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选择逃离1：经济学家和战士

第4章　选择逃离1：经济学家和战士

在1910年的剑桥大学，经济学还是一门相当新的学科，经济学学士考试的第二部分考试是在1906年开始的。因此，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许多罗伯特森的后来的同事们当时正在从事的是更加传统的领域里的研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在研究数学；杰拉德·肖夫和奥斯汀·罗宾逊正在研究古典文学；阿瑟·庇古正在研究历史学。他们集体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原因并不难被发现，那就是对于年轻人而言，经济学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业。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可以开拓创新的学问，而且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事件和问题密切相关。对于由一心想改进社会的马歇尔所创立的剑桥学派的理想主义者们而言，经济学承诺其可以提供实现社会改进的工具。

因此，罗伯特森转向经济学研究根本不是当时剑桥大学里非同寻常的一件事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动机能够被相同的原因所解释：

为什么他转向经济学研究呢？我们可以想象，但是原因并不难想象。一个天资聪颖，但是却对自己的要求要比大部分聪明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的人，他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充分发挥他才能的地方。在1910年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成为显而易见的答案。社会良知让马歇尔学派充满了吸引力。[1]

在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希克斯握有来自罗伯特森家人的证据，他的家人认为罗伯特森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G11/6 RPTC）。还有一个同时代的来自于A.C.本森的证据，他在1911年8月的日记里记录到，罗伯特森的一个亲密朋友，巴特勒曾告诉他“丹尼斯·罗伯特森非常容忍，他对于工作的价值和义务的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2]。

义务、责任、有用，这些因素确定无疑地对罗伯特森的行为施加了一个强有力的限定。而且，它是一个很容易顺应时代潮流的态度：

年轻一代对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想要了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运作规律，并有可能发现许多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3]

然而，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对于当时以及那以后的罗伯特森而言，责任和意愿总是处于斗争之中，他总是试图逃离责任，因为在选择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时，他同样选择逃离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责任。罗伯特森几乎是从一懂事起就开始研究古典文学，直到1910年，起初是在家里跟着父亲学习，然后在伊顿公学学习，最后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他已经厌倦了，准备作出改变。[4]虽然他在古典文学方面表现优异，但是他志不在此，他在古典文学学位考试中取得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奖项和奖学金都预示着他要对自己的研究方向作出改变。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与奥斯汀·罗宾逊不同，罗伯特森自始至终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古典文学的课程，而奥斯汀·罗宾逊由于受到凯恩斯在1919年秋天的论文的鼓舞，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古典文学奖学金，而转向了经济学研究[5]。罗伯特森的本性就是服从责任，到1910年，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对父亲，他完成了作为一位古典文学家的父亲的心愿；对伊顿公学，他获得了纽卡斯尔奖学金；对家庭，他以哥哥埃斯利为榜样，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奖学金，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更高的等级（1∶1而不是1∶2）；对于三一学院，他实现了获得奖学金的承诺。现在，他可以自由地追寻自己的发展意愿了。

在寻求一个使公众层面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与私人层面的自我相吻合的新角色的过程中，罗伯特森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因为责任的支撑之手将确保内心的意愿不会独自私奔。事实证明，罗伯特森妥协了。当他决定放弃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候，决定他的新自我的因素是有用、责任和义务。艺术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

罗伯特森作出从事研究经济学的决定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1910年的夏天，他：

开始阅读和消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并对后者做了30页的摘要，包括附录……[6]

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对于罗伯特森而言，他将要找到一个符合他胃口的、可以切入的学科。《国富论》写得非常精彩，但是行文稍显冗长沉闷；《经济学原理》则相对比较精炼，技术分析的部分被放在了附录里。这段经历对于罗伯特森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他毕生都在不断地刷新自己对于这两本书的回忆……在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中，这两本著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罗伯特森投身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可能的动力来自于凯恩斯，当时他已经从行政职务返回到剑桥大学，刚刚被任命为三一学院的经济学研究导师。当然，在凯恩斯的手下做事情无疑会加强罗伯特森与国王学院的联系，因为凯恩斯是国王学院的校友。

在剑桥大学经济学发展的初期，很多方面还都不完备，师资力量尤其不足，例如教师岗位仅包括两个由教授自己掏腰包负担的两个非正式的讲师教职。在那时，政治经济学教授是庇古，他在1907年接替了马歇尔的位置。那两个非正式的讲师教职分别由凯恩斯和林顿所把持，林顿后来做了公务员。当学期开始的时候，罗伯特森去听凯恩斯的课，写论文送给凯恩斯和林顿看。[8]正如在其他任何需要发挥聪明才智的领域一样，罗伯特森表现优异，这给他的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1912年的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中再次获得了第一。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列举出充足的证据来表明，罗伯特森在经济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中表现优异，因此，他所选择的这种妥协的方法是奏效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妥协终究是妥协，永远无法达到完全满意。他既没有能够彻底否定掉内心深处充满责任感的自我，也无法摆脱内心要求实现自由发展意愿的自我。作为妥协的结果，他的生活和工作将会按照他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继续前行，但结果是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停滞不前。

由于对现实不满，甚至当他已经作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教授而享有盛名的时候，他继续寻找类似当年国王学院那样的“失落之地”。他生活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的确没有办法解决，虽然罗伯特森依然继续满怀希望。最后，希望破灭了。他最后的逃离努力也失败了，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个理想化的折中之路并没有拯救他于水火，相反却让他在公众生活中陷入危机和孤立。他的表演天分虽然要远远超过一般人，但是却不足以让他以此为生。他没有预见到在经济学领域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也没有预见到凯恩斯革命的来临。事实上，他已经在该领域内尽其所能，做到了最好，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的所有成绩都被凯恩斯主义的光芒掩盖了。

然而，在1912年，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当时，罗伯特森选择了继续留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写申请论文，来谋求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为学院的资深教员提供的研究员职位享有很多特权。他们可以作为学院的大学老师来领取薪水，可以住在学院里，可以在学院的食堂里用餐。这些研究员的任命与大学里对老师的任命是相互独立的。候选人通过递交研究员职位申请论文来进行竞争。

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位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三一学院有着巨大的学术优势，并且研究员职位的被授予者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豪斯曼，《一个施罗普郡少年》一书的作者，当时刚刚被任命为拉丁文研究的肯尼迪教授教职，他以一种过分恭维的语气表达了自己对于该研究员职位欣赏：

麦考利领主通常将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安排在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旁边：我忘记了这三者之间确切的座次，但是我知道罗马国王要坐在他们下面的位置上，而笃信王则坐在视野之外。[9]

我们可以从罗伯特森所选择的研究主题和他完成这个项目的速度上看出他对于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的渴求。

他所选择的研究主题是贸易周期，即对经济活动的增长期和衰退期交替变更的现象进行研究。贸易周期现象是经济活动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它被认为是一种有规律的波动或周期。贸易周期理论被认为是经济调查领域，后来被称为宏观经济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周期交替预示着经济是处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预示着是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还是有较高的失业率，因此直接与普通人的福利水平相联系。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在那些寻求改善人们福利水平的学者们看来非常重要。

周期理论非常丰富，相关研究非常多。罗伯特森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在大量经验证据的基础上，系统地回顾了这些周期理论。他的调查既包括国内流行的观点，也包括很多英国人并不熟悉的来自其他国家的重要文献。他用许多产业里超过40年的数据来判断经济周期。在如此综合性的一个调查工作中，必须有可得的数据来源。为此，罗伯特森大量求助于《经济学家》杂志出版的“年鉴”。最终，他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贸易周期理论。这个理论提出了很多分析周期问题的新视角，为他在该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早在1913年的夏天就提交了自己的论文。

凯恩斯是罗伯特森的论文指导老师——虽然庇古和沃尔特·林顿也参与其中——但是凯恩斯对于该研究给出的指导可能是极其敷衍的：

我们不知道凯恩斯是如何对待这项工作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贡献是极少的：在那时，学生们几乎完全靠自己来作研究，老师们很少插手指导，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10]

丹尼森通过引用凯恩斯在1913年9月底写给罗伯特森的一封信来强化他的观点，在信中，凯恩斯表示自己一直在让自己熟悉和了解罗伯特森论文里的内容。[11]这封信表明凯恩斯已经发现他的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他对罗伯特森所构建的复杂理论印象深刻，他相信罗伯特森已经提出了一个综合了大量事实的理论（在同一年的12月份，罗伯特森在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一次论文宣读会上提出了这个理论）。

当写这封信的时候，申请人的论文还都在评委手上，这封信的写作也是秘密进行的。评审委员会的两位评委一位是凯恩斯，另一位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和商法学教授尼科尔森。评委们宣称他们很难对罗伯特森提交的论文作出判定，因此将其驳回。然而，在同一年，罗伯特森的论文也参加了科布登俱乐部奖的竞争。这一次，他成功了，他获得了一块银牌和20法郎的奖金。这次评选的评委包括阿瑟·庇古，他写信给罗伯特森，对凯恩斯的信作了回应，并给出他申请研究员职位被拒的原因。罗伯特森在资料搜集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同时他的结论也具有原创性，但是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问题（他用这个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写修改建议的时候，庇古回忆起了自己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给他的建议。马歇尔认为一个经济理论的提出需要经过几个阶段，在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他需要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深思熟虑。如此这般，粗糙的原始材料才能变成抽象的理论。必须强调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重要性，那是新理论产生的基础。[12]

很明显，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但是却极富建设性的批评，如果照做，一定会取得进步。罗伯特森遵照庇古的建议，修改了自己的论文，并于1914年再次成功递交给评议委员会。这一次，评审委员会的两位成员分别是埃德温·坎南和福克斯威尔。罗伯特森最终凭此获得了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位，除了期间有5年的间断外，他在这个岗位上奋斗了一生。

他的当选被1914年10月13日的《时代》杂志公开报道。他被认为是一个身穿制服、腰挂佩剑的研究员，因为那时罗伯特森已经参军。当他在进行和平的、学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时候，欧洲已经爆发了战事。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发生的针对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暗杀，以及随后奥匈帝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导致冲突迅速扩散为一场涉及广泛的战争。欧洲各国先后卷入其中，首先是俄罗斯，然后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最后，英国于1914年4月对德宣战。战争的爆发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各自明目张胆的战争准备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英国对于是否参战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最后时刻才作出参战的决定。罗伯特森参与了战争前后的许多事件，这段经历成为他生命和职业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的插曲。

在战前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漫不经心的观察者而言，罗伯特森从事了两个相互分离，又明显互相矛盾的，包含着滑稽的、不一致行为的活动。丹尼森和希克斯都注意到他既是剑桥大学战争与和平协会的成员，又是军官培训团的成员。他在前者中所从事的行为绝非是当时流行的象征式的行为。他游说国会成员，募捐资金，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作为协会的代表出席在勒图凯召开的会议。希克斯对于罗伯特森作出反战决定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让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13]。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罗伯特森当时正在研究比利时的中立问题，为了使英国远离这场冲突，他拼命工作到最后一分钟，但是依然失败了。罗伯特森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那不是事实。更准确地讲，它是一个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中立主义者”。

同事们也都对罗伯特森主动要求服兵役的热情感到吃惊和好笑。丹尼森认为，“应征入伍或许对某些不尚武的、温和的人而言或许是非同寻常的”[14]。巴特勒则试图给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合理化的解释：

没有一个人会看不起职业军人的精神，或者轻视英勇的精神，但是他是通过加入军官培训团的骑兵中队来为即将到来到战争作准备的……[15]

这个解释的意思是，那些讨厌战争的人，他们并不希望战争爆发，有些会通过当卫生兵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例如，庇古就加入了公益救护队），还有的人装模作样，试图通过加入骑兵中队的方式来躲避战争。但是，在1915年和1918年拍摄的几张照片把罗伯特森描绘成了一个彻底的战士，他在该领域内的表现为他赢得表彰，甚至还颁发给他一块令人肃然起敬的奖章。与其被同事们看做是装模作样的懦弱的人，不如主动出击证明自己。事实证明，罗伯特森是一位有效的、负责任的军官。然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罗伯特森都是他同时代的人当中唯一一个一直保留着低级文官军衔的人。这或许又一次为那些认为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提供了些许理由。

罗伯特森作出参军的决定主要是受内心责任的驱使，而不是因为他是主战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考虑他性格方面的其他原因——逃离的意愿——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扭曲的答案。他在战前进行的军事训练，无疑对他为那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准备有着重要的帮助，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他至少从1911年起就已经是军官培训团的成员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不愿意参与这个事情。《格兰塔》把他描述为“一个热情的骑兵中队战士”[16]，巴特勒承认他“享受宿营的快乐”[17]，他在那个时候写的诗充满了伤感和怀旧的气息。在他的温和态度和美学声望之外，他也有彪悍的一面。参加骑兵中队并不是为他提供在马背上冒险体验的唯一途径，早在1910年11月，他就已经参加了由“十人团”（“十人团”是一个辩论协会，这是一个排他性的组织，它是由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邀请来的10位大学生组成的）发起的一场越野障碍赛马比赛。考虑到参加战争是一个大的冒险经历，我们可以发现，罗伯特森很晚才在书面文字上对他对战争的公共热情作出解释。事实上，参加战争为罗伯特森提供了一个从“会计室和工厂的令人不舒服的奴役”[18]中逃离出来的方法。

然而，这也不全是浪漫的做作，因为在这里，责任的需求与逃离的意愿达成了一致。他参加的不同的演习和实战[19]都有一个军事目的，毫无疑问的是，随着战事的展开，罗伯特森一直都期待着自己能和骑兵队一起打一场运动战。

因此，结果我们惊奇地发现，随着战争的进行，罗伯特森被任命为伦敦城团（芬斯伯里步兵团）第11营的陆军中尉副职官员，这是一个他认为没有决策权力、没有家人的建议和帮助，还要面对作战室毫不让步的权威的地方。事情看起来不妙。芬斯伯里步兵团是一支英国国民自卫队，虽然他们要给英国数量极少的正规军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援，但是他们只是新近创造的一种后备力量的组织方式，士兵们每周六晚都要解散回家。芬斯伯里步兵团的训练场在靠近本顿维尔监狱的本顿维尔路，当地人嘲弄地称他们为“本顿维尔男孩”[20]。作为一名较低级别的步兵军官，罗伯特森发现自己一开始甚至没有一匹马。据推测，正是他照顾骑兵队战马的经历后来让他有资格成为该营的运输管理员。

一位评论者用十分阴暗的语气描述了罗伯特森在战争中的经历，[21]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它。相反，逃离的快感、冒险的刺激和坚强的意志，所有这些都提升了他的精神，至少增强了他的韧性，允许他把自己的问题暂时抛在一边。他并没有在战争中遭受到死亡、残疾或者是精神折磨，这主要是因为他承担的是运输工作，这个幸运的任命意味着他可以远离血雨腥风的战争前线。

首先，当他所在的团被派往海外去参加灾难性的加利波利战役时，他被留在了英国国内。然后，在1916年，在做了一段时间非常短的文职工作之后，他随运输队一起重新加入该团的残部，而驻扎在埃及。无论是在三一学院，还是在公众事务领域，罗伯特森对于委员会的工作都没有任何兴趣，仅仅是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这些部门里服役。然而，在1916年，一张来自英国政府的传票给他带来了一个星期的苦恼，军队委员会要把他重新调回军队。当然，问题在于虽然文官委员会满足了他的责任感需求，但是他们不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逃离感需求。怀着不安和负罪感，他又回到了交通部门的惯性生活之中。

在中东地区，他起初负责苏黎世运河的防务工作。然后，在土耳其人被迫撤回到巴勒斯坦以后，他经历了三次加沙战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被授予了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1917年），以表彰他在保障前线给养方面的英勇行为。然而，这次嘉奖只带给罗伯特森非常少的满足感，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他所获得的嘉奖只是对他不懈努力的一个回报，而不是因为他在敌人面前英勇无畏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四处散布的谣言，即他本应该获得更高级别的荣誉奖章。尽管这让他有些难堪，然而，没有人怀疑他的工作的重要性。在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是否能够保障水源供给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而且，依靠牲畜运输物资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1917年后半年的一个小事件对此作出解释，当时罗伯特森已经被提拔为上尉军衔，担任一家机关枪公司的运输主管。为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第一次加沙战役，1917年3月），他们正准备用通常使用的骡子运输的方法来运输机关枪。现在，骡子对骆驼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厌恶情绪。骆驼是被用来搬运供给物资的。就在最关键的战斗前一夜的行军中，通常使用的让骡子和骆驼和谐相处的方法突然失效了。骡子四散开来跑进黑夜里，背上还驼着宝贵的机关枪，后来硬是依靠着运输管理员的技能确保机关枪被及时地运送到了战斗前线。[22]

又一次，他获得了幸运的任命。这一次，他没有被派往前线去增援在法国埃纳省进行的失败的内维尔攻坚战，也没有参加发生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不幸的汤森冒险（也就是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野餐”）。他也因此不必经历在库特·埃·阿马拉（Kut el Amara）所遭遇到的恐惧，也不必徒劳地试图缓解它。

当协约国的军队攻下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康斯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罗伯特森的参战经历也到此结束。总而言之，在战争中，他一直都是很幸运的。当1918年他在埃及等待遣散的时候，他表示他“在战争中有一段美好的时光”[23]。

罗伯特森不仅仅在战争中是幸运的，而且对他而言，战争出现的时机也恰到好处。他的参战经历正好处于他上一个职业生涯的末期和另一个新的职业生涯的开始，这帮助他在两者之间实现了很自然的过渡。在他的申请论文第一次被拒之后，他可以有时间在战争开始前对它进行修改，并且能够正好在宣战的那个月再次提交论文。他的任命可以使他在1916年年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留在英国国内。这从时间上保证了他能够继续申请研究员职位，因此也就能确保在战争结束后，他可以拥有一份学术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下了为他之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基础的两篇重要文章。其中之一是“贸易波动研究的一些素材”，他在皇家统计学会的一次会议之前宣读了该论文，后来该论文发表在了该学会1月份的期刊上（丹尼森认为是发表在3月份的期刊上）。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他的申请论文。

在对他的申请论文进行修改、准备发表的时候，他的论文里就已经包含了凯恩斯后来提出的“关于经济波动的杰出理论”，据推测，这是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然而，由于在这篇论文里，罗伯特森提出了贸易周期的过度投资理论，强调储蓄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在这方面，它的价值有限。然而，该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分析了银行的作用，并提出了强迫储蓄的概念。后来，沿着强迫储蓄这一思路，罗伯特森发展了关于投资、储蓄和信用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24]

论文在修改过程中还得益于1915年国民自卫队的结构调整，这次调整使得罗伯特森得以留在英国，而他的战友们则远航到加利波利。这为罗伯特森接触凯恩斯提供了机会，当时凯恩斯正在代表麦克米兰出版社审阅罗伯特森论文的初稿。在1915年5月底，凯恩斯给出版社写信说，“这本书作为对该学科最杰出和最重要的贡献，我毫不犹豫地推荐出版这本书”。同时，他还特意提到了该书在表达方式上的变化，认为这本书的表达方式来自于作者对于经济学的理解，表达更加艺术化，并且采用了一种劝说的方式。在书中，罗伯特森的确采取了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广受读者欢迎的写作风格，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自己采用凯恩斯的写作技巧，后者与他所采取的写作风格截然相反。

然而，他也尽其所能地按照庇古对他的研究方法所提出来的批评重新组织了他的文章。在公开出版的版本里，他写道：

在下面的几页中，我将简要谈谈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的理想化方式或许是首先对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和建议进行综述，去次取精，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独立的、建设性的理论。然后，引入事实对理论进行解释。虽然我尽力遵循这个方法，但是看上去我并没有完全适应这个方法（这或许是因为我目前正在研究的是经济波动这个主题吧）。[25]

庇古很快对他的努力表示了承认。庇古认为新版本，尤其是新版本中的第一部分，在谈到私人贸易时，文章已经作出了很大的改进，虽然第二部分为了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该理论，仍旧需要作进一步的改进。[2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点是庇古认识到罗伯特森正在做一些“很有抱负的……很有英雄气概的”事情。他所从事的研究是一个经验性的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开创性的事业。也就是说，他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寻求为英国的贸易周期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解释。第二点是正如他所暗示的，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在第一部分中他可以自由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但是在第二部分中，他不得不对当时对贸易周期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适应：当时关于贸易周期的不完整的理论解释太多，而且到目前为止贸易周期理论家们缺少对于经济事实的关注。其结果必定是对贸易周期的明白透彻的理论解释很少。

或许是由于麦克米兰出版社要求，要想出版该书，必须对凯恩斯提出的对该书写作风格和句子进行修改的意见进行落实，而罗伯特森不能，或者是不愿意那样做，所以，该书最终没有能够在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而是在国王出版社出版了。1915年底，《工业经济波动研究》[27]问世了。它注定将成为一个经典，罗伯特森后续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从该书中发展出来的。

在这期间，战争仍在继续，罗伯特森开始了他的旅程：第一站去了埃及，这使他有机会去看看开罗、金字塔和著名的庙宇；然后他去了巴勒斯坦，那里是乐土和圣地的所在地；继而他去了康斯坦丁堡，那里是古代东基督教教堂的所在地，后来发展成为一座重要的伊斯兰城市。这些经历给他的战士生活增添了浪漫和冒险的因素，也给了他逃离的快感，他需要摆脱责任的重负。他的所见所闻，再加上他所遭受的苦难和危险，所有这些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给他怀旧的记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他十年以后有机会再次故地重游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

然而，当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对于未来和平时期该何去何从的担忧开始扰乱他的思绪。他的姐姐葛达曾经让他相信，一个人如果太忙了就没有时间瞎操心。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有所考虑。战后一代将如何看待他的反战活动？他在战后该从事什么工作呢？可以肯定地是，他的主要考虑是取得一份丰厚的、稳定的收入。反过来，这个考虑也排除了他想要完全逃离进入一个艺术世界的幻想。他没有从三一学院的领导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因此也就不能确信自己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份有保障的收入。他考虑在伦敦的劳工教育协会找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更加接近戏剧圈子，甚至有可能在一个更著名的舞台上进行演出。然而，最后，他还是回到了三一学院，并且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他老去，除了中间的1939～1944年。他于1919年的米迦勒节开始授课：他的学术生涯终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