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与周期和增长有关的福利
由于消费品构成了为生产资本品所必需的真实储蓄,而且储蓄不能够被用于消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经济活动对于普通人的福利水平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当经济活动趋向繁荣的时候,投资的扩张将会导致“大量的消费品存货被吸入到投资的漩涡当中”(p.170)。当然,在经济扩张阶段,消费品将继续被消费,但是按照鲁滨逊式经济中的真实储蓄逻辑,资本品的生产将会发展到排挤消费品生产的程度。因此,就会存在着一种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放弃即时消费的做法。这种对消费的剥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依然会继续发生,因为虽然此时消费品是相对丰富的,但是这时候又会出现一种声音,即呼吁人们进行积累,为迎接将来的经济复苏作准备。
当我们立足长远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是罗伯特森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根据其变化趋势可以解释周期现象,因此,工业波动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其结果就是,正如在某一个特定的经济周期内,在经济扩张阶段为投资增长进行准备需要牺牲当前的一些消费一样,从长远来看,为了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我们需要牺牲当前一代人的消费,来进行储蓄。
因此,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公共福利问题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采取的消费品分配模式紧密相关,于是也就与由于工业经济波动所导致的难以预测的就业问题紧密相关。因此,无论如何,过度投资的本质是:
没有能够找到随着时间的流逝,根据一个社会的消费品消费的情况而可能采取的最佳分配模式。因此,随着时间流逝,社会的总体满意度不断下降,最终甚至会达到无法挽回的程度。[1]
随着时间流逝而采取消费品最优分配模式的观点沿袭了庇古主义的传统,是罗伯特森经济学中的重要观点,他曾经多次提到过该观点。在那些最优分配模式不能实现的地方,当与未来可能的回报进行比较的时候,牺牲即期消费的经济合理性问题就会出现。在整个周期过程中,这意味着在一个当前的投资规模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大量的消费品的经济复苏过程中,一个聪明的社会会放弃消费当前可得的消费品去生产更多的未来消费品,而不是用于进一步的投资(p.80)。
因此,可以推理,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从长期看,经济波动对于福利的损失主要是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这是在任何经济扩张中都内在隐含的危险(p.80)。
罗伯特森通过一段文字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他的经济学观点表达得是很清楚的。这段文字采取了一般原理的形式来对于在整个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福利损失进行分析,所以其理论无论对于短期还是长期都适用:
当我们真诚地面对现实的时候,防止工业经济波动的问题就变得与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大化社会净满意度总和的问题一样棘手了,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不对社会总收入做出令人不快的限定的情况下,实现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总收入中消费品与投资品之间的最优配置。[2]
看上去,经济增长是深受大家欢迎的,但是我们必须最小化那些必须要承受当前成本的人的福利损失。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虽然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助于缓解经济周期,但是在短期内福利损失的程度,比从长期看对于一些更加模糊的问题的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法,要更加容易被说清楚。对于短期,罗伯特森提出了自己的测量方法,即在短期内,既能减少那些能够引起系统作出反应的事件的发生,又能够遏制周期初始混乱状态的进一步恶化(p.242):
因此,任何变化都将是有利的:(1)在农业上提供跨地区、跨时间的补偿(抵消好坏收成之间的不平衡);(2)通过在工业上的权利下放和委托授权,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不连续性;(3)无论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在经济萧条时期,都将最小化生产者可能会出现的错误估算现象(p.242~9);(4)去除那些阻止社会在经济萧条时充分享受消费品的障碍,这些消费品是在经济繁荣时过度投资的产物。[3]
在这些建议中,(3)和(4)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对于(3),可以通过几个方法来减少错误估算现象的发生。一个对未来有特殊参考意义的方法是价格稳定。在这里,传统的经济学思想认为,市场最好通过保持价格稳定而得以实现稳定,但是罗伯特森却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为了控制投资,价格应该上升;然后,在整个周期过程中,都需要判断价格是否应该被调低或调高,以阻止进一步的危机恶化或过热投资(pp.243~246)。自由价格操控后来成为罗伯特森经济稳定政策的核心措施。
对于(4),如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在人们想要消费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足够多的消费品的话,那么在下一轮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所需要的投资的积累就要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请注意,投资是“工业进步所依靠”(p.253)的基础。这是一个两难困境,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依赖于罗伯特森所谓的“终极判断”(p.253)。在后面的作品中,罗伯特森将通过询问国家想要经济增长保持怎样的速度,来为这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然而,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罗伯特森第一次明确说明了摆在人类面前的几个选择。对于单个的男人和女人,时间是很短暂的,他们必须在当前享受和牺牲之间作出选择,这种牺牲建立在一个毋庸置疑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即它们将会带来经济增长,将会让子孙后代受益。“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合意的收入分配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被罗伯特森在他文章的结尾段,也就是一篇经济学文章最好的段落中提了出来:
假设西方文明世界还将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那么,操纵一个人的收入流——这种收入流本应该是以一种逐步递增的趋势增加的——是可取的吗?从整个工业经济周期来看,这就好像是在未来的圣餐桌上摆上了永久的祭物一样。在经济繁荣时期,有很大一部分本应被用于享受的消费品被用于了投资: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换取未来的经济复苏,享受活动更是被禁止。正是通过这种工业资源的重新配置,我们才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候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还要为所谓的未来繁荣买单多久?我们还要默认这种无止境的所谓长短期利益交换多久?我们应该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献给:
努力推动、推动又推动。
永远顺着世界的繁殖力而向前推动?
(节选自惠特曼的诗歌《我自己的歌》)
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听从一位英国最聪明的哲学家曾经说过的话?他总是劝告我们要先吃那些最容易摘到的葡萄,而他本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总是在取叉子之前先清洗刀子。这个问题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是,让我们至少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里,这个时代倾向于在“具体的原因”中忽视“最终的原因”,这个时代倾向于让我们牺牲自己,如果我们必须要这样做的话,那么请睁开我们的双眼吧,而不是总是神情恍惚。(p.254)
也就是说,罗伯特森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根据工业经济波动的趋势来解释经济周期,那么最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趋势本身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什么是“最终的原因”?“最终的原因”是存在于“具体原因”表象之后的规律,是工业经济波动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它,就没有工业经济波动吗?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对目前的消费进行怎样的遏制?作为回报,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为那些我们从来都不会见到的人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标准?由于这个问题是一个“伦理学而非经济学”问题,于是罗伯特森摒弃了经验数据和经济学分析,转而进入了哲学和诗歌的王国。在寻求给出一个最终解释的时候,他尝试着从赫拉克利特和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中找出一个尝试性的答案。
来自古希腊城市以佛所(Ephesus)的赫拉克利特是古典文学时期的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相传此人生性忧郁。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所有的事物都处于“流动”之中,但是在表面的混乱之下,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和有秩序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流动”是被决定着宇宙运行的永恒法则所掌控的。因此,为了理解世界,理解影响事物运作的各种可能性,我们有必要理解规律(原因),理解普遍法则,正是通过这些普遍法则,世间万物才得以相互联系。这个观点无论是在社会学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都是适用的,为了实现社会和谐,我们有必要理解和遵循规律,而不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序言部分,罗伯特森引用了赫拉克利特关于“流动”的观点。这些引用资料表明,罗伯特森不仅将“流动”的观点与构成贸易周期的工业经济波动联系了起来,而且还把“流动”的观点与“在处于个体力量影响下的经济组织中,未被计划的和未被管理的原子组织引起了经济波动”[4]的观点联系了起来。然而,尽管他的观点充斥着现代工业的无序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波动,但是从整体上讲,各种事物之间令人吃惊地配合默契,共同缔造出了繁荣的局面。通过更好地理解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实现一个更加理想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可能的。十分幸运的是,战争对于既有观点和实践做法的破坏为发起变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当然,只有当结果被施加到现实中的人的生活上,而不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时候,经济波动,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消费分配所产生的结果才是有意义的。现实中的人们的生活很简单,然后死去,他们必须尽其可能地与自己不可避免要到来的死亡之间达成妥协。对于那些没有宗教慰藉的人而言,这个问题更加急迫。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今天的果酱”(jam today),而不关心“明天的果酱”(jam tomorrow)的经济学观点是很重要的,这逐步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样,罗伯特森将履行他作为剑桥大学导师的职责,为增加大众的福利而努力。
最后,“流动”的观点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它隐喻了一个不断变化和衰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于那些把死亡看做是在一个寒冷的、缺少关怀的、没有道德原则的、没有目的性和意义感的世界里面灭绝的人而言,时间如白驹过隙。罗伯特森将视角深入到了人类困境的本质,他的视角总是要比凯恩斯敏锐,这一切都源于他自己的生活观和他所使用的与这个世界相妥协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一些对他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文献和相关联系中推断出这一点:主要来讲,作为一名业余演员,罗伯特森所饰演的莎士比亚笔下的贾斯廷斯·夏洛(Justice Shallow)先生(《亨利四世》的第二部分)被认为是他最成功的表演;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系列故事为罗伯特森的作品提供了大量的引用素材,点亮了他的思想,丰富了他的作品。我们将在第10章中仔细地审视这些影响。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什么因素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冲动,反过来,又产生了否定消费,并因此减少物质福利的经济波动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将工业经济波动和人类生死这样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呢?罗伯特森借助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提出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位伟大诗人的作品,他试图挑战已有的观点,即为了经济增长,“我们自愿做出牺牲”的观点,并为这种挑战寻找正当合理性,认为为了现在而活着或许是一种更加聪明的做法。也就是说,惠特曼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寻求修改下面的法则:
努力推动、推动又推动,
永远顺着世界的繁殖力而向前推动。
这个观点多年以来一直是罗伯特森关注的焦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所使用的引文中看出。他一共引用过三次: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扉页上;在33年后的正文的最后一页;在1948年的“珍贵再版的新序言”中的最后部分。在经济学意义上,它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推动”(urge)是助推成长的力量,而在1948年版(p.ⅹⅶ)中的“活力”(vitality)一词与“推动”一词相对应,其意思是指波动产生的原因。因此,什么是产生经济不稳定的人类驱动力或动机?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隐藏在惠特曼的作品里。
沃尔特·惠特曼是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诗人,他的作品流露出一个新兴国家的清新和活力,同时伴随着最直接、最明晰的关于同性恋感情的描述。他的诗作主要被收集在《草叶集》(Whitman,1855~1892)里,罗伯特森从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对死亡现实的认识,以及为与死亡妥协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充斥在他的作品的每个角落。首先,生命必须尽情绽放,必须通过男性专一的爱来实现,惠特曼称之为“附着力”。其次,一个人将通过自己所留下来的作品本身得以永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惠特曼认识到了灵魂要比身体更加持久,灵魂会扩张或“膨胀”,直到它充分包容,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惠特曼在这里把自己歌颂成一位无处不在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努力探索将自己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的那张关系网。
要在动荡不定的宇宙中实现和谐的观点——有许多作家将其称为“沃尔特·惠特曼的赫拉克利特式困扰”[5]——必须有另一个观点作为支撑,即“一条看不见的主线将整个一堆事情串了起来”[6]。这两个观点勾画出了一个人的命运,将引领个人命运在“流动”中实现从整体和谐到个体和谐。无论是在实现整体和谐的过程中,还是在实现个体和谐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个挣扎求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逃离痛苦,规避缺陷,寻求建功立业,在个体的有机流动中实现发展。而且,这个旅程是可以测量的。它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援引一句格言来说明这个旅程,那就是“自然从不飞跃”。马歇尔曾经引用过这句格言,而罗伯特森也引用过这句格言,来表达自己希望将工业经济从赫拉克利特式“流动”的混乱中拯救出来的希望。[7]更重要的是,它也是自然主义者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达尔文坚信进化行为是逐步地、缓慢地发生的。
惠特曼逐步认识到了达尔文工作的重要性,达尔文的很多观点支持了他自己的逐步进化的观点——虽然他在前进的旅途中,还保留了一个拉马克主义的目的论因素,这个目的论因素是达尔文的理论里所没有的。然而,在建立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基础上的现代进化理论中,目的论的因素能够通过理查德·道金斯所提出的“自私的基因”的假设得以补充。理查德·道金斯认为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能够帮助体内基因最大限度地繁衍生息。基因理论能够被用于解释自我和利他的个体行为;解释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的子孙后代的)的任何抢救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基因理论还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经济扩张的动力,即经济扩张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的基因载体从中受益,而那些放弃了即期消费的人将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子孙后代。然而,人类的主动性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道金斯明确地承认,通过文化影响,也就是说,通过习得行为(learned behaviour),人类有可能改变由基因所决定的行为。
因此,虽然罗伯特森一直都不承认基因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的新领域,但是他还是从基因理论中得到了启示,并在解释他所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时候间接地用到了基因理论的思想。这些见解能够被用于解释人们为什么要“努力推动、推动又推动”地繁殖自己的同类,解释为什么人们要牺牲当前的消费,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来为他们将从来都不会看到,当然,更不可能认识的那些人提供更大的经济福利。它们还能够被用来试图影响“那些确定的社会生活变化中的某一个”,这个变化将会产生“一个更加成熟、有序的工业经济时代”[8]——如果人们能够从“具体的原因”的表象之中看到“最终的原因”,然后如果他们必须要“牺牲”自己的话,请他们“睁开双眼,而不是总是神情恍惚”[9]。
当然,罗伯特森的困境在于个体的有机的流动性不具有作为游戏的荒谬性特征,因此,也就无法发挥其为现实生活提供避难所的作用。这解释了他曾经警告人们不要太容易接受“努力推动、推动又推动”的观点。当前的生活既提出了当前的消费,又祭祀了“荒谬”的神圣。
总之,《工业经济波动研究》提出,贸易周期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时间偏好(真实选择),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特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见解为罗伯特森从事周期管理理论工作提供了起点,也为他的希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限制波动,而且不破坏‘努力推动、推动又推动,永远顺着世界的繁殖力而向前推动’的活力”[10]。
[1]p.187,also p.180.
[2]pp.241~242.
[3]Fletcher,2000:p.220.
[4]Fletcher,2000:p.223.
[5]Allen,1975:p.213;Waskow,1966:pp.23,31.
[6]William James in Allen,1975:p.194.
[7]Robertson,1915:p.ⅹⅹ.
[8]Robertson,1915:p.ⅹⅹ.
[9]Robertson,1915:p.254
[10]Robertson,1948a:p.ⅹ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