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罗伯特森和凯恩斯的异同

第17章　罗伯特森和凯恩斯的异同

罗伯特森和凯恩斯的争论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两人关系的主旋律，其起因是这两位经济大师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上取得一致的意见之后，走向了不同的理论发展方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伯特森的思路，在于细微改良和重申他的理论工具，并阐述其政策含义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他的理论本身是创新的、有学术成就的，政策建议也符合特殊时期的经济形势，但其理论相对来说是温和的，始终在他的经济视野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考虑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他的理论始终局限于把短期管理作为最大化当期目标的途径，即使在经济周期衰退阶段的非常时期也是如此。罗伯特森的经济视野相对于凯恩斯来说比较温和，而凯恩斯则不同，他的思想总的来说具有更加不安分和乌托邦式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满足经济社会改革需要的经济管理范围。这种经济视野的不同，在于凯恩斯和罗伯特森两人不同的见解和性格。

从表面上看，二人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和罗伯特森一样，凯恩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家里有充足的能力供其求学，他是一位优秀的伊顿公学国王奖学金和剑桥大学公开奖学金的获得者，后来又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和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在这些相似之处背后，两人的差异却更加突出。罗伯特森的家庭是一个英国国教[1]家庭，而凯恩斯的家庭具有不信奉国教和激进主义的传统。在伊顿公学，凯恩斯是数学和古典学方面的佼佼者，并在剑桥获得了这两门学科的奖学金，他选择数学专业并毕业于第十一届剑桥大学数学学位甲等班（第十一届最好的优秀班级）；而且他选择的学院是罗伯特森梦寐以求的国王学院，那里自由的学术和艺术氛围使得他获得了充分而及时的知识给养并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另外，除了相对短暂的离开，罗伯特森基本上都待在剑桥，而凯恩斯却把他的时间一分为二，一边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另一边又和外面的世界密切接触，他在政府部门、伦敦金融城和运动新闻业[2]中担任职务，同时他又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这个团体是由学者、作家和画家组成的先锋组织，起初是由剑桥大学的学生和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组成，集会地点最初是在伦敦的戈登广场，后来逐渐转移到苏塞克斯郡（英国一郡）的一座农舍查尔斯顿。其成员都是一些知名人士：邓肯·格兰特、克莱夫·贝尔、凡妮莎·贝尔、里顿·斯特拉奇、伦纳德·伍尔夫、维吉尼亚·伍尔夫、罗杰·弗莱、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等。虽然当时的时事评论员对这个团体的成员既鄙视又羡慕，但团体中的这些人却对凯恩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那些不落俗套的艺术表达——无论是观点、信念还是行为方式——非常熟悉，以至于当那些与他一起共事的政治、金融和商业人物与凯恩斯在一起就显得那么呆板。

从个人的角度看，虽然罗伯特森和凯恩斯都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都是同性恋者（罗伯特森的同性恋倾向更严重一些），但总的来说凯恩斯的命运似乎更好一些。他在42岁时与一位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结婚，找到了婚姻的永久幸福；不像罗伯特森，由于对性取向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无可抑制的乐观主义，他需要面对坚韧而又充满遗憾的人生。这正是二人的根本不同之处。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一个没有上帝、无人关爱的环境中对人生的态度。死亡是完结、圆满和生命旅程的结束，还是否定、最终导致人类的努力的和一生的成就枉然的事件？凯恩斯的人生观是前者，[3]而罗伯特森的观念是“人类宿命的残酷无情”[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人生观是后者。

相应地，他们各自的人生态度也分别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对于罗伯特森来说，他的人生哲学可以从“爱丽丝”系列作品中略见一斑。而凯恩斯则相反，他积极进取地追求当前的人生乐趣，而不管过去是否是黄金时代或将来死后能否得到幸福。从职业的角度看，虽然凯恩斯和罗伯特森同是剑桥（马歇尔）学派思想的接受者，但凯恩斯是一个相当自信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乐于挑战传统，为保存“古迹”[5]不会受自身任何（情感或其它）需要的束缚。但无论如何，他却十分珍视罗伯特森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地对他的理论思想的推敲。

在公共理论方面，由于他在《货币改革论》中的经典论述“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去”[6]，从而使得凯恩斯的名字同短期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货币改革论》主要涉及的是货币管理问题，而不是人类动机或命运问题。然而早期在《和平的经济后果》[7]一书中，他已经提到过与罗伯特森相似的论述，即在传统行为的影响下，人们会牺牲消费以积累资本。这里，刺激经济增长应被视为是依赖于社会的集体潜意识，即为了（由于不明确的原因）将当代劳动成果惠及子孙后代，赋予那些从短缺和休闲中解脱出来的人以“培养高尚才能的机会”[8]。正是这一“未来千年充裕、是艺术而不是工业的黄金时代”的理想被纳入到了他后来的著作中，在《通论》的“思想构架”中达到了巅峰。[9]

在1926年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书《自由放任的终结》中，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现存的经济制度中最成功的，是最有希望实现理想的境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既定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它依赖于“对个人货币制造和货币偏爱本能的一种强烈吸引力”的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10]这在文明社会里是被从道德上排斥的。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建立在不合理的假设基础上。也就是说，它建立在理想化的制度假设上，而不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实际条件上；它没有认识到经济关系是有机联系的；实际上它的假设是完全信息、没有摩擦的物物交换。[11]其潜台词是，它存在集中管理和引入新理论方面的限制。

无论如何，当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实现了“经济的可能性”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乐观的预言：经济运行会自行解决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这是因为，大萧条的蔓延可以被看做是技术进步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跨越时的痛苦但却必要的过程，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现代经济史的标志。根据既定的有利假设，下一个世纪的资本积累率将会很高，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会使物品极大丰富，货币动机也会减弱，因为大多数人口将进入一个新的经济丰裕时代，他们有无限的闲暇来培养更多的消遣方式。

这是一个多么奇特非凡而又引人注目的想法！人类的进化受制于解决经济问题的需要，依赖于把货币动机作为被迫参与生存竞争的途径。然而，一旦达到物品极大丰富的阶段，为了“人生艺术本身”[12]的培养，习得行为将会驱逐贪婪和高利剥削。而且，人们将完全活在当下，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人们也许希望利用丰裕的经济成果使后来人过得更好。在物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进化将停止，子孙后代将被抛诸脑后或不复存在（对那些没有子女的而言），改善一代又一代人命运的资本积累进程也将停止。

然而，经济形势和理论发展的激励决定了丰硕的经济成果不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反之，凯恩斯通过缜密的思考和与人激烈的讨论，对经济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提出了同他的经济视野一样激进的政策建议。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通过一定的假设条件，提出了自由放任经济的短期理论。这一理论的含义是，为了解决目前的失业问题，实现潜在产出水平，我们必须考虑个人行为之外的公共工程。问题的根源完全在于人为的资本匮乏，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某些综合性的投资社会化”、“在一两代人的努力下”得以解决。作为回馈，资本匮乏的解决也可以消除凯恩斯审美境界的另一个缺陷，即那些消极的借贷资本家、“无职能的投资者”或“食利者”[13]。

然而除此之外，凯恩斯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没有继续深入发展的意思。当他发现很多人认为他的建议“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时，凯恩斯很乐意辩解这是保护个人自由和自由的经济制度的唯一方法，而不是把独裁主义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14]另外，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凯恩斯主义的极端的实现方式，与罗伯特森的思想相比较，马歇尔拒绝再向前多迈一步来解决社会问题。最后，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凯恩斯的思想似乎确实有利于强行发展并最终使乌托邦观念得到推广。

凯恩斯新经济学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均衡的角度出发，因而需要考虑现实因素的不确定性及其伴随现象——货币的真实形式。因此这一理论就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表达。凯恩斯，这个“爱丽丝”式的人物，总是乐观和积极进取的，他试图通过消除不确定性和愚昧无知，从而把秩序强加于混乱状态之上。在达尔文主义即基因学说条件下，他的理论是完全的习得行为经济学，拒绝服从盲目力量，总是试图掌握自己的（还有其他人的）命运。

理论本身的形成取决于凯恩斯的哲学观，即强烈的有机主义论（organicist）。他的学习榜样是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摩尔是剑桥使徒社和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其学说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伦理学原理》（1903年）中，该书论述了自觉并彻底地活在当下的合理性。美好人生的标准是充满激情地追求真善美（这里我们所谓的善和美是苏维林式的无聊游戏的两个主要敌人）。摩尔强调事件整体性的重要性，指出自己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有机统一性，其学说认为，整体大于全体部分之和。结果，因为世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如果试图用建立在离散要素基础上的理论来解释之，则附加要素将会导致“最严重的错误”[15]。正是这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凯恩斯的新思想。

凯恩斯革命对罗伯特森的重要影响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虑。第一，凯恩斯革命被认为是成功的，凯恩斯因而也被认为是成功的，罗伯特森当然就得被认为是失败的。由于相同的原因，凯恩斯的成功标志着罗伯特森主义经济学在责任与愿望之间折中的失败。从职业的角度看，凯恩斯革命暴露出了罗伯特森理论中的缺陷。最后且更重要的是，它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和罗伯特森的情感安全基础，因为他们分别是建立在剑桥微观经济理论（微观的无摩擦物物交换理论）和“爱丽丝”眼中的无聊游戏上。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两点：更多的哲学差异和理论差异，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凯恩斯主义对罗伯特森的威胁的本质了。

首先要注意作为统一要素的善（就“爱丽丝”而言）与货币（就经济学而言）之间的均衡。其次还要注意“大”（就沃尔特·惠特曼而言）与有机统一学说（就摩尔而言）及它们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均衡。这些均衡对罗伯特森—凯恩斯的争论的影响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在一个无摩擦的物物交换和完全信息的古典本源理论体系中，货币是不存在的，或充其量只是一种价值标准。

第二，认识货币的重要性意味着认识货币经济的本质，即货币经济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愚昧无知和混乱（换句话说，是真实的世界）。货币既是交换的工具，又是创造宏观经济变量值的基础[16]。这里，货币作为统一的、连接的媒介物是善的等价物。

第三，理解宏观经济的概念就是要认识到经济联系在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对这个认识的表现就是积极的和消极的（a）乘数形式——它决定了投资、收入及储蓄的先后顺序；和（b）节俭悖论形式——它保证了储蓄无法决定投资，承认合成谬误的相关性。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这两种形式产生的结果都与古典理论的预期及其理论代言——原子状的物物交换产生了分歧。

第四是方法问题，即理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里，根据他以萤火虫—灯塔作比喻，罗伯特森通过他与凯恩斯之间的分歧展示了他独特的视野。罗伯特森认为自己属于前者，为所有相关的因素都均匀洒上一丝微弱的光芒，并因而试图合理安排他理论中的核心变量，就像护航队的船只一样。而凯恩斯则属于后者，他用自己强有力但扭曲的灯塔之光打乱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重新安排它们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关系[17]。

在整个经济理论中，关键要素的组织安排问题和变量间的合理关系问题，是所有争论的核心。这是由于分歧的思想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相似性，提出的概念对双方具有共同性。从某种程度上讲，理解罗伯特森的理论就像“从朦胧的镜子中”看凯恩斯。一切都依赖于这些变量关联的方式。我们将逐次分析这些相同点及其它们的联系方式。

关于相同点，我们认为应该是由罗伯特森独自或由罗伯特森与凯恩斯共同孕育的，后来又与凯恩斯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思想。这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关于个人单独决策所产生的行为是正确的，但大家集体决策的相同行为未必就是正确的。二是投资能够决定储蓄，储蓄率等于投资变动率。三是为投资融资的是货币而非储蓄。四是对投资的短期融资决定于既定的资金，它在连续的投资项目之间无限循环周转。五是投资增加引起产出（或实际收入）增加，消费及储蓄是收入的滞后函数。六是罗伯特森认可了对乘数理论具有深远影响的基本原理。七是生产中的投资品和消费品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关系[18]。

作为补充，我们需要提及罗伯特森和凯恩斯都提倡公共工程的思想。对于凯恩斯来说，这是他观点的政策含义之一，他认为当期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更为合算的是，通过广泛的公共工程建设，可以更快地实现经济极大丰裕的理想境界。对于罗伯特森来说，当企业主和消费者由于他们的需求无法和产出保持同步而拒绝接受进一步注入的银行信贷时，公共工程可以作为经济中增加需求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提高价格水平。

考虑到罗伯特森和凯恩斯在这些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合作关系，这些理应存在的相同点本身并不引人注意。真正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二人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又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分歧，这是因为罗伯特森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凯恩斯却选择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关于包含两人相同观点的模型结构，罗伯特森和凯恩斯各自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罗伯特森用加成的方法，试图把他的新观点和传统理论观点糅合在一起。这样就成了供给创造需求，储蓄创造投资，实体经济创造货币经济；另外，价格水平一定是货币现象。这就解释了《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1926年）中理论构建所需要的思想及在《工业波动与自然利率》（1934年）中，重申的理论结构中罗伯特森思想的交织和融合。而凯恩斯则相反，他开创了新的理论范式，以一个新的相关哲学原理为基础，提出了需求创造供给、投资决定储蓄，并赋予货币新的重要性从而使得货币成为与实体因素相当的因素。

每一个理论中变量的相对重要性，都是由以下五个问题的答案来决定的：储蓄的实质，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投资融资，利息的本质以及决定利率的因素。这些问题是整体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但在评价凯恩斯的思想时尤其有用，因为他在《货币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自己的理论并逐渐与罗伯特森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