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一个理想的银行政策

第14章　一个理想的银行政策

本章将要讨论的内容是，在1926年以后的发展中，对罗伯特森理论分析的政策含义的细微改良。至于其他的理论，如罗伯特森观点的先后顺序、对利率条件的改良及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森的观点与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观点之间值得注意的相似性的意义，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讨论。

1928年2月，罗伯特森在伦敦经济学院作了一次讲座，题目为“银行政策理论”，该文于当年6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中，罗伯特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他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确实是无条件重申了其理论观点。然而，他的确利用机会对他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进行了详细说明。

首先，他详细介绍了原始公式K=n D（该公式保证货币和实际比率相等时的价格水平稳定）的均衡条件，充分肯定了银行的作用。新的公式是：

这里a表示银行用于提供周转资本的资产（责任）比例，而b代表通过银行信贷而不是自愿匮乏获得的现有周转资本的比例。假设有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生产时期均为一年（D=1），则作为一年生产期中的比例，有a=b=K=1/2。然后，设KR是银行存款总额的实际价值，DR是生产期间的实际收入或产出，C是周转资本量，则银行和工业系统的均衡条件是：

及

代入并在等式两端消除R得到：

也就是说，银行以相同的比例扩张信用并创造存款，因为银行贷款需要用来弥补周转资本融资中自愿匮乏的缺口。罗伯特森的结论就像建造“一个相当复杂的高台”过程中的“顶峰”，如下：

假如比值的相对数a和b不变，或比值K和D不变，则人口和产出的增长率是一致的，而且是可持续的，并不会破坏均衡。但为达到此目标，银行系统有必要以相同的比率增加货币供给。因此，在这个进展的一般正态过程中，当一般公众货币储蓄的意愿增加时，银行创造额外的货币，不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积极的职责。[1]

其次，这些细微改动意味着该等式可以作为经济实际变动时的银行政策的依据。例如，长期增长率，或在经济周期中经济从大萧条走向复苏的第一阶段的短期工业变动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因素都会“失调”（p.32）。作为对罗伯特森工作的评价，其原因非常有意思。

关键的一点是产出增加必须先于周转资本的增长。这有两重含义。第一，根据均衡等式C=1/2 DR，周转资本与年产出的比值将会增加；第二，或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正如罗伯特森现在明确认识到的那样，周转资本必须“在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实际储蓄之前（新的生产设施已准备妥当）”提供（p.32）。然后，通过考察严格来说并非是罗伯特森的假设条件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前后联系起来。

因此，所谓的自愿储蓄与收入增加的比例，只有在投资发生之后才可能实现，因而并不会为投资增加货币供给。然后，不考虑能够增加自愿储蓄量的任何措施（引导公众参与经济过程的“各种应急措施”），以及因而避免考虑是否有必要通过增加优先储蓄而增加投资（一种古典的可能性）的问题，罗伯特森把满足周转资本需求增加的所有责任都归为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这就造成货币供给增加，进而价格水平上升，这样就通过（为了更加易于理解）他现在称之为“强迫储蓄”的方式榨取必要的消费，这些消费是为了实现未来发展而被迫放弃的。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如果不考虑近来的“数量理论”引起价格水平上升和对被迫储蓄征税的效应，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该理论也有可能成为凯恩斯新经济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投资通过货币余额融资，投资增加引起产出/实际收入增加，并因此导致储蓄率上升。罗伯特森需要提及剑桥数量论以支持其学术和感情根基——他一直坚持被他称之为“古老礼仪”的剑桥数量论——但是他还是有可能得出非常革命性的、凯恩斯主义一样的见解。

总而言之，《银行政策理论》关系到与价格水平有关的银行政策，以及用于投资的储蓄供给。正是对于已经确定的惯例和偏好，罗伯特森呼吁合理地对待他对银行角色的判断。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假设工业尤其需要借助银行获得贷款以进行融资扩张（这是货币进入银行体系以后，通过价格水平变动对数量理论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

尽管罗伯特森的理论工作十分重要，但是这一假设要以实践经验为依据；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人批评其理论在一些假设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无用的。[2]无论如何，在《银行政策理论》中罗伯特森进一步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对银行的依赖会逐渐增强，因而bC会明显大于aKR。正是这种不均衡，造成了价格水平上升和公众被迫储蓄的发生。

罗伯特森也把写作《银行政策理论》作为回顾银行政策各种标准（金本位制的实施、生产信用的基本原则及价格稳定）的机会。这些标准很有趣，因为它们可以被看做是体现了产生于《工业经济波动研究》并为了适应战后货币经济形势而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得以修改的罗伯特森主义学派中的经济和道德方面。为检验这些标准，罗伯特森对每一个标准都提出了三个问题：

首先，诱导公众被迫储蓄是道德的吗？其次，改变公众提供给工业资本的所有实际储蓄有效率吗？第三，在特定情况下，对工业对特定储蓄供给的真正需求作出迅速反应是有可能的吗？（p.34）

根据以往的经验，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可否完全依赖所说的银行政策的实施来影响公众储蓄的目的？与此同时，为了长期整体的社会福利，在必须牺牲社会短期储蓄计划时，银行政策是否足够灵活，以及时反应以满足经济增长过程（包括整个经济周期）中的总需求？

罗伯特森的结论是，他认为完全满足这些标准的“理想的银行政策”，毫无疑问来自于对《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和《银行政策理论》的分析。这些结论，并不像他本人声称的那样在政策上具有彻底性，但至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想要从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的传统理论的角度提出的必要的建议（关于价格稳定政策方面，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异端，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大工业集团追捧的结果）。因而，罗伯特森的“理想的银行政策”

应该是建立在作为标准的价格稳定的基本原则之上的，但可以看到它得益于低价而引起的长期和普遍的个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勉强同意这一观点，即合理的价格上涨有利于不规律的工业技术跨越式升级。[3]

最后，在罗伯特森看来，政策措施具有长远意义，经济问题与人类本质紧密相连，因此解决办法也应该从人类自身的改变开始：

货币政策只有在与多数货币改革者——甚至，我认为，某些十足的社会主义者——已经看到的、更加综合的、控制和稳定社会欲望及活动的措施相结合时，它才会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它没有能力医治不确定性这个魔鬼。（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