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剑桥教授之二：演讲家、异见人士和大学风景线

第22章　剑桥教授之二：演讲家、异见人士和大学风景线

给本科生上课当然是罗伯特森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因为他是作为教授拿了课时费的。但由于他公共演讲人的知名度和杰出的才能，罗伯特森经常被邀请去给更大范围内的听众讲课——学术界人士、公共团体和工商业组织。这些演讲内容，连同其他经济讨论的投稿和书评都以出版要求的形式示人，被收集在一个随笔集系列里。[1]

这些随笔集一经面世，就立即引起了读者两方面的反响：第一，数十年过去了，罗伯特森依旧是最勤奋、最严谨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第二，他是最完美的职业经济学家，面对或多或少总有些挑剔的听众，他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他的每一次演讲和每一份讲义，并严格按照出版的要求修改润色。另外，他还加注了一些自己的评论，这样就更受听众的欢迎，即使是最枯燥乏味的话题也会变得引人入胜。下面有例为证：

第一，1946年罗伯特森在银行家协会做了一次题为“银行业有未来吗？”的演讲，演讲一开始他首先为推迟回复这次的演讲邀请而道歉：

这次热情而友好的邀请是在1939年6月发出的，虽然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非常高兴能得到这次机会。在那段日子里，我刚刚成为一个研究银行业的教授，我意识到自己在如何辨别汇票和不记名支票上存在困难，于是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抓住每一次机会来提高这方面的技能。现在，我可以大胆地说，我只不过是一名经济学教授，没有人会期待一名经济学教授掌握任何特殊的专业知识。不过，我仍然对银行业感兴趣，也对这次演讲充满了兴趣。[2]

当然，这没有一点不坦率的成分。罗伯特森一直就对银行业感兴趣：毕竟他曾经帮助过银行，帮它们解决了极其复杂的周期管理和保持货币均衡的问题。他认为银行有责任使得节俭意愿发挥作用。他还进一步注意到缩短生产周期给银行造成的责任问题。现在所有的问题——商业银行的起源和货币创造、流动性特权和劳动而不是固定资本的供给、缩短生产周期——都以一种新颖独特而又轻松愉快的形式与他的听众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罗伯特森尽可能以一种极温和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但他还是向公众传递了一个严峻的信息，即虽然为了弥补因核心业务量下降而造成的损失，银行不反对贷款给公共部门，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已经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借债占到了绝对份额，留给银行发挥专业职能的空间越来越小。因而，银行业的未来在于，在“银行业的实践与展望”中引进变革，在现代经济环境中摆脱传统技术的束缚。[3]

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6月他给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词，题目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在演讲中他指出，经济学家跟修鞋匠一样，当他们把自己仅仅局限于最初的角色定位时，将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他注意到，职业经济学家在指导公共事务和紧急管制方面，寻求越来越直接的角色定位的趋势在上升：经济学家不应当认为自己拥有无穷的智慧，而应该记住，自己的方法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提醒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学家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越来越大，使得他们越来越精确地以数量化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建议。随着经济学家对数量和凯恩斯主义的信仰倾向越来越强，罗伯特森对这方面的特别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预期失败的现实案例的注意：美国“消费函数”的运用和英国各行各业的劳动力指标。然而他发现，在失败面前，没有人气馁或退缩，这些经济学家们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随机事件的干扰，声称他们自己只不过是依据事实，而不是胡乱猜测。

总而言之，那些使用数学方法来从事预测工作的人虽然知道自己的研究方法并不十分科学，但却总是显得很好地、十分镇定地……且面带微笑地解释说，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一定是随机的而不是相关的（我们知道，这毕竟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宣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胡乱猜测），然后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话题。[4]

根据这些颠倒是非的言论，经济学家们更是义不容辞地要通过随时发出提醒和警告，来发挥他们微弱的力量来以监督经济福利，但是，最终的决策制定权还是要留给那些更合适的人：

……最后还得说，我希望他……能够非常谦逊地——比他伟大的前辈们所表现出来的还要谦逊——乐于向预言家甚至资本家们的判断低头，如果他确信他的角色被正确地理解并被公平地评判的话。

然而，至于以爱尔兰竖琴师与撒冷国王兼祭司的忠实的猎犬作为行为榜样是否合适，罗伯特森经过权衡，总结道：

总之，我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位忠实的狗伴，而不是“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做司祭”。[5]

1954年，罗伯特森受邀在伦敦大学发表纪念斯塔姆的演讲。[6]鉴于罗伯特森在科恩委员会仅仅三年后就成为一名“智者”，这里有一丝不无讽刺的是，他竟然选择了工资作为演讲主题。他从建议成立专家调查组开始切入正题，根据增加产业工资的优点，指出听取公正的专家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能够考虑更广泛的因素，包括经济。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设想了一种情形，一种噩梦般的情形：他被选入该专家调查组；被提议着手进行可能的经济调查；然后很快辞职，被伦敦大学的菲尔普斯·布朗教授所取代！这与他1957～1958年间在科恩委员会的经历非常相似！

他的演讲就是针对以下三个问题而彻底、反复地论述他的经济观点的：从国家整体来看，总工资水平是否适当？要考虑的产业工资水平是否与总工资水平相适应？当总工资水平与某个特定行业的工资水平发生冲突时，就它们的绝对和相对地位而言，优先权应该给哪一方？这些问题再一次激发了他的分类法天赋，他系统性地整理了相关因素之间的比率变化的意义与含义、劳动边际生产率的相关性、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以及与产业结构变化相联系的工资水平等。他的观点都有数据支持，作为建议依据的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以模型的形式表示了出来。

当然，对于他的听众来说，所有这些内容都有可能是令人疲倦的和单调乏味的。但事实上罗伯特森为他们带来了他特有的精彩演讲。这位传奇的讲座教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海军上将，他不得不接受经济学家们通常用手势来表达拐弯抹角的观点的方式，以“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形式来表达他的观点和立场。另外，由于罗伯特森在数学和统计学领域的能力有限，他特地选择了放弃数学和统计学：

如果你想要买印刷版本，最终你会发现那只是一些堆砌的数字罢了，这些在中央统计署的“花园”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数字，带着“园丁”的某种挑衅的警告，却是由我这双笨拙的手来编撰的。你还将发现一个微不足道的、非数量的交叉的新玩意儿之类的例子，没有它是完不成一篇有分量的经济学论文的，而且我认为它就是所谓的模型。我将在稍后提到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本身仅适于看，却不适于听。[7]

当修改后的版本面市后，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另一页上所提到的数字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拙劣！虽然这些数字现在已经被剑桥大学的A.亚当斯和P.R.费斯克巧妙地处理过了，并得到了热情的“园丁”们（他们非常适时地指出他们是不种不带刺的玫瑰的）慷慨的协助……[8]

接下来是他于1955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和奥尔胡斯大学所作的题为“关于定价理论的最新著作”的演讲，在这些著作中，他大胆地尝试进入以前没有花费很多精力从事研究的领域——价值理论。在研究文献时，他将该领域的现代研究追溯到他的榜样——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并为他曾经认为该题目“枯燥乏味”和“晦涩难懂”而道歉。[9]

1955年，在丹麦经济学会所作的一次题为“说服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10]的演讲中，他解释了“寻求沟通的行为规范”政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性，这既是对周密的计划的补充也是对企业自由的补充。换句话说，除了棍棒和胡萝卜能使驴前进外，抚摸它的耳朵也许效果会更好。他认为英国经济中“抚摸耳朵”措施的两个主要倡导者是英格兰银行和商务部，并主张建立一个合适的制度框架以及相应的激励和惩罚体系，比如可以有效利用“说服与雄辩的珍贵品质”。

1957年，他在国家援助局——现划归社会保障部，它负责给那些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发放公共基金——的暑期班上作了一次演讲。在那里，罗伯特森给自己的定位是传统经济学家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令人扫兴的角色”——他试图搭建一个经济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对该局的“慈善活动”进行必要的引导，并且与众多的竞争申请者在可用资源上的竞争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物价上涨的时代，要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压力之间作出抉择，就必须要关注恢复“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11]的重要性。

这些例子仅仅是罗伯特森在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期间所作的诸多演讲和讲座中的一些片断。罗伯特森所有的演讲内容都是建立在基本经济原理（无论个人是否接受所表达的特殊观点）之上，并由特有的天才所创建，还经常像艺术作品一样被修改润色。这使得它们惬意易读，但并不总是容易理解。罗伯特森的写作风格意味着，如果没有仔细、反复的研究，很难准确判断他所持有的观点究竟是什么。

花些时间来关注罗伯特森在职业方面的活动是值得的，因为这些活动充分展现了他在写作艺术、口头演讲及出版准备方面的天赋。另外，他所擅长的另一领域是评论，在他的期刊文章和散文集中，除了那些演讲和讲座之外，还有一系列的书评。相当随意却又十分到位，他的评论风格可以从评论霍华德·埃利斯的重要文集《当代经济学调查》（1948年）中略见一斑。罗伯特森认为该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改革家手册”，因为它对那些整日忙忙碌碌、急切想要始终站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学科前沿的通才们，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权威性的帮助。在这本册子里，新的潮流总是不断地挑战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

因为……我想该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不但给那些有创造力的专家而且给那些卑微的个人——教授经济学“一般课程”的教师，他们似乎是每隔六个月，就会被那些说他们的学科正在经历又一场革命以及他们所学的一切再一次被扔进了熔炉之类的消息，搞得寝食难安——提供援助和安慰。当他们兴奋地加入到每一次新的“巴士底监狱暴动”中时，他们确实需要一本袖珍指导手册来解答仓促之间的咨询。[12]

罗伯特森曾经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研究成果——那些使得他从主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中脱颖而出并跻身于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行列的研究成果——完全被掩藏在了他的身后。他实质上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在他担任教授一职期间，没有什么能与《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相媲美。而且，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作品还被烙上了相当消极、完全不具有吸引力的印记，这对各方——无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萨缪尔森在给罗伯特森的讣告性质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一种新的格调出现在了罗伯特森的写作中，并将保持到最后——一种抗议所谓的新思想的自负与正确性的吹毛求疵的格调，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早期思想的反复辩护……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确实存在，罗伯特森的敌人、朋友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可能会过分地误导读者。[13]

为了证明他的判断，萨缪尔森指出，罗伯特森的抗议不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而且如果它们来自凯恩斯主义阵营，那么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贡献。然而，抗议本身来自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人对他人行为的指责。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在他对本科生的告诫中，他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特点将会对他的听众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这个特点却使得他给那些准备（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考试的报考者的演讲蒙上了阴影：

……他极度焦虑那些本科生是否都明白凯恩斯想说什么，特别是，我想，他急于解释他认为凯恩斯错在了哪里……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但它也许确实为我们增色不少，这也是当时的本科生对凯恩斯的看法，因为凯恩斯那时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14]

这个瑕疵不仅仅局限于他的讲座，它还充斥在他其他的工作中，包括为那些易受影响的年轻听众而准备的演讲。1948年版的《货币》新增加了一章内容，题目为“词汇、思想和行为问题”，罗伯特森在该章中呼吁读者要领会他的立场的公正性。他呼吁的主题，大家应该能猜到，即关于对他的学术方法的含沙射影的批评，是一个由罗宾逊夫人所导演的学术花招。

这与罗宾逊夫人对储蓄与额外的资本支出之间的完美解释有关，他认为二者既可以通过定义相等也可以通过连续的收入增加相等。[15]然而对于罗伯特森来说，罗宾逊夫人仅仅是以两种等价的方式定义了一种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调和凯恩斯的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论述：

读者，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一个关于两个数量被定义为相等的主张，变成了它们之间建立的等价关系是均衡条件的断言。对此我非常困惑，而且我没有不公平地比较以这种方式写作的经济学家与已经以相同的方式定义了大象的鼻子和大象的长鼻，然后需要继续解释能够调整大象的鼻子的大小以适应大象的长鼻的大小的深奥的生理力量的自然学家之间的区别。[16]

更令人意味深长的一点是，这是凯恩斯主义革命对罗伯特森的深刻影响的表现。正如在30年代他对凯恩斯的过度关注成为同事之间评论的话题一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阴影依然存在于他后来的生活与工作中。它似乎能麻痹思想，或至少是压迫思想，以至于任何实质性的新冒险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综合性工作，可以给那些试图寻找权威而又恰当地综合解释罗伯特森-凯恩斯之争的人，提供参考标准。这是某些拥有美好愿望的人对罗伯特森的鼓励，但没有成功：

我担心没有机会对你的鼓励作出回应——试着编写一整套的综合性的《货币理论》或《波动理论》或其他你能想到的。因为我年纪太大了，也太懒了！但即便我变得更年轻一些、更勤奋一些，我想历史也不会改变。我相信一旦凯恩斯下定决心重新选择他曾经走过的道路，我的特殊的职责还是……（解释和批评他的研究细节）……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是必要的）。对任何人来说，另外花20年时间来进行一项积极的、开创性的研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对凯恩斯的评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是对他的成功的衡量。对于我，从心理上来说已经不现实了，而且为此而努力也是不值的。[17]

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凯恩斯革命是造成罗伯特森的公众层面的自我从愉快向不愉快转变的原因。

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工作性质将会给他造成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他也没有试图与他所尊敬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相竞争，而去编写一部与《经济学原理》相媲美的现代著作。关于这件事的这套说辞（当然是明确表达了其他人的愿望）来自很久以前的一篇题为“效用经济学”（1952年）的评论，其被刊登在印度的《经济周刊》上。

在这篇评论文章中，巴巴托什·达塔[18]明确区分了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庇古、凯恩斯、希克斯和罗宾逊夫人等与罗伯特森之间的区别，前者都是由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而声名鹊起，而后者之所以地位显赫，是因为他作为审查员的角色——这个敢于说“不”的人！他的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使得粗心的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新的评价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因而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对文学的理解，把新旧理论发展综合在一起，编写一部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相媲美的现代著作就成了罗伯特森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责任。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成就可能就会比凯恩斯所取得成就还要大。[19]

罗伯特森在窄的综合研究范畴中所遇到的问题似乎同样也存在于宽的范畴中。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罗伯特森尝试编写一本中性的教材以使社会能够获得一种没有偏见的经济知识概观的想法，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注定没有结局的美好愿望。因为他与现代经济学主流发展——凯恩斯主义、数学模型、数量预测、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以及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精确调控——之间的分歧太大了。但我们所拥有的《讲义》和《货币》表达了罗伯特森的观点，还有他那些优美的散文在提醒着我们：那些与经济学著作如影随形的流行词汇——沉闷、枯燥、单调、乏味、无趣——常常是反映了某些著者的品质，而不是该学科本身所固有的特征。但由于“乖戾的”（这是形容罗伯特森最常用的词汇）、技术的、科学的经济学作者的数量不断扩大，欣赏吉布（Gibbon）和麦考利（Macaulay）散文的人数在不断地下降。

然而，这也许未必都是潮流改变、方法进步和凯恩斯革命的功劳。直到1946年，罗伯特森还认为《工业经济波动研究》是“我唯一真正的著作”。这转而又为《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开创性分析提供了核心基础。之后他所做的不过是修改和重申。由于他的创新精神坚实地建立在前人传承的智慧之上，这对他的情感安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去世的话，很难说罗伯特森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是，一个完整的罗伯特森主义经济学体系或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很有可能会呼之欲出。如果没有凯恩斯带来的阴影，罗伯特森可能已经走上了作为主流思想流派领导者的阳光大道。我们也能够想像得到，他所积极推进的使剑桥—伦敦成为全世界更著名的经济研究中心的想法，也有可能马到成功。

在私人生活中，罗伯特森通过出版的演讲集、讲义和书评所传达出来的温馨和鼓励的话语，激励着剑桥大学的学生，他们都尊称他为“最受人爱戴的经济学家”。但罗伯特森人生的其他方面却并不总是清晰的。这个具有“深深的人类宿命残酷感”的人，却“从未产生过玩世不恭或者失败主义的念头……并因而需要借助音乐和朋友来寻求安慰”[20]。

可是，他却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剑桥环境中。他被授予荣誉学位的时候，吉尔伯特教授曾在谢菲尔德的家中招待过他。据吉尔伯特教授回忆，他对罗伯特森的印象是“感情受过伤害，而且感到自己在剑桥大学是如此的孤独”[21]。在之后的一次拜访中，由于风声太大，整个屋里的人都无法入睡，吉尔伯特记得当时罗伯特森就在背诵霍斯曼的诗《在温洛克边界》（1982年，第65页）。对于罗伯特森来说，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中，时间就是他最好的疗伤工具和面临困境时的最终裁判。或许他正是通过想像——正如诗中所写的那样——那晚令他不眠的风，正是当年唤醒罗马的风。时间将会帮他解决所有的难题：“今天的罗马和他的烦恼，将成为优尼康小镇下面的灰烬。”[22]

更严重的是，他发现社会上分散的黑暗力量正在威胁他自己所珍视的东西。约翰·维泽在后来的评论中将他描绘成一个被围攻的花花公子的形象。约翰·维泽当时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后来成为了卓越的经济学家。他相信罗伯特森“看到了藏在所有非伊顿公学人和部分伊顿公学人的床底下的赤党”[23]。

罗伯特森在三一学院的住所位于校长寓所与小教堂之间，他在家里就可以俯瞰到三一学院的大广场。这一令人惬意的“所在”的前主人是一位爱猫的阿拉伯籍教授，他在门下方挂了一个小帘子以方便他的猫进出。一位同事记得罗伯特森经常与他的“小猫”讲话，还经常看见这只小猫在帘子底下进进出出。[24]

他在这间寓所里招待他的客人和学生（他指导的学生）以及主持政治经济俱乐部的会议。政治经济俱乐部是他从凯恩斯手里接替过来的，他组织得非常成功。维泽还记得罗伯特森招待他们喝的茶非常“简单”，如果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战后实行食物定量配给的缘故的话，那么根据瑞兰德的说法，罗伯特森从未对他的款待“铺张浪费”过。事实上罗伯特森似乎对这些不便很满意。他的一生都处于对贫穷的恐惧之中，他曾一度害怕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会使他的个人财富遭受损失。即使这样，他所遭受的折磨似乎还是到了过分的程度。罗宾斯，断定罗伯特森的一生“孤独并时常绝望”，他注意到：

……即使是在物质环境方面，他差不多也有一种独特的自虐倾向——他把家安在三一学院，一眼就能看到大广场，这样的话，人的心灵就很容易感到震撼和凄清。[25]

在三一学院的同事中，他获得了很多温暖的友谊，也深受尊敬。当布莱德菲尔德还是三一学院的初级会计时，他已经是“一位年长而卓有成就的研究员”了。布莱德菲尔德与罗伯特森之间的交往是在罗伯特森的住所开始的，他还记得罗伯特森谦虚地拒绝尊称其为“丹尼斯先生”，理由是“研究员（同事）之间一定是不用敬语的”（正如我们无数次看到的那样，罗伯特森很善于利用经济学术语创造新词汇）。这种谦虚还延伸到了罗伯特森与大学财务委员会的同事之间，当时布莱德菲尔德是秘书或初级会计，并且这种谦虚无疑进一步表明了罗伯特森对委员会工作长期以来的不喜欢：

……他总是十分谦虚地表达他的观点——实际上他很少发表他的观点，但当他发表观点的时候确实非常值得一听。[26]

罗伯特森早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已经老了，确实，随着时光流逝，他老得更快了。但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工作量也没有减少。1962年，他为加拿大皇家委员会撰写证据备忘录，随后当年又亲赴加拿大口头解释这些证据，这些工作一定花费了他很大的精力。在回国的途中，他越来越虚弱，然后就病倒了。他住进了伊夫林疗养院——这是众多杰出的剑桥学者最后的终点站——最后于1963年4月21日在此与世长辞。

几天后，他的葬礼在剑桥火葬场举行，5月底，剑桥大学又在三一学院教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人们聚集在一起向他表示敬意，并对他表示感谢：

……为他为学院、大学及国家而服务的一生，为他的睿智与智慧，为他那单纯而永远善良的心……[27]

保罗·格哈特（1607～1676年）为他写了首赞美诗，罗伯特·布瑞吉斯为该诗作了翻译。诗的第一行，是给这个用责任感来时刻约束自己行为的人、这个总是感到需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写的恰到好处的告别辞：

这一刻，他的责任，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