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选择逃离2：旅行家和专业演员

第15章　选择逃离2：旅行家和专业演员

作为一位杰出且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职业经济学家和天才的业余演员，罗伯特森在20世纪20年代所获得的声誉，使他成为了公众人物。但这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还有其他的爱好和活动，这些爱好和活动一起在寻求陪伴和理解责任方面为他的学术乐趣增添了惬意的因素。

第一个爱好来自于一个迟来的召唤。1926年前后，他加入了剑桥精选论文俱乐部，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剑桥使徒社。这是一个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相联系的严格的秘密组织，剑桥使徒们从乔治·爱德华·摩尔的作品中找寻灵感，追求人生哲学，重视爱和美。同性恋爱已非常普遍。他们定期聚会，讨论会员的论文。点心有沙丁鱼罐头（他们称之为“鲨鱼”）。新成员的选拔，通常是在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中进行的，那些最聪明、最有趣的才智之士才有希望入选。

1908年，罗伯特森并没有被当时负责资格审查的凯恩斯邀请加入，凯恩斯“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优秀的，但也许还有点傻”[1]。但罗伯特森一定是得到了上帝的吗哪（manna）[2]，才会在他36岁高龄时与一群年轻人相伴。如果罗伯特森1926年加入使徒社的时间是正确的，那么他的选择正好与《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出版时间，也与凯恩斯亲密合作时期的后期不谋而合。有没有可能，是凯恩斯影响了罗伯特森思想的创造性？他也有可能受到了乔治·瑞兰德的游说——他是使徒社成员之一，当时同罗伯特森的关系非常密切（见下）。

第二个兴趣活动是1925年至1931年间作为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的第一任管理员。这个专业的图书馆是为剑桥大学全体师生服务的，由马歇尔的遗孀玛丽·佩利·马歇尔于1925年建立，里面的图书“大部分是马歇尔的藏书”[3]。罗伯特森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具有兼职的、正式的和管理的性质，因为玛丽·马歇尔亲自管理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在她漫长的生命阶段的后期，她始终不遗余力地参与这项工作。很明显，他们两人相处得很愉快，马歇尔夫人非常欣赏他及时、友好和令人安心的帮助。

总之，在20年代，罗伯特森向他个人的两难窘境妥协的策略看起来是非常成功的。他在经济学和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大量事实，使得他的公众层面的自我在职责需要和愿望之间达到了平衡。然而，也许是对罗伯特森的期望太高，事情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在他表面上气定神闲的背后，罗伯特森（始终）被纠缠不休的驱使达到满意的私人层面的自我所折磨。这些源于组成他复杂性格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冲突，必定无法解决。然而，经济学似乎为矛盾的折中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使得他可以逃离并找到一个新的自我，同时还能满足“做一个有用的人”的责任感需求。从表面上看，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受到他与充满自信、热情奔放的凯恩斯之间的关系的鼓舞。

然而，这是一个有缺陷的策略。经济学不断变化的特点与他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与凯恩斯在1926年取得的理论进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凯恩斯革命。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削弱了罗伯特森从中所得到的支持。因而，由于采取了折中策略，他在解释经济学无力解决且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变得很容易。也就是说，如果他转而坚持下去并顺其自然，他可能已经在实现其艺术追求中找到了平静。结果，对自己的命运持续不满，必将导致他的逃离思想越来越强烈。

“爱丽丝”式的向生活妥协包括对爱的追求。罗伯特森由于其同性恋倾向，已经不可能通过常规方式来寻求爱。虽然一战后罗伯特森从战场回来不久有过一段异性恋情，但他最终还是对年轻的男性情有独钟。罗伯特森是那些受到谴责的“在他们追求浪漫爱情时展示自己”[4]的人中的一员。其中最有名的是罗伯特森和乔治“呆子”瑞兰德的恋情，他们曾有过长达九年的亲密关系。幸福和沮丧轮流交替期间，它带给罗伯特森的不仅有浪漫和身体上的放松，还有心痛和感情上的创伤。这段恋情早期的浮光掠影被记在了本森的日记里，罗伯特森的信件和瑞兰德的回忆则讲述了后来的发展。从几方面来看，瑞兰德事件是很重要的。

第一，瑞兰德这个填补了罗伯特森欲望自我的角色空白的人物本身，具有鲜明的形象。瑞兰德是伊顿公学国王奖学金的获得者之一，他以学者的身份去了国王学院而不是三一学院，攻读英语而不是古典文学。他曾在伦纳德·伍尔夫和维吉尼亚·伍尔夫夫妇开办的霍加斯出版社短暂帮忙，期间他完成了他的研究员申请论文，之后他以英国文学研究员和讲师的身份回到国王学院。作为一个本科生和研究员，瑞兰德成了“宇宙中最伟大、最耀眼的城市”的市民，一位对罗伯特森来说是“失落之地”的有特权的居民和罗伯特森的理想的幻影。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瑞兰德是一位天赋极高的演员和导演，是马洛戏剧团和ADC剧院多年的顶梁柱。

然而在1921年，当瑞兰德在剑桥大学亮相时，他的惊人的英俊外表使得许多人为之心跳加速，罗伯特森有很多竞争对手。瑞兰德在伦敦期间，他们二人一起徒步旅行，同吃同住；1927年，罗伯特森在他的亚洲之行返回时途经埃及，二人在那里度假，一起重温了罗伯特森的沙漠战争传奇故事。他们的恋情由于他们性取向的本质而变得飘忽不定，而且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瑞兰德更善于交际，朋友圈甚广，但罗伯特森却希望瑞兰德只属于自己。他的占有欲和忌妒心以及无法单独拥有瑞兰德，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关系在1930年破裂。之后罗伯特森还有一段类似的感情经历。在经历了他与凯恩斯多年的合作关系与中肯的批评关系之后，他开始对凯恩斯日益接近琼·罗宾逊和理查德·卡恩心生忌妒，从而退出了讨论圈。

第二，瑞兰德与罗伯特森多年的亲密关系，使得他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罗伯特森的问题的本质。他认为罗伯特森有自卑情结：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演员，但他认为自己很失败。这种自尊心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的性取向，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不能“做回自己”。另外，他逐渐意识到他不懂数学。这使得他与凯恩斯的（继续）合作及其潜在意义开始变得不重要，当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时他越来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我们应该注意到，失败感一直充斥着罗伯特森的生活，这是他的私人层面自我的表现。我们回忆一下罗伯特森早期的恋情，他在剑桥的第一年时，本森曾拜访过他，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他承认罗伯特森很聪明，也有能力获奖，但他似乎很绝望，没有任何追求（见第3章）。当然，那个时候罗伯特森至少还年轻，但到了20年代他青春已逝，所以瑞兰德还觉察出罗伯特森对自己不满还有两个原因：罗伯特森认为自己又老又没有吸引力。

在年龄问题上，罗伯特森看起来要比他的同龄人老得多。事实上也难怪，罗伯特森有四年的大学本科、两年的研究生及五年的服兵役经历。到1923年，他开始具有公众影响力，那时他已经33岁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本来就老相，以至于他的外貌经常成为别人评论的对象。他的朋友和仰慕者罗宾斯（爵士）曾写道：

我不记得我们初次相识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可能是20年代在休·道尔顿的公司。那时候他就外貌特别，举止羞怯，耸起的双肩中间露出像极了天生的乌龟的头，几乎全秃的头顶下面是一张思想者的脸……[5]

1927年4月份，罗伯特森刚从亚洲旅行回来，凯恩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也提到了罗伯特森的秃头和老态：

只有谦逊——更老了，头也更秃了，他的脑门似乎在讲述鲜为人知的故事……非常中国化。[6]

30年后，克林·雷德格雷夫在他父亲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先生）（著名演员，与罗伯特森是多年的朋友并相互通信）的传记中提到了罗伯特森的同样的特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了。他几乎用与罗宾斯相同的语言（乌龟）来描述罗伯特森的形象。

克林把他父亲的交际圈比做柏拉图的哲学著作《会饮篇》，即以宴会为号召，席间客人轮流表达不同的观点以向爱情表示敬意。通常是苏格拉底把讨论从物质层面上升到学术层面。在一群美男子中间，只有极其丑陋却又绝顶聪明的苏格拉底最引人注目。那个时候，罗伯特森恰是科恩委员会关于价格、生产和收入问题的“三位智慧之士”之一，因此他被明确地认为是他们那个交际圈中的“苏格拉底”[7]。

确实，这些评价使得他看来没有什么吸引力。另外，他之所以缺乏吸引力，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他当时的照片中令人生畏的耿耿于怀和忧虑的表情也许也唤起了他对生活状况的意识：这些照片是他不幸的私人层面自我的外在标志。

虽然他认为自己又老又没有吸引力，但他的日常举止却表明了他对感情的渴望。这种渴望可以从他塑造的著名的舞台形象上洞悉一二。回想“在剑桥时他已非常擅长扮演老人”，“无论有无报酬，他塑造的老人形象，都十分传神”[8]。很多人对此的解释是他在演他自己，他不喜欢的那一面的自己，并且他在试图通过舞台使观众发现他的魅力。

因而，随着20年代的时光流逝，罗伯特森对矛盾的自我所采取的折中办法的缺点日益明显。经济学的特点，加上他不懂数学以及感情生活的波折，必定成为他获得专业认知能力的障碍。对于罗伯特森来说，在他认为的自己被生活所抛弃这一感觉的映衬下，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忽视自己的优点。而且，他与凯恩斯的关系，也由以前的亲密无间变得日益紧张，尤其是推心置腹的合作关系，在写作《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见12章）时已破裂。正是这一系列的事件，逐渐唤起了他潜意识里的试图最终逃离的想法，他选择了从已习惯和熟悉的环境中消失一段时间，作为尝试。

初次尝试消失是那次亚洲之行，罗伯特森争取到了1926年8月到1927年4月长达八个月的休假。他首先到达俄国，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的“苍白而瘦小的遗体”（由于采用药物防腐并经过长时期的萎缩）。然后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快车到达中国东北，在位于沈阳的英国俱乐部里，他见到了英国驻中代表，这使他大为震惊。在日本逗留的12天里他还参观了古都京都（日本古都）和奈良（他对那里的大学经济学系印象尤为深刻），之后去了中国。在中国他游览了长城、明十三陵和北京风光（他发现“极其引人入胜”），还参观了南京、上海和广州。在穿越印支半岛时，他参观了吴哥（柬埔寨的古都）遗迹并访问了曼谷，然后又马不停蹄地途经马来亚（Malaya，盛产锡和橡胶）和锡兰（Ceylon，印度南面的一岛国，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盛产茶叶）到达印度南部，这是此次旅途的重镇。在督察官员的陪同下，他们游览了拉克代夫群岛，在船上听摇船歌、放烟花和唱歌。这一“赏心悦目的小奥德赛”给罗伯特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几年以后的1931年，他甚至在一个广播谈话节目中与广大听众分享了他的这一回忆，后来被收录在《听者》[9]（The Listener）和1940年出版的经济学文集《货币理论文集》中。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把长途旅行看做是生命的旅程，但在20世纪20年代长途旅行却是被当做一项伟大的事业来进行的。当然，罗伯特森退役后已经习惯了国外的旅居生活，而且很明显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旅行家，因为他可以介入外交圈，享受最便利的条件。而且，这些国外旅行广为人知，实际上还成了时尚。阿尔伯特·卡恩旅行奖学金因时设立，但并非自动授予，罗伯特森的旅行奖学金申请也没有成功。更为重要的是，在罗伯特森离开剑桥的那段时间里，希克斯拐弯抹角地评论罗伯特森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完成后离开的原因是“就此封笔”。

毫无疑问，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去散散心是很受欢迎的。1919年从战场回来后，罗伯特森就开始埋头工作，在写作《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时几乎是呕心沥血。这一方面是因为该书本身固有的难度，另一方面，是由于书中的观点是在凯恩斯的众所周知的大力协助下反复讨论得出的。对《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所作出的努力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森与凯恩斯的合作生涯中的一个最新插曲，由于已知的原因，罗伯特森发现与凯恩斯的合作变得日益紧张（见上，p.126）。

凯恩斯的合作伙伴之一奥斯汀·罗宾逊，曾经告诫大家不要与凯恩斯走得太近，必须离开凯恩斯一段时间，以思考和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这样才能摆脱凯恩斯对自己的强大影响力：

像其他人一样，我在剑桥有幸成为了他（凯恩斯）的同事。在合作达到成熟阶段时，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发现，有必要避开，逃离自我强迫的妥协，尽量更客观地看待他……并选择离开一段时间以避开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恢复了自己的创造性后重新回来，获得了更加独立、更少从属的同事关系……当我看到我的朋友和同事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们分类：一类是不加批判地一味崇拜，一类是为了自己的独立性在苦苦挣扎，还有一类是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凯恩斯的影响。[10]

罗伯特森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印度瓜里尔给一个王公当了两年的家庭教师，从而使自己摆脱了凯恩斯对他来说既令人愉快又让人沉闷的巨大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伯特森自己的反应是，要以自己无与伦比的风格来写这本重要著作，像罗宾逊夫人一样，他选择了出国。虽然他和凯恩斯仍旧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而且罗伯特森在遇到困惑时还会本能地求助于凯恩斯，征求他的意见，但《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是罗伯特森思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水岭，标志着他开始进入追求更为独立的思想的阶段。

然而一旦回到剑桥，他便立即投入到熟悉的学术生活的轨道上来，一切照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

在1927年米迦勒节（秋季）学期（Michaelmas）里，他仍然讲剑桥荣誉学位考试（Tripos）第一部分的基本原理，完成大学规定的教学任务，像往常一样写文章，写书评，在讨论会上发表观点，并继续其他的爱好追求比如表演。[11]

无论如何，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因素，共同确保了罗伯特森的亚洲之行事实上仅仅是逃离的重要开端。首先，他失去了与凯恩斯全心全意合作中的感情与事业的支持；其次，公众对他作为一个演员的演技充分肯定，这足以使得他抛弃旧的不确定的自我，寻求他一直追求的自我。1928年他在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中扮演美尼涅斯，引起了巨大反响，3月9日的《剑桥评论》甚至把他的成功与14年前萨托在本·琼森的《炼金士》中的表演相提并论。这次成功对罗伯特森来说似乎是一次很大的鼓舞，虽然罗伯特森没有明确表态，但大家的感觉是他可能会离开剑桥和他的学术生涯，从而把专职演出当做自己的事业。根据如下：

乔治·瑞兰德认为（1994年2月17日的采访）罗伯特森去斯特拉福特（Stratford）的目的就是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想他在斯特拉福特接受了格伦·拜厄姆·肖（前不久刚去世）的面试——可能是在1922年扮演潘达洛斯和1928年扮演美尼涅斯成功之后。[12]

这里的问题是，当时拜厄姆·肖的事业可能未必发展到足以提供权威性评价的地步（他于1923年首次登台，直到1946年才第一次独立执导演出）。然而，1953年他被提名与位于斯特拉福特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的安东尼·奎尔合作执导，1956年开始独立执导。根据罗伯特森自己的回忆，1959年他在斯特拉福特被拜厄姆·肖“拒绝”了（见附页A7/109 RPTC），很可能是瑞兰德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混淆了。

首先，在写于1929年的一封信中，罗伯特森提到了他当时所处的境况，他当时在伦敦正为与李尔王有关的问题而踌躇不决，最终他忍受了“失望”之情，因怀疑当初自己决策的正确性而苦恼不已。无论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结果是他不得不以羡慕的眼光来看待其他人[13]。因此，即使他没有被明确拒绝争取机会以开始新的人生，至少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选择所遭遇的失败，他仍然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

其次，很明显，即使没有1929年发生的事情，罗伯特森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舞台梦。比如，1949年他曾与安东尼·奎尔（他们曾于1932年在剑桥共同参与《特洛伊勒斯与克蕾西达》的演出）通信，商讨关于他以特约艺术家的身份前往斯特拉福特演出的事情。然而结果，噩运再次降临。就像1957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他在这一角色上曾经获得的成功）他在瑞兰德的广播剧《科利奥兰纳斯》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两年后，1959年——甚至在他69岁高龄时——他还跟拜厄姆·肖申请机会，结果得到的答复却是“糟糕透了”的拒绝和“又一次失败的暗示”[14]。

然而无论如何，只有极小的可能性认为，瑞兰德提到的早期事件有一定的重要性。拜厄姆·肖手下的演员迈克尔·丹尼森曾经回忆道，拜厄姆·肖毕业后，曾经打算在托基的一场演出中当职业演员，显然他没有经过培训。现在，没有受过培训的但显然拥有天赋的职业演员无疑是罗伯特森追求的目标。而且，早在1925年，拜厄姆·肖在伦敦的首次亮相，是与约翰·吉尔古德合作演出契诃夫的《樱桃园》，这次演出又在此后四年中带给他出演契诃夫另外三个剧本的机会。如果拜厄姆·肖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成为著名演员，为什么罗伯特森不可以呢？正因如此，拜厄姆·肖的看法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众所周知，罗伯特森美中不足的是外貌。丹尼森注意到，拜厄姆·肖曾经多年参加日场演出，被公认为是一个美男子。而且，他的一个表兄弟与女演员埃伦·泰莉是好朋友，她可以为他涉足演出圈提供帮助。[15]然而可怜的罗伯特森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既没有英俊的外表，也没有来自圈内人士的支持，瑞兰德甚至认为罗伯特森对剧中背景没有理解透彻，把人物形象演老了。

在这些事情上花点时间是值得的，因为这些事情对罗伯特森的感情和他深深的挫败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如果有人拥有像他那样的生活智慧，但却轻视自己所擅长的事情，就此而论，这似乎超出了他的情商控制的范围，这看起来是很荒谬的，最终只能导致失望和失败。当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长期的责任与愿望的斗争中，责任总是能占上风。无论如何，事实上，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业余演员，但人们还是认为这不足以使他在他的“失落之地”摆脱旧有的生活环境以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

因此，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的两条生命线的失落、选择逃离的梦想以及他从与凯恩斯全心全意的合作中所获得的支持，使得他更加依赖经济学，因而他对未来经济学领域的变化非常敏感。这就为他迎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动荡和凯恩斯革命所带来的危机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