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特征

第10章　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特征

从各个方面来看，罗伯特森的写作风格或许可以归纳为五个主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它并不是明显的科学，而是有意识的文学。随着大批数学模型建立者和经济计量学家的出现，罗伯特森的优雅有趣的散文显得有点过时了，甚至显得有点古怪。

同样，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罗伯特森实际上在为同样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写作——他和他们一起分享着同样的精神财富。随着大量拥有较高教育背景的人的出现，问题也随之而来。更多的人同样精通语言和词汇，同样有能力进行无拘无束的阅读。虽然罗伯特森的两本教科书按照评分标准被划为了便利书的范畴，但是在美国，这两本书与那些大行其道的有效的学习书籍相比，彼此之间很少有共同的观点。乍一看，罗伯特森的散文是杂乱无章的和充满隐喻的，通过寓言故事引出原理。[1]例如，在《货币》中，我们发现货币流通速度被通过鲍勃和乔的故事得以解释。他们带着一大桶啤酒来到了德比郡（pp.3～4），银行提出要帮助“超级塞尔弗里奇”先生（pp.76～82），多重信用被鸡蛋先生、橙子先生、烟草先生、面包先生创造出来。这个解释被很巧妙地设计出来，但是对于那些想要找到关键词、画出重点和进行课后练习的人而言，这无异于漫天胡扯。

而且，当罗伯特森在驾轻就熟地用自己的语言风格进行讲课的时候，那些接受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训练的学生们会发现他的讲课简直就是天马行空。一个例子是，他将银行的被列为流动资产的短期国库券描述为“对公有货币的一种成熟的索取要求——在当初发行布拉德伯里债券的时候，这种做法也曾遭遇过不少争议”（《货币》，p.11）；同样，为了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他将“流言蜚语”“可以很轻易地从一个人耳朵里传递到另外一个人的耳朵里”与“一位买了火车票的老妇人”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移动的能力”（同上，p.35）进行类比对照。最后，他把一个人当前在银行开立的账户描述为他的“支票存款，因为它既是一个增值区，同时也是一个支票的最终兑换地，正如白嘴鹤群居地对于白嘴鹤的作用是一样的”（同上，p.50）。

虽然没有“数学的盔甲”作为保护，但是他的散文至少都有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他那优美、睿智、受欢迎的作品很容易哄骗那些轻率的读者，使他们接受其观点，直到经过多次反复以后才发现，他们所信奉的道路是错误的。他的作品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特征，不禁让人想起了凯恩斯对于马歇尔（从1910年起，马歇尔就成为罗伯特森所确立的两个榜样之一）的《经济学原理》所发出的告诫：

一个学生读《经济学原理》，会为其中所散发出的魅力着迷，会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书中的内容。可是，事实是，一个星期以后，他就都忘得差不多了[2]。

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第二个特征，或许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就是他自由地使用文学引文和典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够发现这个特征。他只用这些引文和典故来解释他的观点，来形象地阐释那些在他看来枯燥无味的主题。虽然，这些引文和典故的来源很广泛，但是很明显，在他的引用中非常偏爱的一些选择为我们理解他的生活状态和他的经济学方法的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他所使用的引文和典故主要来自于《爱丽丝仙境漫游》、《圣经》、“古典文学”、“诗歌”、“莎士比亚”，还有一些别的作品。《爱丽丝仙境漫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是对于其他几个来源进行简短的介绍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说说《圣经》。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能够成为一名牧师，他对于《圣经》（1611年的权威版本）和《圣经》（Book of common Prayer）（1662年版）肯定是非常熟悉的。然而，罗伯特森在年轻时就失去了信仰，因此他对于《圣经》的引用率是很低的。

再来说说“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境遇与《圣经》有点像。罗伯特森学习的是古典文学，他的家人也鼓励他学习古典文学。在古典文学方面，他并没有像反抗基督教那样抵制古典文学。我们可以从他引用的方式中看出来，他只是在战前的一段时间的作品里大量引用了古典文学的内容，但是从那以后，就非常少见了。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对古典文学的精通为他以后的经济学写作风格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诗歌”方面，我们发现他引用了一些他所熟悉的英国诗人的作品。除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诗以外，他很少引用不熟悉的外国诗人的作品。他因迈克尔·德雷顿的“十四行诗”而喜欢上了两行诗（两行构成一节的诗体）：“十四行诗”在他不同的作品中共出现过三次。两行诗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这样的：

假如你愿意，在一切抛弃他的瞬间，

你仍然可以使他从死里生还！[3]

从他所引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人类想要通过欺骗来实现永生的内在渴望。种族是永生的，但是个体生命则必须死亡。罗伯特森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会因为子孙后代的存续而得以延续。这反映了当他面对强烈的经济增长要求的时候，只会去关注短期消费行为，而反对牺牲即期消费以换取未来子孙后代繁荣的思想。

考虑到罗伯特森在古典舞台角色表演上的非凡成就，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莎士比亚应该在他的引用中占据主要的位置。对莎士比亚剧中角色的引用贯穿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在《工业管理》（1923年）或《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没有引用过这些角色。八个有名的角色经常被引用，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安东尼及克利奥帕特拉。

“其他一些引用”也都是信手拈来——很难把它们归为某一类。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鲁伯特·布鲁克、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狄更斯、塞缪尔·约翰逊、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翰·米尔顿以及让·雅克·卢梭。

对于“爱丽丝”的引用主要来自路易斯·卡罗尔（他的本名是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的两部著名作品，一部是《爱丽丝仙境漫游》（1865年）［AAW］，另一部是《爱丽丝镜中奇遇记》（1872年）（TLG）。之所以把这两本书归为一类，是因为同行们把引用“爱丽丝”看做是罗伯特森作品的一大特征，还因为它们是反映罗伯特森生活观和探寻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线索。因此，我们应该给予这两本书应有的重视，下面将列举一些罗伯特森引用这些故事的例子。

对于“爱丽丝”的第一次引用出现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第一页，但是正是在他的广受欢迎的教科书——《货币》和《工业管理》中，引用“爱丽丝”才逐渐成为罗伯特森作品风格的一部分——它们已经成为罗伯特森作品的“商标”[4]。“爱丽丝”中的原话作为《货币》一书中的每一章的标题出现，在《货币》后来的版本中，仍有不少章节保留了这一做法。在《货币》中，对“爱丽丝”的引用也出现在书本的内容里，并且随着后续版本的出现，对“爱丽丝”的引用频率也在增加。该书1948年的最后一版包含了19处引用和引文。

虽然《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书中没有任何引文出现，但是在此书的扉页上有单独的一段引文。这是他的习惯，他将这个习惯保留在了《经济学文选》（1931年，他与庇古共同编辑），《经济学随想》（1931年），《货币理论论文集》（1940年），《效用经济学》（1952年）以及《经济学原理讲义》（1963年）中。在这每一部作品里，引文的目的是点出主题，引出内容。希克斯在将罗伯特森的论文收录进《货币和利息论文集》（1966年）的时候也沿袭了这一习惯。《罗伯特森货币理论论文集》真正是一本全新的、增订版的作品，希克斯在该书的扉页上就采用了引文的写作方法。在这里，仅仅这一个例子就足够了（虽然，当我们更加详细地思考《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机会再来谈这个问题）。《经济学随想》是罗伯特森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所写的一些杂文的一个集合。被非常熟练地用在扉页中的引文表明了这一点，该引文取自《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一个小故事：

“我希望你在使用绳子方面是一把好手？”叮当兄（Tweedledum）（《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角色）评说道，“每一件事情都必须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

爱丽丝后来说，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件事情被搞得这么糟糕……“事实上，到他们准备好的时候，情况看起来并不怎么样”，她自言自语道……[5]

在所有罗伯特森引用“爱丽丝”的场合，这些引文都被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极大地取悦了读者。在这点上，很明显，罗伯特森早就打算要在《货币》的不同版本中更换引文的内容，或者在不同的写作内容中使用同样的引文。例如，在1922年版的《货币》的第3章“货币的数量”中，一开头，他就引用了怀特·奈特为自己即将要演唱的歌曲所作的评论，“那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却非常非常美丽”[6]。然而，在1928年的版本中，讲述金本位制度的那一部分内容却变成了独立的一章，该部分内容原来是对不同类型的货币进行介绍，现在介绍金本位制度的这一章却被更恰当地以蚊子先生关于昆虫命名的提问而开头：

蚊子先生说，“在我们使用我们给昆虫们起的名字跟它们打招呼时，如果它们对此毫无反应怎么办？”

“那就不要用它们，”爱丽丝说，“但是人们使用他们希望的方式对昆虫们进行命名还是很有用处的。”[7]

新设立的一章“金本位制度”讨论了货币的价值和黄金的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他引用了爱丽丝和红桃皇后（Red Queen）关于关系问题的一段对话作为开头：

“发光的原因，”爱丽丝果断地说，因为她感到对此很有把握，“是打雷——不，不！”然后她急忙纠正自己说：“我的意思是其他方式。”

“你纠正得太晚了，”红桃皇后说，“当你一旦说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成为了既定事实，你必须承担你所讲的话的相应后果。”[8]

还有两处引文，其引文的第一部分出现在书本的章节里面，引文的第二部分后来出现在他的论文集《经济学原理讲义》（1963年）中。

“爱丽丝”第一次出现在罗伯特森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是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第一页上。在那里，罗伯特森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即大部分关于贸易周期的严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是有一定价值的，他引用了渡渡鸟（《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的话“任何一个人获胜了，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奖励”[9]。这句话也被用在了《工业管理》一书的第11章“统筹管理”的开头部分。

再讲一个例子。这个引用第一次出现在《工业管理》一书的第2章“大规模工业”的开头部分，其目的在于揭示怀特·金对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原理的认同：

“我的意思是我不理解”，爱丽丝说，“为什么来一个人，走一个人？”

“我没有告诉你吗？”，国王耐心地重复道，“我必须有两个人来做杂务，一个人负责取，一个人负责送。”[10]

然而，这处引文在他1928年的论文“银行政策理论”中再次被提及，在那里，它被用来解释这样一个观点，即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需要交易双方共同努力：“一个贷，一个借。”[11]

对“爱丽丝”引用的偏好，以及他使用这些引文的主要方法，表明罗伯特森相信自己与这些引文中所塑造的人物之间有着特别的联系。有十分明显的证据表明，这种联系是在1932年建立起来的。在那一年的11月份，凯恩斯向出版商递交了一份他为琼·罗宾逊的新书《垄断》（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手稿所写的评论：

我认为取自《色尔维和布鲁诺》（Sylvie and Bruno）中的引文应该被删除掉，不是因为它不合适，而是因为丹尼斯·罗伯特森真正被公认是一位在经济学写作中引入路易斯·卡罗尔作品的极具天赋的经济学家。[12]

到1953年，美国经济协会的一位编辑这样介绍罗伯特森的经济学散文：

罗伯特森教授是研习路易斯·卡罗尔作品的权威。他的引用十分恰当，他提供了一个依靠天才建立起垄断优势的绝佳范例。[13]

还有许多其他的参考文献表明罗伯特森的工作与“爱丽丝”系列作品之间的联系。[14]

然而，使用“爱丽丝”引文是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为罗伯特森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正如罗伯特森关于他的标志性作品的持久影响力所作的评论：

非常感谢，由于醒目的章节标题，尽管这本书自从1928年出版以来多次再版，但是我总是得到同样的信息，即这本书依然很有市场……总之，这本书仍将保留这个特色。[15]

当然，这本书的第一版写于1922年，当时设定了该书最早的章节标题。必须说明的是，在那一时期，引用路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在专业写作者当中已经变得非常流行了。剑桥大学的哲学家布雷思韦特逐步与凯恩斯学派走到了一起，他注意到：

事实上，现在，在剑桥大学中，出于社交礼节上的需要，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逻辑学家，都假装自己从路易斯·卡罗尔那里找到了灵感。[16]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罗伯特森引用路易斯·卡罗尔的作品来支持自己的经济学写作这件事情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多么非同寻常的事情，这种现象很普遍。1932年，布雷思韦特在《数学公报》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路易斯·卡罗尔是一位逻辑学家”，文章指出：

一些逻辑学观点的讨论涉及到红桃国王（Red King）的唯我论、其他教授的一元论，以及矮胖人（Humpty Dumpty）的唯名论。[17]

然而，罗伯特森的情况有所不同。罗伯特森让自己的作品与“爱丽丝”的风格如此之贴近，以至于在读“爱丽丝”系列作品时，人们很容易误认为“爱丽丝”系列作品是他写的！我们可以从布雷思韦特的言论中，看出“爱丽丝”系列作品对他的重要性。布雷斯韦特说，当时，学者们都假装自己从路易斯·卡罗尔那里获得了灵感。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学者们认为引用“爱丽丝”作品能够为他们枯燥的学术作品增光添彩。然而，罗伯特森并不需要假装。对于他而言，他的书已被打上了深深的个人印记。他说，它们是“我的智慧的另一个最好的来源”[18]。它们既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又为他提供了一种人生哲学。有两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一方面，罗伯特森的生活与路易斯·卡罗尔（他的原名是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的生活十分贴近，另一方面，罗伯特森的作品风格与“爱丽丝”系列作品十分相近。

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牧师，他是牛津大学的数学老师，他的生活环境与罗伯特森惊人地相似。他出身于一个学者和牧师家庭，他的家庭有着向教会提供服务的传统。他在教区长的管区内长大（罗伯特森则在教区牧师的家里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古典文学家，同时也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就读于公立学校（格拉比公学而非伊顿公学），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主要体现在课堂上，而非运动场上。他的古典文学非常好，要远远好于他的数学！大学时期，他就读于牛津大学最好的学院——基督教堂学院，该学院相当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随后，他成为牛津大学的一名研究员。他作为一名图书馆管理员从事一份固定的工作（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图书馆是一个专业图书馆，对于罗伯特森而言，就相当于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图书馆）。

由于经历过相似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们两人在个性上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两人在个性上都拥有高度复杂的、急需调和的冲突因素。对这种冲突的解决导致了他们性格上的压抑，并通过某些方式表现了出来。说到冲突，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害羞的人，但是他们却都对舞台表演和戏剧充满兴趣；他们两人都充满了艺术气质，但是却都被责任感和公共服务所束缚，他们每一个人都深受自己父亲的训导和榜样的影响。

然而，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他们的文学声誉：他们两人都在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里以文笔好并且学识渊博而著称。不同点在于，道奇森的作品完全是原创的，完全脱离了他的学术工作；而相比之下，罗伯特森的作品则是从前者衍生出来的。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之外并没有建立起文学声誉，通过将他的经济学用“爱丽丝”包装起来，罗伯特森正在发出一种并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声音。“爱丽丝”系列作品是道奇森试图与自己生活中的困境达成妥协的副产品。而罗伯特森通过使用这些引用，能够享受道奇森的文学天赋所带来的成果，并把它们作为实现自我救赎的一个方法。

在道奇森的书中，罗伯特森发现这是一个沉浸在儿时怀旧影像中的温暖、安全的避难所，是一种勇于面对人生——面对人类生存的残酷现实——的实践哲学。前者部分地来自于这些故事的介绍性材料，它们提供了一个在夏天阳光下或在舒适火炉边的和谐环境。这些材料为“爱丽丝”系列作品即将产生的影响提供了线索。后者隐藏在故事当中，它们讲述了一系列的英雄冒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爱丽丝必须面对残酷、野蛮、死亡玩笑和不符合逻辑的荒谬。只有充分考虑到它们被创造的目的，以及它们被构思的环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双重品质。

同罗伯特森一样，道奇森感觉到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道奇森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曾经被羞辱过，并且后来他深爱的母亲突然逝世给了他不小的打击。与罗伯特森一样，他非常怀旧，总是想要在一个孩提时代的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的世界里寻找安逸的感觉。同样，他无法在一个创痛的婚姻中找到真爱。虽然不是同性恋，但是他在情感发育上是不成熟的，为了弥补自己不能与一个成熟女人相爱的缺憾，他与许多（女性）“小朋友们”维持着友谊，这些小朋友们可以在她们到达青春期以后被安全地抛弃和替代。他有无穷的故事要讲给孩子们听，“爱丽丝”系列作品就是发端于他讲故事给爱丽丝·利德尔和他的妹妹们听的。她们是基督教堂学院院长亨利·利德尔的女儿。

1862年4月的一天，卡罗尔带着爱丽丝和她的两个姐姐划船，去牛津与歌德斯托之间的泰晤士河郊游。在途中，他第一次讲述了“爱丽丝”系列故事。所有参加的人都记得那天是一个阳光刺眼的大晴天（尽管这与气象学证据相矛盾）。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书中的故事（爱丽丝请求他将它们写下来）假定那天是温暖的，其目的是为了带给孩子们欢乐，带给保守苦恼的成年人解脱。

然而，其它相关的背景是，那次郊游仅仅发生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不久。《物种起源》一书将人类进化解释为一个随机的进程，其中的许多观点看上去破坏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虽然他是英国国教的执事，道奇森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被触动了，“爱丽丝”的故事能够被看做是他的这种焦虑的反映。也就是说，他们虚构出一个既无神，又无意义，寒冷又缺乏关爱的世界。正如“爱丽丝”故事中所讲述的，在这个生活的寓言中，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的英雄想象成一个勇于面对生存挑战，并且神智正常的人：她必须是勇敢的，面带微笑的，她能够在一片虚无之中创造出一个有秩序和有意义的体系，并且能够发现爱。[19]

同时，同我（self-same）的故事创造出了一种温暖可靠的氛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不仅仅因为它们被构思的环境，而且因为它们采取了“荒唐”传说的形式。“荒唐”被定义为一种在已知规则下进行的独立的游戏。事实上，表演者处在一种被简化了的生活环境中，可能的结果被限定，并且是已知的（Sewell，1952）。这就创造了一种安全感，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焦虑的严酷的现实生活提供了避难所。这导致该书不仅仅描绘了一幅后达尔文时期的令人生畏的景象，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从中逃离的方法。

然而，“爱丽丝”系列作品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罗伯特森之间的相关性在于苏维尔（Sewell）的规定，即作为一个游戏，荒唐必须是由互不相关的要素组成的，整体从来都要小于部分之和。[20]正是这一点，防止荒唐从颓废演变到充满梦魇的、易变的、未分化的状态——根据定义，荒唐并没有为焦虑提供避难所。现在，正如罗伯特森能够从在“爱丽丝”的荒唐世界中所产生的焦虑中发现避难所一样，他将自己的经济学新理论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罗伯特森时代的（古典）剑桥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微观经济学研究，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原子的、无摩擦的物物交换的基础之上的。与“荒唐”一样，它是由互不相关的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的任何整体都小于其部分之和。在这个系统中，货币的重要性很小，货币仅仅被看做是表象，货币被提出来是为了更好地解释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现实世界。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来解释罗伯特森坚决地反对凯恩斯革命这件事情：

因此，古典经济学具有一个独立的游戏所具有的特征，它认为不确定的现实世界里很少有相关性。凯恩斯就是这样看待古典经济学的。他的新经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论》里，在两个基本方面与古典经济学不同。首先，在认识世界的不确定性方面，《通论》对货币因素给予了重新的重视，它认为货币能够将互不相关的要素聚在一起，结合起来，因此也就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游戏特征。其次，在他提出的两个概念——节俭悖论和乘数效应——中，凯恩斯实际上提出的是总和的概念，而不是部分之和的概念。例如，消费乘数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通过将个人要素进行加总而得出的。[21]

借助这些新工具，凯恩斯经济学颠覆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工作动摇了罗伯特森工作的基础，也动摇了他的情感安全：怪不得罗伯特森要冷眼面对凯恩斯的成功。

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第三个特征是他广泛地使用新词，他发明了很多新的词汇，或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用一些“老词”，来阐释他的经济学思想。他使用这个方法看上去是为了更好地讨好读者。他的作品睿智明快，天马行空，的确很受欢迎。凯恩斯也使用了一些新的理论术语，例如“乘数”、“消费者的成本”或“流动性偏好”等，但是凯恩斯使用这些新词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阐释自己的新理论。这种轻快的写作风格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时写作《货币》和《工业管理》时确立的。当然，从《货币》开始，“支票存款”一词过去被用于描述“既是一个增值区，同时也是一个支票的最终兑换地，正如白嘴鹤群居地对于白嘴鹤的作用是一样的”[22]，而在《工业管理》一书中，它的意思变成了“像章鱼一样的”工业，该工业采取一种“大规模的、拥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工厂”的形式而存在。[23]

后来，在一篇论文中，他力图重申他对经济福利测量的传统观点，他使用了路易斯·卡罗尔的“混成词”的概念，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一个词要包含两个意义”[24]。他使用了一个合成词“Ecfare”，这是一个缩写，意指“人类幸福的更多的物质方面”（埃德温·坎南的语句），“部分是为了简洁，部分是希望狡猾地驱逐‘经济福利’的概念，因为后者包含了太多的伦理和情感因素在里面”[25]。

当然，过量地使用新词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私人语言。在罗伯特森写作对自己来说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和最不典型的《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1962年）一书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本书。

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第四个特征是简明扼要：他的作品不仅仅优美简洁，而且也很好地表达了他想要表达的经济学思想。当然，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品质，但是如果使用了过量的新词，就会导致作品缺乏吸引力，不容易被看懂，因此经常导致作品缺乏可读性。在这一点上，读者群体分化成了两派。对于一位热心的赞赏者，例如斯坦利·丹尼森来说，这样做是非常好的。

罗伯特森不仅仅是：

一位语言简练的大师，（他的作品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重要的，许多句子一句就包括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需要一大段文字才能说清楚的内容。

而且，在研读罗伯特森作品的时候，

在一个人能够领略到罗伯特森作品掩藏在看似简洁和睿智的观点之下的博大精深，以及其分析框架的合理匀称之前，有必要对他的文章一读再读。[26]

然而，正如丹尼森对罗伯特森作品的评价那样，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下面将要提到的是罗伯特森以前的一名学生，其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代表，他这样回忆道：

我们中的一些人因丹尼斯·罗伯特森而感到苦恼，因为他的理论阐释是如此精彩，而且是如此简洁，以至于一个人在理解他要说的任何事情之前，不得不仔细地把他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反复研读好几遍。[27]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罗伯特森写出了《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书。该书的语言是如此简洁，以至于一般人很难看懂它。与罗伯特森一起开展合作研究的凯恩斯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种做法将会增加人们理解一个新的复杂理论的难度，因为只有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间隔，这个观点才能得到大家的广泛理解。[28]

数年以后，在评价这个预测的准确性的时候，丹尼森看上去很认同罗伯特森的这种晦涩的写作方法：

首先，凯恩斯是正确的，正如不同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那些评论家们并不是每一个都能真正理解罗伯特森的观点……其次，凯恩斯太乐观了，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他们很难看懂这本书。[29]

在这些经济学家当中，有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保罗·萨缪尔森，当他公开宣称《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几乎很难被读懂”[30]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为其他人进行辩护。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对此，更多的解释是，我们要看做者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凯恩斯而言，他总是劝说别人，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当他评论道“在经济学中，你不能够判定你的对手是错误的——你只能够使他相信你的观点”[31]的时候，此时，凯恩斯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强行说教的内在困难。甚至一些口才一般，但是文字功夫很好的经济学家们，例如琼·罗宾逊（罗伯特森与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生过数次激烈的交锋）也曾写信解释他们的观点，声称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罗伯特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写作风格，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

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反对凯恩斯主义统治的特殊环境、对自己理论的保护，以及情感上的安全需要，所有这些原因决定了罗伯特森写作《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时采用的风格。同时，他对于人们忽视了自己的一些原创观点而感到十分难过。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他评论经济学的新发展或者评价某人的新作时，他总是采取非此即彼的鲜明态度，这在无形之中也排挤走了许多潜在的读者。

这就引发出了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一个相关特征，我们称之为“学究气”（donnishness）。通过“学究气”这个词，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罗伯特森的作品不仅是学问精深的、特征鲜明的，而且还是超脱的、疏远的。这个特征不仅仅为他确立了一位天生的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名声，而且也为他确立了一个无欲无求、刻板守旧的形象。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缺乏任何的时代紧迫感。当然，这样做的危险在于，要成为一位永远的评论者和批评者，从来都不发表正面的观点，或者参与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这样做将会招来人们的怀疑，即这个人不能信守承诺，或者缺少目的的严肃性。

当他评论其他经济学家所采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时候，他就会冒出一股“学究气”，其后果便是他被那些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人认为是在捣乱。第一点，他总是力图从那些采用他不喜欢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人的作品中找出愚蠢无用的地方。他调侃保罗·萨缪尔森使用一些技术方法来分析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对于仅仅使用那么几种工具来分析经济现实感到可笑”[32]，他轻视经济预测者的努力，认为其“充其量不过是一项猜测工作”[33]。

第二点，很明显，他很清楚，由于他在批评公共政策的同时，并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一些改造它们的行动，这大大削弱了他的权威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1957年8月写给财政部大臣的信中看出来。在信中，他提到，他打算谢绝一个提名他成为（科恩）价格、生产率和收入委员会的成员的邀请（事实上他后来加入了该委员会）：

我的内心告诉我，我必须拒绝该邀请。我知道你和州长先生都会因此而对我有意见。但是，事实上，我不情愿总是从事一些兼职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做一份富有责任感的工作。[34]

这件事情看上去似乎是他没有秉承自己一贯的责任感，但是实际上，这或许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首先，在政府机构里从事委员会的一些工作，这是他非常反感的。其次，他认为相对于政府，经济学家的正确职能应该是提供专业化的建议，坚持提醒政府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而不是去冒充“哲学国王”[35]的角色。最后，依据他的性情，他会怀疑中心计划的价值，以及为执行中心计划所需要的官僚机构配置：

当然，对于那些有的是闲暇时间的专业人士而言，对那些由过度操劳的公务员们起草的，由注意力分散的部长们签署的文件提出一些口头的意见或建议是很容易的——或者通常假定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这类特定的文件的绵软无力通常会产生混乱的结果。这种混乱并不会因为在文件发布之后的很短的时间内，让一位拥有很高地位、举止干练的人出面进行解释而有所减轻，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在于，没有计划的人们与有详细计划的政府之间的合作被期望能够自我实现。[36]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复仇女神（Nemesis）到来了，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罗伯特森的年纪太大了，已经没有能力再逃离到军队中去服役，因此他被迫在财政部担任了一个职务。

如果要对罗伯特森的写作风格作最后的评论，我们应该加上一点，即他的写作风格虽然缺乏紧迫感，但是却是锐利的。也就是说，当他被攻击的时候，他会无所畏惧地亮出自己锋利的刀子。萨缪尔森曾经提到，罗伯特森能够熟练地使用“智慧的利剑”去实现他的目的。[37]虽然他经常被朋友们描述为温和文雅、和蔼可亲（被敌人们描述为由于无能而感到害羞，十分可怜），但是他被认为在行为举止和写作风格上有猫的一些特质。他是一位有猫一样性格的人，正如我们所知，猫有着由柔软的毛皮覆盖的手爪，这隐藏了它锋利的爪子。当爱丽丝观察柴郡猫（Cheshire Cat）的时候：“它看上去性情温和……它依然有着很长的爪子，很锋利的牙齿，因此……在与它打交道的时候，要保持尊重。”[38]这意味着他的出击将会采取一种巧妙尖锐的方式来实施，其目的就是激起其他的明确对手的暴怒。他在他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写到：

我认为，只有罗宾逊夫人仍旧发现“可贷资金”的概念，或者说是“可供投资的资金”的概念，是如此模糊，结果导致她自取其辱，遭人唾弃。[39]

这段引文充分反映了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特点：富有文学气息、优美、睿智、尖锐。这是一种完全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去仔细研究，因为它是联系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罗伯特森和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罗伯特森之间关系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