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本古怪的小书

第12章　《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本古怪的小书

在罗伯特森思想的全部发展过程中，《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书拓展了他关于成长中的货币经济的波动思想。与《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相比，《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关注面比较窄，因此可以假定罗伯特森在更广阔的哲学背景下，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申了他关于贸易周期真正起因的结论。较窄的关注面，连同在写作《货币》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对现代银行业的深刻见解，使得他不必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储蓄、信用创造和资本增长的关系”[1]上，而是以这种分析方法为基础，对银行政策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和物价水平控制提出建议，并把它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工具。换句话说，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储蓄供应量问题，是经济和伦理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而《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逻辑依据，即以货币量变动来进行协调。

在后来的回顾中，罗伯特森形容《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是“一本古怪的小书”[2]。他对这一观点不进行任何评判，这么做只是因为更加有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带有很强的罗伯特森主义的色彩。

比如说他厌恶重复参考“没有生命力的材料”，他从不会由于考虑到同行的批评和最新的经济思想而去重写他的著作（即使是他那本颇受欢迎的教材《货币》，也只是为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环境而增加了新的章节并删掉了冗余的部分）。相反，他习惯于以他的每一部理论著作中的精华为基础开展实质性的新的研究。《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诞生就符合这种模式，他重申了《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的真实周期理论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了货币、投资和储蓄理论。

《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同样也符合建立理论时罗伯特森的所谓革命性的方法，凭借这种方法，罗伯特森在受人尊敬的前辈（尤其是马歇尔）的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与他们保持一致但是新的见解。罗伯特森理论研究的这种结合方法可以在这本书的架构中明显地看到。

最后，虽然《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掩藏了一些潜在的革命性观点，但整体上这部著作与萨伊定律以及（剑桥方程式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原理保持一致，也谨慎地保持了实体因素和货币因素的规范层次，其中实体因素起了支配作用。

然而，这部著作有两个无疑可以被称之为“古怪”的主要特点需要加以解释，这就是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及其主题，因为这部著作完全是在关注货币在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

至于写作风格，《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称得上是罗伯特森著作中古怪的一部，因为这本书几乎很明显地破坏了作者作为一个极具文采的经济学家的声誉。该书过分简洁，令人望而生畏，缺乏独特魅力，充满了古怪念头，并且在多数重要的章节中大量使用新术语，几乎达到了完全在用个人语言写作的地步，以至于有些人批评该书“几乎不可读”[3]。

由于第一手资料缺乏，这本书主要使用的是更易于找到的二手或二手以上的资料——尤其是《货币》1928年及以后的版本，以及1928年的演讲稿“银行政策理论”[4]。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奇物。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考虑到罗伯特森对于如何写出令人易于接受的作品非常了解，这本书的写作风格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失误。答案就在于该书的主题特征和写作背景。

这本书的主题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罗伯特森也面临同样的困难。这个难度在于展开论述储蓄供给量理论的复杂性、投资分析以及罗伯特森试图精确阐述自己的深刻见解之一，即个人单独进行储蓄决策的结果与集体进行储蓄决策的结果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结果要求有必要提出一个新术语。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聪明才智和分类倾向的罗伯特森就相应地创造出了合适的新术语，其结果是对于大多数没有毅力的读者来说，这本著作论述透彻、学术性强、新颖独特但令人望而生畏。

这本著作也可以看做是罗伯特森对他原先所接受的论文写作思维方式的颠覆。庇古曾经批评未经作者充分理解的作品，并向作者推荐马歇尔的写作忠告：要先“炖”材料，直到在头脑中形成观点的“骨架”。为追求这种理想境界，罗伯特森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论文的最终版本）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但是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却看不到折中的影子：

该书也许……使人反感……因为它高度的抽象化和理论化，我偶尔但不经常试图通过具体的例证来解释分析论证的相关性。该书的目的不是成为一本综合性的专著，而是一个“理论构架”，但我希望这几根光秃秃的骨头能坚实有力地挺立着。[5]

除了主题的技术特征和方法论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本书的构思背景和凯恩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同事和合作伙伴，罗伯特森和凯恩斯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一起工作，相互建议并讨论各种思想，相互评阅对方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罗伯特森充当了维护凯恩斯的良知的角色。[6]逐渐他发现那成了一种令人压抑和厌烦的责任，写作《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过程使这种感觉达到了极致。

尽管两人是合作关系，《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却不应当被认为是两人的合著。它是罗伯特森的作品（他提到“第一手稿”和他未保存的“原始手稿”，见罗伯特森，1949a：pp.ⅹ，ⅹⅰ），但凯恩斯对其作出了无法具体衡量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关键的第5章和第6章，罗伯特森对此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和J.M.凯恩斯就主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根据他的建议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我想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其中所包含的想法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7]

即便如此，在罗伯特森后来的评论中有进一步的证据可以证明凯恩斯只是对该书有重要贡献而不是该书的合著者，“那时凯恩斯一定理解并默许了我的渐进式的研究方法，但很明显，可以说，他从未从骨子里真正接受它”[8]。

对于罗伯特森来说，接受凯恩斯的贡献是一个痛苦的经历。罗伯特森在自己的新观点即货币、储蓄和投资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反复斟酌推敲，而凯恩斯当时也在进行相同领域的研究——他当时已经提出因素分析法（引致性匮乏观点）——并在该书所涉及的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可以从当时凯恩斯写给妻子的信中洞悉二人合作关系的一些特征，这些信件清楚地显示了凯恩斯对罗伯特森这本著作的反应的变化过程以及因此给罗伯特森所造成的压力。在信中，凯恩斯沐浴在晚春怡人的气候里，坐在花园里专心致志地阅读，却发觉手中的内容索然无味。接下来的日子证实了他最初的感觉。罗伯特森的分析是错误的，他必须认真考虑是否继续进行发表的工作。凯恩斯不得不多次去三一学院拜访罗伯特森，同时通过高效率的大学邮政系统投递信函进行沟通，这无疑使得罗伯特森被凯恩斯的观点所包围。[9]

他该何去何从？是向他良师益友般的杰出智慧低头屈服，还是排除不和意见，忐忑不安地坚持自己的判断？在该书构思的最后阶段里，这明显成了两难的选择。

令罗伯特森自己感到骄傲的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他意识到，无论表述多么的不完善，与凯恩斯当时的思考方法多么的不一致，为了自己的研究和这一主题的发展，他把握住了这些重要思想。虽然他在试探性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时受到了质疑，但他展现了更强大的人格魅力，他甚至指出凯恩斯的思维近乎刚性，以至于限制了他认识自己新思想的潜在重要性。他在5月25日给凯恩斯的信中写道：

我想向您解释，至少是在向我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仍然继续坚持发表，（尽管事实上）……我担心会被说服而改变主意，从而为了避免失望和损失而去发表，但我也担心自己总是倾向于认为您总是对的，因而受此影响而不去发表。有时当我克服了这个弱点时，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想很可能您已经对手中的资料有了一个清楚的结论，并且有一套自己固有的处理资料的语言和思维方法，以至于您觉得很难像其他不忠于自己思想的人那样认同我的观点，对您来说错误仅仅是强调的重点和方法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感觉事实还不明朗和不确定，发表尚未接近最终事实真相的文章不是罪过。[10]

他的执著在5月底得到了承认，凯恩斯开始看到闪光点——他相信罗伯特森确实提出了新颖而重要的观点，尽管表述不够确切。[11]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6月1日，凯恩斯宣布他最终和罗伯特森在其取得的成就上达成了一致意见。[12]

罗伯特森根据凯恩斯的批评意见对他的著作进行了修改，其风格的明显且突然的转变使他的合作伙伴大为震惊：

我喜欢这本书的最新版本，虽然上帝知道，它是如此简洁……我总的印象是，你头脑中的观点对于净化我们的思想非常重要和必要，但如果你能更直接地得出结论，整个框架会更加简单明了。[13]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凯恩斯措辞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对凯恩斯思想的冲击，后来，他在提到这件事（《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出版前进行的讨论）时说，这件事导致了他自身的思想革命。新思想的核心是货币、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这正是罗伯特森《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的内容，所以凯恩斯看到这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了这一部分内容：

我认为你修改后的第5章“储蓄的种类”非常出色，新颖而且重要。我认为它完全正确，没有实质性的批评意见。这是该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14]

这是由于，虽然《通论》把货币、投资和储蓄这三个变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联系了起来，但罗伯特森的思想孕育着革命性，当凯恩斯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后，罗伯特森就可以试着在既定的框架内来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对于这三个变量的冲击效应而言，凯恩斯的意见也起了重要作用。修改后的版本由于其晦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的写作风格，与罗伯特森的其他作品割裂开来。由于异常简约和大量使用新术语，《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方面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统治地位的挑战行为，另一方面又是对自我独立的肯定，这种独立为他从未达到的理论地位建立了坚不可摧的据点。也就是说，这本书为他的经济思想及赖以慰藉的情感安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然，这种理论地位与对货币作用的把握相关。因而，它不但否认了所谓的传统关系式的危险性，而且否认了——罗伯特森在扉页上援引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片断以警告潜在挑战者——这一做法对凯恩斯的帮助作用：

“她心里是这么说的，”白皇后说，“她要抵赖，只是她不知道抵赖什么！”

“一种卑鄙的缺德的品质”，红皇后评论说。[15]

事实上，合作仍在继续，但《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出版，标志着罗伯特森的学术生涯在达到第一阶段的顶峰之后，开始进入日趋衰落的第二阶段。因此，这个分水岭也是由于对货币作用的不同理解造成的。我们应该把《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之所以古怪的第二个原因，归因于罗伯特森试图把握货币作用的理论尝试：对主题的选择。也就是说，罗伯特森选择在他的第二本主要专著里，开始潜心研究代表了传统观点的经济学，而且其中所涉及到的因素表面上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

在这本书里，罗伯特森试图明确论证自己的结论，即尽管货币在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事实上即使货币不存在，经济依然运转良好，即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16]换句话说，他重新肯定了古典的实体因素和货币因素的分层结构理论，强调自愿储蓄对投资的重要性以及萨伊定律的有效性。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坚持古典主义的个人积极性和自主意愿的必要性，认为个人应该有选择即期消费还是未来消费的权利的自由。同时他也回答了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关于剑桥经济学的作用问题，因为剑桥经济学完全是建立在实行自由的物物交换的假设之上的。

另外，虽然在当时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货币的作用问题已成了争论利率决定问题时的中心问题，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森和凯恩斯在关于利率决定问题上开始产生分歧。罗伯特森的观点是，对实际产出能够产生影响的纯货币利率理论，到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却被赋予了主导地位。后来，“罗伯特森主义者”指出，如果先发展罗伯特森的货币利率（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有可能重新考虑实体因素以达到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17]

然而当时，罗伯特森已经使凯恩斯信服，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二人合作的结果。后来凯恩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而罗伯特森却没有在这一理论上继续发展。由于其积极的态度和革命性倾向，凯恩斯很容易发现罗伯特森在1926年提出的新思想的发展潜力，但是却没有认识到它们更深层次的目的：他仅仅把它们看做是一个学术难题的答案。结果，当争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面对罗伯特森的顽固坚持，凯恩斯指责罗伯特森“虔诚”到拒不抛弃旧思维的地步，而在凯恩斯看来，抛弃旧思维的理由是很明显的。

因而，从何种程度上可以说《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达到了罗伯特森的目的呢？当时它是安全的，但《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具有创新性的巨大贡献掩盖了它本身固有的缺点。这些缺点随着我们忽视它的“继承性”并开始仔细研究书中的观点而逐渐变得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