睿智和无拘的写作风格启迪着全球的读者。由于智力上的早成、灵气十足的文字，以及对于经济学专业以外事务的内在兴趣，使得他成为唯一一个可以被称得上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手的有思想的经济学家。

与罗伯特森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希克斯称他为一个“最不同寻常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研究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并且能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1]。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探求罗伯特森究竟以何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个“最不同寻常的”经济学家的，解释他的研究为何“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并且能够以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出来。

同时，罗伯特森也是一位被忽视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仅仅被一小部分该专业的忠实拥趸所了解。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一位罗伯特森当年的同事，斯坦利·丹尼森，对于英国主流经济学界对于罗伯特森的忽视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在英国的大部分大学里，很少有学生读罗伯特森的书，老师们更是很少提及罗伯特森的贡献，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狭隘和无知。相反，他们却将主要精力投向了饱受争议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教条和数学增长模型上。[2]

在罗伯特森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这个团队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以将罗伯特森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从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应该把罗伯特森当做一个“被忽视的”经济学家，而是应该把他看做是一个尚未“被完全发现的”经济学家。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其一生中最主要的挑战——与凯恩斯革命作斗争——中处于下风，而且还因为他的灵巧的写作风格（这有些荒谬）。因为他在驾驭轻灵的文字调侃或驳斥一些人的同时，也使得他的作品远离了更多的人，因为其他人会把他看做是一个不太严肃的人。

因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来认识丹尼斯·罗伯特森。我们应该看到，他并不是像安第斯山脉的古代秘鲁印加古城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而需要我们去发现；而是有关这个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肤浅的和不充足的，一个真正的丹尼斯·罗伯特森，就像DNA的结构，或者是古希腊克利特文明的B类线形文字的意义一样，正在等待我们去揭开秘密，去重新认识他。认识一位经济学家，我们通常从他的专业领域和个人生活两个方面入手。在罗伯特森身上，我们将要揭示的是存在于在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一种紧密的、解释性的关系，即作为一名伟大思想家的罗伯特森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与他所生活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了解罗伯特森的性情，以及他在生活中的表现，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他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他是如何反对凯恩斯革命的以及他是如何形成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风格的。虽然经济学经常被看做是一门“枯燥的科学”、一个缺乏温情和感情的冷血学科，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探寻罗伯特森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来生动地了解隐藏在经济学背后的人情味。然而，一开始，我们必须先找出罗伯特森有资格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的理由。

一个人要想有资格成为经济学领域里的一名伟大思想家，他就必须首先是一位毫无争议的极有天分的思想贡献者。他必须有创新之举，能够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思想体系或方法。他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是他必须对于推动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理论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衡量的标准应该是有“大的想法”或者“伟大的思想”，而且，这个贡献能够被传播开来，并且能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之所以将罗伯特森归在伟大经济学家之列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罗伯特森发表的作品的主要内容涉及价值理论（效用理论和包括产业组织在内的企业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然而，他的作品主要探讨的是在一个使用货币的经济体系中贸易或商业周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和福利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他做出主要贡献的时期，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理论是贸易周期理论。在罗伯特森看来，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副产品。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相继出现，从繁荣到萧条，不仅仅影响了普通人的就业预期和收入水平，而且增加了社会的福利成本。这是因为，在经济扩张期，投资需求使资源配置偏离了消费需求，同样，在经济收缩期，当消费性商品供应充足时，在下一个经济扩张期，它们不得不转化为资本投资。因此，根据经济波动规律来提出理论和制定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罗伯特森有两个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通过将经济周期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提出了他的理论，即如果牺牲现在的消费，就能够使子孙后代享有更多的消费。通过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他在凯恩斯之前的很多年就开始强调短期的重要性，指出短期的概念与人的生命跨度相关。通过关注经济增长的真实成本，他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十几年后成为了经济学界研究的主题——“演化经济学”，即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研究。

第二个贡献来自于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贸易周期理论。罗伯特森提出通过牺牲消费，从而有可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实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储蓄，进而实现对短期进行管理的理论。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波动，将会减小到所需的最小水平。这个理论创新性地解释了货币、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其推动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争论最激烈的主题取得了重大进展。他的贡献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个人在一个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尝试进行储蓄的结果进行分析；第二个是对现代银行经营对于储蓄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虽然他的观点是在萨伊定律的传统背景下和货币数量理论的框架下提出的，但是罗伯特森的创新启发了凯恩斯，并最终导致了凯恩斯革命。罗伯特森相信自己提出的观点，他坚定地站在了凯恩斯的对立面，并因此把他的新观点带到了公共领域。

因此，即使由于罗伯特森的写作风格导致他的经济思想仅仅局限在理论研究领域极少数严肃的经济学家的范围之内（他的写作风格除非以一种派生的形式，否则不容易为非专业的读者所接受），但是他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仍具有持久的价值。罗伯特森的工作为一个新的思想流派——罗伯特森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伯特森经济学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一种替代，也是对后者的批评。而且，近年来，罗伯特森经济学再次得到重视。

最后，除了主要理论贡献之外，罗伯特森将他的研究兴趣重新定位于短期，并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思想流派。由于他的经济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伯特森—凯恩斯论战中成为主角，这使得他声名远扬。这场论战是关于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之争的，论战本身亦成为了经济思想史上伟大的争论之一。

虽然通常很少为人所知，但是罗伯特森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拥有一个永恒的位置，他的一些理论、概念和术语已经进入了现代经济学词典。罗伯特森经济学表现出了对于人类生活和本性的广泛深入的考察和睿智机敏的思考。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遭受到批评，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超然的、冷漠的、牢骚满腹的、饱受争议的、不能够带来积极的希望和改变的人。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他是对公共建设工程方案进行论证的先驱者。从罗伯特森在货币、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等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原创性和准确性，而且还可以惊奇地发现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被抑制的研究方法，这导致他的研究成果不大容易被人接受。与未被抑制的革命——例如凯恩斯革命——相比较，罗伯特森的工作可以被看做是半妥协性的。但是，这种局限性也可以被看做是能让罗伯特森免受凯恩斯的一些更加广泛和更加理想化的观点所饱受的诟病。

罗伯特森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它的优势和劣势，它的成功和失败，或许都可以通过作者的个性特征来解释。也就是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通过了解罗伯特森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逐步了解他的经济学理论。这就是个人传记写作方法的特点。当然，由于不同人对某一个人的生活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罗伯特森的生活模式有一个传统的描述。这些描述来自讣告和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时期那些急于将罗伯特森从被遗忘的角落中解救出来的同情者所写的文章。对于罗伯特森主义者们而言，他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罗伯特森的衰落主要是由于他与凯恩斯主义的决裂。许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个被接受的观点，已形成了一个基于事实的假象。这个传统的描述是下面这样的。

罗伯特森的生活被凯恩斯革命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凯恩斯革命是罗伯特森生命中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他生活幸福快乐，事业蒸蒸日上，而在此之后，他生活变得不幸，事业日趋衰落。在第一阶段，他从他的牧师父亲那里学习古典文学，并通过在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从拥有“伟大传统”的伊顿公学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强烈的社会道德感和责任感让他抛弃了他所钟爱的古希腊语研究，转而投向了经济学研究。1914年，为了能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加入军队，同样的责任感驱使他毅然地抛弃了自己对于和平主义的承诺。后来，他与凯恩斯之间的愉快合作广为人知。用约翰·希克斯爵士的话来讲，他们两人的合作产生了：

独立的但是相互关联的作品。包括罗伯特森：《货币》（1922年）；凯恩斯：《货币改革论》（1924［sic］）；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1925年）；罗伯特森：《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1926年）；罗伯特森：新版《货币》（1928年）以及他的重要论文《银行政策理论》（也在1928年）；凯恩斯：《货币论》（1930年）。[3]

在这些年里，罗伯特森生活幸福快乐，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接下来，从凯恩斯革命以后，他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幸，事业日趋衰落。在这个传统的解释中，自从他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凯恩斯背离正统经济学观念以后，罗伯特森就变成了一个被迫害的牺牲者，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被迫离开了剑桥大学。在他战后回到剑桥大学以后，这种迫害仍在继续，这使得他长期在悲哀和孤独中度日。在他死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他的工作被忽视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洁的、符合逻辑的因果顺序：“一个为社会所接受的、智力早熟的、正步入充实和幸福的成年期的年轻人，却仅仅由于在经济理论上的不同意见而被毁灭了。”[4]这里没有提到一个外在因素，即战争因素对于罗伯特森的思想的影响。罗伯特森战时在财政部的同事弗兰克·李爵士在其为罗伯特森写的一篇生动的讣告中曾提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以及凯恩斯的影响让罗伯特森彻底抛弃了存在一个想象的、理想的未来的观点。[5]

我们可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来解释战争对于罗伯特森的经济学研究生涯所产生的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对于罗伯特森的经济学研究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因为，当罗伯特森1914年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教职，然后，直到五年以后他才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且，有证据表明，罗伯特森经历了一场“很好的战争”（good war），战争经历对他的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无论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正是罗伯特森与凯恩斯第一次亲密合作的重要时期。很有可能的是，对大部分英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太长的时间，带给他们太多的忧郁和沮丧，但是对于罗伯特森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他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当时他身处美国，过着和往常一样的生活，并且在战争结束前顺利地回到了剑桥大学。

关于凯恩斯的影响，我们必须清楚，在凯恩斯革命及随之而来的争论展开之前，凯恩斯曾对罗伯特森的经济学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曾经给罗伯特森带来了一段充满希望的时光。但是，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凯恩斯革命会对罗伯特森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难道对一个经济理论的争论真的就可以逆转罗伯特森的生活轨迹吗？或者说，在这个因果解释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始于凯恩斯对罗伯特森的评价。凯恩斯以直觉敏锐而著称，他认为罗伯特森机智聪明、乐于进取，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他坚守老一套传统不放松——凯恩斯称之为“虔诚”，导致了他在从理论发现到结论得出的整个逻辑过程都停滞不前。1937年，凯恩斯这样评价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

我与其他人——例如罗伯特森先生——的经济理论的不同点主要在于他对于经济学的传统思想更加坚持。[6]

换句话说，他们都在挑战传统观点，但是罗伯特森不能承认这个事实。

还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补充观点，即罗伯特森是一位侧重于通过方法创新来发展传统经济学的改良主义者，他总是希望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经济学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与凯恩斯相比，后者是一位敢于挑战传统的革命者，正如《通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他愿意打破来自他的老师们的传统观念。

这主要是由于罗伯特森性格上的原因造成的，伴随着他早熟的智力和强烈的求知欲的是来自情感上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让他时刻都谨小慎微，从而产生了坚持传统的需要。而且，他被迫要不断地调和两个相互冲突的矛盾，即被强加在身上的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与渴望获得自由发展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总之，以上分析可以解释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理论导向是不断向前的，但在理论创新上却总是瞻前顾后；为什么他和凯恩斯进行合作，但最后却变成了凯恩斯的最坚定的批评者；为什么他倾注毕生精力从事经济学研究，但却热衷于艺术追求；为什么他是三一学院的学生，却总是向往着国王学院；为什么他引用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内容用于写作学术书刊和论文，并且被认为是一位文采出众的经济学家。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选择了用传记写作的方式来创作本书。传记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描写一个人的历史的学科。在可得证据的基础上，传记作者需要找到一条综合性的叙事主线。通过这条主线，传记作者可以对一个人在个人生活和工作方面的表现作出全面客观的描述和评价，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传记作者的主观色彩。例如，在罗伯特森的传记中，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正确地把握好他所采用的思维新方法和他对前人的经济学思想的坚持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自由发展的意愿和强烈的内心责任感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注意到，这本传记是有关经济学方面的，经济学前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将经济学定义为“人类日常的经济生活”。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中的回报和付出、投资和储蓄都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来自回忆录、主要作品、个人和工作论文，以及其他一些文学描述的证据，并不支持将罗伯特森的生活简单地以凯恩斯革命为分界线，两分为积极阶段和消极阶段的观点。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观点比较令人信服，但是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本书建议以公众层面的自我（Public self）和私下层面的自我（Prirate self）来划分罗伯特森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讲，凯恩斯革命至少在罗伯特森生活中的幸福和不幸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但是从更片面的意义上讲，凯恩斯革命只是在幸福的公众层面的罗伯特森和不幸的公众层面的罗伯特森之间作出了划分。然而，在（起初是幸福和成功的）公众层面的罗伯特森和（一直是不幸的、情感上孤独的）私人层面的罗伯特森之间存在一个更加显著的、纵向的断层。凯恩斯革命是这两种自我的交汇点，在这个点上，罗伯特森彻底放弃了逃离现实，过上一种幸福生活的希望。从那以后，他过上了他的侄女简·布罗姆利所描述的“悲剧般”的生活。[7]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罗伯特森的实际生活环境，这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生活悲剧。他的早期生活并不是如某些描述所写的那样过着一种田园式的诗一般的生活。他正好出生在家道迅速没落的时候，在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氛围里长大，这让他一生都害怕贫穷。由于没有钱，他只能依靠奖学金来获得教育，虽然他在这条路上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他本身并没有从中获取巨大的满足感。

通常情况下，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伊顿公学的男孩们都要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它是伊顿公学的姊妹学院。然而，为了得到更多的奖学金，给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罗伯特森选择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三一学院在学术上是卓越的，但是与国王学院相比，三一学院被认为是刻板枯燥的，而前者更加具有艺术气质。他曾经后悔自己的选择。而且，尽管他天资聪明，但是他在青春期和成年期早期遭遇到的一些事情，例如失去安全感、失去内心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发现自己具有同性恋倾向等，都让他备感孤独和失落。

对于这些挫折，他的处方是找到一些方法，避开那些不如意的自我，逃离到那些合意的自我，在那里他的个性中的不同部分能够和谐相处；他还会经常寻求退回到一个神秘的、无忧无虑的、充满安全感的黄金年代：一个理想的、舒适的童年时代。罗伯特森非常喜欢在写作的过程中引用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人物和情节，这已经成为罗伯特森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爱丽丝仙境漫游》很明显是一本儿童读物，里面充满了智力因素和哲学思想。对于罗伯特森而言，逃离意味着他要寻求自由发展的意愿，但是他却受到了继承自他的父亲的强烈的责任感的束缚。责任和意愿之间的冲突在他上剑桥大学时突出表现出来，在三一学院，他追随自己哥哥的足迹主修古典文学，而在国王学院，那里充满了自由气息，那正是他所向往的，实际上他也的确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学时光。

同样，我们认为，以前人们提出来的关于罗伯特森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理由太过简单了。罗伯特森在责任和意愿的冲突中备受折磨，因此他寻求折中的办法来化解这个冲突。他逃离了古典文学（这是他家庭的特长），古典文学代表着责任，进而转向经济学，经济学是新的、有趣的，而且是有用的。从此，经济学成为了他一生的事业。同时，通过发挥他作为一名业余演员的非凡能力，他满足了自己内心深处对于浪漫的、艺术家气质的本性需求。

因此，选择经济学是罗伯特森为化解内心两种冲突的有益之举。在他的同事凯恩斯的帮助下，他继续从事日后为他赢得声誉的写作工作。很多人夸奖他的演技，确实，他的表演能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业余演员的水平。表面上看，他已经从他选择的生活道路中获得了满足，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所以一切并非看上去所表现的那样。

首先，经济学本身有问题。罗伯特森认为经济学不仅是重要的和值得研究的，但同时也是缺乏美感的，因此，以他的艺术家气质看来，这不能令人满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顺从自己的天性，公然地采取了一种“文学化”的写作方法。这样做取悦了一批读者，但是也排斥了另外一批读者，在一些场合，他甚至还获得了一个名声，即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事实证明，即使是在罗伯特森和凯恩斯合作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里，对于罗伯特森这样一个敏感的人来说，他也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凯恩斯是一位力主创新和相当强势的合作者。性格上的不同让两人之间产生了紧张。在罗伯特森写作《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1926年）时，他就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不容易被接近的写作风格，并且他不顾自己与凯恩斯之间的重要的“合作关系”的存在，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在同一年，罗伯特森拉着其他几个与凯恩斯走得很近的同事一起到国外旅行了8个月。然后，在第二年，他再次尝试逃离凯恩斯、经济学和剑桥大学，这一次他尝试以一名业余演员的身份开启自己的演艺生涯，然而终以失败而结束。对于罗伯特森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无法逃离现状，他只好继续自己以前的生活。

罗伯特森是一位公认的文采出众的经济学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优美、睿智和天马行空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经济学作品中加入了很多文学性的典故和引文。当我们研究他的作品时，我们发现在他引用的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仙境漫游》，该书被引用的次数最多。这被认为是罗伯特森作品的一个特征。发现这一点，对于理解罗伯特森在生活中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理解罗伯特森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同样非常重要。

它们也为罗伯特森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反对凯恩斯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凯恩斯革命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破坏了罗伯特森的职业传统以及他情感上的安全感。这就是他断然反对凯恩斯革命的原因。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获全胜的时候，经济学作为罗伯特森主观意愿和内心责任之间妥协的角色就此终止。罗伯特森不再进行思想上的创新，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同时对他在研究生期间和与凯恩斯合作期间提出的一些理论进行整理提炼上。

在这个职业上的重大打击发生时，罗伯特森刚刚经历了追求他的艺术家梦想的失败，他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一直试图通过进入职业表演行业来实现这一梦想。可见，在当时，罗伯特森试图通过经济学和舞台表演来逃离他不喜欢的自我，可是却四处碰壁，因此在公众层面的自我上，罗伯特森是不幸的，与此同时，在私下层面的自我上，罗伯特森始终是不幸的。罗伯特森认识到逃离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生活在凯恩斯的阴影里。他只能继续写作大量精炼的散文和论文，依靠从著作和音乐中获得的荣誉来寻求安慰，也从那些崇拜他的剑桥学子们身上找到慰藉。

总之，毫无疑问，罗伯特森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当然，他的贡献始终为凯恩斯的阴影所笼罩。相对于凯恩斯，罗伯特森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许多罗伯特森以前的同事，以及许多热心的学生正在尝试恢复他那些已经被遗失的贡献。就这样，这个最无情地批判凯恩斯主义的人继续为那些支持他的人提供一个重要的、不懈抗争的观点，即相信凯恩斯：

用各种各样的曲解和夸张，玷污毁坏了一个几十年来由许多位经济学前辈共同打造的成果丰富的学说体系。[8]

结果，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一种新的兴趣出现了，即尝试声讨凯恩斯主义，提升罗伯特森经济学的地位，扭转关于谁是胜利者的历史判决。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证明了罗伯特森是经济学界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思想家，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传记式的写作风格特别适合罗伯特森，因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个经济学家，两种角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解释性关系。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采取传记式描述、历史性描述以及文学评论和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把罗伯特森的生活和工作全貌呈现给大家。一些叙述将来自于他在剑桥大学的经济思想，以及当时他与凯恩斯和凯恩斯经济学之家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我们将会对罗伯特森所写的书和论文中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发掘。罗伯特森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经济波动（贸易周期或商业周期）和货币领域，甚至在他的相对不重要的出版物中，也有许多闪光的、有价值的思想。这将是一个有价值的、有趣的发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