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求学剑桥：光明与黑暗同行

第3章　求学剑桥：光明与黑暗同行

1908年秋天，丹尼斯·罗伯特森进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古典文学，他认识到自己已经实现了家人对他的期望。这是一个幸运的开始，预示着一个杰出的大学生涯。毫不例外，他开始在英国最好的大学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在考试成绩、公众事务，以及业余舞台表演等方面重复着他在伊顿公学的成功。看上去他的前途一片辉煌。简要地讲，他变成了一个广受爱戴和被人钦佩的名人。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纪录。但是，在他的公众生活领域取得成功的是同时，他在私人生活领域却遇到了困境。他早在伊顿公学时就已经认识到的人生困境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他现在的学校生活失去了保护性的支持。面对来自内心的危机，罗伯特森制定了自己的生存策略。这个策略带给了他一个不同的丰富多彩的人生和职业生涯，然而由于这个策略本身的折中性质，它从来没有给他的问题提供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命运也作祟，总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出现，让他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名誉，都无法完全驱散来自内心深处的个人失败感。

罗伯特森很快就认识到了他的考试能力。当然，他最初认识到的是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天赋。除了他在三一学院时获得的奖学金和许多大学奖项之外，他在1910年获得了帕森斯（大学）奖学金（Parson Scholarship）。这个奖学金是用以前伊顿公学校友、三一学院校友、希腊语的皇家教授帕森斯的名字来命名的。在已经在家庭的荣誉榜上证明了自己是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学者之后，他便开始转向了经济学，两年以后，也就是1912年，他通过了经济学荣誉考试的第二部分。沿着这条路，1911年，他获得了另外一项大学奖学金——克莱文奖学金（Craven）。作为一名杰出的学生，为了争取留在大学任教，毕业以后他继续留在了三一学院，他写了一篇有关贸易周期现象的论文。一年以后，在1913年他提交了论文的第一稿，虽然未被发表，但是却被授予了科布登俱乐部奖。在那之后，他的论文获得了成功。终于，在1914年的秋天，他如愿在剑桥大学经济学科获得教职。

罗伯特森在学术领域的才华无需多言，但是，在学术领域以外，他同样不甘示弱。他继续写诗，并发表在剑桥大学的杂志上。为此，他还参加剑桥大学英语诗歌的“校长金牌奖”的年度竞争，并曾三次获奖。他成为一位著名的辩论家，同时他还在剑桥联合会和自由协会供职。他因为在马洛戏剧团和业余戏剧俱乐部对一些古典角色和轻喜剧角色的精彩扮演而被认为是一位具有很高天分的演员。虽然他不玩游戏，但是他在正常的审美情趣之外寻找兴趣。作为剑桥大学骑兵中队的一员，他参加业余骑马活动，享受军队生活的摸爬滚打。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评论者们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罗伯特森是一个孤僻害羞的人，但是看起来，这与他在公众生活领域的表现完全不符。约翰逊曾经把他描述成一位害羞的、毫无能力可言的人，[1]然而事实上这是那些将罗伯特森看做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后人的一种误导，甚至罗伯特森的知己——斯坦利·丹尼森——也惊奇地发现作为“一个很保守的人”的罗伯特森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非常成功的演员”[2]。对于这个明显的差异，有几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如果有许多评论都与他的后半生相关，那么这实际上会不会有可能是罗伯特森对公众层面的自我和私下层面的自我进行重新排列的结果呢？然而，私下层面的自我主要体现在他的早年生活中，他特有的不自信的行为方式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表现得较为明显。[3]此外，罗伯特森曾经一度对批评表现得很敏感。

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很难发现他在学生时期表现得很孤僻害羞的迹象。在有组织的辩论场合的对抗氛围中，他看上去表现得游刃有余，根据他身边的一位观察者，例如凯恩斯的评价，他的讲话声音“真的很美”[4]。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后来把罗伯特森描述成是攻击的无助的牺牲者，对于这些攻击，他除了面部表情上的剧烈变动外，不能进行强有力的回应。

他在剑桥联合会（一个辩论协会，也是一个绅士的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在他上学时和毕业后都一直保留着，尽管他主要在1910年和1911年活跃了两年，在那之后，他就很少露面。他主要依靠吸引力，而不是蛮力，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有技巧的、有说服力的演讲者的声誉。在四旬斋（Lent）［注释：也叫大斋节，封斋期一般是从圣灰星期三（大斋节的第一天）到复活节的四十天，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作准备而忏悔的季节］，在1911年的复活节和米迦勒节（Michaelmas）期间，他连续当选秘书、副主席和主席。他也曾以演讲者的身份拜访过牛津联合会。

罗伯特森参加那些辩论会时所发表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当时的态度。1910年，在牛津联合会，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与帝国主义相比，民族主义代表着更高的政治价值”。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的演讲中都没有对于帝国主义的同情。同样在1910年，他对“在全民福利问题上，考虑实际效率要比考虑道德准则更重要”这一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但是如果考虑到他后来对凯恩斯观点的驳斥，他当时的讲话或许不是那么令人吃惊的。1911年，他在牛津联合会，鉴于当时主要强国之间的竞争，他选择了当时正困扰着这个国家的出生率下降的议题进行演讲。他的演讲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正在不断退步”，这与他关于社会改良的前提条件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要改善一个种族的福利水平，就必须首先完善这个种族自身。

在那一年的年末，作为剑桥联合会的离任主席，他提出：“应该对君主的统治表示充分的信任。”为了支持这一观点，罗伯特森表示，尽管他担任自由俱乐部主席的职务，但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十分保守的。在回应他在伊顿公学所写的诗歌中的一些观点时，他认为对于现代的自由党而言，“自由放任”的口号已经过时了，他们不再以自由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罗伯特森把自由主义者看做是“保守者而不是革新者，不是变革的拥护者，而是传统的坚守者，是对某些于国家而言利益攸关的事情——例如贵族统治的原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良好的秩序——的坚实捍卫者”（1911年12月5日的辩论，A3/1/1 RPTC）。

离任后，他很少露面。但是在他的一些谈话中，他对自己没有经常出来露面流露出些许悔意，戏称自己是很少能为人们所看到的“稀世珍禽”。在1913年他在公众场合的两次露面中（在这两次露面中，他分别抨击了两个观点，即“宁舍其他文学作品，也不弃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和“支持对英国人进行强制性的军事训练”），他表示自己的魅力丝毫没有减弱，罗伯特森风格是他的武器库里的重要武器。一位学生记者成功地抓住了一个将成为他职业特征的细节，他是这样描述罗伯特森的：

离任后的主席正处于最具个性和魅力的精神状态中。他陷入了更多对手的包围之中，但是他的有理有据、气定神闲的表现使得他相对于很多甚至比他更加投入的，以及一些观点片面的演讲者而言，给人们留下了更有说服力的印象。豪斯将会怀念他的。[5]

半个世纪以后，罗伯特森的旗鼓相当的论战对手，美国经济学界的老前辈，保罗·萨缪尔森，在他对罗伯特森写作风格的比较客观的评论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特征：

他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作者（演讲者）。他能够悄无声息地俘获读者（听者）的心。他的作品（演讲）中有一种魔力，几乎能让你把最荒唐的事看成是最基本的常识。[6]

在他成为剑桥联合会的天空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的那段时间里，罗伯特森同时也被尊称为一位杰出的业余演员。他在马洛戏剧团和业余戏剧俱乐部的演出经历中曾经分别饰演过重量级的“古典”角色和轻喜剧角色。在学校三年一次的希腊戏剧演出中，他的首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令他声名远扬。这为他此后的业余演出事业定下了基调。要想演好剑桥大学的希腊戏剧，演员们必须能够“就像讲自己的母语那样明快自然地”讲古希腊语。[7]1909年11月，由阿里斯托芬填词，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谱曲的戏剧《黄蜂》在剑桥大学新剧院上演（此后，戏剧《黄蜂》的序曲成为了经典保留剧目中经常用到的序曲）。在罗伯特森和其他人一起演出的菲罗克勒翁（Philocleon）这场戏里，他的希腊语对白赢得了观众的赞誉，大家一致认为他的表演是“演出中最精彩的部分”[8]。

同样，罗伯特森在一系列的男子非正式社交聚会（smoking concert，一种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主要活跃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校园内）中游刃有余。仅仅在戏剧《黄蜂》演出后的几天时间里，业余戏剧俱乐部就推出了新剧《普通人，还是重罪犯，或者是国王和恶棍：一个两幕的情景悲剧》，罗伯特森在该剧的“女王大厅的主人”一场戏里饰演角色。在这部戏里，他展现了令人嫉妒的多才多艺的表演天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样的表现接踵而来，例如他曾在《谢尔福德的耻辱》一剧中同时饰演了特兰平顿国王、总理和第一财务大臣三个角色。到1911年，他已经被选进了委员会。同一年，他被推选为该俱乐部的主席，他的创新风格备受推崇。[9]

尽管像男子非正式社交聚会这样的现场表演是令人感到愉快和难忘的，但是罗伯特森在这个时期的演出声誉主要是靠他所饰演的古典角色建立起来的。他所饰演的菲罗克勒翁一直都很成功，直到1914年，他出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即在本·约翰逊的戏剧《炼金术》中出演萨博托。这一次，他不但没有招致意料中的批评，相反，他所饰演的角色得到了剑桥大学作家、诗人、编辑和英语文学教授亚瑟·奎勒·柯奇爵士的高度赞许。

罗伯特森在剑桥大学的课外活动模式与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间表现出有趣的联系。从1910年开始，他开始转向经济学研究，恰恰在这段时间，也就是说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增加了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次数。这如何解释？好像他已经挣脱了将他束缚在古典学责任上的缰绳，沉浸在新发现的自由王国里。然后，他内心深处经常存在的个人问题再次浮现，他也再次停滞不前。客观地讲，学生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因此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证明自己，从而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公职不是他的职业兴趣所在，他不想做一辈子。相反，他的工作和生活已经被他所选择的策略所塑造。他所选择的策略是他与生活困境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是基于一种独特的、个人的、更适合的准则建立起来的。

罗伯特森大学生涯中达到成功顶峰的那一年是1911年。当时他已经是剑桥大学这所最伟大的、最知名的学府的学生，同时已经在文学学士学位考试中取得了1∶1的成绩。他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有一个有天分的业余演员的名声。现在，他接连担任剑桥联合会的秘书长、副主席、主席，自由协会的主席，业余戏剧俱乐部的主席，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是赫赫有名的辩论家，已经获得了克莱文奖学金，赢得了英语诗歌的“校长金牌奖”。而所有这些成绩都是罗伯特森在大学三年级一年内取得的！

根据他的声誉，学生报纸《格兰塔》（Granta）在一篇文章中将他描写成“特权人士”。他被称为“总统级别的人物”，并评价为：

一位杰出的典范……他以让自己成为身边众多社团的主席的方式，赢得了每个人的尊敬和爱戴……听上去，他是一个让人敬畏的人，我们确实也已经遇到很多与罗伯特森先生不熟悉的人，他们声称自己被罗伯特森先生的威严震慑住了……（实际上没必要这样）。大量重要的事实表明，罗伯特森就是戏剧《黄金时代》里的英雄之一，在转动奥林匹亚山的同时，也深受那些兴高采烈的孩子们的喜爱。[10]

有了这样的记录，毫无疑问，罗伯特森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功”，但是在公众层面的自我的表面魅力之下——作为一位“总统级别的人物”，他天生适合在剑桥联合会、业余戏剧俱乐部，以及其他他擅长的领域里担任领导——私下层面的自我却处于绝望之中。在伊顿公学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的问题发展成为一个他必须努力解决的生活危机。

简单地讲，所谓危机就是他不愿意在没有宗教的安慰，也不冒犯任何人的四平八稳的状态下，平静地走过短暂的、终将死亡的一生。罗伯特森通过为自己戴上一个能够从中发现自我，并从中获得安慰的理想的人格面具，来试图从不满意的自我状态中逃离出来。这样做意味着他要摆脱过去的自我，寻找他内心真正的自我。此时，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高度的责任感，这个过去的自我的主要组成部分，继续奴役着他，让他在寻求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然而，与此同时，在他内心深处他非常想完全地逃离责任囚笼的束缚。[11]

我们可以从很多渠道来了解罗伯特森当时的心理状态。他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清晰地表达出他对自己在剑桥大学生活的不满，以及他内心所面对的责任和意愿之间的矛盾。在一个更加私人化的场合，他曾经把自己对于性的恐惧和他的无望感觉，向一个年纪更大的人倾诉，后者将这些倾诉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在那些已经发表的和未被发表的诗歌里，他自始至终地表达着自己对于生活、死亡和爱情的看法。

考虑到他在剑桥大学的成功表现，看到他表露出如此多的不满是令人吃惊的。虽然是三一学院的学生，但是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国王学院。在国王学院，他被看做是一名“国王学院的客家人”，即本身是别的学院的学生，却感觉自己就是国王学院的学生。在这里，肯尼斯·克拉克认为伊顿公学具有“雅典人的性格”[12]是比较贴切的，在伊顿公学，罗伯特森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而在温彻斯特学院，则完全不搭边。客家人是指那些居住在古希腊的外来人，他们在精神生活和商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却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够拥有土地。像罗伯特森这样的客家人在国王学院还有很多。因此，在罗伯特森感到不满的时候，他并不是孤独的。无论其他人的动机是什么，罗伯特森的愤懑主要来自于已经迫使他作出错误选择的生活环境。在他最成功的那一年里，他为国王学院的杂志《巴西里昂》（Basileon）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王学院不容外来学生”，在那篇文章里，他道出了自己心中的苦涩：

对于那些满足于在英国最漂亮的地方看到令人愉快的人群而产生兴奋的人而言，我唯一需要说的是，当我那天晚上静静地走在国王学院的游行队伍里的时候，我诅咒着将我推至宇宙边缘而非光辉灿烂的宇宙中心的运气。[13]

这种感觉一直存在。1913年，在他研究生学业的第一学年末，他为《巴西里昂》写下了第六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看，为什么他没有去国王学院”。在文章中，他将一个人没有去国王学院的一大堆理由归纳为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因为他错过了机会。”[14]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让罗伯特森最终进入了三一学院，而只能成为国王学院的一位“客家人”的环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学院是伊顿公学的姊妹学院，是选择剑桥大学的伊顿男孩们的自然归宿（虽然实际上最聪明的男孩都选择上三一学院）。问题由于两个学院的不同性格而被激化，因为在罗伯特森眼中，这两个学院代表了他的内心世界中的两个对立的因素，即责任和意愿。

国王学院代表着灵感。据传，有一次，国王学院为了纪念划船比赛成功而举行了一次“碰撞晚餐”形式的庆祝会，学生们一边围绕着学院游行，一边唱希腊戏剧的副歌。即使这个故事是巧妙编造出来的，也没有人……曾经把它放在别的学院身上讲过……国王学院的学生尊重三一学院，因为它是最大的学院。三一学院比其他任何学院都大……它也有巨大的学术优势。（Wilkinson，1980：p.36：三一学院的校长M.T.Trevelyan的一篇演讲稿。）

伴随着三一学院无可撼动的学术优势的，是它的枯燥、严肃和刻板的声誉。相比而言，国王学院是更加友好的和自由的。一位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国王学院任教的大学老师，同时也是罗伯特森的亲密朋友乔治·赖兰兹认为，国王学院充满了“艺术的、文学的、浪漫的自由精神”[15]。同时身为作家、演员和学者，赖兰兹本身就是国王学院性格特征的缩影，他是马洛戏剧团和业余戏剧俱乐部的明星。透过赖兰兹和凯恩斯，我们可以看出国王学院实际上已经与伦敦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文学和艺术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追溯到上一代，这里诞生过鲁伯特·布鲁克，他是一位诗人、“新异教徒”以及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国王学院被认为比剑桥大学其他的学院更像牛津大学，[16]而罗伯特森则被认为是“在内心里把自己看成是牛津人”[17]，虽然据说他否认这个事实。

罗伯特森对于国王学院产生如此强烈的归属感的原因是明显的，因为国王学院代表了他想要过上的那种生活，代表了他内心自我的诉求。同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他非常想要上国王学院，但是他实际上选择了三一学院。他的长处在于他聪慧过人，但是有一天他将会悲哀地发现，虽然他拥有令人赞叹的艺术家天分，但是却并不足以就此展开职业生涯。而且，他必须同时兼顾外在责任和内心意愿两方面的需求，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并不怎么令人满意的妥协。因此，国王学院变成了他的“失落之地”。就像与他同时代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从事拉丁文研究的肯尼迪教授教职的拥有者豪斯曼教授一样，豪斯曼教授在被放逐到伦敦的时候，内心深处一直向往着《一个施罗普郡少年》（A Shropshire Lad）里所描写的幻想世界，罗伯特森身在三一学院，但是内心却向往着国王学院。[18]

罗伯特森在公众生活领域里的表现始终是由他不得不面对的责任和意愿之间的冲突决定的，而这些冲突实际上来自于那些困扰他私下层面自我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罗伯特森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歌里找到证据。即使考虑到这些诗歌里洋溢着的青春浪漫主义气息，它们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是很清楚的。充斥在诗歌字里行间的是孤独和失落。信仰的缺失使他无法从宗教中得到精神安慰。在生活中，信任是建立在科学计算，而不是对上帝的冥想的基础上的。生活和运气被捉摸不定的命运之手，而不是被公平和公正所操纵。死亡不是通往天堂，而通往毁灭和生命终点的大门。同样，永恒的希望只能来自不懈的努力。由于他异常的性取向，他感到自己被剥夺了爱的权利，所以也就无法从爱情中寻求避难所。而另一方面，他在同性恋方面也没有取得成功。最后，因为他排斥一切别人引以为乐的事情，他被迫继续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过上了一种妥协的生活。只能如此，因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很难实现的。[19]

在观察者看来，罗伯特森对生活的种种不满，或许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自我完美主义的表现，是一个拥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天分的人对自己的吹毛求疵。这样的观点肯定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反对方可能会认为，罗伯特森天生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也始终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学术上的成功对于一个获奖“如探囊取物般”[20]的人而言是很容易的，但是他看上去对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奖项并不是很在意，相反对于那些自己得不到的奖项却非常在意。在一个不存在上帝的世界里，爱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发现爱就变成了一项主要工作。如果没有爱，一个人就会与人类生活的主流相隔绝，也无法从爱中得到舒适和安慰。莱昂内尔·罗宾斯从20世纪20年期起就认识罗伯特森了，在他看来，罗伯特森“明显渴望情感归属”[21]。但是，罗伯特森没有能够通过常规的手段找到自己的情感归属，这使得他陷入困境，[22]精神不稳定，并为此寻求治疗。

我们也能够通过罗伯特森在私下场合与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院长本森的交谈来判断他当时的外在情况和内在的精神状态。本森是世界上伟大的日记作者之一，他将自己的思想和观察记录下来留给了子孙后代。在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写下了185卷手稿，总字数超过了400万字。他是有吸引力的年轻男子的坚定赞赏者和知己，他那善于倾听的耳朵为他那支常备的钢笔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很明显，罗伯特森不了解这些情况，他在演讲中、作品中和手势中无拘无束地吐露着自己的心声。关于他们会面的记录主要集中在1909年到1924年之间，其中1913年到1923年之间没有记录。在1909年，罗伯特森正处于他的研究生学业的第二年，而在1924年他已经成为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大学老师了。本森以记忆精准而著称，他对罗伯特森的描述是很清楚的，并且与我们从其它途径得到的证据是一致的。本森注意到罗伯特森在外在成功和内心混乱之间的不寻常的对照。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罗伯特森正陷入深深的麻烦中难以自拔，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对此进行解释。

这个模式从日记的一开始就被建立起来。在1909年12月，本森和罗伯特森一起去喝茶，他发现罗伯特森是“如此聪明的一个人。他是海雷布瑞校长的儿子，他在《黄蜂》中有着如此出色的表现，同时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和奖学金。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不矫揉造作的大男孩”。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他还发现：

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奇怪的、忧郁的、不满的紧张感——在一个自省的谈话中，他表现得非常高兴，一点也不像我期望从他那温和朴实（几乎像兔子一样温顺）的脸上和温顺的行为举止中所应该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看上去感到不满，漫无目的。[23]

这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对照在一周以后再次得到了证实。当时，本森和罗伯特森一起在剑桥大学里散步。

很惊奇地发现这个著名的成功人士……对于他的无用、他的自省习惯进行抱怨——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不满。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知道隐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真相。[24]

好像是为了进行解释，罗伯特森后来为本森留下了一些诗，让他去读，从这些诗里，本森开始意识到问题可能出自他性格上的原因：

他们让我深感悲痛。在我还不清楚悲剧是什么的时候，悲剧就已经发生了。对我来说，这种不满和不幸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使我悲哀地想到，一个拥有超强能力，才华横溢，心地坦诚的男孩子为什么要遭此不幸呢？我希望我或许能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状，但是我又害怕我什么都改变不了。为什么这些可怕的因素一定要悄悄地潜入我的生活，并且像蠕虫一样挖掘蚕食我生活的大堤呢？[25]

罗伯特森通过一封“真心地揭示了他的破碎情感的亲密信”，再一次无意地表露出了自己的情感。但是，在2月初，本森和罗伯特森第二次在剑桥大学内的河边行走的时候，本森所抱有的打开罗伯特森心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一次，罗伯特森保持了“绝对的沉默”，或者对本森希望进行一次谈话的努力只是礼貌性地咕哝了几声。[26]罗伯特森拒绝谈话，至少罗伯特森拒绝和本森谈话。[27]考虑到他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表现，这个行为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当时担任多个主要学生社团的领袖，在剑桥联合会俘获听众的心，并且作为一位演员赢得声誉。这一定是罗伯特森在采用自己的方式向本森倾诉着他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一个不同于外在的自我），在他成功的面具下掩藏着一张心碎的脸。

罗伯特森最后一次真情吐露心声是在1910年3月。当时，他一直在为他的第一首诗作准备，同时也准备了一封“最亲密的信”。但是这一次，他让本森大吃了一惊：

他对自己，以及自己的性取向作出了相当狂热和疯狂的表述——我承认，我大吃一惊；但是这令人吃惊的、无畏坦诚的表述本身让我更加吃惊。[28]

在这里，让人吃惊的事实指的就是罗伯特森是同性恋者这一事情。记录中的兴奋的语气确定无疑地表现了作者在记录这个声明时的情感宣泄。对于其他人而言，在一个全是男性的、同性恋情感甚至表演很常见的世界里，这样的发现能够为人们带来快乐。本森自己曾经对一个同事说，“当一个人被靠近的时候，如果他的脉搏跳动不加快的话，那么他可能有病”，他还表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浪漫地关心年轻人是一件很冷酷的事情。”[29]因此，对于本森而言，他的部分震惊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很明显，罗伯特森并没有从这种同性恋倾向中感到快乐，相反，它只是给罗伯特森带来了失落、沮丧和负罪感。他所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培养，[30]他的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他内心的基督教道德负担，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谴责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也是被社会所谴责和被法律所禁止的。

在内心就自己的性取向问题开展斗争的过程中，罗伯特森更加觉得自己在剑桥大学选错了学院。对于罗伯特森而言，三一学院代表着传统，坚决抵制不正常的行为；而国王学院则标新立异，可以公然炫耀同性恋行为[31]。因此，国王学院代表着宽容和自由，在这里，一个“客家人”希望自己在别的地方被否定的东西能够在这里得到接纳。

这是私人层面的自我在发挥作用。它们引导罗伯特森在生活遭遇困境的时候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逃离到一些合意的自我状态，在那里，各种冲突性的自我能够实现和谐共存。他的终极意愿是彻底摆脱责任的束缚，通过在舞台上当一个演员来发挥他天生的艺术家才能，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离责任的羁绊。他在儿童时代的贫穷经历，让他充分认识到了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的重要性。其结果必定是一个妥协，即只能在业余时间满足自己的艺术家气质的需要。1910年，很多事情还并没有展开。但是当他在文学学士学位考试中取得了1∶1的成绩以后，罗伯特森开始向自己最终的人生归宿迈出了第一步。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